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道德主义

『壹』 孔子的观点

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循循善诱：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要有恒心，坚持不懈：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不能自满：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温故而知新”：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不耻下问：
孔子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孔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许多教条，“学而时习之”，“三十而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为”，对旧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均是琅琅于口的。一些思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成了许多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绕不过孔子这个名字。

孔子及其思想，在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人责疑，也不允许人们责疑。责疑孔子，是大逆不道，正如对皇帝出口不逊，也是大逆不道一样。直到近代，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背景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增多，人们才开始反思孔子及其思想的消极性，并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自此，孔子及其思想雄风不再，而科学和民主、个人自由与价值的思想，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社会上蔓延发展开来。这是一种时代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被贴上奴隶主阶级代理人标签，遭到猛烈批判。林彪四人帮被打倒，孔子作为文革受害者，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抵制西方文化运动，于是孔子进一步热了起来。一些“资深”学者办起杂志，摇旗呐喊。一些大学办起“国学研究所”，为孔子思想复兴进行理论准备。一些城市办起国子监，向少年儿童灌输孔圣人“治家修身平天下”道理。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重，又会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光明前景。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可以不讲。它太西方了，不合中国国情。而孔子则绝对不能不讲的。正如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大人所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长新”。不崇孔子，国将不国，民将非民，中华将无以为中华也！

孔子何许人？儒家、儒教思想，又是何物？果真如此超凡入圣、妙不可及乎？

非也非也。世间既无圣人，也无圣物。夸大孔子及其思想，是荒谬的。愚味了自己的头脑，也愚昧了整个社会。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自幼喜欢传统的仪礼制度。同时也做过其他事情。如仓库管理员、管理牧场牛羊的事。三十几岁时，开始讲学为业。有众多学生，相传收弟子三千多人，其中较有名的有七十二人。他整理上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如《诗》、《书》、《礼》、《易》，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做出一定贡献。晚年专门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孔子热心于政治，曾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但终不见用，郁郁而终。其思想观点，集中见这于后人编撰的《论语》。

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第一个大规模地招收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他主张“有教无类”，使一些贫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闪耀着教育思想的光辉。即使是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借鉴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用格言方式发表了许多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他的文字很短，缺乏进一步展开。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相比，孔子的思想，显得更直观、表面了一些。

孔子的思想观点，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十分可取的，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有着相通之处。这也是孔子最大的闪光点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体现了一位智者对人生的豁达态度。“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人格境界，令人向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其爱护人的生命的朴素情感。“军旅之学，未之学也”，体现其崇尚和平的精神。“古之学者为己”，体现其一种更高的治学态度。“鸟兽不可与同群”，体现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更是体现了孔子对自由人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孔子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爱默生、伏尔泰，都曾经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孔子。联合国有关单位，也把孔子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但是，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几千年前形成的。受个人经历和时代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局限性。许多思想，不但在现代社会看，是十分落后的，而且也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试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一，孔子是复古的，守旧的，而不是向前，创新的。面对变动不已的时代，人们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去指导时代，促进时代发展。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上，孔子是完全失败的。他梦想的是回到西周社会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秩序。在《论语》这本记录孔子语言的小册子中，不时可以看到孔子向往西周的言句：“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周公”。他以复古而沾沾自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面对新时代新现象，孔子感到困惑不解，甚至破口大骂：“八俏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在社会大踏步前进时，孔子却试图用旧办法阻住社会的前进，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其二，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人类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个人心灵和谐、事业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道德，却是远远不够的。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要为社会尽必要的责任，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性的复杂性，要求社会从经济、文化、首先、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引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孔子则不然。孔子片面夸大道德的价值，似乎只要倡导了道德，社会便太平无事，一切问题均可解决。而对人的权利，正当欲望和利益上的需要，孔子则强调不多。《论语》的许多格言，都体现孔子这种思想倾向。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来排斥法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否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种种道德诫条约束人们的个性，，抑制人性的正当需求。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一方面培养了许许多多“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们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压制了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说，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其三，孔子的严格的等级思想，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反动。孔子总是把“孝”字挂在嘴巴。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了尽孝道，甚至可以牺牲社会公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宣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使下一代俨然成了上一代的附属品。孔子还有着很深的忠君情结。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与其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门生曾子也云：“君子滠不出其位”。孔子把最高统治者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忠实地为最高统治者效劳。严格的等级思维，束缚了民众的自由个性和思维，培养了一个个奴才型人格，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越是现代社会，我们对孔子这种等级思维带来的祸害，体会越深！

其四，孔子缺乏一种穷根究底的思维品质。真正优秀的学者，都是真理本位的。如屈原，“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但是，对孔子来说，并不是真理本位，而是仁政本位。正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政的人性基础是什么？孔子无力解决，也不想解决。使其仁政，终成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不仅如此，孔子对其它许多重大问题，也缺乏进一步思考。如宇宙是怎么产生，人的生命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有爱情，灵魂怎么一回事，等等，统统不予追问，缺少对人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终极关注。对哲学有一定研究的人知道，这种终极关注，对于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不但如此，孔子还缺乏求异思维。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否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的价值。所有这些，都使孔子的思想的价值，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也是有其严重不足之处的。过份夸大孔子思想的价值，是不实事求是的。

孔子逝世后，他的思想继续流传。若干年后，又出现了孟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许多思想，又有不少新的开拓。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派别。

儒家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有积极的地方，也有消极的地方。其实世间哪一种学问，不是如此？儒家的真正悲剧，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武帝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采纳其幕僚董仲舒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儒教，而学者孔子也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儒教教主。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封建帝王网球罗了许多文人学士，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改造，增加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大量体现皇权思想的内容，曾经在百家争鸣中展示过骄人丰采的孔孟之道，终于沦为封建统治者奴役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帮凶！

儒家发展成为儒教，是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最大的悲剧。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儒家思想的进步，从此停止。后来只能在孔孟文章的条条框框中去思考，不能质疑，不能批判，从而不能有新的发展。二是其他思想派别，难以得到自由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创造上的无穷活力。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思想派别也就遭到严重摧残。与儒家思想不同的观点，被视为洪水猛兽。只有道教，关注的是成仙不老之道，佛教，关注的是死后如何超生极乐世界之术，对儒教主和世俗君主不构成威胁，才网开一面，得以生存和发展。三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意志，遭到了严重摧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一条条禁规戒律，使亿万民众的思想和个性瘫痪，成了封建社会的驯服工具！作为现代社会的自立公民，又有谁不为这么多的人被培养成为封建社会驯服工具，而无限痛心？

孔老夫子在天有灵，理应为自己创建的儒家思想，堕落到这一地步，而痛心疾首！

近代社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向孔子及儒家思想开战，实属社会发展之必然。孔子及儒家思想不倒，则皇权有可能借尸还魂，则人的个性难以解放，则民主和科学旗帜没有办法进一步高举，则社会的进步发展无从谈起。正如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胡适先生所言：“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捣碎，烧去。”一个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

近年来，国人开始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是有利于我民族前进的。

不过，笔者要提醒的是：一，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几千年前那种宗法社会的产物，总体上是落后的。能为当代人采用的东西，是不多的。当代人的思想文化，归根到底是要根据当今及将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去创造建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不过是一种学术思想，有积极之一面，也有消极之一面。而儒教则是一种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儒教是主体，绝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主要部分在于儒家思想。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不在于儒家，而在于共工怒触不周山、愚公移山、后羿射日这样的古神话，在于唐诗宋词这种明朗的时代精神，在于魏晋时代对个人自由和价值的追求，在于地动仪、印刷术等一个个天才创造中，在于黄宗羲、李挚等许多封建叛逆的新的思想中，在于劳动人民对美好的向往中！这些思想文化，在封建主义社会，是备遭到压制的，却体现了人性中的健康因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新的时代，理应发扬光大！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必将更高举起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宏扬人的的个性自由和独立，宏扬人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倡导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只有经过深刻改造，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希望在未来时代，有一个儒家的伟大复兴，完全是痴人说梦！

日正长，路也正长。迎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大胆创造去吧！有谁扮着“千年圣贤”、“万年祖宗”的面孔，阻住你前进的路，一一把它推翻，无论它是妖是鬼，是神是仙！这样才会有社会的进步，才会有人类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3512142.html

『贰』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提升文化的凝聚力。我国是人口大国，我们要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也就是现如今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才会凝聚成社会共识，表现出文化发展最主要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任务。
2、提升文化的吸引力。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展示出该国家或是该民族特色的文化吸引力。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依附在语言和其他载体上，逐渐凝固和演化成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这种文化环境引导她的国民的行为，达到协调整合社会的作用，并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3、提升文化的普及力。也就是加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我们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有意识地引导广大民众喜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终使其成为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有意识的加强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学习力度，在教学中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开展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使他们自觉愿意接受和欣赏。
（二） 振兴中国文化产业
就目前形势来看，文化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特征，我们要找准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满足人民对文化的要求，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首先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文化产业的管理办法，尽量减少政策办法中不足的地方。其次是深化和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文化自己的道路。最后就是加大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设立规范化的文化产业组织，政府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支持。 （三） 加强文化传播和交流
关于文化传播和交流，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文化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文化往往能够起到政治和经济难以达到的作用。所以文化外交在国际中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使其他国家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了解中国；促进汉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世界对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形成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全力打造中国品牌的文化，创造出一批原创性比较强的文化产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努力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重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叁』 泛道德主义特征

在泛道德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抱有高标准的道德期待。集体中，人们被鼓励展现出无私、坚韧、朴素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在互相批评和自我批判的文化中，如中国的文革时期，道德上的瑕疵往往会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若有人公开表示难以达到这些要求，往往会遭受他人的攻击和质疑。

在这个社会中，道德被视为衡量个人品行的首要标准，而非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宽容、礼貌、智慧和诚信等特质。这里的“道德”更像是一套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或称为“世故”。个人的道德评价至关重要，一旦被大众否定，可能导致在社会中难以立足，如“先做人后做事”的观念就体现了泛道德主义的特点。

在人际冲突中，泛道德主义倾向下，人们不再通过沟通和理性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争抢道德制高点来占据优势。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不择手段，道德武器成为攻击他人的有力工具。

对于那些未能遵循社会主流道德的人，他们往往会遭受严厉的惩罚，这些惩罚可能超出必要，如身体暴力、排斥和诽谤。就连与“不道德”者交往的人，也可能被社会大众孤立，反映出社会对道德一致性的严格要求。

泛道德主义[1]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下，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或者对个人人品要求在正常人的能力范围之外，以至于惟道德是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归结为人的道德境界问题，归结为自私、物欲、怯懦，归结为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丢失。对于没有按照社会道德从事的人，将遭到道德批判。[2]

『肆』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

一、在道德领域与非道德领域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价值观倾向于以道德价值为至高的价值标准学界常说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泛道德主义”的偏向。我们可以从道德价值与物质价值、道德价值与政治价值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从道德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主要以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的论辩表现其价值取向。“义”主要是道德价值，而“利”则主要表现为物质价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为君子、小人的区分提供了标准，这一标准就是二者的道德层次，而其中又以义与利的对立为前提。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也是把利与义对立起来分析的。其共同倾向在于，二者同时在对立中选取“义”而放弃“利”，似乎“义”不但是最高的，而且是自足的。问题在于，道德从来就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和标准，义与利总有其内在关联。这一矛盾的解决是靠公与私的对立实现的，儒家所说的“利”指私利，它与作为公利、整体利益的“义”是对立的。由此我们再看墨家的义利观，它与儒家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义就是利，从而把义与利同一化。但是，墨家所说的义其实就是公利，因此它与儒家的义利观并无本质区别。至于理与欲，实际上是义与利的派生，只不过“理”是进一步把当时的道德纲常本体化了。 从道德价值与政治价值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政治观是典型的伦理政治观，其中表现出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交织，也可以说是道德的专制与专制的道德相交错，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德治主义传统，结果“政”只不过是“正”的另一种表达而已。由内圣而外王，是儒者追求的成长路径。中国传统价值观以道德价值统制其它领域价值的倾向影响十分深远，后儒虽有从内部挑战的努力（如陈亮等的功利主义），但影响甚微。新文化运动中，除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两条救国方略之外，还提出了“穆姑娘”（即morality,道德），并认为道德上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种道德革命的取向在辛亥革命领袖人物中也体现出来，它虽然有针砭传统积弊的功效，但却还是犯了传统的错误，并未跳出传统思路。因为它虽然要以新道德对抗旧道德，但潜台词仍然是道德价值是最根本的价值，以及可以从道德上解决一切社会历史问题，这就陷入了传统的窠臼，也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甚至认为从良知中可以悟出民主政治和科学，这种观点被另一位学者余英时批评为“良知的傲慢” 。\[1\]（P86） 现代社会是一个领域分化的社会，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等多领域需要构筑和谐的价值生态，这无疑要求我们首先破除传统中的上述弊端。罗尔斯的《正义论》同时讨论道德与政治问题，现代经济学家高呼“经济学（家）要讲道德”，这决非回到传统中以道德统制其它社会领域的状况，而是在不同领域中发掘其不同的道德问题，它是以承认其它领域的合法存在为前提的，我们需要从这里重新思考我们的传统。现代社会中道德的功能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统制、统摄，亦即它不能覆盖更不能“派生出”、“开出”其他价值领域，相反，它更多地是渗透并附着于其他领域，起导向、制约和协调的作用。马克斯·韦伯也分析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不是统制，恰恰是许可、鼓励和理性化的制约。恩格斯曾指出，在古代社会，一切团体、组织的活动都带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并把这种附带目的“奉为神圣” ，\[2\]（P447）正是批判了传统社会的上述弊端。 二、在家庭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价值观将二者类同化 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的一大特点。传统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是一条自然而然的、毫无矛盾冲突的提升过程。从家庭关系中的“孝”可以推至政治中的“忠”。孝悌之所以是“仁之本”，不但在于它是自然伦理的体现，而且在于，一旦能作到孝悌，就不会“犯上”，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在“三纲”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国同构，君父一致的印迹。正是由此才形成了宗法传统。 中国人喜欢将一切社会关系进行血缘化的“拟制”，与此盖出一源。“师父”、“师兄”、“子民”、“父母官”等日常用语都带有传统色彩。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把非自然的关系自然化（主要是血缘化），似乎非此不能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这一血缘拟制的过程就是将自然、道德、家庭伦理滥用的过程。显然，家庭伦理和自然道德虽然具有普遍性，但绝不能普遍化。因为家庭伦理自然是论亲疏远近的，或说它本身就是亲疏远近的产物。儒家对此倒并不虚饰，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道德生活中具有“差序格局”，\[3\]（P307） 梁漱溟将伦理本位概括为“关系本位”，\[4\]（P93）若从自然道德的角度看，这其实是必然的，并无可厚非。 但是，当把这种关系和处理这种关系的道德思路纳入到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它的危害就十分巨大，就很有可能导致滥用家长式统治、以权谋私等社会积弊。家庭作为血缘关系的产物，它自身中包含了长幼序列等自然的不平等倾向，而现代政治生活领域则要求承认人的平等权利，经济生活中亦要求按市场原则平等交换。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中，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契约只能以平等为前提。但即便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仍有其可贵的价值。西方契约化社会中的人情淡漠、家庭缺乏温情等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毕竟个人首先是在家庭中培养起健全的心理并实现人格的认同。问题在于，如果把这种家庭伦理普适化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则必然会犯错。大概正是这种错误，使得“五四”时期形成了一种全盘性反传统的倾向，因为他们认为既然由家庭伦理支撑的王朝政治已然瓦解，这种伦理的整体也必然失效。林毓生先生曾用怀海德（A·N·Whitehead）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来概括中国传统的这种弊病，\[5\]（P38）其洞见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它正确指出了把家庭伦理放置到政治生活中的错误，同时又维护了家庭伦理的现代价值。 三、在道德价值领域与超道德的神圣价值领域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信奉人道与天道的契合 宗教或宗教性的神圣价值虽与道德价值密切相联，但它毕竟不同于日常社会中的道德，因而可被视为超道德的领域。 在儒家传统中，人道是对天道的模仿，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象》）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达。天道一旦突破自然性而伦理化，实际上就具有神圣性、神秘性。在中国传统中，天道成了一种境界的象征，人通过俗世的、内在的修养，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传》）是“大人”的境界。儒学认为，“诚”是联通人道与天道的中介，通过它，人们可以达到与天地并立、“与天地参”（《礼记·中庸》）的高度。这就是西方社会学、宗教学中常说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表现，它是以儒家的性善论为基础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儒家的信念，就连信奉性恶论的荀子也认为，通过化性起伪，“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学者常以这些论点为基础，认为儒学虽有积极入世的态度，却也有通向天道的维度，从而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的修养之道是“天命下贯” 的过程，也是“下学而上达”的过程，这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传统中人道与天道的契合。\[6\]（P16） 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神人对立、灵肉分裂的二元论是一种重要的传统，这与中国大不一样。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人道与天道的契合确乎有利于人生的境界追求，但却难以衍生出现代社会中普遍的世俗的道德准则。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更适合构建个人的人生哲学，如李泽厚则主张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分开，这些都是基于对现代社会道德要求的分析。历史上曾有人认为，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上帝的存在，道德亦不再可能。这一忧虑曾由俄国作家妥斯陀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出。在思想界同样存在这种担心，因此启蒙大师伏尔泰虽然尖锐地嘲弄和批判宗教，但同时认为，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上帝出来，因为似乎唯有上帝才能保证善恶的区分和惩恶扬善的终极公正。康德把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论证从理智领域中驱逐出去，但却认为为着道德实践的考虑，必须保留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假设，也是出于相似的理由。我们认为，对于天道、宗教的信仰是个人的事情，现世社会的道德完全可以由实际的社会关系来决定和安排。换言之，一个完全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在道德上是可能的，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这种契合论的另一弊端就是，由于以性善论为基础，我们可能对人性寄予过高的期待，从而在政治生活中疏于制度的完善而过分依赖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这一点已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在对当前种种道德忧虑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西方社会中似乎更注重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来构筑道德的制度防线。 四、在不同文化领域之间，中国传统价值观倾向于以华夏文化为标准判断其它文化的优劣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这些对立的概念都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既可以用于历时性评价，也可用于共时性评价。 不同的民族往往也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如何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评价这些不同的文化，事关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与文化取向。对此，中国传统中有影响深远的“华夷之辩”。它倾向于用文化本身而不是种族、肤色等自然标准来评价民族文化优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优点。中国古人国家观念淡薄，天下观念浓厚，其所谓“天下兴亡”之“天下”，实为一个文化统一体，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域范畴，也不是纯粹的政治概念。但它所使用的标准是华夏文化自身，特别是“礼”，认为“礼”不仅是人禽之别的分水岭（“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也是华夷之辩、文野之别的标准。在中国传统中，夷狄往往与禽兽相提并论，足见夷、狄、蛮、戎等对周边和外域民族的称呼中所包含的价值倾向。其中亦反映出文化中的自大心态。传统中“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远人的外交思维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就连郑和下西洋，也只不过是为了“振纲常以布四海，敷文德以及四方”。这种傲慢和固步自封的文化心态在文化鼎盛时期尚有其存在的空间，但到国难当头之时仍持这一心态，则只能是作茧自缚，导致可悲的结局，它实际上与曾长期风行的欧洲中心论如出一辙。事实表明，中国并不真正具备“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传统。欧洲中心论早已由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予以驳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以承认文化多元论为前提的。现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实现现代化、顺应全球化而又不在传统中固步自封或全盘西方化，需要我们在文化价值观上来一个较大的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各个价值领域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有一种明显的一元论倾向。这里所说的一元论，就是指或以一方统摄其他方面，或派生出其他方面，或排斥其他方面。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我们首先要纠正这些传统偏向，包括让道德价值让出统制地位，在领域分化的背景下构建道德规范，把社会日常伦理与个人修养的境界区分开，在文化价值观上取兼收并蓄的态度。

『伍』 泛道德主义的特征

泛道德主义要求社会排斥一些“不道德”的人，因此会出现人与人之间无法正常相处。由于每个人都存在“不道德”的地方，只不过被各种表现出来的假象和谎言所掩盖。因此，任何人随时都可能遭到各种攻击。人和人之间往往会互相防备。
除此之外，还会造成“不承认错误”、“一错错到底”的现象。在这种社会体系下，人和人之间有任何误解或者矛盾，往往不会通过沟通、分析和反省来解决，而是会采用很多极端的方法，如双方都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因为，任何一方如果进行分析和反省，必然自身有造成矛盾的责任。有责任，那么这一方在“道德上”就吃了亏。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发生冲突，互相都不能回头。最后必然是，实力大的一方占领道德制高点，取得“胜利”。 “不道德”者由于遭到他人批判、贬低，甚而达至虐待的程度，会导致反抗社会的心里。即便一些社会道德确实是不文明的行为，被攻击者也会予以否认。因此会出现仇恨社会、仇恨他人，最终导致大量的人弃善从恶，导致社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