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释依法治国
⑴ 为什么说：“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法治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雄厚的物质财富做基础，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法治保障。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创造出雄厚的物质财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需要法律法规的调节与约束。依法治国对市场经济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够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尊重市场行为；有效维持市场主体公平的竞争秩序，确保市场有效有序运转，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法治原则是：对于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是进一步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强化了政府的市场思维，调节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政府职能从聚焦于事前审批，转换到依法建立健全积极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上来。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怎么干，都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法律。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视察深圳时就曾发出感慨，“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定下法制基调。“法治”和“市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关键词。据说这一年，北京新成立的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8月份即全数发光，北京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对社会的激活、法治对市场的促进，由此可见一斑。
如何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既管住政府这只手，又用好政府这只手？关键词有两个：一是简政放权，二是加强监管。事实上，很多对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都是不合理的。搞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谁投资谁承担风险，大部分投资决策就应该下放给市场主体。这样的审批不取消不下放，不仅不能优化投资，徒做无用功，还会为权力寻租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减少事前审批，事中事后的监管必须跟上。目前，我们的监管随意性较大，一有问题就搞“突击”监管，搞“大检查”。这容易造成监管缺位失位和错位越位并存，令选择性监管大行其道，将直接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因此，法治规范下重规则、重机制的监管方式和手段非常重要。
法治是有效维持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秩序的保障。市场主体有效参与竞争和创新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能带来繁荣，有法治保障的竞争才能带来永续繁荣。现在，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完全形成，对侵犯知识产权、搞假冒伪劣或坑蒙拐骗惩治不力，这样，守法诚信经营的企业，成本相对就高，这是不公平的，也必然会影响竞争的效率和市场的活力。
这其中，有前面提到的监管不到位不科学的原因，需要政府完善和创新监管，特别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抽查机制、责任追溯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堵塞缝隙和漏洞。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本身尚不完善，特别是产权归属不明晰，产权保护不得力和纠纷解决机制不固定，结果不确定等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导向，就是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通过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同时，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以更多激发市场活力、更快释放改革红利、有效遏制权力寻租，有效抑制腐败。
⑵ 论述依法治国与法治（只要有关这方面的知识都行）
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论断。从中可看出：“依法治国”与“法治”并不能划等号，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什么是法治？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状态。
一般认为，法治包含如下基本涵义：第一，是一种社会调控模式；第二，是指法律主治、法律至上的原则；第三，是指法律秩序。换言之，所谓“法治”，其实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思，而且含有用以治国的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法治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
而依法治国，则是强调以法治国的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一种治国方式。在理解依法治国时，需要注意“法律工具论”的认识误区。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旧时代的中国，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过一部部法典，它们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界碑般划分着一代代辉煌，在纵横数万里的中国版图上曾经镌刻出典型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我们今天的一切共性和民族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根和源。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旧时代的中国始终未能真正实现法治。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完备，它们都只是统治阶级统治民众、治理社会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统治权力本身并不受约束！
总之，依法治国是强调以法治国的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一种治国方式。具体来说，根据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可见，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外在形式和实现过程，法治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原则。依法治国应当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原则，而法治又必须通过依法治国来实现。
应当说，关于依法治国与法治二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升华的认识过程。1997年9 月，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但是，十五大报告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与法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在实践中就可能产生“法治”是“依法治国”的简称，“依法治国”与“法治”是一回事的误解。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以说，这是对于“依法治国”与“法治”二者关系的准确诠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间关系的科学把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⑶ 有哪个知道 依法治国的名词解释是什么吗
依法治国就是来依照体现人民自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⑷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疆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日至23日在京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召开的会议。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为更好的紧密结合新疆实际，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结合乌鲁木齐实际，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氛围、提高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激发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从今日起，本报特开设栏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五问”，邀请法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从五方面以问答的形式,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全会精神，帮助各族干部群众准确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新举措。
受访嘉宾：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陈奇彪
早在今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时就提出，要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如何理解“依法治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陈奇彪：简单来讲，依法治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地域性体现。从哲学角度来说，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依法治疆不仅是依法治国的一个要求，也是落实依法治国重大方针的具体举措。新疆有着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实际“区情”，因此，在具体践行依法治国理念时，要重点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新疆发展的总目标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在重点领域的立法等工作，就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简言之，就是要从新疆的实际来落实“依法治国”的理念。
1978年我国只有宪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几部法律，截至今年3月，现行有效法律已达242部。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数量不够吗？
陈奇彪：我所了解的数据可能比你掌握的还要多一些。从数量上讲，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定不算少，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数量级的问题。应当说，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完成。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比较健全，但有些不够完善。
其次，随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稳定形势、民生发展等方面的变化，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有些方面的问题上升为法治问题。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的环保问题。由此引申出来比如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问题、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等等。还有反腐问题，都要通过形成一整套的法治体系来解决。可以这样理解，宪法是根基，法律是主干，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对国家法律的细化和补充。
不是说简单的就事论事，遇到哪个问题就出台一部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了之，而是依靠全面的法治体系建设来解决。这就更科学也更严谨。
结合新疆的具体实际来看，怎样依靠法治建设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
陈奇彪：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当前最突出的工作就是要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应当说，“去极端化”是自治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重点。
当下，我们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可以简单概况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扼制极端、打击犯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导致暴恐案件发生的重要根源，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这一点在以往的案件中都得到了证实。
宗教和宗教极端思想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国家还是自治区层面，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正常的宗教事务活动。尤其是自治区层面，目前已有三个不同的条例，分别对宗教活动、宗教场地和宗教人员的管理进行规范和保护。但经过多年的实际适用，这些条例或规定，已明显暴露出不够完善的弊端。比如，现行条例中提到“非法宗教活动”，至于哪些具体行为属于“非法宗教活动”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这就使得具体的基层工作在认识上可能存在模糊。
再如，“宗教极端思想”的认定，在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具体的说明和解释。
因此，现在亟需制定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自治区级的宗教管理条例，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宗教管理事务需要。但做好“去极端化”工作，也是不能仅仅依靠某部法律法规就能实现的，仍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共同实现，比如就需要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和推进教育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等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做支撑。
⑸ 依法治国是我国唯一的治国方式吗
四大治国模式，指的是中国四个传统治国模式，这四个传统的治国模式是书写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标志，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皇帝，都逃不过是四大治国模式的范围。
其中老子所倡导的节俭模式最为历代皇帝所推崇，刘邦、刘恒、刘启、刘秀、萧道成、杨坚、赵匡胤、朱元璋、道光帝等数位皇帝，都对老子提出的节俭治国情有独钟。
民本模式自古有之，民本治国是中国最古老的治国方式，从上古时期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再到夏商周时期的夏禹、少康、成汤、盘庚、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封建社会时期的刘邦、刘秀、杨坚等历史上的数位皇帝都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而治理国家，就连老子的节俭模式、管仲的新政模式、商鞅的峻刑模式，都是有民本思想演变而来。
新政模式是中国最具进取性的治国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时期的管仲，新政治国通常都是历代帝王拯救国家命脉的良方，也是腐旧贵族最惧怕的毒药，实行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腐旧势力，因此中国历代皇帝拯救王朝命脉的这剂良方，往往会被统治者自己湮灭。新政模式，实际上也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与那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他是由政权的统治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其宗旨就是延续政权的国祚。
峻刑模式是由历代司刑之官提出的治国思想，所谓峻刑就是以残酷的法律手段约束国家的官员和百姓，对于官员皇帝会用峻刑防止他们贪赃枉法，对于百姓皇帝会用峻刑防止他们触犯国法，这种模式往往是暴君惯用的手段，但也是依法治国最有效的治国方式。
此四大治国模式，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是历代君王惯用的治国方式，因此他们被当代学者认为是最典型的四大治国模式。
节俭治国编辑
节俭模式——“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代表人物——汉文帝
“节俭模式”，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汉文帝刘恒。中国人素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管理国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观》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认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
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刘恒移风异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汉书·东方朔传》“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
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国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孝”，称为“孝文皇帝”。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汉书》称当时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随后的景帝刘启，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合称“文景之治”。[1]
民惟邦本编辑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代表人物——唐太宗
在古代，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惟邦本”，简称“民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执政为民”。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被称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迭规律。据《贞观政要·仁义》，李世民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简约画一、宽仁慎刑三个层面。《唐六典·尚书刑部》注记，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尤控死刑，他强调“死者不可复生”，要求“用法务在宽简”，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为防错杀，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报中央，再三复核。
最能说明李世民“宽刑”的，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年十二月，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出于怜悯，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李世民很感动，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选贤任能、纳谏如流、赏罚分明，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执政几年后，便“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1]
新政改革编辑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时成”
代表人物——宋仁宗
“五经”之《易经》中的第49卦即为“革卦”，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天地革而四时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为国家治理手段，被史学家称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赵祯。
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赵祯推行的“庆历新政”即出现在这一时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直接促使皇帝赵祯“欲更天下弊事”。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庆历三年九月，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当场赐给纸笔，要求他们针对当前急务当场呈奏。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渐次实施，颁行全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遗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赵祯“宽仁少断”、保守派势力强大有直接关系，但与仓促上马、预热不够、力度过猛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进入涉及利益集团的深水区，改革若能稳一点，或许就是另外的结果。
尽管如此，历史仍给在位长达42年的赵祯以高度评价，其治国模式被誉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认为超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1]
严刑峻法编辑
峻刑模式——“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代表人物——明太祖
所谓“峻刑”，即严刑。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轻刑”思想，属于“仁术”。宋元以后，执政者奉行“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轻刑律，晋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峻刑模式”又被称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他在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一直以来，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虽然《大明律》条款已相当成熟、完备，但朱元璋觉得仍不够“吓人”，又编定了《大诰》，实行“法外用刑”予以“严打”。如政府部门随便增加编制人手等“有司滥设吏卒”行为，依律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诛”，不仅部门领导倒霉，当事“临时工”也要处死。至于“吃空饷”等，在明朝一旦败露，当事人必死无疑。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大多是“剥皮实草”。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先要“枭首”，示众后再剥皮，皮内充填干草，悬挂在衙门两旁，以警告官吏。类似这样的施峻刑严惩事例，不绝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史称“洪武之治”。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明史·循吏传》记载，峻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1]
⑹ 新常态下提出依法治国的依据是什么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其实施的步骤是依法治国。
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类有意识地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约束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通过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从而建立廉洁、高效、自律、法治和民主政府。
如何给权力划界？最好的方法还是“立字为据”，即用宪法的形式把国家应该享有的权力明确列举出来，形成“权力清单”。让官员上任时向全民宣誓，遵守宪法确定的权力界限，不得越雷池一步。依法治国主要是依宪治国，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要实现经济社会“新常态”，必须用制度理性遏制“权力任性”，这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真正内核与意蕴。当我们对“任性”有了进一步解读的时候，法治社会对各种非法治行为“任性”的限制与遏制就是中国当今乃至今后的时段里必须采取的理性思维与行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我国全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其目标明确、任务明晰、实施要求确定。这种与“新常态”社会要求相一致的法治理念，反映出我国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愿大图，其意义之深远、理念之先进、愿景之宏大，彰显了我国当今政府全面建设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的气魄。在要求上，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职责权限，推动简政放权，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职能体系和权力监督、制约和协调机制，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所以，在“新常态”远大目标下的政府要成为阳光政府，公众会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里。通过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来亮相权力的运行程序、环节、期限等，通过各级政府“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环节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有用、使用和管用。这样，事皆出于法、依于法、治于法，使“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常态”的经济社会，就是要依法限制权力，依法保障权利，依法保护自由，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和企业松绑、减负，使中国的经济提质增效，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于是，我们的政府也将从全能全管政府向着有限政府转变，简政确权和放权的实质就是在明确权力清单的同时，也在明确责任清单，政府把该管的该做的事管好、做好，从源头上限制或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切断腐败链条，用制度规范权力，用法律确定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新常态下权力清单的实施，在《指导意见》中很明确，主要通过五个方面加以实施：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因地制宜和统筹协调推进。换言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充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达到权力来源于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必须依法依规，监督权力依法依规，让“权力清单”真正地落实在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增强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当“权力清单”公诸于众时，它所跟进的“责任清单”使权责一致时才能真正用权。“责任清单”也就需要明确的“权力清单”所包括的主要责任、实施细则、承办部门和追究机制等内容必须公之于众，晒在阳光下。
⑺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怎么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深入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着力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维护宪法权威，是我们必须清晰认识的重大问题。
宪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是主权在民原则最直接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的本质要求。宪法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母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在我国，依法治国当然必须首先依宪治国，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因为只有这样，宪法所承载的人民意志才能体现，所体现的主权在民原则才能得到保障，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本质要求才能实现。
维护宪法尊严、实现宪法权威，是落实依宪治国的首要问题。 《决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因此，必须广泛宣传、强化培训，进一步营造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宪法蕴含的内容博大精深，意义深刻。要通过广泛宣传，使广大公民理解和掌握宪法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领会依宪治国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尊重宪法、贯彻宪法实施的良好氛围。《决定》中明确提出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提出 “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为此，各级承担宣传、培训宪法法律任务的国家机关、培训机构及社会团体，应贯彻落实《决定》要求，完善宣传、培训的体制、机制，创新宣传、培训方式方法，拓展宣传、培训形式，狠抓宣传、培训落实，确保宣传、培训真正获得实效，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是确保实现依宪治国的关健。我国“八二宪法”对宪法实施和监督做出了一些规定，如第五条第三款、第四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六十七条第一款均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由于相关的实施细则没有出台，宪法实施和监督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现实中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政策和命令一定程度上存在，严重破坏了宪法的权威，违反了依宪治国的要求。针对此类问题，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当前需要根据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宪法实施和监督相关的法律文件，尽快细化宪法实施和监督的体制、机制，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的程序和方法，真正确保宪法的内容和精神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实现依宪治国。
完善违宪责任设定和违宪责任追究程序及机制，更好形成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责任意识。完善和强化违宪责任是确保依宪治国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纸面的法律规范变为现实中的法律行为，单有禁止性和宣示性条款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责任追究，法律就会失去应有拘束力。法律后果——法律责任机制是保证法律有效的基本机制，只有完善这一机制，才能保证法律真正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乃至自觉意识。有学者曾经指出，目前之所以存在宪法权威不高、人们遵守宪法意识不强的现象，与违反宪法的责任设定和责任追究制度安排不完善有很大关系。法律责任一般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违宪责任，但在较长时间里，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前三类责任的设定和追究，而对违宪责任的设定及追究却重视不够。在已有的法律中，关于违宪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条款中。 《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七款和第八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规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整体上看，不管是责任形式的设定还是违宪责任的追究上，都略显粗糙和简单。按照国际公认的违宪责任形式，一般应该包括弹劾、罢免、撤消、宣告无效、拒绝使用、取缔政治组织等。所以，应该尽快修改完善宪法及相关法，完善宪法责任形式，细化违宪责任追究程序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形成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依宪治国。
⑻ 什么是依法治国它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 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 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内意志、主 张治理容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 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 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 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 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 来治理国家。它是党领导人民治 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 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哈哈，政治课学的！
⑼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内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容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该现实点儿，从古至今，那又不徇私枉法的官民呀！能怎么做，那就是要么有耐心有钱把那些违法犯罪的人依法处理，要么就是和电视演的一样，到处去告，一直到告到他们为止。
文科生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