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与道德风险

『壹』 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冲突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以下哪个选项抄不属于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冲突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A、父母领取政府的婴儿营养补贴后，可能挪用部分资金用来个人消费。
B、政府所扶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可能最终被市场淘汰。
C、某贫困县政府将上级政府的扶持资金用于盖政府豪华行政大楼。
D、某地方政府在征地中存在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因而导致征地冲突产生。
正确答案：B
望采纳我的回答。

『贰』 什么是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代理人签订合约后采用隐藏行为，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信息不对称，给委托人带来损失。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降低对所投保标的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

基于理性人假设，个人努力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于任何预防性措施的采取都有代价，同时保险公司承担了保险的全部风险，所以理性的投保人不会在预防措施上投资，这样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损失。更为极端的是个人会促使损失的发生，从而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保险公司预计到投保人投保后的这种行为，就会要求投保人交纳更多的保险金，这样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投保人相对于采取预防措施下的收益也会降低。此外，保险公司为了激励投保人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采用设置免赔额，并且要求投保者也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

一、什么是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道德风险是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或者说是：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主要例证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的赢利性企业。在经营货币资金过程中，商业银行与储户（社会公众和企业）、与贷款户（个人和企业，主要是企业）、与它的上级管理部门形成了一连串的资金使用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过程中，由于拥有不同的信息导致博弈双方不作为的道德风险。下表列出了商业银行在上述三对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

商业银行的地位

商业银行可能的道德风险行为

商业银行与储户的委托代理关系

代理方

损害储户利益的行为

1、存款过程中拒绝接收零币、残破币，不为小额存款户办理存款

2、低于或变相低于国家规定利率向储户支付利息

商业银行与贷款户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方

损害贷款户利益的行为

1、高于或变相高于国家规定利率向贷款户发放贷款

2、为了减少贷款风险减少（变相减少）甚至不向社会公众和企业发放贷款

商业银行与上级管理部门的委托代理关系

代理方

与上级管理部门目标不一致行为

1、贷款发放过程中的以贷谋私行为；

2、经营管理活动中谋求政绩（如高息揽存行为、机构资产盲目扩张等）；

3、不良贷款处置过程中的不作为或无效作为

商业银行向博弈对手转嫁风险后果的程度，决定了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在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在与储户的博弈中，商业银行无法向储户转嫁风险后果，因而在这一类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道德风险的机率极低；在与贷款户的博弈中，尽管两者都存在着严重的软约束，但一旦其中一方可以将其风险外部化时，道德风险就无孔不入，这正是部分企业高息都不能贷到款（商业银行角度的道德风险）和部分企业有钱都不还贷款（贷款户角度的道德风险）的共同原因；在具体经办人员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下级机构与上级管理部门的博弈中，由于委托方的制度软约束（特别严重的是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不明导致的委托方缺位），致使代理方随时随地都有转嫁自身行为风险后果的冲动和可能，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地大量发生，并不断强化前两类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比如在贷款发放过程中，有的贷款经办人员并不以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和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而是以追求资产规模的最大化为目的而盲目进行贷款扩张，或是以逃避贷款责任追究为目的而“慎贷”“惜贷”。

三、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监管

透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监管，必须注重以下几点： 1、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监管，核心在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商业银行经办人员）转嫁自身风险的行为。而要监管风险转嫁行为，必须强化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经办人员）的制度约束。 2、在商业银行三类委托代理关系中，重点做好具体经办人员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下级机构与上级管理部门之间道德风险的监管。在这一类道德风险监管中，督促商业银行健全完善内控制度，形成上下级机构、单位与部门、单位与个人共同一致的目标驱动体系，是重中之重。 3、监管当局要严防商业银行第四类道德风险的产生，即在监管和被监管过程中商业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当局的监管而采取的不合作或隐瞒重要事实、虚报相关数据等行为的发生。

『叁』 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道德风险在第三方物流服务过程中指的是什么

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道德风险在第三方物流服务过程中指泛指任何一种涉及信息专非对称的交易属，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不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双方目的的不一致性及信息的非对称性，代理方在非对称的信息环境中总是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由此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简单地说，它是指代理人可能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交易双方之间总是难以实现理性双赢。

『肆』 当今社会，应该怎样去注意和看待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明确的授权 有信认得基础 道德的约束 和做事的清廉 还有敢于承担的责任心

『伍』 什么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因为洞悉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于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委托代理理论”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
现在这一理论已经不止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了，还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政府组织理论里面，周雪光老师曾经提到将该理论运用到政府研究里面，将中央政府视为委托方、将基层政府视为代理方分析政府行为。

『陆』 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如何防范

在合同中标明，合同尽量细致。

『柒』 新凯恩斯主义的前沿理论

一、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⑴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⑵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⑶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⑷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Preserving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⑴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⑵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着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代理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代理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代理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代理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代理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新凯恩斯主义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⑴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⑵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⑶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⑷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着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着的特点：⑴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⑵市场面临非对称信息；⑶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捌』 谁知道金融学中关于解决激励问题。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代理问题请举例说明！急用！

好难回答啊
一个一个问嘛
这么多怎么答呀

『玖』 请从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的设定、逆向选择、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等不同方面分析生活中的一对委托--代理关系，

在现代的企业结构中存在着多种委托代理关系,划分的角度不同,得到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类型也不同。下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划分。
(1)从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我们发现企业中存在以下三种委托代理关系:
①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中的最高权利机构,它不能直接管理企业,因此,股东大会便选举出一些股东组成董事会来管理企业。所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便形成了企业的第一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为委托人,董事会为代理人。董事会受全体股东的委托来管理企业,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
②董事会和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受全体股东的委托指导、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但是董事会一般也不直接的管理企业,而只是负责制定企业一些重大项目决策。董事会成员不一定具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因此董事会会聘任具有管理才能的人直接管理企业,负责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管理当局受董事会委托来具体的管理和经营企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独立执行决策计划,负责日常管理。这就形成了企业中第二层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是委托人,管理当局是代理人。
③管理当局和各部门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管理当局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独立的经营管理企业,为了完成代理责任,管理当局会聘任各部门经理具体负责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并且赋予一定的权利。因此,管理当局和各部门经理之间就形成了企业中第三层的代理关系,管理当局是委托人,各部门经理是代理人。
企业中主要存在以上的三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网络,股东大会处于网络顶端,各部门经理处于网络底端。
(2)从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度来划分,我们得到以下两种委托代理关系:
①企业在分散所有权结构下,公司治理问题要面临的核心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司的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分散股权的条件下,经理人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双方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产生了经理人作为代理人其利益与股东利益即委托人的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此问题成为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此时,公司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其他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从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到: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双方的契约是不完全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代理成本必然产生,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就必须建立完善的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使经理人的利益和自己一致。(一般情况下,这种状态很难达到,因为经理人也在不断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
②在集中所有权结构下,企业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有以下里两重:。
第一、即上文刚刚提出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双方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了一系列的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研究了此类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在集中所有权的结构下,这种代理关系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代理关系了。
第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委托代理关系——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的问题成为近期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控股股东可以获得并想办法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public benefits of control),即企业为了提高公司价值,增强决策权利和监督效益,使股权趋于集中,事实表明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存在会缓解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但由于所有权集中,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在公司的管理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选举权,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发行多种股票、交叉持股、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以掌控更多的实际控制权从而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共享收益。除此之外,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利用其权利优势甚至可以通过内幕消息进行投机交易、关联交易、实施有利于自身的投融资决策、利益输出等方式来谋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private benefitsof control)。此时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而是由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和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