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经济立法

1.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政治上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民主时期,正是如此,也造就了北大的最辉煌时期.文化最繁荣,文学家思想家最多最活跃时期.经济也是比较繁荣时期,社会发展就是一般了.

2. 北洋政府的经济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华资银行大规模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春天，国内工业增长迅速。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奠定了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时期内国内产业的基本格局。
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尽管大多仍停留在纸面上，但毕竟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工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上。以纺织业为例，从1914年到1922年，新设纱厂49家，布厂5家，纱锭由1914年的54万枚增加150万枚，布机由2300台增加到6767台。面粉业方面，1914年到1921年，新设面粉厂127家。缫丝厂则由1911年的260家增加到1917年的460家。除了轻工业以外，重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但数量不大，规模较小。新开办的民营煤矿有13个，铁厂有2家。上海一地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从洋务运动到1911年，中国资本总额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新增资本就达到了1.3至1.4亿元。1912—1928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1920年实存银行103家，实收资本总额8808万元，1925年实存158家，实收资本总额达到16914万元。从1913年到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90%，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国营工业资本（3.44%）和外国工业资本（4.82%）的增长速度。一直到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持续不衰。
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主要是接办清廷创办的企业，自己设立的很少。军事工业主要是从清廷手中接收过来的十几个机器局，但这些工厂多半处于半停顿状态，没有什么大发展；民用企业也是如此。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债度日，就当时官僚资本经营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业，总设立资本也只3200万元，大多经营不良，最后多半归于商办或停办。由于连年的内战，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目，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间，全国军费开支24亿，相当于1860至1937年工业建设积累的2.5倍，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至北伐战争后期，军费支出约达三亿八千万元，而政府的全部收入不过四亿五千万元。

3. 中国法制史 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法原则

北洋时期的立法原则以“隆礼”、“重典”为基本原则。

4. 北洋政府统治的中国有什么特点 政治、经济、文化

1. 政治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政坛更迭频繁，各派系争夺政权，中央政府成了地方版军阀角逐的舞台权。

2. 经济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华资银行大规模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春天，国内工业增长迅速。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奠定了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时期内国内产业的基本格局。

3. 文化方面：在文化方面，北洋政府时期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文化理念呈现多元化。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
   

5. 民国初期经济立法的特点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建设起始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系统的制订工作则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后才开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1.此后，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任工（农）商总长期内（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开始系统地制订经济法规。到了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规四十多项（不含各法规施行细则），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引进外资和侨资等方面2.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完成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清末所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余项3，其范围虽已涉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于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

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其次，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化国家，在制定经济法规时当然可以参考先发资本主义化国家已有的经济法规，但只有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结合，才能制订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经济法规，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清末经济法规的制订，由于行之仓卒，订者无知，既没有很好地领会西方经济法规的精神，也未及详细调查中国的经济习惯，因此所颁经济法规的功能极其有限。正如民国初年的一篇反映资产阶级意见的文章所言：清政府虽「摹仿他人，颁布一种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4.民初经济法规的制定则在参考西方有关法规的基础上，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系根据清末各商会所商讨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订的。1907-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商学会和预备立宪公会受清政府委托，开展商业习惯调查和商法修订工作。他们「延聘通晓法律之士，调查各国法理，证以中国之商习惯，历二年之久」，召开两次全国商会商法讨论会，最后与农工商部一起修订了以上二律，并由农工商部呈请资政院审议颁发，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颁行。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后，「即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呈请袁世凯交付国会议决公布5.因此，该二律的制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颁布后颇受工商界的欢迎。其它经济法规的制订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在19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工商界代表对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法、特许法、矿业章程、权度法、商会法、保息法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后来工（农）商部在制订经济法规时均有多少不同的采纳6.

法规修订更照顾资产阶级利益

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经济法规的制订以商业习惯为出发点已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话，那么根据工商界的要求对已颁法规作修改则更进一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商会法》的修订。1914年9月12日，民国政府颁布《商会法》。各商会对新颁《商会法》不尽满意，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尤其是对取消总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和行文程序把各商会视为同级政府机关下属组织，表示强烈反对，坚决要求修正。从《商会法》颁布后到1915年4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地商会函电交加，接连不断地向农商部提出修改要求7.1915年3月25-29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还召集二十一个省区商会的七十五名代表，举行了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商会法》修改问题，议决通过了修正草案和意见书，并提请政事堂转呈大总统核准公布。其意见书提出了五点修改建议：（1）各省会及通商大埠应设立总商会；（2）应允许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并得设立总事务所；（3）一县之中不以一会为限，及商务繁盛之区均可设立商会；（4）商会行文程序不能以行政官厅之阶级相绳；（5）商会图章不拟由各商会按内务部统一规定之式样各自营造，而应由农商部颁给关防8.在全国各商会的力争之下，袁世凯政府为缓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得不考虑修改《商会法》。1915年11月9日，参政院通过了经由张謇提交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修正商会法案，并谘请袁世凯「查照施行」9.12月14日和次年2月1日，袁世凯先后签发公布了修正《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完全接受了全国商会的修改意见10.

除了《商会法》之外，其它法规也有经工商界建议而作修改者。如对于《公司条例》，农商部根据商情，于1916年1月经袁世凯批准后，将条例中第124条原定的公司股分每股金额，分期收缴者，「至少以五十元为限，但一次全缴者，不妨以二十元为一股」，改作「分期缴者至少以二十元为一股，一次缴者得以五元为一股」，以利招徕股分。又将第186条原定的，公司在开业前可付给股东年息六厘的官利，开业后只准付余利，不准再付官利，改作开业后「准其酌给官利，仍由余利中分派，不得动用本金」，既顾及了股东的利益，又防止了公司的「以本充利」11.对《矿业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煤矿以二百七十亩以上，十方里以下，其它各矿以五十亩以上，五方里以下为限」；并由农商部附加通令，凡矿区面积不及条例所定最低限额的旧有小矿，必须在一年之内自行扩充或合并，否则「当即查明封禁」12.这自然要遭到众多的小矿业主的反对和抵制，「直隶、河南等省咸纷纷以矿区限制过严为言」。农商业部在「默察各省小矿情形」之后，感到「若不量予变通，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于是经袁世凯批准后，于1915年7月又制订颁行了《小矿暂行条例》，「与矿业条例相辅而行」，允许矿区面积不足矿业条例规定之最低限额者，继续照办13.至于对其他已颁经济法规，应工商界的要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动而作出一些枝节性的修改或临时变通，则难以一一类举。

由上可见，在民初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袁世凯领导支持于上，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执掌权力的工（农）商部主持于中，广大的资产阶级参与于下，形成了一种上中下三方面互相配合的局面，这才使民初经济法规的制订工作得以全面而迅速的展开。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更使之走向健全化和科学化。这一切无疑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一个比较资产阶级化的政府和比较民主化的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6.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的影响

北洋是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的影响，北洋时期的经济立法是无数变化后。

7.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是怎样的

您好哦 不清楚
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望采纳！

8. 当年北洋政府实行的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

北洋历届政府
不管按临时约法，约法，民国宪法
都是按三权分立原则来的，不过是分配不同而已
五权分立，在孙文在世时从未搞出来过相应的法律制度

以后硬搞了一个，实际执行起来也是各种窟窿

9. 北洋军阀时期的民商事立法及特点

（一）民法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仍然承认民商法的独立地位，但考虑到大清民律草案未正式颁行，故将《大清现行刑律》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有关涉及到民法的内容，如服制、田宅、婚姻、钱债、户口、田赋等，作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直接加以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曾以判例的形式对此有过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国体有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有关民、商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事之故，即误会其为已废。”

以《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事行为和民事纠纷固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法律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众所周知，《现行刑律》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下制定的，它坚持的是男尊女卑、等级身份等原则和精神，因而势必要与《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所确立的平等、自由等社会价值与理念发生冲突。加之原有的法律中涉及民事的内容规定又过于简陋，根本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不得已，北洋政府又采取了另一办法进行补救，即通过司法手段，而非立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引用民商习惯、大理院判例和法理作为办案依据。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传统民商习惯和大理院判例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法源，两者相互配合，弥补或修改原有法

律的不足和过时的法律条文。

从1914年起，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法典的编订工作。到1926年先后完成了亲属、总则、债、物权、继承等编的二稿或三稿草案，制定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不动产登记条例》、《验契条例》、《森林法》、《矿产条例》等单行民法。

（二）商法

在商法方面，北洋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商法典，但却制定了大量的单行的商法规，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册规则》、《商标法》、《著作权法》、《证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法》、《会计师暂行章程》等。不仅如此，《票据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也起草完毕，但未及颁行。

四、特点

（一）创新和继承并存

北洋政府时期法律制度是在晚清法制变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成的，同清末所制定的同类法规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行政法规创新之处较多，而刑事法律、民商类法律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实施情况较差

尽管从文本上讲，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完善，但由于北洋政府时期就本质而言，是武夫专制的时期，封建军阀对法律实施的干涉时有发生，加之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因而上述法律规定大都并未真正实施，法律制度相对完备，但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微弱，这一点在北洋政府时期反映得极为明显。

10. 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政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建议去看一看《中国宪法史略》、《中国宪政史》、《中华民国立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