民法总则立法理由

1. 为什么草案叫民法总则不叫民法典

作为保障个人权益最重要的大法，民法典事关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素有“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之誉。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正所谓“纲举”方能“目张”，因此其对于整部民法典的圆融通达至关重要。 具体内容： 三月吧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接下来几天，代表委员将就民法总则草案(下称草案)进行审议、讨论，并于一5日人代会闭幕会上表决。 立规矩 徐 骏作（新华社发） 民法总则草案为何如此重要？有什么亮点？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起草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利明和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对草案进行了解读。 时代性和民族性共融 作为保障个人权益最重要的大法，民法典事关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素有“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之誉。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正所谓“纲举”方能“目张”，因此其对于整部民法典的圆融通达至关重要。 此次提交人代会审议的草案，其“最大特点是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理念和二一世纪的时代精神。”王利明表示，二一世纪是互联中国、高科技时代，更是一个走向权利的世纪，应该强化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保护。“民法的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爱，最高目标是为人的人格尊严和全面发展服务。从草案确立的基本原则来看，不论是彰显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还是体现人文关怀的保护个人权益原则，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必须如实反映当今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对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法律调整的愿望，因而又具有民族性。 王利明表示，草案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践行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自愿原则保障个人对其私人生活、民事交往的自我支配、自我安排、自我决定，将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据王轶介绍，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法编、物权法编等各分编中，对家的重视会有更具体体现。 据王轶介绍，草案对于如何确认和保障个人信息权，公众十分关心。“目前，草案中有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条文。不过更多专家认为，这很难从民法角度回应公众对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关切，希望未来能在民法典分编中予以更多体现。”王轶说。 此外，草案还对“一老一少”问题进行了回应。“一老”指老人问题。草案首设了“成人监护制度”，明确配偶、父母、子女等担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监护人，堪称适应了老龄社会的现实需要。 “一少”指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限标准问题。专家们在讨论时都支持将其从民法通则的一0周岁调整为陆周岁。 王利明表示，在保护公民权方面，草案有许多亮点。除了加强人格权保护外，在财产权方面，草案第一次使用了“平等保护”表述，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彰显了民事法律“私权平等”价值取向。此外，为应对知识经济和中国络时代发展需要，草案对知识产权客体进行了详细列举，扩大了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同时还规定了对数据和中国络虚拟财产保护。在互联中国大数据背景下，该规定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 去年5月底，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已全面启动。据王轶介绍，作为5家参与单位之一，中国法学会专门成立了5个课题组，包括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就各分编分别提交专家建议稿。“在这个过程中，各课题组对一般性民事立法，行之有效的继续保留；非改不可的作出了相应修改。” 今年二月，各课题组已完成各自的专家建议稿，其中既包括条文设计，又包括立法理由和参考立法例。目前，建议稿已提交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王轶表示，民法典后续编纂工作将会对业已颁行的一般性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同时会增设如“人格权法编”之类的新内容。 “如果一切顺利，整个民法典编纂工作能在二0二0年全部顺利完成。我们会群策群力，编纂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民法典，这是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梦想。”

2. 民法解释方法包括哪几种

．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文义解释也称字面解释、字义解释、文理解释，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释，它是按照民法规范条文所用的文字、词句、用语使用方式等，阐释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如将“饲养的动物”解释为由人工喂养而非处于自然状态的动物，即属此类。一般情况下，法律解释仅靠文义解释是不够的，是很难确切地阐释法条的真意的，还需借助其他解释方法。但文义解释是其他解释方法适用的前提，如果连法律规范使用的概念、术语等的字面意义都未解释清楚，则不可能适用别的解释方法。

准确、合理、严格的文义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内涵和外延的统一性，进而保证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对同样的语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释的现象，进而避免同案异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员在解释法律时的恣意。

但准确、合理、严格的文义解释不仅依赖于司法者的个人专业素养，更依赖于一国之内民法学的理论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学者的学理解释。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都规定了不可抗力，并在法律条文中对其含义进行了初步的说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法律规范本身未作列举，其外延应当如何确定存在争议，如政府行为、社会动乱、动植物疫情、技术风险等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需要首先在学理上阐述清楚，才便于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文义解释的具体方法有：

（1）依语言文字固有之义解释。多数法律条文中的概念、术语及其他词句直接渊源于社会生活，人们对其含义有通常之理解，应依此种通常之意义予以解释。如欺诈、乘人之危、追认、催告等。

（2）依某一专业学科的通行理论或学说解释。法律条文中常借用其他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概念或名词术语，则须依该学科或专业领域的通行理论或学说解释此类概念和名词术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权利能力，因死亡丧失权利能力，但何为“出生”，何为“死亡”，乃医学上之概念，须按照医学的一般意义予以解释，如现代医学所称出生是指婴儿离开母体并能独立呼吸，所谓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脏停止跳动和脑电图消失。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概念来自于消费经济学，其含义是指为个人生活消费之目的而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体成员。

（3）依法律用语的特定含义解释。日常生活之用语被使用于民法领域并被赋予特定含义时，则只能依此特定含义进行解释，此种民法中之专业术语甚多，是理解民法规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称“善意”，不能依其语词意义解释为“善良意愿”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样，民法中所称“恶意”也非指“恶劣意愿”或“罪恶意图”，而是指“知情”。 [11]

2．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该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关条文为依据，对条文内涵与外延进行解释。

体系解释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1）以法律规范的逻辑关联为解释起点。体系解释着眼于法律条文在整个法律规范以至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该条文与其他相关条文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释。例如，《担保法》在关于保证人的资格的规定时明确了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此无疑义，但在抵押担保中对国家机关使用的房屋、设备等能否设立抵押未作规定，此生疑窦，然根据前述关于禁止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规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释为此等财产不能设立抵押担保，此即体系解释的结果。

（2）有利于克服法律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体系解释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当发生数个法律条文相互冲突或不协调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时，可以通过体系解释寻找最合理的判断，以避免法律适用效果的抵销，维持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和谐。例如，《合同法》第94条规定在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对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当事人一方发现对方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故认为其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提出依第94条解除合同，但对方提出此时只能依第68条之规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据这两个条文在总则中的相互关系可以解释为二者并不排斥，当事人既可根据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可以根据第94条行使解除权，法律赋予其选择权，而对方不享有此选择权。

3．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1）目的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国家活动，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任何立法活动均有其目的，这种立法目的最终体现和隐含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故法律条文均有其目的。当法律条文之含义发生岐义，则解释该条文时如能探寻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则不惟体现了立法权中心主义的国家权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对立法的僭越，也恰当地通过创造性的司法释法活动实现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并便于人们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价值取向，乃理想之结果。所谓目的解释，就是以法律规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解释方法。

目的解释往往是在运用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适用，其解释难度与解释风险均大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前提是司法者须理解立法和法律规范追求的一般价值，如公平、正义、安全、效益等，同时理解具体规范所对应的价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条规定对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但未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的，法院和仲裁机构能否变更，若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未请求变更，法院经审理未支持撤销的请求，但认为确属显失公平而予以变更，是否妥当？从立法目的解释，第5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系基于安全与效益的价值取向，不轻易否定已经形成的交易和权利义务关系，以此目的推论，应解释为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予以变更。

目的解释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主观目的解释和客观目的解释，前者强调法律解释应当以阐释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的真实意图为边界，不能逾越此边界，否则解释法律就有可能嬗变为制定法律；客观目的解释强调法律解释不仅需要探寻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更需要探寻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会功能，当二者有所矛盾时应优先考虑法律规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会功能。客观目的解释的实质是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即以宪法原则作为解释法律规范效力的最高位阶准则， [12]解释的结果与宪法相冲突，则不能采此释义。显然，客观目的解释赋予司法者过大的自由释法权，使法律解释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主观目的解释又对司法者有过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恶法亦法”的泥沼。故将二者妥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合同保全撤销权的适用对象之一是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此处之“无偿转让财产”是否包括所有的转让财产的行为，特别是是否包括债务人向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设若某债务人拖欠债权人巨额合同价款，却向一慈善组织捐款，债务人能否请求撤销？从客观目的解释的角度捐助行为属于乐善好施的公益行为，符合公序良俗，应予保护，但从主观目的解释角度，该条的立法意图乃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捐助行为同样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债务人在拒绝履行其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实施的施善行为有悖于公序良俗，此种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励，故该条所称“无偿转让财产”应当解释为所有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而不问其动机与目的。

（2）目的解释之扩张与限缩

在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时，对法律规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扩张立法目的或限缩立法目的的选择与判断，前者称之为目的性扩张或扩张解释，后者称之为目的性限缩或限缩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词句的意义过于狭窄或规定的事项过于狭窄而不足以表达立法真意时，扩张其文义，以实现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如合伙、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团体等能否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则未予规定，此时即应作出扩张解释，解释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组织也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限缩解释是指条文所使用的词句的意义过于宽泛或规定的事项过于笼统而有违立法真意时，缩小其文义，以实现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规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多样，数目繁复，包括很多纯粹属于政府管理手段的强制性规定，此时必须对“强制性规定”作出限缩解释，将其限缩在极少数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否则有违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见，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不是独立的解释方法或解释规则，而只是目的解释方法中的不同路径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结论而已，正如学者指出的：“实际上，被扩张或缩小的是言词，所依据的恰恰是被发现的精神，因为的法律的意志在于的精神而不是在于言词。” [13]在法律漏洞填补中的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的填补方法与此种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有所不同，尽管二者有异曲同工之理。

4．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

历史解释是指根据制定法律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背景等，和记载与反映这种历史条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书等立法文件，对法律规范中的疑义进行解释。亦称为法意解释或沿革解释。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须注意以下诸方面：

（1）此处的“历史”是狭义上的历史概念，仅指存有疑义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条文制定时的历史。换言之，它既非一国的历史，亦非一国法律的历史，甚至不是一国某一法律部门的历史，而是制定具体法律的当时的历史，属于静态的历史而非动态的历史。历史解释不是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去细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历史的某一横断面，其切入点仅是存有疑义的法律规范的制定时间。

（2）历史解释方法所需考察历史的载体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记载的制定法律当时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书等，也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制定法律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书等，故考察抽象意义上的“历史”更为必要。例如，《民法通则》在第二章第四节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但条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笼统，“两户”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权利、对外债务如何承担、如何确定以个人财产经营抑或以家庭财产经营等，实务中常生疑义，此须考究《民法通则》制定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中刚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中刚刚允许居民自谋职业等基本情况，方能对疑义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3）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尽可能采取民主立法程序，并规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术，阐释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资料，以便于司法实务中出现法律条文的疑义时司法者采用历史解释方法得出合理的结论。说到底，历史解释方法就其本质仍属目的解释的范畴，解释法律时考究法律制定当时的各种立法资料与背景信息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5．比较解释方法的运用

比较解释方法是指在解释存有疑义的法律条文时借鉴学理、判例以及国外相关立法或判例，进行比较，以寻求法条之真意。此处之“比较”乃广义之比较，即参酌诸种法律知识范围内的资料与信息，包括学理、判例、惯例、域外立法例等，兹分述如下：

（1）关于参酌学理与学说进行解释。若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仍存疑义时，或无法采上述诸种解释方法时，或不需采上述诸种解释方法时，可以参酌、借鉴关于争议条文的学理、学说作出解释。学理本为立法发展与完善之土壤，学理通说本应函括在法律条文中，但一则法律条文相对凝固而学理时在变新之中，二者立法时由于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学理通说，此时采纳学理通说常有利于疑义之精析。正如学者指出：“法律制定后，在适用上遇有疑义时，多借学说理论加以阐释。学说虽非属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对于法律的发展及法院审判，甚属重要，其主要理由系为成文法传统，法律解释适用有待学说的阐释；法官多在大学受法律教育，长期受到学者见解的影响。” [14]如，《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该财产是否亦须负返还义务，法律未予明确，但关于此，学理通说皆认标的物为动产时应当适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关于参酌判例进行解释。我国非判例法国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认，但此种情形并不妨碍在法律条文发生疑义难以适用而已有妥适之判例时借鉴该判例进行解释。当然，理论上言，若不承认判例法，则第一个判例便无从产生，又谈何适用判例进行解释，但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根据立法精神、学理、域外立法例等对某些有争议的法律条文的适用通过案例予以了解释（如关于公司人格否认方面的案例、关于商标信托方面的案例等），此种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过并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应当赋予其先例的效力，至于将其参酌为法律解释的渊源则更不应有疑义。

（3）关于参酌域外立法例进行解释。这主要是我国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鉴国外立法例或进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于此情形，当某些从域外借鉴而来的法律条文出现疑义时，参酌相关国家的立法例和判例进行解释顺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规范、缔约过错责任规范、不安抗辩权规范、债的保全代位权规范等。当然，参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无疑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可削足适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释的诸种方法或规则尽管理论上而言应有适用之先后顺序，但司法实务中法官和仲裁员当依发生疑义的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之具体情形，选择最为贴切、最为妥当、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种方法或同时适用数种方法，皆属正常，均无不可。

3. “民法典时代”是什么

中国民事法律制度从此开启“民法典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任务。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立法机关目前考虑分编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

民法总则就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规定，构建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础。

民法总则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3)民法总则立法理由扩展阅读：

2017年3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诞生了。被誉为“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的民法典翻开了第一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新中国几代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民法典”梦想迈出坚实一步，必将为华律网建设筑牢根基，为奋进中国提供不竭动力。

编纂民法典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华律网建设迈上新高度一部民法典，提升的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

“民法”是法律体系这座“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民法典编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法律传统、法治信仰和法治自信集大成者。编纂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法典，是中国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全体人民的梦想，更凝聚着国家民族崛起的雄心壮志。几度沧海桑田。

4. 民法典是什么样的

作为保障个人权益最重要的大法，民法典事关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素有“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之誉。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正所谓“纲举”方能“目张”，因此其对于整部民法典的圆融通达至关重要。

“一少”指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下限标准问题。专家们在讨论时都支持将其从民法通则的10周岁调整为6周岁。

王利明表示，在保护公民权方面，草案有许多亮点。除了加强人格权保护外，在财产权方面，草案第一次使用了“平等保护”表述，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彰显了民事法律“私权平等”价值取向。此外，为应对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发展需要，草案对知识产权客体进行了详细列举，扩大了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同时还规定了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该规定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

去年5月底，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已全面启动。据王轶介绍，作为5家参与单位之一，中国法学会专门成立了5个课题组，包括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就各分编分别提交专家建议稿。“在这个过程中，各课题组对一般性民事立法，行之有效的继续保留；非改不可的作出了相应修改。”

今年2月，各课题组已完成各自的专家建议稿，其中既包括条文设计，又包括立法理由和参考立法例。目前，建议稿已提交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王轶表示，民法典后续编纂工作将会对业已颁行的一般性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同时会增设如“人格权法编”之类的新内容。

“如果一切顺利，整个民法典编纂工作能在2020年全部顺利完成。我们会群策群力，编纂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民法典，这是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