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法治水

㈠ 鲧治水的办法是什么

鲧用的是共工氏修筑堤防，并逐年加高加厚的办法。

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命鲧去治水。但鲧用的是共工氏修筑堤防，并逐年加高加厚的办法，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达三仞的高度，而不疏导河道，水无归宿。所以鲧虽经九年的努力，但终因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治水失败，被殛之于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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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传说中，鲧不是尧的臣下，而是天上的神主，下界是为了帮助地上的人们的。但鲧下界是不在天帝的准许下的，此外，在下界的时候，鲧还偷了天帝的一件宝贝，这件宝贝的名字叫息壤，据说是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神土。

鲧治理洪水几乎就要成功了，只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天帝发现了鲧的行为，大为震怒，派了著名的刽子手火神祝融下界将鲧杀死在羽山，又收回了息壤，终于使鲧的治水失败了。

㈡ 法律法规治水政策

水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是约束水资源利用、规范水资源管理的主要手段。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填补法律空白与缺陷，有利于促进依法治水、依法用水。

6.5.1 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

水资源的法律有国家法律法规，也有地方法律法规。京津冀都市圈应抓紧研究水权制度体系中诸如初始水权分配、用水总量控制、水权转让、污染物总量控制等核心制度的建设，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基础上，适当地制定促使本地区水资源有效利用的法规规范，或是修订和完善已有法律，增强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使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如北京市目前急需修订《北京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北京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等法规。同时扩大立法工作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程度；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立法征求制度等。

6.5.2 依法治水

京津冀都市圈内各级政府在水资源的管理中，要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把依法行政和转变政府职能及管理方式有机结合起来，突出社会管理和公众服务职能；落实行政执法的责任制，界定执法责任，健全行政执法考核机制，建立行政执法追究责任制，尤其是在区域内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上，各级政府要相互合作，实现双赢，要从流域整体利益考虑，将水资源分配方案以相应的法律条款固定下来，由流域管理部门进行监督落实。

㈢ 治水的方法有哪些

治水的方法有很多，大致归纳如下：
1、疏通: 疏浚水库湖泊河道河口,加深加宽过水断面，炸除礁石,清除沉船树木等泄水障碍物，裁弯取直，加大水流比降，提高泄洪能力。
2、建堤防: 顺河岸，湖岸，库岸修建堤防护岸，不让洪水溢出。
3、河道整治: 多汊河道和分汊水道修建丁坝顺坝，塞支强干，理顺水流。
4、建拦河坝或活动坝,人工调节流量，削减洪峰。
5、植树造林,种植草皮，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减小汛期来自地面迳流和地下水迳流量，以减小河流泥沙来源。
6、治理河流水库上游河岸，防止垮山，滑坡和泥石流，以减小河流泥沙来源。

㈣ 大禹治水禹到底用什么方法治水获得成功

治水方法是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他先治理九州的土地，该疏通的疏通，该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

然后他治理山，经他治理的山有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就是要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去，不至于堵塞水路。山路治理好了以后，他就开始理通水脉，长江以北的大多数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

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驯驯服服地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陵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米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后代人们感念他的功绩，为他修庙筑殿，尊他为“禹神”，我们的整个中国也被称为“禹域”，也就是说，这里是大禹曾经治理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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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

禹是治理洪水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躬亲劳苦，手执工具，与下民一起栉风沐雨，同洪水搏斗。

大禹治水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重要作用。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依靠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

㈤ 治水始末是怎样的

在清代，屡屡酿成水患的有黄河、永定河、长江及浙江海塘。从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清政府拨巨帑对上述水患进行治理。

治理黄河。

清代治河，必兼治淮、治运。

淮河在历史上很少为患，自从南宋绍熙年间（十三世纪九十年代），黄河在阳武决口，即奔腾而南，汇入淮河，从淮河入海。黄河入淮既造成水流量剧增、水位迅长，也造成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河水倒灌洪泽湖，暴涨的洪泽湖水时刻威胁着扬州、泰州、淮安、高邮等富庶之地。

自元代开凿南北大运河以后，从清口以上漕船在黄河中，行一百八十里后再入运河，漕运畅通与否又直接关系京师粮食的供应。

李自成行宫清初，黄河屡屡决口同明末战乱有直接关系。在李自成围困开封时，明守军决朱家塞口淹义军，李自成亦遣人决马家口淹开封，两口并决，泛滥成灾。顺治元年七月，清朝廷任命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杨方兴勤于职守，深入治河工地，指挥堵塞决口。继杨方兴出任河道总督的是朱之锡（顺治十五年上任），朱之锡上任不久，河决山阳，朱之锡随即率河工堵塞决口，“疏浚堤渠”，“驰驱南北”，“及至积劳成疾”，死于任。

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淮泛滥，从砀山至海口，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洪泽湖上的高堰大坝，决口三四十处；翟家坝被冲成四段，山阴、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等州县已被洪水淹没。沟口运河因河水四溢，反淤为陆地。

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在视察灾区后提出：“沟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二水无所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水之流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水派分无刷河之力”；“黄河南岸，不筑堤防，则高堰危险，北岸不加防闲，则山东必受冲击，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而无缓急。”并提出利用疏浚河道的淤泥在两岸筑堤，修浚连接洪泽湖与黄河之间的运河，加固洪泽湖东岸高堰一带堤防，修复周桥闸至翟家坝被冲毁的堤岸，加深淮阴清口至高邮清水潭段运河等具体建议。

康熙十七年，靳辅的治河方案付诸实施。在十年的时间内，高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得到堵塞；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得到疏浚，且筑堤一万八千丈；在清水潭以西筑堤九百二十丈，以东筑堤六百余丈；在徐州、宿迁筑减水坝十三座，建毛家铺减水闸、王家山减水闸、大谷山减水闸，又在归仁堤、拦马河、清口建石闸。靳辅还组织挖掘一段运河，自骆马湖凿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山口，名曰中河，全长三百里，使得漕船不必再经黄河入运河。

在疏浚下游的过程中，因“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靳辅受到郭绣等人的弹劾，并因此被夺官。此后康熙在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途中，巡视高堰、洪泽湖、徐家湾、翟家坝等治河工地，实地考察，仍未能找出疏浚下游、使河水尽快入海的有效办法。

康熙年间的治河，虽未从根本上解决黄水水患，但在一定时间内还是减轻了水患的程度。乾隆即位后，黄水为患又日趋严重：乾隆七年（1742年），黄河在丰县石林、黄村决口，“民田俱被淹没”；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一带决口，江苏、安徽数十州县“数百里内，皆成巨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又在老坝口决口，板闸、淮安俱被淹；自乾隆四十三年以后，更是连年决口，甚至一年数决。大规模治河再次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

由于黄河屡屡决口，堵塞决口已成为经常性的事务，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仅仪封决口就堵筑五次，耗帑五百六十万两。青龙冈决口，屡堵屡塌，只得另开引河一百七十里，导水下流，此次工程耗帑九百万两。

在砀山县毛城铺建减水坝，开凿引河，使一部分黄水流入淮水，经安徽宿州、泗川、流入洪泽湖，此段引河全长六百里。黄水分流减轻徐州段河道的压力（徐州段河道狭窄多弯），黄水在分流后在洪泽湖内可得到沉淀，再从清口流出汇入黄河。

屡次修筑、加固高堰，自武家墩至蒋坝的一万七千余丈，全部改建为石堤。为了控制洪泽湖的水量，乾隆在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二十七年）“阅清口”，提出“大扩清口”，“于五坝设立木志，如增长一尺（指水位增长），即将清口之坝拆开十丈，递长递拓，永成定式”。自行此法，“十余年来，高、宝遂无水患”。为防止黄水倒灌清口、淤塞清口，乾隆坚持开凿陶庄引河。陶庄引河全长一千六十丈，宽三丈，深一丈余，“永免倒灌之患”，“为一劳永逸之计”。

为解决黄河下游河道被泥沙堵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疏浚河道。其中河南省疏浚干河四条——贾鲁河、惠济河、涡河、巴沟河；又疏浚支河三十四条。该省每州县“所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长自里许至数十里不等，宽深自数尺至丈不等，皆足以资蓄泄”。山东境内疏浚河道亦取得可观成就，鲁西南疏浚河六十余条；胶东疏浚河三十余条；江苏省疏浚石羊沟、董家沟、廖家沟、芒河；安徽省疏浚淝河、茨河、沙河、浍河、睢河。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孙嘉淦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就曾提出引黄河北上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的建议，孙嘉淦认为“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不会发生决堤、改道，所经“只东河、济阳、滨州、利津四、五个州县，即有漫堤，不过偏灾”。此后二十八年，河决青龙冈，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然而乾隆认为大清河不能容纳黄河全部水量，又恐黄水北流运河受阻、影响漕运，驳回改道入海的建议。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证明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合理、可行。

治理永定河。

永定河又名无定河、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河水中所挟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的河床上，致使下游经常决堤、改道。正像乾隆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永定原无定，千古冲帝京”。

康熙时期，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永定河进行治理。筑永定大堤，固定下游，并把河水引入三角淀，使河水中的泥沙得到沉淀。至雍正时期，因三角淀积沙过多，河水不能及时排泄入海，河患又日益严重，至乾隆中叶，永定河已“六改道”。

为治理永定河，乾隆多次视察永定河，他认为“永定河之所以为患，独以上游曾无分泄，下口不得畅流，经行一路，中梗磅礴”，提出在其上游蓄洪拦沙，中游疏浚分流，下游改移下口的综合治理方案。

乾隆初年，采纳治河名臣高斌的建议，在永定河上游的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等地修拦洪滞沙大坝，“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凶暴之势”，“层层拦顿，以杀其势”。

对中游的治理，则采纳鄂尔泰、方观承等人的建议，修建金门闸减水坝，改建其他草坝、土坝，疏浚河道，分流减水。

在对下游的治理上，意见最为纷纭：顾琮主张筑堤、散流、匀沙；鄂尔泰主张建闸坝、开引河；孙嘉淦主张引河南行，复其故道；方观承则主张改移下口，另寻沉积水中泥沙的处所。直至乾隆二十年（1765年），乾隆才作出大规模改道的决策。当河水流经永清县贺尧营后，折向东流，挖引河二十里，把永定河引入凤河，再流入沙家淀，沙家淀方圆百余里，永定河水中的泥沙在淀中沉淀后流出，使得下游不致很快被淤塞。

治理长江。

在历史上，长江很少为患。迨至乾隆中叶，由于人口的剧增，对上游森林的砍伐，使得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中游又由于围湖、沿堤造田，水道日益狭窄，致使长江自乾隆四十四年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三次决堤，其中尤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最为严重，决堤的江水冲入洪州城，衙门、兵营、民房、仓库俱被淹没，城内积水近二丈。此次决堤酿成湖北三十六个州县被淹，“死者以数十万计”。酿成此次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富户勾结官府在江中沙洲上种植芦苇，芦苇环洲而生，芦根固沙，使沙洲面积愈积愈大，侵占江道，阻塞江流。

乾隆在得悉长江三次决口的原因后，谕令地方官对沿湖、沿江围田者进行清查，以保证江水的畅流无阻。不得“狃于目前之利”，“与水争利”。并要求地方官员“间一二年，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

疏浚各省河道。

清统治者对疏浚河道非常重视，各省水利工程纷纷修建：

乾隆三年（1738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开凿自都匀达常德、自独山至广西怀远的水道；

乾隆四年（1739年），发帑修巢湖一带堤堰及六安、滁、泗一带溪壑；

乾隆六年（1741年）。在河南中牟开凿一条六丈五尺长的新河，以分贾鲁河水势；

乾隆九年（1744年），在冀中开挖河道；

乾隆十一年（1746年），疏浚直隶庆云、盐山一带的河道；

乾隆十四年（1749年），利用万泉庄、云泉山水系，疏浚通惠河；

乾隆十八年（1753年），用木槽引南山之水，灌溉巴里坤一带屯田地亩；

乾隆二十四年（1755年），加固都江堰及大渡河、金沙江堤坝；

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疏浚吴淞江、东江娄江，清理河身，铲除河中所植芦苇；

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筑子牙河堤；

乾隆三十三年（1764年），筑正定新堤；

乾隆三十五年（1766年），疏浚常熟白茆塘、徐六泾河；

乾隆三十六年（1767年），在北运河筑减水坝，解除天津水患；

乾隆四十年（1771年），在武昌筑濒江石岸；

乾隆四十一年（1772年），修陕西四十七州县渠堰；

乾隆四十五年（1776年），在长沙筑新堤，以防止湘江泛滥；

乾隆四十七年（1778年），治理云南弥苴河、龙川江、清水河、浑水河；

乾隆五十年（1781年），在宁夏疏浚汉延、唐来、大清、惠农四渠；

乾隆五十三年（1784年）浚漳水、卫水；

乾隆五十九年（1790年）建沙市大坝。

治理浙江海塘。

为防海潮浸灌，江、浙沿海筑有五百里的堤塘，亦称之海塘。钱塘江出口处系海塘工程的重点。在钱塘江出口处，原有供海潮出入的南大亹（靠近上虞）、北大亹（靠近海宁）以及在南北两大亹之间的中、小亹（门，山峡中两岸对峙如门）。康雍时期，南大亹因沙滩淤积被堵塞。乾隆初年，中、小亹相继被堵。自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潮水出入全靠北大亹，海宁一带塘堤被冲，“海塘之内，皆属寸土寸金之地，一有冲决，民命攸关。且卤水一入，数年之内，必致颗粒无收”。

乾隆下令加固海宁一带海塘，从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筑石塘六千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亲至海宁视察，因该地沙土浮活，决定修缮柴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时，乾隆拨款五百万两，“著将柴塘上土之后，顺坡斜做，并于其上种柳，俾根株盘结”。

海塘工程，历时久、耗资大，石料来自绍兴、武康及太湖的洞庭山；柴料来自富阳、建德；木材来自钱塘江上游及长江上游。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清代，上述治水工程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患造成的危害。

㈥ 走进国学六年级大禹治水的翻译 原文：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九年二而

尧和舜统治的年代,天下许多河流都治理不好,洪水泛滥成灾.尧任用鲧去治理水患,鲧使用堵塞的方法,九年没有功效.后来舜任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在九州大地开挖水道,疏通众多河流,在许多沼泽筑坝整治,在许多大山因势利导.大禹治水,是我们中华民族地位第一的千秋功业,尧舜禹三代之后,中国没有不承蒙他所创下的功利的。

㈦ 治水之法

治理水患的方法，既不能固执一端，不知变通，拘泥于古代的典章，制度，也不能随意相信别人的话。原因是地形有高有低，水流有慢有快，水停聚的地方（池塘）有浅有深，河流的形势有弯有直。如果不经过观察和测量就不能了解它的真实情况，如果不经过访问，征求意见就不能彻底摸清情况。因此必须亲自登山涉水，亲自辛劳,不怕吃苦。

从前海瑞治理河流的时候，穿着轻装便服。冒着风雨，在荒村乱流中间来来往往，亲自发钱粮给民工，不苛扣一厘钱，并且随同的官吏差役也没有横行勒索一文钱财。必须要像这样以后事情才能办成功。如果贪图安逸，害怕辛劳，计较私利，忘记道义，远远地躲开嫌疑，避免抱怨，那么事情就做不成，水利也就不能办好了。

㈧ 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

尧和舜统治的年代，天下许多河流都治理不好，洪水泛滥成灾。尧任用鲧去治理水患，鲧使用堵塞的方法，九年没有功效。后来舜任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在九州大地开挖水道，疏通众多河流，在许多沼泽筑坝整治，在许多大山因势利导......大禹治水，是我们中华民族地位第一的千秋功业，尧舜禹三代之后，中国没有不承蒙他所创下的功利的。

㈨ 如何依法治水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改变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

为有效解决水资源过度开发、无序开发、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周学文建议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改变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建设节水型社会。

首先，是要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目前，我国用水总量已近6000亿立方米，北方一些地区用水量已经超过了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用水高峰时总量力争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这一指标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综合考虑了我国的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用水需求确定的，是我国用水总量控制的红线。当前，应按照国家水权制度建设的要求，制定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将用水总量逐级分配到各个行政区，明晰初始水权。同时，也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探索建立水市场，促进水权有序流转。

二是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首先应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用水定额指标体系。目前，我国许多地区虽然制定了一些用水定额指标，但指标体系还不完整，有的定额过宽、过松，难以起到促进提高用水效率的作用。用水定额应根据当地的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节能减排的要求，综合研究确定。其次，应加强用水定额管理。把用水户定额执行情况作为节水考核的重要依据，建立奖惩制度。应实行严格的用水器具市场准入制度，逐步淘汰不满足用水定额要求的生活生产设施和工艺技术。同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鼓励用水户通过技术改造等措施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㈩ （ ）治水

大禹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