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法学

『壹』 关于宪法考试的两道案例分析，请法学专业的人士帮忙解答一下

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这是关涉不同观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张某夫妇是否具有在家看黄碟的自由。我们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权利，更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在与公共权力的比较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顺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是权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当性理由。因此，各国宪法、法律都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切实地确认与保障。我国公民更是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由。由于行文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一一确认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而是根据情势的需要，对有些暂时无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样，在法治国家中，人们在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就普遍坚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联系本案，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也仅仅禁止的是聚众观看或在公共场所观看的行为，而且这一规定也已在2001年废止。唯一可以关联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个有关“除六害”的通知。但该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时它是为配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发布的，主法废止，它当然应该失效；而且它还会因违宪问题而有待深究。如此看来，张某夫妇的行为未有任何违法性可言。尽管警方有关人员认为，看黄碟的地点不是家，而是诊所（公共场所）。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家，不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如租住的旅馆的房间）。本案中的地点，居办合一，居办有分，而且下班后就仅仅是居所。故此说不能成立。至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案发生以前，张某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与公权力发生冲突，从而给公权力介入提供口实。

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时，事实上法理学专业毕业论文。都会与他人的自由发生交叉甚至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矛盾的发生，法律就在事前对自由的界限作出规定，以确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这正象波斯纳概括密尔的表述，“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那么，张某夫妇的行为是否“冲撞”了他人的权利呢？从案件事实看，律师特意澄清说当时拉有双层红水绒窗帘，且这一对并未患有露阴癖的新婚夫妇已经上床，拉上窗帘是可以合理想见的人之常情。显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响他人。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个别学者提出的声音问题。如果张某夫妇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放的足够大，确实能够影响到邻居的良善生活，产生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权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疏于事实“就会注意到，外间住着张某的父亲，一个新婚儿媳在自己看黄碟时（如果真的是黄碟的话。张某夫妻称只是外国女人洗澡的情景，并未有男性出现或其他淫秽动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证据），会大胆到放任淫荡的声音去刺激其年迈的公公。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如果声音在诊所内部尚不能充分展开，又何以能飞入邻居，那么，又如何解释警方所谓接群众举报一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地方财政向公安机关返还罚没款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警方“创收”的积极性，一些刑警队甚至放着刑事案件不办，而去抓本应由治安部门管的卖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举报的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警方撒谎而去主动“创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仅是一例典型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权力对百姓敲诈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有人举报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举报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总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当性理由。然而，警方也应该认识到，他们要去做的，极有可能仅仅是去明晰那里的权利界限（到现场后更应明确这一认识，）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罚款。
(2)
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值得质疑。我们知道，执法活动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进行。警察的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较重要，较特殊的权力，其行使更有严格的要求。连50元以下罚款，警告这样较轻的治安处罚若由非公安人员进行时，也要经过严格委托程序。而本案中进入张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说法是：“当时他们去了三个人，都穿了警服，但由于没有授衔，确实没有警号。”如果不是“陌生于执法”，陌生于警察这一执法队伍的建设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全国在编的正式警察，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警号。因为设置警号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警号来监督警察的行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会有警号。而警衔则是根据警察的从警年限、职务、职称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级标志。取得警衔并不是取得警号的原因，相反，要有警衔，必须得有警号。这种情况，宝塔分局副局长魏世平告诉记者，“其中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属于地方公安编制，（是否类似于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干警已经在去年通过人民警察录用考试，并且已经被陕西省公安厅批复录用为正式的民警，只是现在还没有办理手续，所有没有授衔。”可见，后一名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正式警察，前两名压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执法，有何合法性可言！尽管在与张某发生冲突后，派出所长贺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赶到现场，但他能够使三人的此前行为合法化吗，能够证明张某此前的阻挡甚至打人的行为是阻碍执行公务吗？

(3)在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正像一句西谚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主人尽可以在其“堡垒”中从事各种无害于他人的活动；而对于公权力而言，则坚持权力制约，坚持法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主张权力应该服务与权利，反对官本位，权（力）本位。本案中无论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触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没有执法权的人都无权私闯他们的堡垒而对他们执法，因为法律之治更强调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进入他们的住宅，也不能毫无法律根据地扣押电视机、影碟机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体曝光以后，恼羞成怒，像个别警察说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将治安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以彰显权力的威严，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贰』 .大家对唐慧案件怎么看

“唐慧案”实际上由三个案子组成：一是唐慧的女儿乐乐被强迫卖淫、强奸的刑事案件，二是唐慧被劳动教养行政复议案，三是唐慧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案。三个案子中，强迫卖淫、强奸的刑事案件处于核心位置，但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和舆论对三个案子的关注重心有所不同。

唐慧无论是闹法庭，还是住法院，都有记者跟随采访，及时上传至网络。当地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显然也有顾忌媒体舆论压力的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报道将唐慧塑造成维护幼女的弱小上访母亲形象，而对其之前对女儿教育的不负责任只字不提，对案件过程中不利于唐慧形象的情节也绝口不提，更没有报道、分析唐慧诉求是否合理；而且，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中，很少涉及几位刑事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想法和看法，也没有对政法机关的采访。新闻报道几乎都是对唐慧视角的复制，似乎没有进行更为完整的事实调查。当然，也许是地方政法机关怕招惹麻烦而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然而，即便如此，采访一下唐慧周围邻居的看法，采访一下刑事被告人亲属的看法，应该不算太难吧？是记者没有采访，还是媒体屏蔽？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评论环节，媒体都将重心放到了对劳教制度的批判上。也许是媒体为了增强批判劳教制度的说服力，就越需要塑造唐慧没有瑕疵的道德形象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各级政法机关一次次牺牲法律和程序，来部分满足唐慧的诉求，以使她停止上访。从媒体公开的信息看，几乎是唐慧每大闹一次，政法机关就妥协一次，以满足唐慧的诉求，无论其诉求是否合理，直至法院最终对刑事被告人进行了死刑重判。政法机关之所以如此，当然有维稳压力的缘故，但恐怕不只是维稳的压力。例如，一审前，唐慧在永州市检察院立案大厅跪了18个小时，其结果是检察院更换了公诉人，制作了新的起诉书，特别是将“强迫卖淫罪”写入其中，该罪名最重可判死刑。重审时，唐慧要求休庭，后来就去法院住了18天，结果是重审比第一次又加重了刑罚。尽管有维稳的压力，但维稳的压力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一个人的上访在维稳的考评体系中并不是决定性的，维稳有一个立体的考评体系，一个人的上访会影响考评得分，而很难完全否定维稳工作。对于政法机关尤其如此，毕竟对上访实行的属地管理原则，而非部门管理原则。

如果法院完全按照唐慧的想法，从重判决，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势必不服，如果他们也都到省城到北京上访，找律师和法学界人士开研讨会，制造舆论压力，又会怎么样呢？此时媒体的主流声音是不是会变成认为法院草菅人民，要求废除死刑呢？而为了论证废除死刑的合理性力度，是不是又会渲染那几个刑事被告人的勤劳、努力和意外的意外犯错呢？就像媒体在一些摊贩杀死城管案件中所做的那些新闻和评论那样。事实上，两个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家属在终审后就表示要去上访。

毫无疑问，媒体已经深度嵌入了这些有公共影响的案件中，对政法机关施加了影响和压力。而如果政法机关尤其是法院跟着舆论走，最终无论怎么做可能都是错的。终审判决后媒体的表现就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

『叁』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欧美学院的学院简介

学院占地面积近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2000万元，馆藏图书20余万册；教学用计算机1400余台，语音室多媒体座位达到4700多个；学院设有工科实训基地、公共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和校外实习基地。专任教师250余名，其中教授、副教授占34%，硕士及以上学位占42%；在校生近5000人，其中本科生近3700人。现设有商务管理系、人文艺术系、信息技术系、机电科学与工程系，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英语、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财务会计教育等13个本科专业和11个专科(高职)专业。学院各专业全部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学院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不断探索中西融合的教育教学模式，积极引进与合理利用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引进1/3加方主干课程和教材，实行双语教学，学院坚持“外语创品牌、工科求特色”的办学理念，强化外语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学生可申请注册加拿大麦荻森海特学院的学籍，两校间互认课程学分，学生在国内学习两年后可选择出国留学。
学院重视教学工作，突出教学中心地位，强化教学管理，不断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本科毕业生考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等重点高校的研究生，且逐年提高。每年出国留学学生近百人。我院王啸坤同学获东方电视台“我型我秀”年度总冠军，段雅辉等同学获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省级三等奖，2008年杨明月同学获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河北省总决赛大学组一等奖，唐慧同学获全国大学生英语大赛全国“三等奖。
学院坚持吸纳、创新、实用、领先的教育理念，以为社会培养国际型人才为己任，强化改革，不断创新，努力把学院办成国内外知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肆』 求唐慧“严重扰乱社会”真相

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载明， “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定强奸罪。”中国政法大学刑诉学者郑旭举出了美国的《强奸盾牌条款》，说明在美国强奸成立与否也与受害人身份没有关系——联邦证据规则412条规定，强奸案件中，被
害人性生活史（与谁发生过、与多少人发生过）、性生活方面的名声（如放荡、妓女、陪酒陪舞女等），在强奸案件中不可采为证据。郑旭解释称，这条规定是女权
主义者推动的，目的是防止对犯罪的审理变成对被害妇女贞操的审理，避免妇女怕法庭上的难堪而不报案。易延友的研究，2007年曾在《清华法学》上发表“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一文，专论品格证据。在这篇文章中，易延友明确指出
“根据新的规定，（美国）性侵犯案件中，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用于证明被害人卷入其他性活动的证据，以及用于证明被害人有任何性倾向的证据，均不
具有可采性。”

『伍』 唐慧劳教案涉及什么法律规定，以及解决思路

2012年8月2日，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因唐慧扰乱社会秩序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唐慧不服劳动教养决定，于8月7日向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复议申请。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经审查决定受理，并依法启动了复议程序。同年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消息，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

随着“唐慧劳教案”被全球网民所关注，劳动教养一词再度让我国法律界人士热议。劳动教养，顾名思义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实施劳动教养的依据为《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两个文件只是行政法规。
《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第一条：从今年下半年起，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原有强劳人员，应按原批准的强劳期限执行，如发现新的违法犯罪需要延长期限的，按劳动教养规定办理。(颁布时间：1980年2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颁布时间：1982年1月21日)
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明文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七）民事基本制度；（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九）诉讼和仲裁制度；（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根据此条规定，明显可以得出结论：劳动教养的规定已经违反了《立法法》第八条之规定，应该立即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三十三条每三款规定： “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废止劳教制度，是该案最佳解决思路。

『陆』 大众舆论推动法律完善的例子

孙志刚，唐慧案。

『柒』 法学生去什么法院实习

法学生，你毕业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律师，也可以去你感兴趣的地方的法院学习。

『捌』 劳教制度为什么不能废除

楼上的几位，智商何在？劳改面对的是触犯法律的人员，是管理罪犯的一种手段。劳教面对的是未触犯法律，但扰乱了社会秩序人员（简单的说就是不听ZF话的、不支持政策的、上访的）的处罚方式。但扰乱社会秩序的定义是什么？就是ZF说的算了。如唐慧劳教案

『玖』 唐慧案件，谈谈你的看法，从法律角度600字

唐慧案尽管已经过去，但是出现很多值得社会警惕的现象。

一、上访能解决所有问题。对当地政府来说，唐慧让当地既恨更怕，奇特的情形出现：镇长求唐慧回去，书记又带着唐慧上访。唐慧进京，永州公安为“稳定大局”，处理“渎职”警察。唐慧“发现了信访的漏洞，抓住了有关部门的七寸”。而永州政法系统内部人士说，唐慧案给永州人带来的最大启示，成了“相信上访”，上访能解决所有问题。
二、案件存在证据不足嫌疑、被告人的量刑过重。
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留有余地还是十分必要的。
在司法实践中，强迫卖淫案件本来量就比较少，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的也不多见。在很多国家，利诱、强制性交易甚至强奸没有造成死伤结果的案件，也不属于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在中国，由于传统贞操、性权利观念的缘故，这类案件通常被认为是极为严重的罪行，这可以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中得到体现。
从司法实践来看，强迫卖淫或强奸案，证据的获取、固定、采信等都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这也是常常出现证据“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因为此类案件的痕迹“物证”（比如“强迫”、“暴力”等）往往不易取得，大量依靠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即所谓言词证据，似乎只要相关言词能够吻合，形成证据链，基本排除了“合理怀疑”就行。不过，什么是合理的“怀疑”，标准似乎也十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似乎也很大。

尤其是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依靠较为单薄的言词证据去定案，常常出现司法判定上的风险。尤其是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似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留有余地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今，司法实践中出现最多的是证人证言变化、被告人供述前后不一，甚至被害人陈述也存在矛盾，如果这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或者重大的量刑情节，那么，对其审查就要特别细致，有时则需要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做出慎重裁决。
什么情况下的强迫卖淫罪可以判死刑呢？量刑情节最重要的是看犯罪情节，但法内情节经常界定不明确，比较含糊，弹性过大，比如法律上经常出现“情节特别严重”之类的用词，而对特别严重的“情节”又没有确切的界定。具体到强迫卖淫罪，讲到情节特别严重，可能会有几种情况：一是，这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强迫卖淫犯罪集团；二是，案件涉及较多的未成年人；三是，如果判重刑尤其要适用死刑的，通常是造成了人身伤亡等较为严重的实害后果的。对此，必须综合加以考量，而不是仅仅凭借“法外”的某些影响。

四、法院裁判收到社会压力的影响。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由于法律上量刑情节及裁量幅度有很大的“弹性”，司法解释也不甚明确（这不只存在于强迫卖淫罪中，很多罪名其实都如此，甚至像官员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最高法院都没有将它们纳入“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范围）。我们所说的司法公正，其实是一种比较的公正，如果大家看到同类案件不是受到相类似的处理，就会觉得司法不公。如果法内情节不甚明确，那判决就更有可能受到法外种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舆论作用、比如当时人的反应，甚至还会有所谓“民愤”等等，这样，相似情节的犯罪，就有可能受到不同的对待。所以，如果法院不能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就会受到法外因素的种种干扰，就会对相似案件的被告人做出轻重不一的判决，就会形成司法上的不公正，也就会失去它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及其应有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