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立法

⑴ 我国现行法律是否允许劳动者双重劳动关系他的依据是什么

法院的判决不妥，应有条件的认可你朋友的事实劳动关系，进而应按劳动争议处理
1.我国传统的劳动法理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是对劳动力进行计划管理的需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管理的市场化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劳动者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就业。

2.目前用人单位的用工形式呈多样化趋势，一个劳动者与多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现象较为普遍，国家并未禁止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存在。特别是对于下岗、待岗职工和内退职工，在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条件下，自行到其他单位工作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从法律上予以认可。

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此项规定实际认可了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存在。

4.在事实上存在双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仅认定其中一个法律关系为劳动关系，而把其中一个法律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违背了法律关系的本来性质，也将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劳动法》第99条仅是对法律责任的一种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是，劳动者未解除与上一个单位的劳动合同，并且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而如果单位同意劳动者再到另一个单位工作或者兼职，或者劳动者并未对用人单位的利益造成影响，都应当认为是允许的。

6.双重劳动关系应当有所限制，如从事兼职人员的限制、工时制度的限制等。由双重劳动关系所引起的社会保险费的缴纳问题，可通过社会保险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如实行统一账户、分头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方法。

⑵ 对于双重人格的犯罪怎么判刑呢

犯罪的构成问题与否为与双重人格 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看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是否有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

在量刑过程中审案机关会通过司法取证，确定当事人做案时的精神状态。如果病人确实存在人格分裂，而且，在作案过时处于意识泛化阶段，那么，当事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如果仅仅是双重人格障碍，则不构成量刑参考条件，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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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具体要件

具体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认定某一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事实特征。任何犯罪都是具体的，其构成要件都是不一样的，盗窃罪不同于诈骗罪、故意杀人罪不同于故意伤害罪，就在于他们有法律规定的具体要件。

例如故意杀人罪，必须具备侵害人的生命权、出于杀人的故意、实施了杀人行为这些具体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从刑法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看，有详有略。对于那些犯罪性质较明确，立法者认为不需要对犯罪构成作详细的描述就能界定的犯罪，规定的较为简单。

例如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规定，对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的描述就非常简单。而对某些难以简单的犯罪，则表述得较为详细，例如，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等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犯罪构成要件

⑶ 双重国籍犯法吗

①韩国：2010年修正后的国籍法规定，以提交“不行使外国国籍誓约书”代替"放弃外国国籍"，从2011年1月1日起，最终可以同时保有韩国国籍及外国国籍。
②菲律宾： 依据菲国新的两层国籍法案，在菲律宾本乡出世但已参加其它国籍的菲律宾人，在发誓忠于菲律宾后，仍然能够保存或从头取得菲律宾国籍。
这个经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的新两层国籍法，使 350 万原已失去国籍的海外菲律宾人从头取得菲律宾籍，他们在菲律宾享有投票、就业、出资、竞选公职等国民待遇 （在海外从事公职或在外国军队执役的人在外）。
③柬埔寨：柬埔寨政府负责国际关系的高级官员11日表示，为了表彰好莱坞女星、《古墓丽影》女主角安吉丽娜·朱莉对该国环保工作所作的贡献，柬埔寨国王决定授予她柬埔寨国籍。
④乌兹别克斯坦：该国现在是世界第6大棉花生产国和第2大棉花出口国，世界第7大黄金生产国，同时乌国也是区域内重要的天然气、煤、铜、石油、银和铀生产国。该国亦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道路平稳转型的独特范例。
⑤爱尔兰：根据报告，截至2016年4月人口普查日，爱尔兰约有53万多非爱尔兰籍移民，比2011年减少了1.6%。非爱尔兰籍移民的人口比例也从2011年的12.2%缩减到2016年的11.6%。非爱尔兰籍移民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许多移民选择了双重国籍。

⑷ 中国允许双重国籍吗

1.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

2.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的态度是：

（1）坚持一人一国籍，不允许任何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

（2）尊重本人意愿，不强制或违背本人意愿选择国籍。

（3）如果中国公民在他国获得他国国籍，则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但有必要时可以恢复中国国籍。

(4)双重立法扩展阅读：

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拥有两个国家的合法公民身份，也就是拥有两个国家的国籍。即一个人通过一个国家的法律获得该国国籍，又在另一个国家再一次通过该国的法律获得该国国籍，就被视为拥有双重国籍。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国的《国籍法》中明令规定不允许任何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如果获得他国国籍，则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国籍。

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的态度是：

（1）坚持一人一国籍，不允许任何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

（2）尊重本人意愿，不强制或违背本人意愿选择国籍。

（3）如果中国公民在他国获得他国国籍，则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但有必要时可以恢复中国国籍。

世界上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美国（默许）、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等。

国籍种类

即因自然人的出生而取得某国国籍。有的国家采用血统主义，即当事人以其父母的国籍为国籍；有的国家采出生地主义，即自然人具有其出生地国的国籍。

血统主义

血统主义又有双系血统主义（自然人出生时，须其父母双方均为本国公民，其子女方取得本国国籍）与单系血统主义之分。

出生地主义

出生地主义中，对出生地的认定标准也不同。比如，依英国法，凡出生在英国商船上的人，均为英国公民，而不论其出生时，该商船位于什么地方；而美国认为，在美国领海内的商船上出生的人，取得美国国籍。

如果一艘英国商船停泊在美国港口，则在该船上出生的人即同时具有英美两国国籍。如果新生儿的父母不是英国或美国公民，其国籍国采血统主义，则他还同时具有父母的共同国籍，如果其父母的国籍不一致，则还可能出现四重国籍。

归化

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国内法上的原因，如归化（入籍），即当事人自愿申请取得某国国籍，或由于婚姻、收养而取得一国国籍。

领土变更

一是国际法上的原因，如领土变更（领土割让，国家合并）会导致该项变更所涉领土上的居民的国籍发生变更。

发生国籍变更时，如果所涉国家对于国籍的取得与丧失的规定不同，也会出现双重国籍与无国籍的现象。

如一国规定，本国妇女与他国公民结婚的，当然丧失内国国籍；而其夫方的法律规定，外国妇女与本国男子结婚，并不当然取得夫方国籍，则该妇女就成为无国籍人。如果双方规定相反，则该妇女就具有双重国籍。

⑸ 立法解释的作用

立法解释是一种完善补充法律的重要手段，又是介于立法和法律实施之间促进法律 实施的一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立法解释对于衡量是否为违法行为具有决断作用。具体说立法解释有以下作用： 在有些情况下，立法解释实质上起着修改法律的作用，它可以改变法律原意，赋予那些已不适应客观现实的法律条文以新的含义。有些法律条文修改起来非常困难，而不修改又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有时只有通过解释来打破窘境。当然，通过解释改变法律条文的原意必须十分慎重，应严格遵守解释规则，符合语词与逻辑规范。
立法解释具有修改法律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不能公开允许和提倡以解释法律来代替修改法律，否则会对法制的权威和统一产生不利影响。解释法律和修改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国外修改法律是议会的权力，解释法律是最高法院的事。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虽可制定法律，又可解释法律，但是它可解释宪法，就无权修改宪法。显然允许以解释来代替修改法律是有害的。 这是一项特殊的立法解释，与其他法律解释不同的是，宪法解释机关的专一性。它不存在对宪法的立法解释和执法解释的区分问题，对宪法的解释都是立法性解释，具有最高权威。宪法解释只能由一个专门的最权威的机关来实行。宪法解释机关专一性，并不意味着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解释，相反，在西方国家，有权解释宪法往往不是议会，而是最高法院或者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我国，解释宪法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外，任何人或组织都无权对宪法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
宪法解释的必要。解释宪法是宪法实施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主要是因为:宪法虽然有些规则条文，但条文含有更多的原则性。由于原则的特点是概括性，其含义比较模糊和不确定，实施起来就特别需要解释。同时，宪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长的适用时效，就是说，宪法需经得起历史发展的考验。一部好的、稳定的宪法，要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除了宪法制定得好以外，充分运用宪法解释是一门重要技术。可见，要实现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性和规范性，使宪法具有较强的适应现实能力，宪法解释是不可缺少的。
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是一体。解释宪法就是为了使宪法得到适用实施。宪法实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按宪法原则精神去制定法律和规范，从而保障宪法得以落实。所在，实施宪法的关键是监督审查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的原则精神一致。而要审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一致的前提，就要阐明宪法条文的含义。所以，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是不能分开的，各国情况大致如此。美国和日本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由联邦最高法院行使。德国和法国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由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进行。我国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宪法解释一般是因宪法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提起，通常不是事先抽象解释，而是事后的，随具体案件进行的。就宪法中原则性条文的立法精神、含义、行为的界限作出确定的说明，使人们能根据这个说明准确判断某一行为或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 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律从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看，处于中间层次，上有宪法，下有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它的这种地位决定法律解释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法律对社会规范的广泛性和它承上启下的地位，决定法律规范有双重特点。一方面，对社会行为作出具体规定，能直接适用，这是些规则性条文。实践中，对规则性条文提出的解释，大量属于法律实施中对条文理解不同和具体应用性解释。这主要由司法和行政部门解释。有些法律不是由司法和行政机关执行，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关直接实施的，如选举法、代表法、议事规则和有关国家机构的组织法等，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一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或法制工作委员会解答。在法律的规则性条文中，也有少量涉及到明确法律界限、含义和补充意义的解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解释。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适用广泛性要考虑各地方、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和技术性问题，法律有时只能作比较原则的规定，因而有些原则性条文的适用往往需要解释。这些条文适用大多又是间接的，它依赖于其他法规和实施细则来落实。法规和实施细则与法律不协调和矛盾时、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方面的解释主要是立法解释。通过解释。以确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立法原则、精神。
对法律的立法解释权，宪法明确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所以在法律的附则中一般不规定解释权条款(许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有解释权条款)，常委会也很少将法律解释权授予他人。由于对法律解释权缺乏充分认识，加上两个月一次常委会难以适应实际中经常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实践中，不管是对法律条文界限的阐明，还是法律适用中的具体理解问题的解释；都由执法部门和法工委进行。于是，不断有学者批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失职，最高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工委解释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行使立法解释权。解决这个问题有个相关的技术问题，就是区分法律解释和法律实施中具体问题解答的界限。当然，要想弄清这个问题的绝对界限是不可能的、目前，人大常委会能做到对一些重要的，特别是对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提交的对法律条文意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解释就可以。 国务院承担两种法律解释任务，一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在实施中对具体问题所作的解释叫行政解释。另一种是国务院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所作的解释，叫立法解释。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后者。大量的行政法规是基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能而制定，一般比较具体，可直接执行，它不需要再制定具体规章或法规来贯彻实施，操作性比较强，因而需要作的立法解释较少一些。但实际上，由于立法的指导思想、经验和技术等问题，一些法规制定得比较粗，因而也需要国务院大力加强对行政法规的解释。
对行政法规的立法解释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法律解释体制的推论，毫无疑问是属于国务院的。根据现行的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情况看，凡国务院自行制定颁布的法规，有些在附则中明文规定由国务院解释;有的没有规定由谁解释；有些主要涉及部门管理和专业性较强的行政法规，明确授权由部门进行解释；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在附则中明确该条例由证券委员会负责解释。如果是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法规，大多都规定由制定部门解释。凡没有明确授权部门解释的行政法规，都由国务院解释。 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解释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可见，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权由省级人大常委会统一行使。因为，这里的地方性法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和它的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省会所在地的市和较大的市制定的法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然而，在实践中，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解释并不是这么统一的。地方性法规对法规解释权现有四种情况:一是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法中规定立法解释权属省级人大常委会;二是在法规附则中规定法规解释权属人大常委会；三是在法规的附则中没有规定解释权条款;四是将法规解释权明确授予其它国家机关行使。笔者认为，不管在专门法规还是在具体法规中有没有规定立法解释权属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它都是属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所以，如果不是对某一法规解释权进行授权，地方人大制定法规时，可以不必规定解释权条款。对解释权进行授权的，现在一般有这几种情况：对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一般明确规定解释权属于该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如贵州省的自治法规都对此作了规定。对省会所在地的市和较大市的法规的解释权，有的地方在制定法规程序的规定中，或者在具体法规中规定，由报批法规的市的人大常委会行使，如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的法规制定程序法作了此规定。有的地方规定报批法规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只有法规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如宁夏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规定中有些规定。而四川省对成都、重庆两市制定的法规，有的附则中规定解释权是市人大常委会，有的规定解释权是市人民政府，有的规定为市政府的某个部门。有的地方将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解释权授予给主任会议，将常委会联系代表工作条例的解释权授予给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有的直接将解释权授予给政府及有关部门。可见，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权各地实际做法很不一致。

⑹ 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是否合法

双重劳动关系是否违法：

双重劳动关系，指同一劳动者在同一时期内与两个不同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指的是同一个劳动者，在同一个时期内，与两个以上的彼此不同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本条规定了允许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存在双重或者多重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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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作用

1998年8月的《加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管理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应该和可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界定为：主要是“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不含从农村招收的临时合同工）.

以及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且合同期未满的合同制职工中，因企业生产经营等原因而下岗，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员”。

由此可见，国家确认的“下岗职工”指的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非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是无权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和享受下岗职工的待遇的。或者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仅仅是社会上存在的双重劳动关系者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1999年2月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都应该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并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签定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

⑺ 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

不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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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国籍内容介绍：
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拥有两个国家的合法公民身份，也就是拥有两个国家的国籍。即一个人通过一个国家的法律获得该国国籍，又在另一个国家再一次通过该国的法律获得该国国籍，就被视为拥有双重国籍。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国的《国籍法》中明令规定不允许任何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如果获得他国国籍，则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国籍。
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的态度是：
（1）坚持一人一国籍，不允许任何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
（2）尊重本人意愿，不强制或违背本人意愿选择国籍。
（3）如果中国公民在他国获得他国国籍，则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但有必要时可以恢复中国国籍。
世界上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美国（默许）、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等。

⑻ 现代立法的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立法的基本原则：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着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着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
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
3、民主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着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乱等弊病。

⑼ 立法原则有哪些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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