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树立消费税立法

① 税法立法机关

我国税法的制定主体，也就是我国税法的立法机关，具体包括：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及其常属务委员会：税收法律，如：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2、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立法：具有法律效力的税收暂行条例（规定），如：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等。
3、国务院：税收行政法规，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
4、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仅海南省、民族自治地区）：税收地方性法规。
5、国务院税收主管部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税收部门规章，如：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
6、地方政府：税收地方规章。

7、此外，各级政府及其税收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虽不属于上述的税法，但具有普遍强制力，因此，可视为“准税法”。

② 消费税的税制改革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楼继伟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要加快营改增改革步伐，推进资源税改革，调整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他税制改革。
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抓手，2013年，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已经推向全国，减轻企业税负约1400亿元。刘尚希指出，营改增在2014年肯定将继续向前推进。
针对其他一些税种的改革，刘尚希表示，资源税和消费税改革在2014年可能真正启动。而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改革，比如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以及房产税，则需要综合和统一考虑，很难说在2014年就能全部改革到位。对于如何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刘尚希表示，最重要的是提高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透明度。另外，地方财政要建立辖区财政责任机制，上一级都要监管下一级政府的举债情况。

③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及其部门税收立法权过大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在我国开了授权立法的先河。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全部授权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颁布、发布、制定、修订等。为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虽然顺应了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但同时也生以下问题。
1．大量的立法授权，其透明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层出不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长，税收已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规章，都要有人来执行和遵守。因此税收立法程序透明、公开、公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目前我国的立法程序，税收法律是经国务院提议，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而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尤其是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其广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说很低。首先立法不讲程序。如我们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税务机关颁发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的字眼，或者干脆把某某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文件下发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的情况。其次对税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监控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对税收立法的监控规定不是很完善，不论是事前的监督，还是事后的监督，具体的监督部门、监督措施甚至监督程序无法落实，从而使得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如税收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后，有的地方把税收收入作为对税务部门主要的考核指标，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一切免谈，实行一票否决，于是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出现收取“过头税”、“寅吃卯粮”虚假入库等种种奇怪现象。
2．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税收立法，很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绝大部分由其授权政府部门来制定，如当前我国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增、消、营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等在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诚然，作为国务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人大授权的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并不是法律，不具有与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绝大部分税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国民财富的调整，涉及到企业财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的问题，其税权立法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然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财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制定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这两大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牵涉到所有国人和企事业单位财富分配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门制定，时至今日，始终没有超越这种行政行为的局面。
4．立法权与执法权出于同一主体，不能保证执法的公正。这里讲的立法权是指税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从法理上讲，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是税收执法部门。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有的根本不按程序，并不能保证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其次，有些税务法规具有很强的特需性，即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定。
（二）政府部门税收立法权部门利益化倾向日趋严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向日趋明显，行政管理领域内除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外，还有不容忽视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机关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独立主张和追求的、纯粹出于行政考虑的利益。就与公共性相对应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不能摆脱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问题，主管财税财政部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既有悖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也影响内资企业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强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必须进行；而在同一问题上主管外国企业投资管理和吸引外资的商务部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给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同意马上取消这一税收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的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体制造成了国务院两个主管部门出于不同利益考虑，对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税收法规制定权不符合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法规的制定权应在国务院及其主管全国税务机关的国家税务总局。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凡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征收管理，均使用于该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对凡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辖的一切涉税事务，能授权的均应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但就目前情况看并非如此。如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其实施细则均由财政部负责颁布，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和职责范围有很大区别，财政部参与类似上述纯粹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全国人大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虽然我国《立法法》就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但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不争的事实。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竞相设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今天这个地方出台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明天那个地方马上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立法法》所赋予的权力，完全把国家税收法律置于脑后。
4．行政“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争夺也是如此，不客气地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管理权、许可权得到了扩张，其所谓的利益（隐性的、潜在的、不易人们发觉的）得到了维护，因此，有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根本不顾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不怕麻烦，想方设法地拼命把所谓的权力揽在怀中，以在社会管理中取得最大权力。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
（三）征纳对象之间的法律地位及不对称。
从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几乎所有涉及到纳税人的法规、规章等，主要强调的国家权力和纳税人的义务，而相对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从我国的税收法规中最高法律《税收征管法》中就有体现。如《税收征管法》中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会造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税收征管法》 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前几年国家大量赊欠企业出口退税现象十分严重，要知道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是国家给予出口企业法定的优惠政策，也是国际惯例，纳税人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④ 求：十八大及三中全会有关税收方面的内容。谢谢！

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税收方面的内容：
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税、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事业单位等改革稳步推进。
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关税收方面的内容：
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

⑤ 消费税的作用

1、消费税是价内税（计税依据中含消费税税额），增值税是价外税（计税依据中不含增值税税额）；两者都是流转税。

2、消费税的绝大多数应税消费品只在货物出厂销售（或委托加工、进）环节一次性征收，以后的批发零售环节不再征收。增值税是在货物生产、流通各环节道道征收。

对从价征收消费税的税应税消费品计征消费税和增值税额的税基是相同的，均为含消费税而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3、消费税是增值税的配套税种，它是为适应建立以增值税为普遍调节税种，对生产经营环节实行普遍征收，辅之消费税作为特殊调剂税种，选择部分消费品（香烟，酒类，化妆品，高档轿车等），实行交叉征税的双层调节机制的流转税而设置的一个新税种。

4、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中央收取75%，地方收取25%。但交增值税的时候是交到国税，然后由国税划拨25%给地税。消费税是中央税种，全部归中央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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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消费税的抵扣为什么只可以扣除工业企业生产类的，不扣除商业企业的，非常感谢！

消费税(Excise Tax)，是一种古老的税种，其雏形最早产生于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与商业的繁荣，于是相继开征了诸如盐税、酒税等产品税，这就是消费税的原形。 消费税作为流转税的主体税种，不仅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且还可以调节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限制某些奢侈品、高能耗品的生产，正确引导消费。同时，它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消费税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税种，目前已被120多个国家或地区所征收，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在为了可持续发展进行的税收法律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各国纷纷开征或调整消费税以便建立一个既有利于环境和生态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绿色税收法律制度。

一、中美消费税法的历史沿革

美国消费税法历史悠久，早在18世纪就开始立法，征收消费税。伴随着几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消费税也几经调整不断完善，现已日臻完善。我国现代的消费税法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通过借鉴美国、英国、德国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不断发展和完善。

美国现行消费税法的依据主要源于1986年美国收入法典中26标题中的D部分。同其它税收法律相比，有关消费税的法律产生较早。美国于1789年就开征了消费税，它是联邦政府最早征收的两个税种之一[1] 。后来在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不但扩大，使其成为当时的主体税种，在当时的美国税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的兴起，消费税法的调节地位不断降低，消费税的地位也逐渐下降，占整个联邦税收总收入比例远远低于前两种[2] ，目前维持在0.4%左右，是美国联邦和地方都征收的辅助税种。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低税率、宽税基”的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消费税法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与美国不同，我国的消费税是中央税，它是我国国务院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增值税的第二大税源。早在1951年政务院就根据国家公布和实行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规定，颁布了《特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开始征收特种消费行为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消费税被迫取消。现行课征的消费税则是1994年税制改革中新设立的一种税，其法律依据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等。这些规范性文件都是为适应当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标志着我国的消费税法律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二、中美消费税法比较借鉴

中美两国虽然都有各自的消费税法，但是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特别是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就使得两国的消费税法也存在很大差异。此外,两国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发展战略以及国民素质等等都不相同，而这些都是消费税立法的重要依据。美国、法国等OECD国家都根据本国国情通过立法有针对性地来征收消费税。例如：美国征收的汽车燃料税(Automobile Fuel Tax )以及美国、法国等OECD国家征收的二氧化碳税(Carbon dioxide Tax)都是一种消费税。前者设计目的是希望用税收来代替收取公路费，以减少征收成本，从而达到政府调节消费结构、筹集公路建设

(一)中美消费税课征范围之比较

目前，消费税国际上通用的分类是，按照课征范围的宽窄，将其分为：有限型消费税、中间型消费税和延伸型消费税。有限性消费税的课征范围主要限于：烟草制品、酒精饮料、石油制品以及机动车辆和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等传统的货物种类。有些国家还包括：糖、酒、盐、软饮料等某些食物制品，以及钟表、水泥等。美国、中国、英国等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该种分类。采取中间型消费税的有德国、波兰、卢森堡等国家，课税范围除了有限性消费税涉及的种类外，还包括了牛奶和谷物制品，以及化妆品、香水等。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则采取延伸型消费税。他们消费税的课税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类国家的品目外，更多地包括了诸如：电视机、音响等电器设备，摄影器材以及木料、板材等木制品等。

具体来说，美国要比我国消费税的课税范围更广、更合理。美国的销售税征自零售环节，且无处不在。受其影响，美国的消费税课税范围也比较广泛。除了上述有限型消费税的基本课税种类外，还包括汽车燃料税、炭税、硫税等环境税(the environmental excise taxes)、外国保险税、赌博税、娱乐消费税、港口税以及未被注册形式的债务合约。目前美国在以减税为中心的税收改革以及国内市民普遍关注污染治理的环境下，消费税的课税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其中，征收污染税的提案已经多次提交国会进行讨论，相信不久就会审议通过。相比之下，我国目前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对特殊消费品征收消费税，消费税受增值税影响很大，范围较窄。它包括了：酒、烟、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化妆品、小汽车(包括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等非生活必需品，以及汽车轮胎(工程车辆轮胎和矿山建设车辆轮胎等)和酒精(工业酒精和医药酒精等)等生产资料。对美国、英国等国家普遍征收的高档娱乐消费品税和高档消费娱乐税，我国还没有课征。此外，和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配套的垃圾税、排污税等环境税也还是一片空白。目前，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缺陷，正准备出台《排污费管理条例》，同时在杭州、郑州、吉林三市试点征收排污费，效果明显再向全国推广。

(二)中美消费税计税方式之比较

当今世界上，按记税方式不同可以将税负分为价外税和加内税。价外税是一种公开的形式，即在应税商品的价格之外，另外收取消费税金，是消费负担透明、公开的民主课税方式。价内税是一种隐蔽的形式，是消费税金额包括在货物的价格之内的记税方式。由于，价外税是消费者完全知晓自己所承担的税款的具体数额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价内税缺乏透明度，是消费者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动赋税的，所以很多国家都采用价外税而不用价内税。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实行“公开、民主”的价外税。消费者购买或接受服务，付款时，发票上分别标明货款和税款，税负一目了然。这也符合美国一直所标榜的民主。我国的记税方式则采用价内税。消费者在购买货物或接受服务时，就已经支付了“无形的税金”。我国采取该种记税方式，尽管事实上消费税通过转嫁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承担，达到和价外税一样的效果，但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纳税意识不强，因此，采用该形式不利于加强我国市
民的税收法律意识，不利用我国税收法律建设。

(三)中美消费税税目之比较

一般来说，一国消费税法之税目的规定，大多是基于本国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来设定的，以此来引导消费方向、调节消费结构，影响生产结构。从世界各国的消费税目来看，糖、软饮料及其替代品是最广泛地课以消费税的食用产品，有65个国家征收；29个国家对盐征收消费税，有27个国家对奢侈品的化妆品、香水征收消费税。

美国国内收入法典26标题的D部分将消费税分39个税目，涵盖了燃料、环境税、通讯、运输、外国保险、卡车拖车挂车等车辆、制造业、烟草、赌博、酒类、港口税等。每个税目还包含有众多子目，十分繁杂，征税项目大大小小有几百种。这也反映了美国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此外，该法典还规定，酒精饮料税目由国家专卖和财政垄断，这使得这类危害身体健康物品限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便于统筹管理，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消费税的另一个特色是专款专用，对许多课税项目征收消费税形成诸如：公路信托基金、机场和航线信托基金、矽肺残疾信托基金等特定的基金，用于联邦政府对相关项目的支出，避免专项资金被占用，值得我们学习。

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税法规定，11个税目。分别为：酒、烟、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化妆品、护肤护发品、鞭炮、焰火、汽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包括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每个税目还细分为16个子目，总共23个消费税项目。它们都是在原产品税和增值税的基础上经过选择，修改后确定的。

(四)中美消费税税率之比较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由过去强调直接税转向以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甚至偏重间接税的趋势。各国在商品税收的征收改革中，重点放在了消费税的改革上，特别是在税率方面尤为突出。

从当今消费税的发展趋势来看，已经愈来愈凸现其配套性商品劳务税性质，其特殊调节税功能日趋明显。在日本、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家的消费税有一部份现已撤功能为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尤其是在日本，虽仍名之为消费税，但实质上已是一种增值税。

三、WTO体制下中国消费税法改革

目前，世界上开征消费税的一百多个国家，大多数都是WTO成员国。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和实践的接轨、履行WTO会员国的相关义务也是对我们的挑战。主要表现在：WTO关于法律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公开相关的贸易税收法律信息、WTO税收负担要求按国际标准确定适度的税收负担等方面。在消费税法改革方面，要求我们遵照国际惯例和WTO对其成员国的要求，借鉴美国等消费税法发达国家，调整与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与时具进，为尽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一)按照WTO关于法律透明度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完善消费税立法

WTO关于法律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公开相关贸易税收法律信息，共同构建公平、自由、开放的国际竞争市场体系。WTO关于税手法定原则要求各成员国的征税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征税，无权变动法定的课税要素和法定程序，没有法律依据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这对我国的税法建设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我国现行税法立法层次低，透明度差。具体表现为税收执法过程中，依据的除了有全国人大制定
的法律外，还有国务院法规，税务总局、财政部规章以及税务系统内部的答复、通知等甚至是红头文件，规定、通知等如此众多(这还不包括省级地方政府在权限范围内颁布的一些地方性文件)，以致纳税人难以知晓。据中国美国商会、台商协会的调查，普遍认为中国的法规体系缺乏透明、税收变动过多、各地政策差异、投诉无门、对话不易。总之，税收立法层次低下，特别是属于后一类的大量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定的存在，使赋税征收法律五花八门、导致无法可依、缺乏透明度、稳定性和课预见性，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威严性，同时还给腐败提供了温床。

为此，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加强税收立法的步伐，重视对税收法律体系中各个效力层次的立法建设，提高税收立法级次，使法律、法规、规章三个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当务之急，重点工作应放在：主要税种由国务院颁布的“暂行条例”上升为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批准通过的法律。同时，对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全面清理，防止地方违反国家统一税法制定地方税收政策。此外，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造福祖孙后代，尽快立法，对污染、排污等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征税。

(二)按照国际标准适度调整消费税的课税范围平衡消费税税收负担

WTO税收负担，从法律角度看，是征税机关依法对纳税人课以赋税义务的程度，也是纳税人依法向国家纳税所承受的对国家的法定经济义务，是纳税人经济利益一种让渡或牺牲，牵动千家万户。税负的轻重，事关国计民生，历来被视为税收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目前，我国消费税的课税范围不尽合理，不符合国际消费税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消费税征税范围出现“越位”和“缺位”现象。所谓“越位”是指目前我国将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少数生产资料也纳入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的现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黄酒、啤酒、化妆品、护肤品等消费品已经不再是限制性的消费品而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对它们征税，不符合国际惯例。此外，对酒精和汽车轮胎等生产资料征收消费税，影响生产发展，违背了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缺位”是指我国目前未将高尔夫球、保龄球、跑马等高档消费娱乐纳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的现象，它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了财政收入，不利国家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问题，我国应该扩大消费税收的课税范围，由现在的有限型过渡到中间型，税目最好由目前的11种增加到25种左右。具体做法为：首先，可以选择诸如：保健食品、高档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美术艺术制品、皮革制品等宽税基，消费普遍，可税后不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奢侈品课征消费税。其次，对诸如卫生筷等资源供给缺乏，不宜大量消费的产品课征消费税。再次，可以借鉴美国的有关经验，对高尔夫球、网球、跑马、狩猎、夜总会等少数高档娱乐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娱乐课征消费税。最后，对酒精、公共汽车轮胎、矿山建筑车辆等生产资料以及黄酒、啤酒、化妆品、护肤护发等人们生活必需品停止征收消费税。

此外，为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我国还应借鉴国际惯例，课征环境税。通过开征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污染等环境税可以筹集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税收入，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实行基金式管理，专款专用，专门用于环境治理。

(三)追随国际潮流重新设计税率和记税方式

20世纪以来，美国税改的带动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加入税改行列。这其中包括：提高石化产品税率，提高酒税税率，提高烟税税率等的英国征税方案；提高保险税税率、提高烟
税税率等的德国增税方案；以及提高狩猎税税率、提高烟税税率等的澳大利亚增税方案等等。这说明开征消费税的国家的消费税税率有上调的趋势。它反映了世界各国更加关注本国居民的身体健康，对香烟、烈酒等对身体有害消费品的调控力度加大。

我国现行的消费税税率及不合理，其设立出发点不是调节消费行为而是为了平衡财政收入，和美国、英国等WTO成员国的规定出入很大。具体来讲，卷烟属于限制性消费品，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较高的税率来限制消费，如美国1999年卷烟的税额为每包0.24美元，2000年增加到每包0.34美元，2002年又增加到每包0.39，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的烟草消费税负税很低。目前，我国对卷烟是按照定额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标准课征消费。对数量达每标准箱50000支的卷烟按定额税率征收，仅收150元；对不够上述数量的按比率税率征收，则仅按每标准条200支分别以45%(价格在50元以上的税率)，30%征收(价格在50以下的税率)。另外，汽油、柴油等属于石油制品，石油开采过量会造成石油资源匮乏，导致能源危机，；况且，汽油、柴油的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各国为它们的使用也严格控制，课征很高的消费税。德国的汽油、柴油的税负为108马克/百升(折合人民币600元)，美国普通柴油的税负是：每加仑[4]10.244美元,即60美元/百升(折合人民币为510元)。我国的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仅为20元/百升，远远落后其他国家。同时，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国将逐步大幅度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2006年实现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税率分别降至25%、10%。这就使得我国的汽车工业受到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对汽车的消费税税率予以调整。在记税方式上，我国采用的是价内税，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和WTO对其成员国的要求，必须作出调整。

对此，在消费税税率方面，我国应顺应国际的消费税税率改革趋势，对消费税税率进行调整，采取国际通行的办法。具体为：首先，大幅度提高卷烟、汽油、柴油、鞭炮、焰火等危害身体健康和我国资源不足的以及会造成污染的消费品的税率和税负。其次，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对含和无铅汽油实施税收差异，以鼓励无铅汽油的消费，保护环境。此外，为了既可以兑现我国2006年大幅度低汽车的关税，由不至于危机我国的汽车工业，我们可以将列入课税范围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的消费税税率下调，定会增加其对外的竞争力，增强对危机的应对能力。

在记税方式上，我国应采取国际通用的透明、公开的价外税。目前，WTO大部分成员国都采用价外税的记税方式。WTO成员国一般都采取在发票上注明消费税款的记价方式，这样消费者在沟购买消费品时就可以知道自己所承担的消费税款。这不仅可以同我国增值税的价外税相一致，而且对改善我国现在国民纳税意识淡薄的状况，提高他们的税法意识，促进我国税法建设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成功入世犹如一把双刃剑，我们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借鉴美国等税收法律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时具进，对我国的消费税做出合理适当的调整，使其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合理限制超前消费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⑦ 中央重磅文件透露财税改革任务 涉及房地产税

新时代财税改革任务进一步清晰，这包括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下称《意见》），其中对全面深化改革中排头兵“财税改革”有了新部署，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税制改革，此次《意见》着重提了三个税种改革：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其实，与老百姓房子密切相关的房地产税，早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中。目前该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会同财政部还在研究起草中。由于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房地产税“稳妥推进”是官方近些年的惯常提法。
近日多位财税法专家对第一财经分析，房地产税立法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社会共识、纳税人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择时推出。在疫情当下，今年房地产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的可能性很小。
随着去年个税改革全面启动，包括工资薪金在内的四项收入纳入综合所得，意味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当然，这项改革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待深化。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曾表示，从改革的趋势讲，下一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税制经过完善以后，无论是综合所得的范围，还是扣除的项目，以及其他的税收要素，都会进行相应调整，当然这有待于征管条件的改善，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也应该与之相匹配。”王建凡说。
消费税目前是我国第三大税种，是针对特殊消费品征税。自2013年以来，消费税改革聚焦在税目范围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比如普通化妆品等不再征收消费税，成品油消费税税率三次上调等。当前消费税触及征收环节调整这一难啃的骨头。
此前国务院文件明确，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具体调整品目经充分论证，逐项报批后稳步实施。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
目前市场非常关注烟酒油车四大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是否调整，何时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桦宇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烟酒油车四大税目是消费税主要收入来源，未来需要评估测算四大税目征收环节调整对各地财政收入影响、四大行业内部不同规模企业的压力分化、税收征管难度等，估计会分行业、分步骤推进。
前述三个税种只是目前深化税制改革的一部分。《意见》还要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像前述房地产税如果开征，将被定为地方税种。作为中央税种的消费税部分税目征管后移，在对存量部分核定基数后，增量收入也被国务院明确原则上归属地方。
除了税制改革外，当前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意见》要求，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目前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正在加速推进，央地权责划分清晰，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各级政府更好履职尽责。
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曾告诉第一财经，知识产权涉及企业在统一市场上公平竞争，因此中央要加强这方面事权，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养老保险是基本公共服务，事关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为打好防污染攻坚战，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加强中央事权，可以提升环保治理效果。
《意见》还提出，要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举借政府债务，对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举债缺乏规模控制、融资成本高企、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为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201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包括新预算法在内的一系列重磅法规文件。目前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安全可控。

⑧ 税收立法关键年：2部新法基本确定，房地产税法暂缓

近些年税收立法快马加鞭，目前中国18个税种中已经有9个税种完成了立法，其他税种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今年时间已过半，要实现“力争2020年前完成税收立法工作”这一目标虽几无可能，但依然是立法工作中重中之重。

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了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8月份将再次审议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和契税法。多位财税法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不出意外这两部法律将获得通过。

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对列入2019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尚未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立法条件成熟的，适时安排审议。专家分析，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两部法律最有可能上会初审，而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增值税法等今年不可能上会审议。

城建税和契税两部法律有望通过

中国曾有15个税种是以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暂行条例规定来征收税款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种的设立、税款的征收、收入的使用，直接关系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应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

因此，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即税收法定。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将力争在2020年前完成税收法定任务，将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或者废止。

经过5年多时间，目前环境保护税、烟叶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6个税种完成了立法工作。加上2015年以前就以法律形式存在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9部税收法律。

不过，“今年疫情防控对立法工作带来影响，全国两会也因此推迟召开。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和‘六稳’‘六保’工作实施等，为了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应该说原定的税收立法进程有所放缓。”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桦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不过税收立法工作依然在积极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8月份对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和契税法进行二审。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这两个税种小，且立法条件成熟，今年很可能获得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也认为，这两部税法基本是平移此前的国务院暂行条例，8月审议获得通过应该没问题。

房地产税法、增值税法等或不会初审

上述立法工作计划还表示将适时初次审议条件成熟的立法税种。

除了上述两部税法极有可能完成立法进程外，目前还未完成税收法定的税种有8个，其中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已经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关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地产税尚未对外公开征求意见。专家普遍认为，房地产税将替代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因此实际上需要完成税收立法的税种有6个，即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和房地产税。

施正文表示，从目前完成税收立法的税种来看，一个基本特点是税种较小、收入不高，且基本都是将现行暂行条例平移上升至法律，改革难度小，容易完成立法。因此从税收立法先易后难的原则来看，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消费税可能会优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目录。

王桦宇分析，尚不完全成熟或者对经济社会影响有一定影响的税种会适时推进。比如房地产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和关税法，涉及到税率调整、税制结构、对外开放和房地产市场等方面，部分影响也许没那么大，但会对市场预期造成一定波动，从求“稳”的角度，适度暂缓。

刘剑文表示，房地产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是这轮税收立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立法难度大，影响面广，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时机不成熟，需要考虑周密后再推进。

“今年形势下房地产税法肯定不会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较为复杂，一个小条款变动影响面很广，因此官方还在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完善。今年可能力争在年底前把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和关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不是提交审议。这为推动下一步税收立法工作打好坚实基础。”施正文说。

高质量推进税收立法

刘剑文发现，近些年立法动向从关注数量向关注质量转变，强调立法可操作性，因为只有良法才能善治。

“目前的税收立法比较注重速度，在质量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税收立法不能只是简单将行政法规改个名字，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做出改变，对税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刘剑文说。

王桦宇表示，由于疫情及其综合衍生的影响，税收法定的进程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应该是阶段性的，等到经济社会发展恢复到相对稳定的程度，相关立法应该会继续推进。

“目前，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这些立法争议不是太大，应该会更快推进。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和房地产税法可能要稍微晚一点，等实体税种立法（修改）基本完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为平稳时适时推出的可能性更大。”王桦宇说。

施正文表示，即使一些税法今年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应该做好法律草案设计、征求意见、调研论证等工作，为下一步税法审议打好基础，力争早日完成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多位财税法专家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税制体系基本成熟定型，税收实体法法律层级的整体提升有望实现，制定一部统领税法体系、规定税法领域基本问题的《税法总则》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制定单行立法仅仅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要将税收法定原则贯穿于财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公正，还需要统筹我国税收领域的法律规范，尽快制定《税法总则》。《税法总则》的法律定位应当是税法领域的‘母法’或者‘准宪法’，对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意义重大。”刘剑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