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经验

① 简述我国的立法原则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鼓励做什么、允许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保护什么、惩罚什么，令行禁止，全社会都要一体遵照执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划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严肃的事情。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关键在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

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

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

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

(1)立法的经验扩展阅读：

我国的立法体制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与这一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中能行得通；

宪法和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3、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4、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还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5、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6、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这种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又是怎样体现和保证法制统一的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明确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不得同法律相抵触。

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另一方面，实行立法监督制度。

行政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性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规章。

② 1、我国旅游立法进程经历了哪些阶段

我国的旅游立法应该是在1949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高峰期。

③ 如何让立法真正体现民意

所谓“开门立法”，即在立法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积极参与，实现立法版民主化。具体而言，就是采权用公开征求立法建议、立法听证等方式，使民主立法延伸到最起始阶段，让民众的意志从立法的最初就得到体现，从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使立法更好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意、符合民心。

④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经历了从什么到什么都转变

【新区别于从前的条例】从1995年施行的《食品卫生法》到今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由“卫生”到“安全”，两个字的改变，折射的是我国食品安全从立法观念到监管模式的全方位巨大转变。这部与每一个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民生法律有哪些亮点，有关专家对这部法律进行了解读。 消费者可索10倍赔偿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专家解读：各类食品问题层出不穷，关键就是食品企业的违法成本很低。新《食品安全法》将赔偿标准大大提高，这种既有人身损害赔偿，又有惩罚性赔偿，加大了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对其起到震慑作用。 明星代言要担责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专家解读：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明星的虚假代言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星对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于理公平，也有必要，对目前愈演愈烈的虚假广告起到遏制作用。 统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法》第三章共九条明确了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等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专家解读：目前我国食品标准散、乱、差，卫生标准、质量标准、国家标准等重复交叉、层次不清，部分标准老化，缺乏前瞻性。《食品安全法》从四个角度严格食品安全标准，即统一发布，动态调整，以人为本，鼓励企业制定严于、高于国家、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 “问题食品”要召回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专家解读：实行食品召回制度，不仅要靠企业自觉，还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在企业不主动召回的情况下，政府要责令企业召回不合格食品。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食品免检成历史名词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进行抽样检验，应当购买抽取的样品，不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专家解读：现在出现安全问题的食品不少都是免检产品，“三鹿奶粉事件”表明免检并不等于安全。为此，新法明确规定食品不得实施免检，将此前国务院废除免检的措施法制化。 目录以外的任何添加剂都不能用 《食品安全法》从第四十三到第四十八条规范了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应用，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专家解读：食品添加剂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和增加食品营养成分，同时也可能带来危害。新法规定添加了食品添加剂目录以外的物质，哪怕是对人体无害，也是违法行为，这为“蒙牛”特仑苏事件作了注解。 安全评价由“事后”提至“事前” 《食品安全法》第二章共七条规定了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要求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物理性和化学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 专家解读：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制度是确保我国食品安全的基础性工程，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由外在表面现象为主，深入到食品内在的安全因素，由被动的、亡羊补牢、事后处理的旧思路转变为主动的、源头治理、预防为主的新思路。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⑤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经历了从什么到什么都转变

《食品安全法》草案几易其稿，最大范围吸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调整过法律名称、范围和立法节奏。内容方面的食品安全风险检测评估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满足甚至超出了民众的期待；而立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三种改变，更为这部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打上了审慎、民主、务实、负责的注脚。
五年磨一剑 法律名称更改始末
如果从头追溯的话，《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发轫于2004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第59次常务会议，那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的决定》，并做出了修订《食品卫生法》的决定。国务院法制办随后着手修订工作，那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立法的最基础工作铺展开来，立法机关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多方调研、充实完善相关内容。
实施于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虽堪称成果卓著，但由于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也逐渐暴露出食品标准不统一、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食品检验机构不规范等制度上的瑕疵。而随着修订起草工作的展开，风险评估、食品标准统一制定、食品的标签管理等制度都将引入，这大大超越了“食品卫生”所代表的食品清洁范畴。
因此，到底是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还是修订已有的《食品卫生法》？这一争论三年未休。
而从国际立法趋势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相继制定出台的食品质量领域基本法也都是以《食品安全法》命名的。
最终，“站在成果的基础上重建”取代了仅仅是对漏洞和不足的“修修补补”。法律名称和法律规范范围果断改变的背后，是国家食品监管理念的提升。
在最终的表决稿里，曾经游离于监管范畴之外的保健产品经过反复衡量终于被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损一赔十”的原则、名人做食品广告要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也一一入法。
以民意为本，法律内容多处修改。

⑥ 行政强制法为什么经历了那么长的立法过程

需要广泛征求民意，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我国人口多，地域广，当然要深思熟虑，所以经历一定时间是必须的。

⑦ 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制变化历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产生，反映了我国国家的性质，代表了我国国家生活的全面，决定国家的其他制度，是我国国家力量的源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至今已经五十年。人大制度萌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艰苦奋斗，长期探索，终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极大地推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从一切权力归农会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我国人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建国后五年的经验，并参照前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建立的。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毛泽东当时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如海员罢工……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的重要”。这时产生的组织形式可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
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应当使代表会或代表大会发挥作用。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修正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其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这可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在革命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政权，它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又有区别。它的组织形式是各级参议会，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之人民代表机关”。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权组织形式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出现了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指出这“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在进行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仂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1949年到1954年我国经过各项社会改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各地先后进行了选举，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条件已成熟。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正式确定在全国实行，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可见，它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是来之不易的，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二。1982年宪法加强和完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新阶段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建立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停开。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人大陆续召开，特别是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颁布了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总结了1954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全面地加强和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一）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举措和有效办法。我国地广人多，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不宜太少，但人数多了，又不便于开展工作。所以1982年宪法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也加强了全国人大。如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性工作，能得到更好处理。如增设了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这就能及时地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设有工作机构，各司其职。
（三）恢复建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国家领导人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取消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了共产党须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四）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加强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省、直辖市的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设立乡政权。
三。宪法增写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等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入新的活力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几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方针政策，1982年宪法也经历了几次部分修改，增写了许多新的内容，使现行宪法更加完善，也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注人了新的活力，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蓬勃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写入宪法，就规定了它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说明它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大机关都要以这一理论为指针，这就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方向更加明确，更加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决定重大问题和任命等各项工作也更加符合这一指针。所以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增写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长期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点的问题的思想束缚，使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9年修改宪法时又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使宪法更为完善，宪法在这里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加强经济立法，特别是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为不断解放生产力和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证。
（三）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总结建国后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宪法的规定，我国的法治得到加强，无法可依的情况基本改变。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1999年修改宪法，在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我国的法治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就要求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监督工作，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依法审判，保持司法公正。宪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量法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批地方性法规，还加强了执法检查和干部述职、评议工作。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各级人大的工作十分活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蓬勃发展。
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提出重要的指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起来。”这是我国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根本体现，它正是以上述经验和要求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指针，因而得到蓬勃的发展。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保证。要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有接受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照法定程序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任免国家机关负责人员，在工作中紧密依靠党的领导，才能使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才能使它的工作符合实际，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首先是制定法律、法规，将党和人民的意志变成国家的意志，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贯彻、执行，使全国人民都能遵守它。其次，人民代表大会要严格依法对各项重要问题和事项作出决定和决议，才能保证这些决定和决议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所以这些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又是和坚持依法治国分不开的。

⑧ 破产的立法过程

从1994年开始，企业破产法就列入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之中。这部法律起草经历了三届中国人大任期，费时十二年之久，期间几次搁浅。1994年3月， 根据八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成立起草组，开始研究起草破产法草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起草组组织若干调研组到各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委托辽宁、四川两省人大财经委分别起草出一份草稿。并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实施经验进行了总结。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起草组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拟订出破产法草案初稿，经向有关部门、地方和国内外专家多次征求意见，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经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95年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对本法的出台时机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一时难以配套等原因，草案当时未能进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
九届中国人大期间，起草组继续进行这一工作，一方面对当时企业改革与破产现状进行总结研究，同时着手继续修改破产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组召开会议，就草案的修改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内容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已基本可行，起草组应当抓紧工作，争取早日提交常委会审议，会议还就草案修改的原则提出了具体意见，原拟于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因个别地方出现了企业不稳定现象并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分歧意见，这一工作又暂告一段落。
十届中国人大成立后，企业破产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确定继续由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财经委员会于2003年8月调整起草机构，再次启动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组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指示和立法指导思想，总结以往工作，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多次召开立法座谈论证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草案，并于2003年11月将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采取登门拜访的形式，与有关方面多次进行协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见。2004年5月，起草组再次召开大规模座谈会，征求人民法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企业、职工和破产清算从业人员的意见，就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5月28日，草案经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式征求国务院意见。随后，起草组逐条研究国务院等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再次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经中国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于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初审。
此后，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2004年10月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本来是再经过一次修改审议以后，就可以通过了，但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破产清算、债务清偿顺序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到底劳动债权优先，还是担保债权优先？这一争就是两年。
两个优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时到底把哪个放在优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难题，处在两难之间，难以取舍。在中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下，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调研，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找到了结合点与突破点，提出了这一“新老划断”的方案。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历史遗留难题，也和立法的指导思想统一起来，扫除了障碍，同时也凸显出这部法律的中国特色。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在这次常委会审议修改之后，以157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
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在适用范围、破产原因、重整制度、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金融机构的破产等问题上都曾有过争论： 早先的草案对于企业破产原因规定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清理债务”。这样规定，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在征求意见和审议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仅以这样一个原因即允许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破产，会不会引发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破产呢？会不会给一些恶意申请者以借口？也有意见认为，如今有一些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问题，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种原因作为破产原因也不利于这类国企的脱困。根据这一情况，立法机关将破产原因修改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第三个问题，关于金融机构的破产。依据本法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从大的方面应适用本法。但由于这类企业比较特殊，对于这类企业的破产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人建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不适用本法。但后来考虑到如不适用本法，就这类企业的破产专门制定破产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经济性原则，而且本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对这些企业也是适用的。故在最后通过的法律中，对金融机构的破产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同时规定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企业破产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实施办法来办理。

⑨ 婚姻法的立法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颁布了两部婚姻法，即通常所说的1950年婚姻法和专1980年婚属姻法。虽然它们都以“婚姻法”命名，却是我国调整一定范围内亲属关系（主要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旧法统。在亲属立法方面，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立法传统，和受前苏联立法体例的影响，将调整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内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亲属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作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立法指导思想和理论上，均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家庭已丧失其经济职能，与社会经济生活无关，婚姻家庭关系不是商品关系，不能划归民法的调整范畴，从而将作为民法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亲属法人为地从民法范畴中割裂开来， 并改称婚姻法。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是在这种理论和立法思想指导下，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基本法形式存在的。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由此也就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轨迹。

⑩ 西汉立法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经过西汉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汉初分封的诸王他们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各地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继续推行以前的“无为而治”、“约法省刑”已经难以奏效，统治者不得不转变立法思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德主刑辅”作为官方正统法制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治理国家要把德和刑结合起来，但以德为主，以刑为 辅；德刑在施用顺序上，要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施刑罚。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思想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西汉时期实现了从“以法为本，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到“外道内法”的黄老思想，再从黄老思想到“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儒家正统思想的历史转变。
（1）西汉初期，统治者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改变了秦朝专任法治、严刑峻罚的立法思想，确立了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的立法指导思想。
黄 老思想以“无为而治”为核心，具体表现为“约法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立法方针。汉高祖首先废除秦朝繁苛的法律，制定《九章律》，奠定西汉法制的 基础；实行十五税一，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文帝、景帝继续减轻赋税，并推行刑制改革，废除某些肉刑。黄老思想与西汉初期的社会需要相符合，促进了社会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
（2）自汉武帝开始，确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