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的成本
A. 行政成本是指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衡量行政成本的标准不包括( )。
事业单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范围覆盖各个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仅次于企业，是我国第二大社会组织。事业单位集中了我国大部分专业技术人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事业单位因应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亟需以深化改革来解决，当务之急是明确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与思路。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目标路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也日益显得迫切。事业单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近些年来，各地方和部门纷纷进行了一些事业单位改革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整体上说，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显然，如果不对事业单位改革的相关问题弄清，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改革也就很难顺利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我国事业单位现状我国的事业单位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主要提供教育、科研、文娱、医疗、体育等公共服务职能。产生于特定时期的我国事业单位，在巩固国家政权，发展国民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方面作出过巨大成就，并将继续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但传统的事业单位隶属于政府，是政府权力的衍生物，具有经费依靠国家财政、高度的社会福利取向、人员编制、机构设置行政化、典型的官官管官养等特征。长此以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之相适应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明显滞后性和复杂性特点，并且日益暴露出许多突出的问题。有关专家认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病表现为事业单位行政化。一是事业经费供给化，这种拨款方式使事业单位没有预算方面的压力，事业拨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要，而不是事业产出的效果。事业单位一经设立，其干部和人员由国家统配，经费由财政统包，任务由上级统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效率低下的一种奖励。二是事业运行机制的行政化。长期以来，事业单位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人事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基本沿用行政单位的做法，政府部门往往采用行政命令、指示等手段来直接领导和管理所属的事业单位，这种管理体制缺乏利益激励和风险约束机制，使事业单位在服务的发展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完成指令而不是创造性地提供服务，便成为事业单位的主要使命，而自身由于自主权不到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三是领导体制模式化。目前，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模式较为单一，多数事业单位领导的任用都实行单一的委任制，这种领导体制当然便于政府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管理，但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它难免造成权力向政府主管部门集中，抑制事业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由于事业单位行政首长的权力只来源于上级主管部门，在事业单位内部难以形成横向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与民主决策机制，特别是随着事业单位自主权的逐步下放，这种现象更易出现。二、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选择与改革取向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仍然并将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解决现有事业单位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必须依靠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不是也不可能取消全部事业单位，而重点在于如何来划分事业单位的类型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和规范。这是在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目标设计时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山大学王乐夫教授认为，按照事业单位承担的功能，可以将事业单位的改革定位于三个方向：一是朝向政府的一极发展，二是朝向企业的一极发展，三是定位于在政府与企业的两极之间。具体说来，就是将事业单位分为三类：一是行政执行类，二是企业化经营类，三是社会公益类。在这三类事业单位中，行政执行类事业单位可以有条件地逐步转向政府机构；企业化经营类事业单位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逐步确立企业法人身份；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既不能由市场包，又不能由政府包揽，因此可以保持事业法人的身份。1、改革的目标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的目标选择在于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精简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事业组织体制，改革后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应当更有利于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可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社会事业组织体制是指社会事业由谁来、怎么的基本制度模式。因此，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是对现行社会事业体制的重组；对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设计，必须放在社会事业组织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因此，对事业单位的划分首先要理清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划分事业单位的职权范围，从而为事业单位的改革作好铺垫。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应该把现在的事业单位分成三个类型：执行政府职能的法定单位，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益单位，可以企业化运作的营利单位。这三个类型中，只有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益单位基础保持事业法人的身份，法定单位转变成政府机构，营利性单位则变成企业法人。除了法定机构之外，所有单位都取消行政级别。法定机构执行政府管理和执法职能，完全由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它们可以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收取适当的用户费用，如护照的成本费或者罚款收入，但所收取的费用全部收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企业化的营利单位，政府不再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如果国家有科研、培训等方面的项目，这些营利性的科研单位和教学培训机构，可以参与竞争招标。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益单位，政府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与此同时改革政府的拨款方式，提高公益服务机构的竞争性。2、改革的目标取向作为我国传统的事业即非经济非政治的社会事务服务和管理职能承担者的事业单位，由于其在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所拥有的组织、人员和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从我国的目前非政府组织总体上水平不高等情况出发，通过深入的改革和发展，理应成为公共事业管理领域中的重要力量。这一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事业单位的社会化以及运行的法制化和民主化。（1）事业单位的社会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即社会事业社会和事业单位的资源配置与服务社会化。其一、社会事业社会。社会事业即社会全体公众的事业，也就是公共事业，因而社会事业社会，也就是公共事业社会。社会事业社会，就是指社会事业兴的主体多元化，建立国、民和社会等多方兴事业，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新格局。这是面对社会公众需求日益丰富，新型公共事业形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作为事业的唯一主体、以国家财政支持的事业体制难以为继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型公共事业的本质上是社会大众的事务，最终必然落实到社会、由社会自我管理的要求。社会事业社会对事业单位的改革而言，最根本的就是事业单位与国家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对自身的性质重新定位，即要通过以政事分开为基本原则的改革，根据自身的性质和服务的基本内容，分清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自身的责、权、利，正确确定和理顺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成为在法律规范下从事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自主活动的主体，而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其二、资源配置和服务的社会化。在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由于国家是兴主体并由财政支撑，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央部门事业、地方政府事业、事业单位事业和国家企业事业的条块分割、部门界限局面，各所有者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也只为本部门、本地区、本行业服务，不对其他部门、地区、行业服务，更不对社会服务。这是在资金紧张下的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与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社会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化相一致，就必须打破事业资源的行政化分割与部门单位所有制，面向社会进行公共服务。（2）事业单位运行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在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事业单位通过接受行政指令等完成国家计划，事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视程度，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民主监督，从而在实际中，各项事业的意义必须反复经常地强调，事业经费必须时时去争取，事业机构的设立和撤消也变化无常，不能不对事业的稳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随着事业单位改变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成为独立的进行公共事业服务与管理的主体，不再靠执行行政指令来运行，为规范其行为的合理，保证公共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公共事业立法，建立和完善包括科学技术立法、教育法、文化法、卫生法、体育法等方面的公共事业法律法规体系。同时，作为进行公共服务与管理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不仅需要在其内部进行法律的基础上民主化运行，更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三、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与措施中央编主任李铁林在致辞中指出，事业单位改革的任务紧迫，关键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事业单位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必须通过自身改革，为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二是事业单位作为政府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载体，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三是必须通过事业单位改革，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1、调整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国家发改委司长范恒山在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国际研讨会上说，从总体上收缩中国事业单位规模、调整结构，是推进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为此，他提出改革四条调整思路：其一，能够撤销的，在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的基础上坚决撤销；其二，目前已承担政府职能且不宜撤销的，应转变为政府部门。公益性事务较少、可以改制为企业的，或者目前已从事大量市场经营活动，企业色彩比较浓重的事业单位，应明确转变为企业；其三，把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减少到最必要的限度，依此原则。对现有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通过合并、重组形式进行整合；其四，不宜再由政府出资兴、且有市场前途的事业单位，可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让渡给其他投资者。2、根据政事分开原则，明确政府职责和事业单位职能传统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事业活动的非经济性和非政治性以及政府职能扩大化导致政事不分的积弊已久，随着人们对公共事业认识的深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立足政事分开原则，合理划分事业单位职能和明确政府职责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基本点。政事分开，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国家包统揽事业，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事业单位自主解决具体事务。明确合理的政府职责范围，形成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合理分工。根据毛寿龙先生说讲：“政府应该扮演好四个不同的角色：作为政策的决策者应该确保决策的民主化，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确实采取措施，避免决策失误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作为公益物品的提供者在正确引入外资或者民营资本的同时应该要有一定的程序和条文，以保证程序的公开、合法，防止不法之徒政治寻租；作为管理者应该改革后的事业单位是公共型服务体系，而不是以前的政府权力的延伸，更不能凭借自己的权力对其进行垄断；作为监督者应该广泛动员公民及企业的参与，扩大事业单位的监督主体，在有效监督的同时降低监督成本。”明确事业单位职能，合理划分政府直接举和间接究的事业边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我们既不能沿用传统旧体制下的事业界定标准——“没有生产收入”、“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界定标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的公共产品是界定国家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标准。国家财政本质上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凡是社会公共事务，均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都应由国家财政供给来。因此，社会共同需要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事业单位职能范围的根本标准。公共性是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的本质特征，尤其是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四大行业，直接体现着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需求、公共服务和公共监督。公共性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资源和产品分配的公正性，收益或损失的社会性，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所有权和财产权的不可转让性，组织行为的公开性和限制性，资助和消费的强制性。政府财政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衡量事业单位公共性程度的基本标志。因此，界定事业单位职能范围时，就应以社会共同需要作为界定的标准和依据。凡是具有公共性特征的事务，就属于社会公共事务，就应由国家来；凡是不具有这种特征的事务，就不是社会公共事务，就不属于国家事业单位职能的范围。同时，即便是那些政府直接组织的行政支持类事业也需要进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活力和加强约束机制建设。坚持政事职责分开，政事编制分开，政事财务管理分开，政事机构分开，从而更好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我国事业单位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3、规范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改革对策和程序要民主化和科学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在改革的策略选择上要广开言路，要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和协商过程，打开社会上方方面面参与的渠道，不能搞少数人决策，要充分发扬民主。所谓科学化就是指改革的程序和步骤要考虑成本收益原则，要符合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要依法进行改革，把事业单位改革与公务员法的制定联系起来考虑，要把公务员的范围界定和职级划分及中央与地方公务员的区别考虑进去。一般来说，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按照服务本位，而不是按照权力本位来界定公务员范围，把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都包括在公务员范围之内，而技术官僚大多是在我国所谓的事业单位工作，并由财政支薪的人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大部分最终是由这些部门和人员来提供。我国行政支持类和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就属于这种性质。因此，在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要考虑把这部分人纳入公务员队伍，按照公务员法依法进行统一规范管理，以减少这些单位管理混乱和职位腐败。改革结果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我国政府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着眼于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此外，整个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思想、观念转变、文化认同、产权界定等问题都需要妥善解决。总之，事业单位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工程，需要不断地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妥善解决，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制度改革创新，解决体制性障碍，才能不断推进整个事业单位改革的顺利实施。
B. 试述我国行政成本现状及解决办法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通过对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高；行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这主要是由财政的实际规模庞大、政府机构不断膨胀、供养人数不断上升、腐败现象不断增加行政成本等现象表现出来的。造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行为的负面效应、正确的行政观念的缺失、行政结构的不合理、行政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政决策的不科学。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财政的开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与推行电子政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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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浅析及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从我国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入手，运用政府干预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分析了我国行政管理成本高的原因，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就如何降低我国行政管理成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研究行政管理成本的背景是什么？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政府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过程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界人士的关注，人们不再把政府行政管理只能简单等同于政府财政职能，而是围绕政府部门为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而筹集财源、拨付经费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成本及效率相关联，因此作为经济理性人的政府应该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不断追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即实现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效益。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成本问题已日益突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也强调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性。
这就是对公共行政管理成本研究的历史的现实的背景。
什么是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成本呢？
行政管理是国家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组织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行为。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政府机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所需要的成本，包括国家元首、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公安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的管理费、服务费的总和。那么，我国行政管理成本是个什么现状呢？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我国历年行政管理成本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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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50 1955 1960 1970 1975 1978 1985 1980 1995 2000 2003
行政管理成本 13.13 21.54 31.39 32.0 41.81 52.90 171.06 414.56 996.54 2768.22 4691.26
（亿元）
占财政支出比例 4.71 8.53 13.44 14.6 17.42 19.03
（%）
行政管理成本增长了87倍，而从改革开放至2003年，我国财政总支出仅增长21倍，GDP增长31倍，可见行政管理成本增速之快。再来看我国行政管理成本支出与世界各国比较的情况：
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成本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日本（1993）2.38% 西班牙（1997）2.55% 德国（1998）2.7% 埃及（1997）3.06%
土耳其（2000）3.2% 波兰（2000）4.06% 罗马尼亚（1999）4.09% 英国（1999）4.19%
韩国（1997）5.06% 印尼（1999）5.1% 泰国（2000）5.2% 墨西哥（1999）5.28%
印度（2000）6.3% 荷兰（1997）6.4% 法国（1997）6.5% 澳大利亚（1998）7.03%
加拿大（2000）7.1% 俄国（2000）7.6% 乌克兰（2000）8.52% 阿根廷（2000）9.13%
美国（2000）9.9% 巴西（1998）14.16% 意大利（1999）23.09% 中国（2003）19.03%
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行政管理高成本国家，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居高不下的行政管理成本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如国家财政危机、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化盛行等等。
造成我国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分析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客观因素，一个是主观因素。行政管理职能的不断扩张和中央财政的不断增长客观上促进了行政管理成本的不断增长，此外，行政管理的过程实际上是生产或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过程，而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导致行政管理成本走高的内在因素。这里我们着重要分析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意识问题是造成高行政管理成本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行政管理成本意识缺失。我国是从漫长的计划经济走向新生的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人员端着“铁饭碗”，大多没有经历过体制转型时的阵痛，行政管理得好不好，关键是看执行上级决策到不到位，自主创新够不够。甚至在有的领导中曾提出只看结果不讲过程的办事作风，只讲成绩不及成本的实例屡见不鲜。可以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讲究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的文化氛围十分淡薄，也正是这种单薄的行政成本意识滋生了贪污腐化、假公济私、铺张浪费、重复建设、形象工程、“搭便车”的现象。
其次是没有向纳税人报告的意识。行政管理成本绝大部分来自纳税人的税收，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政策，明确税率、税基、税负及课税对象，培植税源，收取税收，用于支付政府生产或提供市场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成本，通过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维持纳税人正常的生产秩序，应该说，纳税人和代表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是一种被服务和服务的关系，也是一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被委托人有义务向委托人报告事情办理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事实上，因为缺少这种意识，甚至颠倒关系，所以花起钱来不心痛、不节制，随心所欲。在这种执政理念的驱使下，腐败、权力寻租得以肆虐。因为根据Down’s Puzzle 和公共选择理论，选民的目的是要通过选举实现福利最大化和投票净收益最大化，政治家的目的是要追求选票最大化，得到相应的权力、收入和尊敬，而官僚的目的是要通过选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预算最大化，由于官僚机构（行政机关）追求公共权力最大化必然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追求预算最大化则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过剩，高于帕累托最优的产量水平。最后通过投票交易实现权力寻租。而腐败和权力寻租产生的高额成本最终都转嫁到行政管理成本之上，无疑加剧了行政管理成本的高涨。
体制问题一直是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核心因素。
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我国目前的行政层级有五级：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省（直辖市）、市（自治州）、县、乡，层级过多，鞭长莫及，不仅管不到位，而且管理效率低下。通过层层传递审批，既耗时又耗费，更重要的是要维持这么庞大的机构正常运转，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这里有一组数据：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3%，其中，公车私用占2000多亿，相当于建一个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另据《北京晨报》，我国行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因此提出“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另外，行政人员总量过多，导致财政负担雪上加霜。一方面新增行政职能部门往往要到公务员队伍之外招兵买马，花重金培训上岗，另一方面职能弱化萎缩的部门人员消减难，无法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加上实行干部队伍年轻化，年轻干部进公务员队伍比行政人员退休速度快，一大批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干部退下来之后造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入口大于出口，导致人员内涨、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效率低下、冗员包袱沉重。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研究表明：中国官民比为1：26，超标近20倍，公务员与GDP的比例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每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超过7000个亿，是我国1979年GDP的总量。改革开放28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28倍，但公务员的职务消耗却增长了140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24%，而国外一般仅为3%—6%。此外，职能交叉、重复执法产生的成本也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行政管理成本的增长速度。
目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正进一步深入，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仍然是困扰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方面，政府越位现象仍然严重，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大政府、小社会”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缺位引发的社会问题带来的间接成本也不计其数。例如，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应急预警机制，2003年爆发的非典造成的管理成本急剧增加。
机制问题也是导致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评价考核机制不尽合理。现行的考核评价机制重数据、轻实际，重形式、轻内容，重近利、轻远虑，重速度、轻规划。基于此，各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纷纷上马，重复建设亦层出不穷。没有具体的行政考核指标、计算办法和考核结果的运用措施。对盲目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严格有效的测评机制、审批制和责任追究制。一些项目上马的时候，往往只注重能拉动多少GDP的增长，增加了多少税源，新增了多少就业岗位，忽视了对环境生态的评估与保护，但这种长远的影响所造成的巨额成本，最后买单的还得靠政府，这是行政总成本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监督机制不健全。我国现行的监督方式主要有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而法律监督滞后，行政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人大监督不到位，舆论监督力度不够，群众监督渠道不畅通，是导致行政管理成本增长不合理、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外在因素。财政收支缺乏监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算编制有缺陷，由于我国现行实行的是基数预算，是在以前预算年度的基础上，按新的预算年度的经济发展情况加以调整之后确定的，不能客观反映行政管理的动态发展，更重要的是预算往往具有滞后性，年初预算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到年中才开始执行，失去了预算编制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约束作用；二是预算外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监督，特别是中央集权后的预算外资金管理漏洞大，例如上百万的资金可以通过中介人或中介组织从一些中央部委流向下面，高达百分之几十的中介费却流入中介人口袋中，剩余的百分之几十也不需要跟踪审查，当地财政更监管不到；三是财政收支透明度不高；四是政府采购缺乏监督，商业贿赂盛行，政府统一采购往往比单一采购成本更高，违背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
再次是用人机制不完善。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用人标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扭曲，“才”变成了“财”，于是给权利寻租者以可乘之机。
对如何降低我国行政管理成本的几点建议：
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几个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预防转移支付层层过滤的弊端，完善财政支出机制，杜绝“跑部钱进”的现象发生；理顺政企关系，把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分开，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能够管得就交给市场管，政府只管市场做不好、做不了而自己做得好的事；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彻底改变原来由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理顺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分工明确，避免职能不清、职能交叉、人浮于事、多头执法。
二要改革现行组织设置，适当削减行政层级，明确职能划分，创新用人机制，严把财政供养人员入口关，努力实现人员的优化配置。
三要强化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成本意识，加大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培训，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倡将经济型管理人才引进到行政管理队伍当中来。
四要完善行政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将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纳入到绩效考核指标，明确具体的计算方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五要完善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式，畅通监督渠道，加大人大对行政管理和财政收支的监督力度，坚持依法行政，加大行政立法进程，变“禁止性”立法为“允许性”立法。
六要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实现各类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七要完善预算编制和政府采购制度，严厉整治商业贿赂行为，切实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八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要注重对新增GDP的成本核算，加强对新增项目的不可行论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C. 怎样提高立法的成本效益与社会效益
1）加强立法工作，提高法律质量，完备法律体系。防止立法者利用立法权力进行恣意、任性的统治，一是健全立法体制，明确各立法主体相应的立法权限；二是干预立法方式，使之受到严格的立法程序的限制；三是干预立法范围，使之受到更高法律的限制，从而难以染指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
2）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首先,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1）行政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来从事行政行为，“无法律即无行政”，严禁超越法律行使职权。（2）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定职权，从事行政活动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3）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再次，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
3）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实现守法自觉化。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而要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4）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维护社会稳定。
D. 行政诉讼费收取标准应该是多少
应该收来取专递费，行政诉讼受理费自按以下标准缴纳：《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五）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
其他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注：行政赔偿案件不收费。
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不超过1万元：每件交纳50元
超过1万元至10万元诉讼标的额×2.5％－200元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
(4)行政立法的成本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费用是行政诉讼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依照法律规定，由当事人负担的、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费用。包括二类：
一是案件受理费，即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时当事人应当交纳的费用，如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
二是其他诉讼费用，如鉴定费、勘验费、证人补贴和差旅费、公告费、诉讼资料副本制作费、执行中的其他费用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支付的其他费用。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诉讼，都须依法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组织在中国领域内进行行政诉讼，也须依法交纳诉讼费用。
E. 行政成本控制，思路，常用方法有哪些
要知道行政管理成本的控制方法，首先就需要了解行政管理成本（G&A Expense）管控的难点所在：一是其间接费用的属性，导致其支出水平不能直接与产销量发生关系，没法精确配比，预算做不准，当然控制就更难；二是内容分散，科目多，但单个科目金额小，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尝试加强行政管理成本的方法有多种，这里只提几个较为流行的方法：
1、化整为零，集中管理：比如行政部统一归口全公司的办公家具和行政修理费，其他部门统一报需求给行政部，由行政部统筹全公司的在这方面的支出，成本管得不好，财务部只向行政部问责就可以了，由它去想办法往下面平衡和管理。
2、定额控制，定比率控制，总量控制，抓大放小：比如同行业或主要竞争对手的管理费用占收比为5%，那么本企业的管理管理费用为保证在行业的竞争力，同样总量锁定为预测销售收入*5%即可。会计期间，只要总量和比率不超，科目间的相互借用可以不那么严格追究。这是决策层看待行政管理成本的视角和态度。
3、成本定额落实到人，与个人的绩效相挂钩，等等。还有那些通用的成本控制方法，当然同样对行政管理成本有效。
降低直接人工成本的管理措施 1．经过系统性分析，从产品设计阶段直至生产作业过程，每一环节都应考虑降低直接 人工成本的可能性和办法，具体指引如下表所示。 降低直接人工成本各环节指引 着眼点 1．在设计阶段达成加工方法的标准化与通用化 （2）价值工程（VE）管理 （1）生产设计 2．在生产计划阶段，谋求加工方法的不断改善 （2）设定目标基准、作业标准等 （1）生产计划与产品组合计划 3．在生产计划阶段，研究如何缩短生产所需要 （2）拟订生产日程或预计进度 的时间与每一生产过程的期间 （3）分批数量的计算与负荷的调整 4．通过作业分配及作业过程的控制来提高作业 效率 （1）作业改善 5．透过作业方法与厂房布置等作业改善来减少 工时与生产停滞状态 （2）程序改进 （3）运搬管理 （4）尽量实现机械化 6．防止出现作业等待与操作停止等情况 7．通过产量的提高、不良品的减少来减低单位 成本 8．通过提升员工的工作意愿来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提高员工的正确操作率来降低成本 设备管理（预防维护） （1）加强质量检查与控制 （2）实验计划法 （1）教育训练 （2）适性配置（适才适岗） 工业工程（IE）管理 管理办法 （1）尽量设计标准化与通用化的产品 2．科学、合理地开展生产作业分配，力求使操作人员没有空闲时间，将工人的全部优 势发挥出来。 3．购进机械设备，提高车间机械化作业程度，以降低直接人工成本。需要注意的是， 机械设备虽可节省大量的人工费用，但因设备投资所增加的折旧费、占用资金的成本以及 大量生产引起的价格下降等因素，所以在引进机械设备时，需要做投资分析，衡量设备的 投资效率。 4．建立机器预防保养制度，不断推进技术改造，提高现有设备的工艺状态。
F. 行政管理成本控制方法
要知道行政管理成本的控制方法，首先就需要了解行政管理成本（G&A Expense）管控的难点所在：一是其间接费用的属性，导致其支出水平不能直接与产销量发生关系，没法精确配比，预算做不准，当然控制就更难；二是内容分散，科目多，但单个科目金额小，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尝试加强行政管理成本的方法有多种，这里只提几个较为流行的方法：
1、化整为零，集中管理：比如行政部统一归口全公司的办公家具和行政修理费，其他部门统一报需求给行政部，由行政部统筹全公司的在这方面的支出，成本管得不好，财务部只向行政部问责就可以了，由它去想办法往下面平衡和管理。
2、定额控制，定比率控制，总量控制，抓大放小：比如同行业或主要竞争对手的管理费用占收比为5%，那么本企业的管理管理费用为保证在行业的竞争力，同样总量锁定为预测销售收入*5%即可。会计期间，只要总量和比率不超，科目间的相互借用可以不那么严格追究。这是决策层看待行政管理成本的视角和态度。
3、成本定额落实到人，与个人的绩效相挂钩，等等。还有那些通用的成本控制方法，当然同样对行政管理成本有效。
G. 税收的行政成本包括什么反应了什么问题
税收的行政成本包括内容如下：
政府行政开支(即所谓的行政成本或行政费用)，税收行政成本指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国家取得税收收入的过程包括制定税收制度、组织征税活动、开展纳税检查并处理违章案件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征税成本也由立法成本、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三个部分构成。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特殊地理特点带来的贫困县凸显的民族问题,对政策的需求自然不同。实际操作中,反映出对政策的执行不力,暴露出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税收成本增长较快，并且税收成本上升的速度还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中国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这一现象不仅会影响税收纯收入，还会导致政府经济信息失真，由此误导政府经济政策，影响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运行，并损害国家税法的权威与实施效果。
要降低税收成本：
首先要强化正式制度约束的作用，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税收立法：严格限定税收的委托立法权，提升税法的效力级次和稳定性，合理划分税收权限，合理设计税制，提高单部的税收法律效率，发挥税收法律体系的规模效应；二是深化税制改革：采取渐进式的增量改革，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税制模式，设计与税收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税制，改革目前的税制供给状况。
其次要发挥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作用，包括加强税收宣传工作，加强税务机关和人员的成本意识，提高税务机关的专业服务水平，发展和规范税务代理业，强化纳税人权利等方面。第三是要增强实施机制的有效性，提高我国税收征管体系效能，包括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强化税源监管，实行区别纳税申报，强化税务稽查，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优化税务行政资源配置。
第四是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包括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息交流机制，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建立税收举报制度，完善对税务机关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对纳税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H. 立法过程中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的关系
行政立法中的民事制约
2004-12-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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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是指某些行政法规、规章在调整行政法律关系时，同时涉及到对一些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从而使该部分行政立法具有民事立法的性质并产生民事制约作用的现象。笔者认为行政立法民事制约问题的本质是公权与
私权的冲突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权力（权利）的结构性平衡问题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权力（权利）的结构性平衡，主要是指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范围的平衡问题。从《立法法》目前的规定来看，尽管对各级立法机构的立法权作了相应的限制，但行政立法权限仍然十分庞大，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形成了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的不平衡。要实现这一领域的平衡，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一）实施行政立法要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如对市场进行立法干预，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必须证实市场失灵确已发生。其二、实施行政管制能否减少或控制不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其三、必须确保管制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政府错误干预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
（二）实施行政立法要坚持利益均衡原则。行政立法对私人权利的干预是必要的、适当的，但干预所期待的社会效果应当是行政主体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的相对均衡，且采取的干预手段应当不损害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利益均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激励与制约的机制性平衡问题
行政立法权力与民事自治权利的平衡，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要让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让行政立法主体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博弈的同时，减少或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双赢。实现这一目标应建立两种机制：
（一）建立行政立法的激励与制约平衡机制。从世界范围内行政法的发展过程来看，行政立法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希望运用立法手段加强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但是，政府只是“有限理性”的，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使行政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因此，应当运用制约机制将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减少对市场的失当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不可能让市场放任自流，因此应当激励政府在必要时以“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失灵”，以防范政府失灵。运用激励机制来支持政府弥补市场缺陷，这样既达到节减交易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市场失灵”的出现。
（二）建立行政立法中公权与私权的平衡机制。在一个行政化的国家里，行政机关往往会倾向于扩大行政立法的范围，增强行政立法的强度，以便实现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手段，促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与之相反，相对方则倾向于严格制约行政权，扩大社会自治范围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寻求私益最大化。这对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建立公权与私权发生博弈时互相妥协的机制，从而实现公权与私权在行政立法中的有效平衡。
行政立法民事制约中实体与程序的制度性平衡问题
制度是行政立法机制的载体，激励与制约机制必然要依赖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要想让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真正平等、激励与制约机制能顺利运作、公益与私益可以协调平衡，从而使行政立法产生良好的民事制约效果，就必须确保在行政立法中实现以下三种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平衡。
（一）确保立法动议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立法动议的优先权。但由于公众利益本身的多样性，一项立法动议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行政立法机关有时是事先无法完全确定的。要想让各方的利益在最终立法结果中得以体现，必须确定相关的利益主体，这就要求行政立法机关必须公开相关的立法动议信息，在更大范围内让利益主体知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立法动议并参与其中。
（二）确保利益平衡权与相对方参与权的平衡
行政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的前提是利益各方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并自由地表达利益要求。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参与程序。另一方面，由于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相互对立的尖锐性，在博弈过程中，为节约有限的立法资源，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赋予行政立法机关以利益的平衡权是必要的。
（三）确保行政立法权与司法救济权的平衡
行政立法结束后，各方利益在行政法规中有的得到了体现，有的没有。这样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就可能会引起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因立法的缺陷侵害部分权利主体的利益。因此，在行政立法中应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允许更多的人具有原告资格，从而使行政立法过程中形成的或缺在行政诉讼中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