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法治

㈠ 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应包括哪些内容

一是将来依法执政能力和法律源意识水平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绩效考评机制，强化党员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制意识，使其在法治的框架下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以解决有些领导干部喜好拍脑袋说了算的问题。
二是要建立起“德、能、勤、绩、廉、法”等六项具体考核评价指标，以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体系，实现党员干部学法用法的长期性和常态化，并将这一过程扩展至党员干部选拔、初任培训、升职转任等各环节。
三是在制度的设计上，要拓展法治教育工作内涵，既注重事前教育又注重决策执行后的效果评价，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

㈡ 如何把法治要求贯穿到干部工作中

一要加强干部法制教育。组织部门作为党的重要职能部门，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倡导法治思维、引导形成法治意识。要着力发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职能，要全面学习、宣传四中全会精神，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要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上作出表率。对全区科级以上干部、基层党员干部、区级优秀人才进行法治教育培训，形成常态化的干部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制度。组织部门要精心制订学习计划，做到干部、人才、党员全覆盖，真正使法治精神入脑入心。

二要依法发挥干部任用管理职能。组织部门要严格执行新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断优化干部分析研判和领导干部酝酿、推荐、考察、选拔、考核办法，将依法治国的具体内容纳入干部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领导干部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

三要依法夯实基层组织建设。组织部门要着力发挥党的建设工作职能，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依法治国的坚强堡垒。要树牢“法治思维”，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法形成抓基层、抓党建的导向。深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切实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整顿转化。切实抓好村“两委”换届工作，狠抓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健全落实各项党建工作制度和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将法治建设贯穿于组织工作联系服务群众全过程，形成党员干部依法办事新常态，真正把党的组织活力转化为依法治国的动力。

㈢ 领导干部法治档案的内容包括哪些

将于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试,也在各地积极展开。今年伊始即发布依法治省纲要的四川,正在以其密集的法治建设行动,在其中崭露头角,成为先行者。
在近日由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全国媒体“法治四川行”大型集中采访活动中,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依法治省办主任杨天宗透露,领导干部年终将不仅要述职、述廉,还要述“法”。四川正探索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工作经历的成员,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和司法公职人员法治档案。
不能玩虚的必须来实的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当于是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意味着领导方式的改变。”
四川法治建设的高潮,也由党委对自我领导方式革新开始。
“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省委书记王东明表明确建设法治四川的决心,“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夯实治蜀兴川的法治根基”。
“不能玩虚的,必须来实的。”王东明强调。
迄今,已经有3个市(州)的领导小组负责人被专门约谈,其中一个市还在全省依法治省工作座谈会上作了整改情况说明。
在刚刚过去的7月中上旬,四川完成了依法治省工作上半年情况的交叉督察。“四次大督查,全域全覆盖,工作不力的市(州)和部门领导小组负责人被约谈,督促限期整改。”杨天宗说。
接下来,四川21个市(州)还将进行相互交叉检查。
此外,四川省委成立了“依法治省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起草领导小组”,已形成初稿,共设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会法治、学法用法、监督问责、组织保障8个部分,85项指标,正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凡是外省取消的都取消
在党委领导下,政府也着力于“自缚手脚”。
去年,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履新后即向自己“开刀”,出台了专门用来管自己的《四川省人民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称“依法行政十条规定”。力促它出台的,便是省长魏宏。
令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张渝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正月初五,魏省长就把我们喊过去,讨论他亲手拟写的这个规定的草稿。这给我们的感觉是‘要他依法行政’变成了‘他要依法行政’。在魏宏主持下,一系列规范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和动态调整的规定,如《四川省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职权目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等,先后密集出台。为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间的关系,又颁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政府对于自身权力的规范,不仅停留于纸面上的各项规定。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省、市、县三级政府所有行政权力全部录入行政职权目录。据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晋川介绍,去年以来,四川省政府先后三批取消省本级279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274项,是全国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达到“最少”的目标,是有刚性措施的。张渝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四川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确立的11项原则中,其中一条便是“凡是外省取消下放的,我们都取消下放”。
而且,清理方式也与过去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先由法制办提出清理意见,再和省委编办、省审改办、省政务服务管理办等单位组成会审小组,与有关审批项目的实施部门交换意见,还有专家参与。实施部门不同意取消下放的,要对三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保留审批项目有什么新的理由、不审批可能产生什么风险、为什么无法采用事后监管等方式替代审批。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杜绝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保留行政审批的可能。
此外,四川减少、停收(免收)国家及四川省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86项,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9亿元。
领导学法群众更有信心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在四川已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及相关部门普遍建立了常委会、常务会、党委(党组)会前学法制度。
“去年从2月份第一次学法开始,到年底学了24次。今年已经学习了17次。讲法内容既涉及宪法、行政法规及与各部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也涉及一些民事法律。”张渝田表示,通过会前学法,省级政府官员的法治意识提高了,也带动了市县级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现在对法治的制度之治都了解,但对于法治的理念之治还没有认识清楚。”这就使得领导学法的意义更加深刻。此外,会前学法通过政府网络和微博向社会公布后,“老百姓对我们依法行政更有信心。”
领导干部学法之风,在未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因为法律已经成为领导干部考核任命的硬性标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议》明确强调,选举和任命国家工作人员时,要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为重要条件,把是否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作为必要条件。依法治省工作已被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年度考核和年度述职述廉报告的重要内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考核结果。
四川省委组织部结合贯彻新颁布的干部选任条例,启动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工作经验的成员”程序,建立党员干部和司法公职人员法治档案。
四川省纪委将贯彻落实省委依法治省重大决策部署纳入巡视监督内容。

㈣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哪些法治思维

一、规则性思维
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规则性思维。
(一)先立规矩后办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规矩，规则性思维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后行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国家、推进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体系的主体应当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规等长期“代行”法律职能。《立法法》规定的只能由法律规范的财产征收、财政、税收等基本事项必须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即使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暂时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尽早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不明的事项，尽可能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尽量减少使用层次低的规章，增强法律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规范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政策定调—试点探索—总结推广—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变。
其次，规则性思维要求凡事要有规矩，“先立规矩后办事”。强调有法可依，并不是说法治社会的规则只有法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办事，不能动辄特事特办。
(二)立好规矩再办事
治国理政，光有规矩是不够的。规则性思维不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规矩，更强调法律可依、规则可遵循，也就是说法律和规则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其能够做的，必须让人们对法律和规则先心“服”后行“从”。而要达此目的，法律和规则就应当满足好规则的基本品质。好法律的基本品质要求是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无内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这些法律的品质性要求也基本适用于非法律的规则。
1.公开。法律应在其影响的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从而对于受其影响之人来说，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开是法律和内部规定、潜规则等的重要区别，可使法律融入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认同法律。2.明确。法治是规则之治而不是原则之治，抽象、原则、概括是立法之大忌，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有明确，方可给立法、执法、守法以明确指引，既便于法律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可有效约束立法、执法行为。3.稳定。法律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惟有稳定，法律方可约束公权，保证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法律的权威。4.可预期。可预期是法律发挥指引、规范功能的重要基础，惟有可预期，方能使人们有信心、有恒心，进而大胆交易、促进市场繁荣。5.无内在矛盾。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可给人们以明确指引、清晰预期，从而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执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的关键。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法律要通过政府来实施。[1]
二、合法性思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合法性思维，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应当事先问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同时，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也不同，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当法律文本规定不一致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应当依据或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据，既要杜绝“黑头的(法规)不如红头的(文件)、红头的不如白头的(领导批示)”现象，也要避免根据个人喜好或利益选择性适用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涵盖不全或者出现一些概括、模糊规定不可避免。因此，当某一领域没有法律具体规定时，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法治的精神去填补法律漏洞、适用法律，而不能为所欲为胡乱作为。同时，领导干部在面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根据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治精神解释、适用法律，恣意解释、适用法律，“打擦边球”，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等心态都应当尽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确对待“恶法”或者“坏法”
与自然法则、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离的恶法是不是法?应不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规与行业、当地实际不符而作出不同规定或拒绝执行?与明目张胆违法违规不同，以法为“恶法”、不符合实际为由拒不遵守、执行的现象，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比较常见，而且更容易为人们宽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来看，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恶法的尊严，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则宣告与人类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恶法非法，二者只不过分别是几千年“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之争的典型例子而已。“恶法亦法”所体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思维，强调规则的形式价值和普遍平等;“恶法非法”所体现的是实质主义法治思维，更多地强调规则内容和个案公正。
对领导干部来说，“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治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德治、人治思维更为接近，有时会更有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更具诱惑力。但这种“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倾向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在现代法治发展演变过程中，形式主义始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理论基石。[2]哈耶克认为：“甚至可以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3]
其次，“恶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必经阶段。我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律至上、规则至上这样一个形式法治的阶段，我们的国民规则意识非常欠缺，守法还没有成为惯行，法律还没有被信仰。实践中，法律不科学、不合理已经成为一些组织、公民甚至领导干部不遵守、不执行法律的惯常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无疑是赋予了执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另类的人治。因此，只有强调“恶法亦法”，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顽固结构才有可能被触动，法律至上、规则至上才会成为国民的共识。因此，在当今中国，即使“恶法”、“坏法”，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没有依法修改或废除之前，不能允许任意突破。因为，一旦允许随意突破一条“恶法”，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的“良法”将可能因此而受牵连，从而危及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个案正义的失衡总是在所难免，法律的偶尔失当和沉默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人们选择法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领导干部应当力戒因看到法治的这种必要代价而丧失自己对于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攻击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制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干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绕开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或者以法律原则否定具体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以公平执法替代严格执法，因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严格依法办事确实可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社会后果的，也应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予以妥当处理。
三、程序性思维
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程序性思维。
(一)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权力需要程序。“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要遵守程序法，这已众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进行征收征用等，也须遵守一定的公开、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程序重于实体。实体相对于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甚于实体正义，因为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规范约束公权力，不借助于正当程序，公权力将很难被“关进笼子里”，实质正义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程序不应等于“形式、过场”，程序要正当
近年来，在干部提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不断有负面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态往往是“程序上没有问题”。对此种现象，有人认为“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仅要有程序，程序还应正当，否则走程序将沦为“走形式、走过场”。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参与各方不得因程序设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享受特殊优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强调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回避原则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应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于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个程序独立、依法展开后，非经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与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复与冲击。[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确、具体。5.程序平等参与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后果的各方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从程序主持者获得相关信息，并有相同的机会向程序主持者陈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决都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词”是平等参与的体现。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参与基于自愿，不得强迫。例如不得强制投票、听证等。7.程序及时终结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则，应有时限，要有终点，不能没完没了。8.程序公开要求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向程序参与人和社会公开。
四、权义性思维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权义性思维。
(一)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
法治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建构起来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能够识别权利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从而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以人为本本质上讲就应以权利为本，权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平等配置、一体尊重、公平保护公民、法人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工作权、文化教育权等社会权，政府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领导干部应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分析、认识社会关系，从调整、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进改革、执法司法。
(二)认真对待权利，切实履行义务
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他人权利。领导干部在行权履责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影响他人权利的立法、决策和执法。一般情况下，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权力的边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当然，尊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限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征收就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程序正当、公正补偿。
领导干部应切实履行义务。不仅要尊重他人权利，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市场监管，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分析工具，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去分析，就会清晰得多、简单得多，这也是正确对待矛盾纠纷及其当事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面对一起事件、一个矛盾纠纷，领导干部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纠纷的性质、权利义务关系，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作出决策。既要避免该为的不为、不到位，同时也要防止大包大揽、乱作为。“花钱买平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等所体现的显然不是权义性思维。
五、权责性思维
权力是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权利具有选择性、可行使、可放弃、可转让相反，权力必须行使、不可放弃、不可转让。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和责任的担当者，理应树立权责性思维。
(一)有权必有责
首先，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有权必有责。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应当规定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既要避免有权无责，也要防止权责错位。也就是说，谁享有权力谁就应当负有责任，只规定权力不规定责任固然不好，但权力行使者和责任承担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实践中既要保证用权当负责，也要避免无权乱负责。责任不仅应落到纸上，更应落在实践中。要切实避免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上级享受权力，下级承担责任;一把手享受权力，二把手、副职或者其他人承担责任等权责脱离的现象。当然，没有权力却乱揽责的现象也应避免。
(二)权责要相当
越是权高位重，责任就应越大。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重责任。责任过轻既不能纠正滥用权力行为，也不足以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但责任也不是越重越好，过重的责任如同过轻的责任一样不会产生应有的约束力。
从理念上讲，全能政府就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拥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正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讲，既要注意权力与责任在类型配置方面的相当，也要注意某一责任类型中责任程度的相当。立法中要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同时，立法中要尽可能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这样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
从追责实践看，一要严格执法，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将法律文本规定的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避免“老实人吃亏”。二要防止不问青红皂白滥施责任。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都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不问原因、不问过错、不问真正的责任者的追责表面看来很严格，实际上往往是不妥当的。三要尊重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不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有权追责的机构也不同。对于没有追责权力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来说，要尊重有关部门依法执法，不要动辄过问、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揽责任追究过程。

㈤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法治化的水平 建立以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一、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法律意识和现代法治观念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存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搞“土政策”的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的观念树得不牢。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依法办事的极端重要性，使依法办事成为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依法办事是岗位职责所系。领导干部的职责是法规赋予的，其权限与职责紧密相连。领导干部作为党委决策的谋划者，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单位的建设和发展。领导干部必须着力强化依法决策、依法指导、依法办事的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也是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二、加强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的本领，推进依法行政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必须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领导水平。
我国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有多年，公民的法制意识、维权意识大为提升，与之相比，一些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却停滞不前，反而落在了群众的后面。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少见：某个部门作出了一项决定，但民意普遍反对，媒体也提出不同声音，最后倒逼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先的决定。究其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工作方式方法上有差距，不习惯依法办事，感到凭法规办事不如凭习惯办事方便，遇事查法律法规不如凭老经验顺手，所以出现了以言代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有的抓工作随意性大，管理没有严格的章法，甚至把脱离实际的一些规定视为所谓“严要求”、“高标准”。显然，学好法律法规的确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如何提高党员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关键在于领导带头。一个单位能否坚持依法行政，是否形成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各级党委要把领导干部法律法规的学习摆上议事日程，纳入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之中，形成制度，抓好落实，把对法规制度的学习作为干部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成考核使用干部的一个条件来衡量，把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作为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方面来对待，使领导干部不断增强法制学习的自觉性、责任感、紧迫感，努力提高法律素质，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对领导干部个人而言，要带头学法，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持之以恒，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营造浓厚的学习风气，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形成群众性学习法律法规的良好局面；要带头依法办事，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要慎用手中权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依法办事；要带头严格守法，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自觉接受法律规范的约束，以法律法规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
推进依法行政，责任在党，关键在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大量执政资源的“一把手”，恪守依法治国的理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是提高执政能力、促进依法行政、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切入点在于树立法治理念。推进依法行政，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现实过程，但首先是一个观念上的革新过程。因此，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法治理念，以信念上的坚定带动行为上的自觉，以行为上的自觉维护法治的尊严。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纪之外，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以及如何做，杜绝领导行为“缺位”、“错位”和“不到位”。
第二，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关键点在于严格依法办事。对领导干部而言，依法行政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在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更重要的是要求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依法办事。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时候，领导干部都要想一想是否存有法律依据、是否合乎法定程序。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人，都不因位高权重而无视法律，不因人情干预而践踏法律，不因一知半解而曲解法律，确保一切领导行为都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不依法办事、不依法行政的行为，也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坚决制止，严肃处理，营造良好的行政环境和执法氛围
第三，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突破点在于自觉接受监督。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监督对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滋生的重要作用，努力克服台上讲台下不讲、人前讲人后不讲、对下讲对上不讲、对人讲对己不讲等种种弊端，自觉接受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的监督。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掌权思源，用权为民，置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对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欢迎而不能反对，要鼓励而不能打击，要亲近而不能疏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患于未然。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尊重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

㈥ 领导干部如何增强法治意识

带头按规矩办抄事、按制度用权，始终廉洁从政。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也是升华认识、强化意识的根本途径。实践中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是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的根本途径。巡视实践也表明，法纪意识强的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多是严守法纪的，而违纪乱法的必然是法纪意识不强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在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的实践中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意识。要带头尊崇党章、维护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各项规定，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要带头严格遵守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遵守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规矩，始终坚持按制度办事、按规矩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越轨、不逾矩。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用制度管住权、管好权，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切实肩负起管党治党责任，管好自己的同时，要管好分管部门单位、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督促其严格遵规守纪，发现违规违纪的，要严格依法依纪处理，切实不断强化其党章党规党纪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