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在我国，全国各级人名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享有立法权。
立法工作进行由全国各级人名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包括对现行法律的修订与增删、制立新法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享有最高立法权。各级人大有权通过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通过各个代表的立法提案，从而制订本级行政单位（如河北省、上海市、海淀区等）内部通行的法律。
而我国政府享有行政立法权，可制订行政法规，不是法律。即只能在一定地区内和本地区执法（公安、城管等机关出动）时使用、生效的规章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享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为各级人民法院与各级检察院（公安机关属于执法机关，行政机构）。我国司法机关享有独立司法权。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有本质差别。在我国，即使是身为权力最大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司法进程。
我国司法机关不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立法机关（权力机关）——全国各级人大与行政机关——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的制约。
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向人大进行立法申请，人大讨论修改后可通过、立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受我国法律保障的国家意志。即全国各级人大主持立法，享有立法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工作，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立法范围，但中国共产党不享有立法权，立法权为我国各级权利机关——各级人大独有。
『贰』 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1、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的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高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不利于调动出资人的积极性,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因此,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应根据公司的经营方式的不同而灵活的掌握。 2、减少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为了简化投资设立的手续,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设立方式有特许主义,行政许可主义,通过这两种方式设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审查。公司设立依准则主义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审查,它只是要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公司实行准则主义设立的方式是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的竞争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 1、健全股东大会制度,落实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股东大会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国,股东大会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权利并无实际上的权利,有些公司的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操纵控制,而有些股东大会议事程序不规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应在健全股东会的具体规则上加以详细的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及时、顺利地召开,使有表决权的股东能够按自己的内心真意行使表决权,保护股东合法的权益,推进股东大会运转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一个通过召开会议集体行使表决职权的机关。一般情况下,董事会是由若干董事组成,通过董事行使表决权来做出决定。不同的董事会制度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及科学的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响很大。因此构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对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其一,设立专门委员会。完善董事会制度应从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入手,保证董事会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董事会成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各专门委员会,以保证董事会能做出独立、合理公正的决议。 其二,完善董事会的动作机制。健全的公司组织机构是完善董事会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机构的有效运作是实现组织机构设置的目的,保障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能迅速化解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它主要包括董事会权力的完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完善及对董事会会议瑕疵救济的完善。首先,董事会的权力是私法上权力,不同于公法上的行政权力,它是一种私法自治的扩张和补充。董事会实际上代行着公司的权力。其次,从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是上看,董事会的会议频率应合理化,而不用强制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同时,为了避免董事会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董事会必须牢牢掌握会议议程,如明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完善并严格遵守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而不能任凭经营者操纵董事会会。 3、有效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是保证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监事会职能虚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上市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利用职权进行违规的关联交易或对披露的财务报表造假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也因此引发了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法律规则没有完全体现监事会制度的本意,权限不完备、手段缺乏、义务不充分。其次,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监事会无法监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执行业务的董事,经理层独占,监事会完全依靠经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监督,或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息而无法行使监督权。因此,保持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权的根本前提,而且监事会要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督会的责任,保障监事会责、权、利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充分发挥监事的积极性,确保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三、不与WTO 规则相悖。 为更好地与国际上各国及WTO规则的顺利接轨,我国应在公司法改革中实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我国从1979年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这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国际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应尽快废止这三部外资企业立法,实现外资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
『叁』 请谈一谈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我国公司法在起草时，借鉴了国外许多经验或国际通例。但是，当时对国外许多作法未来得及全面、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一些好的经验未能吸取。经过六年多的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人们对有些经验的认识明朗化了，因而现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借鉴国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不利于吸引国外的投资。现在，我国尚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国民待遇”，实行企业法律制度一元化，过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意味着过高的投资“门槛”，影响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调动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
2、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还存在着忽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换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资本后，不能将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导致部分资金闲置或者用于非经营活动。有鉴于此，有必要仿效国外普遍的作法，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只要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募足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间内募足。该期间的长短，由公司法明确作出规定。
3、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手续， 应在公司法修改中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当然，在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之后，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仍可存在，这是符合国际通例的。
4、结合我国公司运营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借鉴国外行之多年的作法，应对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原则采取相应对策，即规定“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两者作出选择。但是，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突出两者的差别。为了突出有限责任公司简便易行的特点，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国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作法， 总结外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不再设置股东会。同时，组织机构的职权作相应调整。
2、限定设董事会、监事会的范围， 扩大现行公司法中只设执行董事和一两个监事的作法。
3、明确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两个股东的规定和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实行投资主体平等待遇的原则。
三、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宜分别进行
制定公司法时，恰逢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
四、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体现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其法律人格。与此相比，现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甚至有个别明显违背之处，要作相应的调整。
1、现行公司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显然，这与同一条中第一、二款规定的精神冲突。因为，所有股东出资后仅有股权，而不再对其作为出资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同时，公司则享有对所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法人财产权（首先是法人财产所有权）。为此，应删除第三款的规定或修改为“公司中的国有股股份属于国有出资人”。
2、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规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法定数额，以避免在实践中代表表决权过少比例的股东主宰股东大会现象的屡屡出现。
3、纠正现行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和第38 条第（十）项规定之间的冲突。前者，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者，作为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通过，须依“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为求其贯彻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应统一为后者。
4、实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强化公司的监督机制。现行公司法中已确认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但是，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可考虑引进国外的经验，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成员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东代表又非员工代表，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专司公司监督职能。当然，鉴于公司组织机构引入外部成员仅是为了实现监督，结合到我国公司组织体制中已专设监事会负责监督，也可考虑仅设“外部监事”。
还应注意到，现行公司法中有许多关于由国务院作出规定的授权，而国务院在公司法实施多年后仍未作出规定。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资权利和相关民事、商事权利的行使，应由立法机关直接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国务院无力对此作出规定。在这次公司法修改中，应由立法机关统一完善。
『肆』 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的关系
故事一：立法在新时期分了这么几个阶段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那时的立法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数量到质量一步步走到今天。
从1978年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个新时期的立法工作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从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至七届全国人大期间，加快制定一批实践急需的如刑事的、民事的、国家机构的和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阶段，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八届全国人大加快经济立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第三阶段，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要求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九届全国人大初步形成，十届全国人大基本形成，到2011年初，十一届全国人大宣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进入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阶段。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新时期法制建设方针是16个字，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进入新时代，新的法治建设方针也是16个字，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我参加过几部支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的起草和审议，深感立法不易，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易，而要良法善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更是不易。
故事二：民法先后启动五次，民法通则在通过前还历经了三个回合的交锋
先讲一下新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民法经历民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民法典，曲折坎坷，渐行渐进。民法起草工作先后启动五次。第一次是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五四宪法”通过不久，即组织民法起草。据当时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金平回忆，他在中南海里为民法的起草一直工作到1957年，起草小组拟出了民法典第一稿（个人资料统计443条）。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搁置。第二次是1962年，民法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个人资料统计262条），后因“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而停止。第三次是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新启动，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465条）。当时，由于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先制定了民法通则。第四次是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启动，2002年12月提交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1209条）。经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以后，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第五次是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务。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经常委会三次审议，去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按目前工作安排，加快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已于2018年8月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2020年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1．制定民法通则首先遇到民法与经济法立法方向、定位之争。当时制定民法通则，曾经发生过民法与经济法之争，不是小争论而是一场大争论。改革开放伊始，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当初要吸引外商来投资，一些地方领导见了外商就拍胸脯，你到我这里来投资，我可以给你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但外商有担心，今天你领导在位拍胸脯，过两年你走了我找谁。对外开放外商要求法制保障，领导人重视经济立法，不少高等院校设立经济法系，经济法很热门。当时，有人把凡是涉及国家经济方面的立法都称为经济法，认为民法只能姓“民”，只能管“民”事行为，限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应当姓“国”，管的是“国”事行为，如法人（企业）及它们之间的财产关系。特别是1981年通过的经济合同法冠以“经济”两字，已故的张佩霖教授曾言：合同法是民法的心脏，而现在我们的心脏被经济法拿走了。这场争论从197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其间，1985年民法通则草案征求意见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伍』 立法与利益的关系
法律调整利益的基本机制是权利和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乃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 阶级社会的法只不过是用来分配利益的标尺，标尺上的刻度则只由当权阶级来刻画，并且标上权利和义务的花纹。法律只是利益的趋属产物，没有利益的要求和划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
关键字： 法 利益 权利和义务 分配
法律调整利益的基本机制是权利和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乃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 ①
法律往往表现为维护和实现利益的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维护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非阶级社会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法的本质是与利益从来没有分开过。
阶级社会，法律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以这一阶级的需要变通为法的思想而表现成国家意志。而法律上具体的是把不同的利益所得者（也是维护者）通过权利的赋予和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其意志表现为国家法律来冠冕堂皇的实现和维护其利益。并且往往在法律中表现出统治阶级具有更多的的权利面少义务；而其他广大被统治阶级则是更多的义务少权利。通过确立权利和义务的实际获得和履行来划分和实现利益。
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根据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 ② 但他认为的大部分人却只是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员，把广大的社会底层奴隶阶级完全排除在外。即便柏拉图指出：“不是根据全国的利益而只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但这也掩盖不了他中产阶级的本质，摆脱不了他阶级的局限性，其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及法律上的地位。在柏拉图看来，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性导致了国家存在有不同等级。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 和辅助者。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 ③ 即使是在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在柏拉图看来也着重在于守法者的遵守法律，履行义务。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 ④
其所言的利益根本是中产阶级的，是从法律角度划分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对于广大的奴隶阶级则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奴隶即不是权利的行使者，亦不是义务的直接履行者。奴隶只不过是奴隶主用来履行义务的工具而已，奴隶即不被附于人的概念，因为他们只是财产 —— 奴隶主财富的象征。
亚里士多德师承并发展了拉图的这一思想。他指出：“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⑤ 其实质是通过义务和权利来为统治阶级作法律辩解，其目的是维护广大中产阶级在整个统治阶级中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表述了关于“夫与妻之间、父与子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自然存在的秩序，应该由自然法来调整。”这一思想是为中产阶级在奴隶面前的辩解，意在说明中产阶级的相关利益是自然形成的、是神意，应遵循自然之法，神之意识……亦在告诫奴隶阶级不要做违背神的意识的事，（实质是说不要反抗），所定一切都是神意所为。通过这一思想把中产阶级的利益的获得和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意志（表现为人法）和神的意志（表现为神法）。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第三个阶级即中产阶级主政，才是最好的社会，因为它可以使城邦安定。 ⑥ “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具有稳定性。”⑦ 亚里士多德无论怎么辩解都离不开他阶级的本质，他只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他在论述法治时认为，法治就是为了公众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实行的统治，以区别于为某一人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实行的宗派统治或专横统治。 ⑧ 实行法的统治是为了让统治阶级更好地行使权利和让被统治阶级更自觉地履行义务，且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强制实行。这实质上不但没有离开以权利和义务来划分和实现利益的轨道，反而强化了权利义务在利益分配中的主角地位。以此来为中产阶级争取更多的权利，争取更多的利益。
与其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反映“广大人们”的利益，还不如说是反映广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更为直观且准确。他的法治思想也只不过是在为中产阶级打造一把谋取利益的利器，目的只是为获取更多的利益。
中世纪的欧洲大陆逐渐处于教会的统治之下，利益的分配表现在法律上自然也偏向于教会。
奥古斯汀把教会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结合起来，把虚无的神意附于他创造的神法之中，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都蒙上了一层神的色彩，有时还直接表现为上帝的意志。
奥古斯汀的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堂的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而使整个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原始罪恶。 ⑨ 他还认为教会本身是神圣的正确的，教会成员不管好坏，能否得救不在于他的品行如何，而在于他必须归依这个唯一神圣的教会。凡不归依教会的，即使其言行无可指责，灵魂也不能得救。这是他的教会说。 ⑩
从奥古斯汀的原罪说和教会说可以看出，他首先把人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都很好地结合在他的神法体系中。以人出生来就带原罪和认为只有信教才能得救，其实质是在把利益的分配上升到上帝的意志，即法律上来。固然在他的法体系中，教会的利益则被认为是上帝的利益，是神圣的。教会的权威是上帝意志，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的罪恶灵魂的使者。所以也就让人们默认教士阶级的利益亦是上帝的利益，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奥古斯汀还很好地把教会利益用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来划分。教堂是唯一可以静化灵魂的地方，教士是唯一可以拯救灵魂的使者，他们的权利是上帝给予的，且是带有原始罪恶的人共同默认的。他们权利得到维护不只是上帝的意思表示，而且是带原始罪恶的人应该且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且满足教会的利益需求，教会的权利得到维护，带原始罪恶的人的灵魂才能最终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样使整个教会的利益都上升到上帝的利益角度。“根据阿奎那的神学观念，法不是人的主观产物，而是神的意志体现。法是理性的一种命令，它是关心社会团体的人为了共同利益而颁布的。”⑾
很显然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指教会。即法就是关心教会的利益而颁布，并且这种法是上帝的理性。教会的利益是神的意识的要求，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教会取得利益是人人应该维护，决不能背弃上帝的意愿。在人间，教会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不仅上帝予以维护，而且带有罪恶的人也必须帮助实现。神法不仅是上帝的意识表现于人间的律条，而且是仅次于永恒法的最高法律。
阿奎那转述 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从自己的本性说明不是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需要过社会生活，许多人在一起过社会生活就应该有人负责管理，谋求公共利益，为人间的安定和平就应制定法律。在他看来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加强管理，谋求公共利益。很显然，阿奎那所称的管理就是教会对整个社会的管理，管理者则是教士。此处的公共利益则是仅指狭义上的一个阶级的利益，即是教士阶级的公共利益。在阿奎那的法学思想体系中，法律是维护教士利益的，其他社会各阶级及各社团都是服从教会的，是教会的一般附属物。他们的权利就是人人信教，人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而他们的义务就是维护整个教会的统治，维护教会的各种利益，并把这些利益贴上了冠冕堂皇的带有上帝烙印的标签。所以阿奎那在叙述其神法思想的时候说，人生的最终目的在于来世的永生，为此仅凭人的本性能力是不够的，必须有上帝超自然的帮助，即依靠先知所启示的法律。 ⑿
整个中世纪，尤其是阿奎那之后的法律条文，无不是基督教义的化身，法律则教义，教义即法的状况，体现和维护的自然也就是其本阶级的利益。法律成了直接获得利益的工具。
阿奎那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和知识来论证人间的不平等和服从的必要性，是神意的安排。⒀ “在人类事物中，地位较高的人必须依靠上帝所规定的权能来向地位低的人贯彻自己的主张……在人类事物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⒁ 可见，阿奎那不仅把利益的分配不均看作是上帝的意思指示，并且把低级的人应服从高级的人也看作是神的指导，是低级的人应尽的基本义务，而高级的人则是上帝指派的来统治管理低级的人的。统治的权利是上帝的权利，统治的意识（法律）是上帝的意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阿奎那的法律思想，都抛弃不了利益划分的影子，利益的分配是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渊源。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兴的法学理论，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神法，但从不否认法与利益的深层关系。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利益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伦理学说。他认为，所谓“功利”就是指外在事物能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产生和带来的利益或快乐，使当事者能避免或防止的祸害和痛苦。 ⒂ 边沁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期，代表着资产阶级对个人利益的极大渴求和对利益保护的极大渴望。他把利益的需求植根于法律之中，用功利来阐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思想。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功利就必然需要有一个由强者组成的最高权威制定出法律并迫使弱者服从。 ⒃ 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功利学说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⒄ 功利主义说到底就是资产阶级的功利，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整个功利主义法学思想都不过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正面之辞，并且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权利和义务关系来实现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边沁关于法律的功利主义、主权命令说，都是 18 世纪末以后，资产阶级现实的统治在法学理论上的表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改革普通法，强调制定法的功能，要求公民的普遍服从，追求资产阶级更多利益的客观反映。” ⒅ 边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法学理论上的代言人，他把获得利益转说成是求乐，而把失去利益说成是苦。说到底他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是上来看待利益，看待利益与苦乐之间的关系，因为资产阶级从一产生开始对利益渴望就像是吸血鬼对血的渴望一样浓烈。而他把这种需求看成是求乐的过程，并认为法律
应该对这种求乐加以保护，明显是在为资产阶级疯狂追求利益寻求法理上的支持。他的法律思想亦如前人不能把法与利益分开，且同样带着阶级的局限性。
耶林在其《为权利而斗争》中说到：“这种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由于与主张自己权利的权利者的利益相对，社会上还存在着试图无视这种利益的人的利益，因此个人的权利也好 ，国民的权利也好 ，都免不了受侵害的危险。……”
耶林直接把权利与利益的概念等同起来，权利就是利益，权利受损害就是利益受损害，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利益而斗争。在耶林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资产阶级自主意识要求强烈的时代。提到利益资产阶级就必然是喜自心来，所以耶林的利益即权利的法律思想也固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强力支持。权利在耶林的法理念中不再是用手打不着两眼看不到的空洞的东西，而是直接与资产阶级的生命 —— 利益挂上了钩，让权利更具有骨与血肉的关系。这一点在耶林论述利益平衡的时候就有所表现。
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利益，其手段是通过报偿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会的手段，具体办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贸易。⒆
可见耶林的法律思想也是围绕利益在作文章，并且把利益的取得上升到法律上的权利，使利益成为法律直接保护的对象。符合了资产阶级对利益追求和对利益保护上的法理需要。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但原存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更加恶化，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恶劣。原有的法理思想不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弊端。社会矛盾表现出更加复杂化，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依照原有法理思想不但不能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利益，甚至还使有这种矛盾加剧的倾向，以至于直接危害到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急需一种新的、能满足社会现状发展的法学理论出现，庞德的社会法学在这时候呼欲而出。
庞德的社会法学同样没有把法与利益分开。他指出为了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控制，就有必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利益并加以分类。法律并不创造任何利益，法律的根本任务或作用
就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⒇ 庞德从法律含义出发，指出法律的任务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 21 同时他还把人类的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法律的任务是协调这三种关系，寻找一种共同的利益予以保护。
庞德的理论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法学理论上的愿望。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法理思想在当时已显疲态，对各项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弊端早已不能维系，更不能符合垄断资本主义对利益的划分要求。垄断资产阶级呼欲一种符合他们利益需求愿望的理论形态在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庞德的社会法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进入 20 世纪后，法律不仅应注意保护个人利益，而且应强调社会利益，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律应代之以社会化的法律。” 22
可以看出，庞德的法学理论只不过是让法律在利益的划分方式及划分原则上有所改变，为垄断资产阶级划分到更多的蛋糕，以适应资本主义在法理上的需求。同时在他的法的理论中，也把利益的划分转化到权利和义务上来，让权利更好地为利益服务，让法律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
庞德的社会法学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利益分配方式，他不仅照顾到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还同时照顾到了个人利益。此处的个人利益，不仅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广大工薪阶级的利益。他的理论不但可以满足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而且可以使广大社会的顶梁柱工薪阶层在利益上也得到一定的满足，最重要的表现是使广大工薪阶级获得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实惠。
可见庞德的法律思想也只不过是对利益分配方式的更新，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利益在法律中的杠竿作用。
综观上述，阶级社会的法只不过是用来分配利益的标尺，标尺上的刻度则只由当权阶级来刻画，并且标上权利和义务的花纹。法律只是利益的趋属产物，没有利益的要求和划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历时历代的法学家都只是放眼于他生活的时代，为了适应各时代的社
会发展，创造出与社会相匹配的理论。所以最终也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们的阶级属性，更不可能把阶级利益与法律分割开来。法律只不过是用来侵害利益的工具，这种工具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所以才有了不同时期的法学家对法律和利益关系的不同评析。
法与利益天生来就是被捆绑在一起，不能也不可能把他们分裂开。
“法律的发展受利益发展的影响。利益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发展，包括法律的发展方面以及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法律为了顺应一定形势，时代需要作出某些调整、变革。从实际上讲，这种调整和变革是立法者所代表的人们利益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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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论当代中国立法改革的几个问题
还不够完善
有的地方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
『柒』 为什么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 无论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生命线。要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付出更大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 法治文化是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的重要支撑。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 法治体系是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这五大体系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这“四个更好”，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阐明了法治对于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微信关注求是网）。
一、全面准确理解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引领和规范是法治发挥作用、显示价值的两种重要形式。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引国家发展方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基本制度及活动准则，规定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在法制上的体现。因此，法治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保持国家制度稳定，引领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确立行为规则。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国家的最大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赋予国家管理的权力并明确其边界。法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确告知人们，国家希望社会成员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行为是允许并受到保护的，哪些行为是禁止并将受到惩罚的，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行为规则。
三是整合社会利益。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法律是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调节器和平衡器，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利益诉求，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平等，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平等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以法律为准绳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在尊重个人权益基础上构筑全社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法治是整合社会利益的最有效机制，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过程。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关键在于怎么去解决。法律是定分止争的最有效手段。这是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利益边界，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守。以法律为依据构建冲突解决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矛盾和纠纷，可以避免或减少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确保社会正常秩序。
五是凝聚社会力量。宝剑和天平作为法律的象征，向人们昭示了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惩恶，就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防止违法行为造成更大危害，同时也警示人们不能逾越法律红线、触碰法律底线，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扬善，就是清晰告知人们法律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只要遵守法律，就能在法律保护下实现自身利益、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充分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守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犯罪者必惩的价值导向，扶正祛邪，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
六是保障经济发展。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法律和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互联互动，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一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营造环境、提供保障。但相对于政策而言，法律更具稳定性、长期性，成熟的政策可以上升为法律，使之发挥更为长远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和政策一样，也要与时俱进，只有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及时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健全的法治能规范经济行为，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引领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捌』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立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复（一）抓紧制定《制立法法》。使宪法等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界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国务院的立法范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对有关授权立法的问题也作出规定，如作出授权立法的机关、授权立法的内容限制以及授权立法的时限等。
（二）加强立法监督。我国立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都与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相关联。各有关机关应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保证法制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有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员，可考虑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审查清理。
（四）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立法技术。立法机关，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应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而草率立法。应使立的法能够有效实施。
『玖』 在中国,立法如何反映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拾』 怎样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根本准则，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健全党的组织、调整党的活动、规范党员行为、保障党员权利、维护党的纪律、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等方面的法规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但是，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国家立法不协调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导致有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不够，在党内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调整断层和空档。比如，纪检机关办案中调取的证据，因其法律效力未得到刑事诉讼法的确认，往往需要司法机关重新调查取证，进行所谓的“证据转换”，导致有些案件在移交司法机关过程中，当事人乘机翻供，给案件查处工作造成很大干扰。（二）有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不符合法制统一的要求，不利于维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三）为了效率和便捷，对于一些本应由国家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的关系、行为和事项，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行调整和规范，以致未能实现当初的制定目的。比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问题，目前主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作出规定，但是，财产申报的核实涉及对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的查询，对申报不实的财产党内法规又无法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处理，导致这一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的监督作用。 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相协调，笔者认为，当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通过建立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人大法规部门、政府法制部门之间定期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共同研究需要双方互相协作配合解决的重要问题，共同开展对需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双重调整的重大问题的立法调研和论证，交流和借鉴各自在立法工作中的技术和经验，保证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与国家立法工作之间的衔接与照应。当前，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的大政方针的制定、立法建议的提出、重要干部的推荐等方面的程序制度，依法规范党的执政行为，进一步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进一步巩固和确认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规范党委与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将中央确定的反腐败工作方针、领导体制、工作格局以及政策措施法定化、程序化。 （二）健全完善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适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制度，明确有关党组织制定党内法规的权限范围，明确规定涉及党的性质和任务、组织和职权、团结和统一、建设和发展等党内重大问题的，必须由中央作出规定；明确党内惩戒性规定的制定主体，规定省级以上党组织和中央才有权制定关于党员和党组织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惩戒性规定，严格规范党内惩戒行为，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建立党内法规法核制度，对出台的每一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规范性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完善党内法规起草过程中的征求意见工作，对于涉及党的重大政策、党内重大决策、党员重大权益等事项的，要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必要时向全党征求意见，以保证党内法规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意志。 （三）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工作。近年来，党中央在印发重要党内法规的通知中，大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于贯彻实施党内法规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这实际上属于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问题。一部党内法规内容是否完备、措施是否可行、程序是否严密、能否实现制定的目的、能否与国家立法互相补充和促进，最终要通过付诸实施来检验。为此，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实施评价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定期对党内法规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检查和调研，考察和评价党内法规核心条款的遵守情况和执行效果，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在制度设计、规范内容、制定技术以及与国家立法配合衔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党内法规出台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