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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谈法治

发布时间: 2023-11-28 16:30:34

❶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存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搞“土政策”的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的观念树得不牢。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依法办事的极端重要性,使依法办事成为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依法办事是岗位职责所系。领导干部的职责是法规赋予的,其权限与职责紧密相连。领导干部作为党委决策的谋划者,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单位的建设和发展。领导干部必须着力强化依法决策、依法指导、依法办事的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也是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❷ 党组书记谈如何加强依法治县工作

一是明确目标,组织落实。自开展第二个五年依法治县以来,绝大多数乡镇和部门建立健全了依法治理机构,不断完善领导小组议事规划及工作制度。大部分乡镇与村居签订了依法治理责任书,多数乡镇实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一把手工程”,县机关有一半以上的部门由一把手亲自负责。不少乡镇和部门对普法依法治理的经费投入也逐年增加,如龙港和灵溪两镇今年投入依法治镇的经费各为500万元、230万元,大部分乡镇采取了实报实销的方式,在依法治理方面舍得投入。各乡镇的依法治乡镇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党委有决定、人大有决议、政府有规划。许多大镇还与所属部门、村居签订了责任书,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使第二个五年依法治县工作形成了目标到基层、责任到个人、措施到一线的良好局面。
二是突出重点,强化普法。全县各乡镇、各部门能够把法律普及教育作为依法治县的一项基础工作来抓,并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普法教育,努力使各类对象的学法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1、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大部分乡镇和部门的领导能自觉接受法律知识教育,如党委理论中心组学法、参加各法律知识培训、组织本单位的法律知识讲座、自学考试等,通过学法有效地提高了自身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组织部、人事局、普法办积极推行公务员和一般干部学法的“并轨制”,把公务员和一般干部的学法纳入各类培训和任前考试之中,今年全县组织3300多名公务员进行了《行政许可法》考试。现全县已完成95%的干部学法任务。

❸ 如何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党的自身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党及时总结过去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法上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实践加以改革、创新。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的重要论断,把依法执政提到一个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有了新的飞跃和重大进步。党依法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党的各级组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在依法治国条件下改进和完善执政理事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一些不依法执政、不会依法执政的现象仍然存在,影响了党依法执政的水平和效果。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一些同志对依法执政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不足。有的认为,依法执政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套“枷锁”,办起事来不方便、不随意,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也有的认为,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委有处理一切事情的决定权,依法执政会变相地削弱党的领导;还有的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主要是行政机关做到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做到司法公正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强调党依法执政。如此等等,造成一些同志不循法治思想谋事,不按法律法规办事,降低了依法执政的能力。其次是体制机制问题。在理政体制、运行机制、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忽略法、无视法现象。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时有以党代法、以党代政的情形,党委权力包揽过多,“一把手”个人说了算,严重影响了执政效能和科学决策。再比如,依法执政必须用严格的制度来保证,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随意性较大。有的有制度,但程序不完善,使制度流于形式;有的制度有,程序也有,但规范化不够,导致制度走过场、打折扣,制约了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还比如,监督机制不顺畅,监督效能低下,乃至不敢监督、害怕监督、压制监督、逃避监督,群众没有知情权、从而无从监督等情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进;还有选人用人问题,无论是用人导向、选拔标准,还是工作程序、评价机制,都存在一些难症、顽症,不利于为依法执政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再次是能力素质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思维和依法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不强。有的无视法律,在处理矛盾问题时,依仗权势强压硬打;有的不善用法,遇到具体问题仍然按照老经验、旧习惯来处理;有的认为法不如情,热衷于找关系、疏通门路,找领导写条子解决问题。这些既反映出能力素质低下的危害性,又损害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表明了提高党员干部的依法执政能力是当务之急,必须抓好。
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积极探索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的实现形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前要从破解重点和难点问题人手,着力做好六个“强化”。
一、强化全党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
依法执政的实质,是对法理的尊重,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体现。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强化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总开关。
实践证明,一些地方的工作起色不大,除了环境、基础、思路、方法等原因,根子往往出在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强,不能很好地做到依法执政上,工作的出发点虽然很好,但在具体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搞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以政策或指示代替法律,大小事情都由党组织和领导者说了算,结果只会脱离群众,事与愿违。因此,各地各级要把强化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作为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抓住不放,抓出成效。
广东省东莞市近年来开展了“强化四大理念、打牢思想基础、增强依法执政能力”的主题活动,即强化宪法与法律至上的理念,强化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现代法治理念,强化法律信仰。他们采取主题讨论、专题研究、分层指导、典型引路等方法,引导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结合实际工作不断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他们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判断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现代法治观念,有效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辟出了一条新路。
二、强化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格局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理顺党委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形成科学、规范的执政机制,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和实现手段。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协调各方的关系。
许多地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福建省漳州市根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要求,制定了党委工作的“八字职责”,即:领导、沟通、协调、服务。领导就是要求各级党委着眼于全局,集中精力抓带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把握政治方向,安排重要人事,决定重大事项,维护社会稳定。沟通就是主动与人大、政府、政协交流工作情况,畅通信息渠道。协调就是统筹组织好各方面的工作,使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合力。服务就是支持各方依法行使职权,为各方开展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如对人大工作,市委明确提出要把党对人大的领导法制化,对人大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制度、人大工作制度等的改进和完善都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人大选举中适度引进竞争因素,促进干部奋发有为。在人民代表的提名选举中,不再片面要求政治地位和专业政绩,更加强调知政、参政、议政、督政的素质要求,促使其更好地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对政府工作,他们坚持“一个统一、两个各自”,即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党委统一领导、做出决断。在职能分工上,党政领导各自履行职责,各自发挥职能作用,党委不干预政府的施政过程。同时还制定了明确界定党委和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职责的规定,清晰权力边线,防止以党代政、以党揽政。漳州的探索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既坚持了党的统一领导,又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三个文明建设。
三、强化党内监督机制
铁一般的监督是权力运行的“法眼”。依法执政对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和达到新形势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机制,为依法执政提供监督保障。
江苏省苏州市在围绕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开展党内监督工作中,紧紧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根本,实施了“两轮齐动”的监督管理新体制,使党内监督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两轮齐动”就是一方面加强党内监督,另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监督与民主齐动,民主与监督并行。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一个没有监督的党不可能具备良好的依法执政品质,一个缺乏党内民主的党不可能形成较高的依法执政能力。在加强党内监督上,重点抓了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总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构建纪检监察组织领导新体制,加大了垂直管理、垂直领导的比重,对权力部门和掌权者的监督制约更加有效。同时出台了配套制度措施,从制度设计上把党内各个层面都纳入党内监督范围,并将监督重点放在“一把手”身上,从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入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在实行党内民主方面,他们以健全党员民主权力保障机制为取向,制定了有自己特色的发展党内民主实施细则,完善了党内学习制度、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制度,开设了党员民主讲坛,请普通党员上讲台,评得失、提建议、当高参,行使建言立策、臧否是非的权利。“两轮齐动”既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又增强了党内监督机制的效能,提供了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新经验。
四、强化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举措
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变“为”为“让”,这一字之差,充分地体现了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为人民掌权、依靠人民掌权的思想,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精神。明确并落实这一点,就会促进党委和政府做到依法执政,并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
这些年,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围绕此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如,许多地方坚持扩大干部选拔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普遍采取了票决制选拔领导干部;不少地区进行了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了制度措施,探索以党内民主带动和示范人民民主的路子,等等,都是党依法执政朝着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向迈进。
重庆市在工作中,把党有没有本领让人民起来为自己负责、为自己掌权,当作检验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尺,努力从具体制度上予以确认和保障。市委在全市农村推广实行了“八步工作法”,这八个步骤是:第一步,深入调查收集民意;第二步,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初步方案;第三步,广泛征求群众对初案的意见;第四步,民主讨论确定方案;第五步,户户签字进行公决;第六步,分解工程,落实到户;第七步,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竣工结算张榜公布。“八步工作法”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化、程序化。从一条乡村公路的走向,到一座桥该不该建、谁来建、群众付多少钱,都要反复讨论、酝酿、表决,达不到85%以上赞同率就不能实施。正是在这种看似繁琐的过程中,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得到了切实体现。
五、强化正确政绩观的树立
提高党依法执政的水平,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依法执政是执政方式问题,政绩观是执政目的问题。正确的政绩观是党依法执政的前提。因此,实现党依法执政的目标,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从各地实践看,要着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最高准则,规范自己行为,统领全部工作;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干部任用、考核评价体系。目前,各地普遍建立起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还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要害是对干部的考核评价,究竟是由上级制定一套衡量标准说了算,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最高标准,是党的执政观和群众观的根本问题。
六、强化懂法、守法、善用法的干部队伍建设
党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归根到底取决于每个党员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依法执政,善于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做到不断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对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强、法治素质高、执法用法严的干部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在努力不懈地探求,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一条有效经验,就是要围绕增强干部行为的“合法度”来强化懂法、守法、善用法的干部队伍建设。
安徽省黄山市把增强干部行为的“合法度”具体化为三个数字:一是全市每年出现多少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案件;二是每年查处多少腐败案件;三是每年有多少群众举报执法部门的“三乱”案件。这三个数字的高低,与依法执政的优劣密切相关,成为全市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高下、行为是否正当的检验标准。从把这三个数字减少到最低限度入手,市委下力气从三个方面抓了干部队伍建设。首先,实施了法治精神入脑入心工程。在全市开展了依法执政大讨论,通过灌输、研讨、辩析,使宪法精神、法律规范与党和国家的要求广为人知,入脑入心,夯实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其次,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在党校、行政学院和相关院校开设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干部专门培训班和专题深造班,分期分批组织干部进行培训进修。各部门还经常举办不同形式的“学习日”,请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授课讲解,提高了干部依法执政的素质。再次,加强实践锻炼。市委每年有计划地安排机关干部到基层锻炼,让他们在条件差、矛盾多、热点难点问题突出的地方开展工作,锤炼其依法办事、依法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同时,组织党政干部到各级人大和司法机关进行一定时间的挂职交流,增加实际工作感受,增强依法办事能力。近几年,广大群众对全市工作的满意度逐年上升,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健康发展。

❹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哪些法治思维

一、规则性思维
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规则性思维。
(一)先立规矩后办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规矩,规则性思维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后行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国家、推进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体系的主体应当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规等长期“代行”法律职能。《立法法》规定的只能由法律规范的财产征收、财政、税收等基本事项必须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即使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暂时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尽早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不明的事项,尽可能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尽量减少使用层次低的规章,增强法律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规范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政策定调—试点探索—总结推广—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变。
其次,规则性思维要求凡事要有规矩,“先立规矩后办事”。强调有法可依,并不是说法治社会的规则只有法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办事,不能动辄特事特办。
(二)立好规矩再办事
治国理政,光有规矩是不够的。规则性思维不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规矩,更强调法律可依、规则可遵循,也就是说法律和规则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其能够做的,必须让人们对法律和规则先心“服”后行“从”。而要达此目的,法律和规则就应当满足好规则的基本品质。好法律的基本品质要求是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无内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这些法律的品质性要求也基本适用于非法律的规则。
1.公开。法律应在其影响的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从而对于受其影响之人来说,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开是法律和内部规定、潜规则等的重要区别,可使法律融入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认同法律。2.明确。法治是规则之治而不是原则之治,抽象、原则、概括是立法之大忌,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有明确,方可给立法、执法、守法以明确指引,既便于法律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可有效约束立法、执法行为。3.稳定。法律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惟有稳定,法律方可约束公权,保证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法律的权威。4.可预期。可预期是法律发挥指引、规范功能的重要基础,惟有可预期,方能使人们有信心、有恒心,进而大胆交易、促进市场繁荣。5.无内在矛盾。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可给人们以明确指引、清晰预期,从而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执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的关键。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法律要通过政府来实施。[1]
二、合法性思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合法性思维,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应当事先问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同时,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也不同,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当法律文本规定不一致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应当依据或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据,既要杜绝“黑头的(法规)不如红头的(文件)、红头的不如白头的(领导批示)”现象,也要避免根据个人喜好或利益选择性适用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涵盖不全或者出现一些概括、模糊规定不可避免。因此,当某一领域没有法律具体规定时,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法治的精神去填补法律漏洞、适用法律,而不能为所欲为胡乱作为。同时,领导干部在面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根据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治精神解释、适用法律,恣意解释、适用法律,“打擦边球”,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等心态都应当尽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确对待“恶法”或者“坏法”
与自然法则、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离的恶法是不是法?应不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规与行业、当地实际不符而作出不同规定或拒绝执行?与明目张胆违法违规不同,以法为“恶法”、不符合实际为由拒不遵守、执行的现象,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比较常见,而且更容易为人们宽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来看,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恶法的尊严,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则宣告与人类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恶法非法,二者只不过分别是几千年“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之争的典型例子而已。“恶法亦法”所体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思维,强调规则的形式价值和普遍平等;“恶法非法”所体现的是实质主义法治思维,更多地强调规则内容和个案公正。
对领导干部来说,“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治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德治、人治思维更为接近,有时会更有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更具诱惑力。但这种“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倾向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在现代法治发展演变过程中,形式主义始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理论基石。[2]哈耶克认为:“甚至可以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3]
其次,“恶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必经阶段。我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律至上、规则至上这样一个形式法治的阶段,我们的国民规则意识非常欠缺,守法还没有成为惯行,法律还没有被信仰。实践中,法律不科学、不合理已经成为一些组织、公民甚至领导干部不遵守、不执行法律的惯常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无疑是赋予了执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另类的人治。因此,只有强调“恶法亦法”,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顽固结构才有可能被触动,法律至上、规则至上才会成为国民的共识。因此,在当今中国,即使“恶法”、“坏法”,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没有依法修改或废除之前,不能允许任意突破。因为,一旦允许随意突破一条“恶法”,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的“良法”将可能因此而受牵连,从而危及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个案正义的失衡总是在所难免,法律的偶尔失当和沉默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人们选择法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领导干部应当力戒因看到法治的这种必要代价而丧失自己对于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攻击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制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干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绕开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或者以法律原则否定具体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以公平执法替代严格执法,因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严格依法办事确实可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社会后果的,也应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予以妥当处理。
三、程序性思维
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程序性思维。
(一)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权力需要程序。“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要遵守程序法,这已众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进行征收征用等,也须遵守一定的公开、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程序重于实体。实体相对于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甚于实体正义,因为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规范约束公权力,不借助于正当程序,公权力将很难被“关进笼子里”,实质正义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程序不应等于“形式、过场”,程序要正当
近年来,在干部提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不断有负面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态往往是“程序上没有问题”。对此种现象,有人认为“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仅要有程序,程序还应正当,否则走程序将沦为“走形式、走过场”。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参与各方不得因程序设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享受特殊优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强调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回避原则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应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于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个程序独立、依法展开后,非经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与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复与冲击。[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确、具体。5.程序平等参与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后果的各方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从程序主持者获得相关信息,并有相同的机会向程序主持者陈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决都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词”是平等参与的体现。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参与基于自愿,不得强迫。例如不得强制投票、听证等。7.程序及时终结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则,应有时限,要有终点,不能没完没了。8.程序公开要求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向程序参与人和社会公开。
四、权义性思维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权义性思维。
(一)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
法治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建构起来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能够识别权利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从而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以人为本本质上讲就应以权利为本,权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平等配置、一体尊重、公平保护公民、法人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工作权、文化教育权等社会权,政府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领导干部应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分析、认识社会关系,从调整、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进改革、执法司法。
(二)认真对待权利,切实履行义务
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他人权利。领导干部在行权履责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影响他人权利的立法、决策和执法。一般情况下,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权力的边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当然,尊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限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征收就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程序正当、公正补偿。
领导干部应切实履行义务。不仅要尊重他人权利,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市场监管,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分析工具,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去分析,就会清晰得多、简单得多,这也是正确对待矛盾纠纷及其当事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面对一起事件、一个矛盾纠纷,领导干部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纠纷的性质、权利义务关系,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作出决策。既要避免该为的不为、不到位,同时也要防止大包大揽、乱作为。“花钱买平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等所体现的显然不是权义性思维。
五、权责性思维
权力是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权利具有选择性、可行使、可放弃、可转让相反,权力必须行使、不可放弃、不可转让。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和责任的担当者,理应树立权责性思维。
(一)有权必有责
首先,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有权必有责。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应当规定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既要避免有权无责,也要防止权责错位。也就是说,谁享有权力谁就应当负有责任,只规定权力不规定责任固然不好,但权力行使者和责任承担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实践中既要保证用权当负责,也要避免无权乱负责。责任不仅应落到纸上,更应落在实践中。要切实避免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上级享受权力,下级承担责任;一把手享受权力,二把手、副职或者其他人承担责任等权责脱离的现象。当然,没有权力却乱揽责的现象也应避免。
(二)权责要相当
越是权高位重,责任就应越大。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重责任。责任过轻既不能纠正滥用权力行为,也不足以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但责任也不是越重越好,过重的责任如同过轻的责任一样不会产生应有的约束力。
从理念上讲,全能政府就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拥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正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讲,既要注意权力与责任在类型配置方面的相当,也要注意某一责任类型中责任程度的相当。立法中要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同时,立法中要尽可能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这样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
从追责实践看,一要严格执法,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将法律文本规定的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避免“老实人吃亏”。二要防止不问青红皂白滥施责任。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都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不问原因、不问过错、不问真正的责任者的追责表面看来很严格,实际上往往是不妥当的。三要尊重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不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有权追责的机构也不同。对于没有追责权力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来说,要尊重有关部门依法执法,不要动辄过问、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揽责任追究过程。

❺ 依法治国,百姓有哪些期待

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十余年之后,本次会议绘制出新路线图,为“法治中国”作顶层设计。

对老百姓来说,依法治国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期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四中全会法治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过去我们都说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法律体系最大的差别,就是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完整的体系,而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制度体系,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纳入其中,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

人们希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依法行政的更多重要环节和领域能取得进一步突破,政府部门想问题、做决策以法律为准绳,真正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百姓。

背景 良法善治,法律成为权利的保障

曾几何时,“中国人不信法”,是一些人对国情的“独到解释”。但经过数十年的法律教育和宣传,如今法律已成为社会公众维护自己权益的最有力武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件,比前5年上升174%。

不过,法治之路依然漫长。来自中央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政法机关登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上升38.5%。这也说明“信访不信法”还有市场。

现实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屡禁不止。

在执法层面,许多法律法规规定了禁止做什么,但没有详细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法律的实用化程度和违法成本过低将法律法规的有效性降低了一半。比如,我们有《食品安全法》,但毒胶囊、地沟油问题依然严重;我们有《物权法》,但野蛮拆迁依然频发;我们有《环保法》,但一些污染企业仍在肆无忌惮地排污……

如今,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如何得到有效破除,如何破除“信访不信法”痼疾,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一系列改革难题期待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划。

评论 依法治“官”,规划反腐“治本”之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依法治国,人们不会只看制定了多少法律,更看你落实了多少。如果法律只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不落实到行动中,那就谈不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强劲。出台“八项规定”、加强中央巡视、严打贪官外逃……从严治党的举措深获民众支持与赞许。但腐败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种种迹象表明,在反腐高压态势下,部分官员仍存侥幸心理,从“明腐”转为“暗腐”。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腐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遍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只要权力集中的地方,就容易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当前的反腐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并未彻底铲除腐败的土壤。从各国经验来看,反腐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治标到治本的过程。我国也同样应该会经历一个如此的过程。
而当前的反腐风暴已为“治本”拓展了可能的空间。在强力
“打虎”“拍蝇”让官员“不敢腐”的同时,一系列“不能腐”的治本之策也在推进。如何通过更为完备的制度构筑权力之“笼”,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规划反腐“治本”之道,成为民众对于这次会议的一大期待。

据媒体报道,中央纪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是我国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为实现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反腐败体制机制将日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会迎来质的提升。

而人们则期待更多配套制度和改革,比如预算制度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从根本上依法治“官”,减少腐败。

声音 依法行政为权力套上“紧箍”

行政权力进入法治轨道是改革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老百姓对依法治国最大的期待。法治,重在对公权力的治理,为权力套上“紧箍”。

没有界限,权力就会无休止扩张。行政审批就是一个例证。以前,人们常抱怨“公章旅行”现象,一个审批单往往要盖上几十个公章。新一届政府大刀阔斧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已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不过,政府在一些领域仍然管得过多、过细、过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迷恋“权力至上”;“拍脑袋就干,掐腰子就上”以及“大包大揽”依然是惯用的决策方式。

在城建、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一些执法人员,一方面对守法者滥用职权,吃拿卡要,另一方面又成为违法违规者收买的对象。近一年来,深圳市已连续有三个执法队队长因在查处违法建筑中涉嫌受贿而“落马”,涉案金额有的高达上百万元。

专家认为,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不仅要明确执法标准,合理规定执法人员的责任等,从长远看,还是要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使行政执法权得到有效约束。

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常常出现同案不同罚、同事不同办、滥用自由裁量权等现象,不但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诱因。在各类腐败案件中,“一把手”腐败案件占到了70%以上,从披露的案情看,绝大多数都是“权力型腐败”。

“对于私权利,是法无禁止即可行;对于公权力,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今后必须最大限度减少权力的自由裁量,依法治权、束权。

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就要用法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治规范;建设市场决定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法治政府,实现政府职能法定化。

❻ 如何加强普法教育,推动党员干部增强法制意识

如何增强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法制征文)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采取分层次、抓重点、利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收到较好效果。在开展普法教育,加强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中,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 学习是增强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进步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所面临是的一个知识含量极高的实际,新知识、新技术、新事物层出不穷,知识爆炸,信息爆炸,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学习、善于学习,通过学习获取新知识,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法律知识是工作、生活中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之一,是新时期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1、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到法律是解决难题最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只有思想上重视法律,才能产生学法用法的浓厚兴趣,才能全身心地投入。严格学习制度。利用周三、周五学习时间和党组中心组学习时间,以党组中心组普法学习带动党员干部的普法学习,努力使各项普法学习任务落到实处;
2、要在方法上突出重点。
法律知识门类繁多,系统庞杂,博大精深。大家工作忙、事务多,时间有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学全掌握,在掌握基本方法、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突出重点,抓住要害。把学习基础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法规相结合,在本职岗位所必备的法律知识上下真功,在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上用苦功,不断增强驾驭本职工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干部职工必须认真宣传好、学习好《环境保护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以及与禁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工作。把握其精髓,不仅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普法学习,而且要抽出一定时间进行自学,不仅做到学习有记录,而且还撰写学习心得,促进干部职工普法学习向深层次发展;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起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和责任意识,真正懂得学法用法不仅要讲权利,维护合法权益,更要讲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3、要持之以恒、学以致用。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学作决策、办事情,必须熟练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否则就会出现决策失误,感情用事,甚至造成瞎指挥现象,害人害己。只有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事务,才能推动依法治区进程,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切实搞好法律知识的学习。采取多种形式。我们组织领导干部观看“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等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普法栏目,用发生在身边的法律故事引领干部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我们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在学习中不仅采取领导宣讲、专题讨论、集中阅读、封闭测试等常用方式,而且要求每一名干部职工在把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在全局普法学习中选择一个专题进行一次宣讲,起到大力宣传和锻炼干部的双重目的,充分发挥普法学习对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指导作用。
二、实践是增强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的保障
我校现有师生1600人左右。学生主要文化社区大多数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能积极遵纪守法,但也有少数学生受社会的负面影响较大,法制意识淡薄,纪律观念差,容易上当受骗。由于学校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为保证向社会输送每一个合格公民,我们就运用法律武器,用多数来影响少数,完成我们的教育任务。
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使每一个青少年学生从小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就加强法制教育,不仅能使学生从小就有法律意识去遵纪守法,同时也可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走上工作岗位后,也能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法公民,这对社会文明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小学阶段是少年思想品德逐渐形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科学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因此,循序渐进,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对培养知法、守法的新一代青少年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学校受各方面的影响较大,其中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对青少年成长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针对上述情况,我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借普法的东风,以法律为武器,加强学校管理,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校师生违法犯罪率连续多年为零,学校连续多年被评为区文明单位。
《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规既为学校指明了办学方向,又为学校发展提供了法律保护。因此,从学校内部来讲离不开法。只有学法、知法、守法,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才能使学校的发展步入正轨。普法教育不仅是学校的工作,更是全社会的工作,关心青少年是一项社会工程,我们只有与社会有关单位紧密联系,共同开展法制教育,才能更好地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律意识。
1、普法工作对加强和改善学校内部管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校长负责制的推行实施,有可能出现“人治”代替“法治”。另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会根据“老经验、老规矩”办事,有可能导致违法,从而影响学校的教育管理水平。为使学校的管理也能走上依法办事的轨道,使教师的师德规范都建立在“法”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学法,用法律手段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我校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德育为首,以法制教育为先导,以法律为武器,加强学校管理,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虽然办学规模逐年扩大,但学校秩序井然,校风校貌良好,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
2、狠抓组织落实,完善制度建设
为使“五五”普法活动能在我校正常、深入、持久地开展,增强师生的法律意识,学校建立了以党支部书记一把手校长任组长的“五五”普法和依法治校领导小组,同时还聘请了相城区法院的同志和派出所的所长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形成了党、政、队、班主任队伍为一体的普法领导组织网络。各条线在制订工作计划时都把法制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制订在其中,并定期碰头,研究部署学校的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
我校领导班子充分认识到,开展普法教育不仅是建立一支法制教育队伍,更主要的是要依靠全体教职工。如果全体教职工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制教育就会成为空谈,更谈不上教育质量的提高。为此,学校积极组织教职工认真学法,提高思想认识和法制意识。利用周三的政治学习时间,有计划地组织学习《宪法》、《刑法》的部分内容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重点学习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每学期至少请法制副校长或派出所、司法办的同志来校作一次法律讲座,并采用问卷、有奖竞赛、考试等形式检查大家的学法效果。利用每月一次的班主任例会,组织班主任学法。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大大增强了全体教职工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并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学生增强法制观念。
充分利用有力的宣传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法律知识,是开展普法教育良好而又有效的途径。我们利用黑板报、宣传橱窗、横幅、红领巾广播、播放法制教育录像等宣传媒体,在师生中广泛开展普及宣传,通过开学典礼、集体晨会、国旗下讲话、班会课等向师生广泛宣传发动。与此同时,还有计划、有步骤地请派出所、司法办同志来校作“法律知识”讲座,充分发挥德育基地的作用。我们还积极注重学科渗透,充分利用上政治课主阵地搞好普法教育。近几年,我们先后组织学生学习了《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青少年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并根据德育大纲,重点抓好《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学习与实施。
我们还积极做好舆论导向工作,将每年的四月、十一月份定为法制宣传月。我们还通过有奖竞赛,每学期结束时的评优工作,如评选文明学生、五好学生、常规管理先进班等,树立典型,积极倡导模范遵纪守法。
3、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普法主题活动
升旗仪式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形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使在场的每个人的爱国心得到一次升华。因此,我们抓住这一良好的教育形式,有计划、有选择地开展法制教育。
班队积极开展“从小学法、知法、守法,争做宣传员”活动,广大学生人人积极参与,通过军训、扫墓等活动,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根据德育大纲,切实加强了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每年十一月份开展一次《我爱附小——从行为到规范》主题班会活动,利用每年的校园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编排法制教育文艺节目,以及开展“五五”普法主题班会活动等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寓教于乐,不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更增强了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4、加强“三结合”教育,增强法制氛围
对学生的教育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单靠学校的教育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在开展“四五”、“五五”普法的同时,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这两个层面。我校充分利用现有的德育大环境,充分发挥德育基地的作用,形成合力,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营造法制教育的氛围。早在97年,我校就建立了家长学校,每学期以年级为单位举行家长会,介绍教育子女的方法,交流家庭教育经验,建立家庭教育问卷制度和法制讲座,使家长和学校及时交流信息,及时解决孩子出现在萌芽状态的问题。
多年来,学校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教活动,增强了师生的法制观念和意识,取得优异的成绩,多年来,学校师生的违法犯罪率一直为零,办学效果较好,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市公安局评为“安全文明单位”;连续三年被评为区常规管理先进学校。
积极开展普法教育,依法治校,使我校尝到了甜头,尽管普法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程,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搞好普法教育,不断优化学校管理,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培养一批批知法、懂法、守法的青少年。
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增强了,行政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提高了,工作有了方向和准则,如今“六六”普法已悄然走近我们身边,我们领导干部一定率先垂范,与时俱进,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的繁荣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❼ 如何实现组织决策的法制化

实现组织决策的法制化要求:

(1)切实加大措施,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后备人员乃至全体公务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并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更新他们的认识理念和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很好驾驭各种复杂情况,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提高他们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与科学决策的能力。

(2)切实提高各级领导的法制意识和法制水平。民主是管理的基础和管理所追求的目标。但管理本身还是要靠法规和制度,这是社会组织约定的规范,具有强制性。这才是管理的要义。法规意识的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别有特殊的意义。

(3)制定并施行法制化水平较高的决策程序。积极支持各级人大立法并做好立法的前期工作,强化行政立法活动和立法行为,提高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法制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政府决策法制水平的提高,保证科学决策并贯彻实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策,不越权行政;严格履行决策的法律程序,依法决策。

(4)围绕决策活动制定切实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限制领导者乱用权力,越权行政,特别是把重点放在抑制“一把手”的个人专断和权力扩张上。对“一把手”要围绕决策行为和民主作风进行专项考核,对个人专断、越权行政、违法行政者要视同违纪处理,对造成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7)一把手谈法治扩展阅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36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一系列重要文献都对科学民主决策制度的内涵、重大决策与立法监督的关系、决策失误追究责任制等进行了深刻论述。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纳入法治化轨道,确定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标志着我国决策咨询制度法律确立了法律地位。

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变了政府以往的决策惯性,越来越多的公众和专家学者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决策,有效地避免了或降低了决策风险,为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决策咨询制度推行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弊端。如一些地区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决策者选择性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咨询;决策咨询不公开不透明,决策过程结果没有完善的记录和档案管理;集体决策走过场,还是书记说了算等等问题。

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所谓“一把手工程”“政绩过程”“面子工程”都是决策机制不健全、缺乏法律约束的后果。

特别是由于没有硬性的责任追究机制,“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三言两拍”干部不在少数,影响很坏,群众反应强烈,对党委政府的形象损害极大。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依法决策机制。

重大决策法治化,将从根本上杜绝党政官员“乱作为”的问题。但是,要把依法决策机制落到实处,必须把这项制度“落细”“落小”。

具体说来,一是细化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对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逐项进行具体规定,堵住弄虚作假、走走过场的漏洞;

二是强化合法性审查机制,对那些于法无据甚至违背法律决策项目,坚决取缔;

三是问责制度常态化。对于倒查出来的问题,不论责任人走到哪里,不论职位有多高,都要坚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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