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立法性

『壹』 孝顺父母非要立法吗

他希望四川省能为孝立法，让子女尽社会主义亲情孝敬、奉养义务，要求国家、社会继续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维护父母不受子女不敬、暴力行为的侵犯。根据这部《孝法》建议稿，对于谩骂、冻饿、凌辱、殴打、遗弃父母的，将终身不得录用和晋升。已改正并表现优秀的，需父母推荐，方可予以考虑录用、晋升，但不得优先录用、晋升。 ［争论］ ■中国青年报 “孝法”绕不过三陷阱 在日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经济却尚欠发达的我国现阶段，讨论这个问题——或干脆说，延续或重振孝道——是极其急迫而现实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需要立法呢？笔者认为不妥。该设想即便有一定的道理，只怕也绕不过下面三个可能的误区——甚至是陷阱。 首先，设立《孝法》可能导致法律的低质化。不难看出，当今“孝”的内容更多只是属于礼仪方面的内容。即便一些好的风俗习惯正在逝去，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要改变风俗和习惯，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而且，假如真的设立了“孝法”，由于孝与不孝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有言道“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自古无孝子”，“孝法”肯定会经常面临难以判断、无法表态的窘境。如此，或将使法律失却其精准性，最终走向低质化。 其次会导致公民权利受损，甚至导致社会文明的退步。旧礼教之中将孝道与法律融为一体，因其操作性上的天然难度，实际上经常会混淆私权和公权的界限，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精神。 再次，设立“孝法”，有可能掩盖住真实的社会问题。总体上分析当前的“孝道”衰落问题，除了礼教影响日渐式微以外，毋庸讳言，也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水平和分配制度等有一定关系———为“孝”立法，有可能掩盖这些回避不了的矛盾。 ■燕赵都市报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对“不孝”有一些规定，但往往只有性质特别恶劣的才构成犯罪，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很难得到现有法律的有效保障，需要专门的法律进行强制保护。公务员的言行对公众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公务员录用、晋升以“孝”为先，对保证公务员以及带动社会恪守孝道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有鉴于当前子女不孝行为的增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国家尚无统一的法律强制解决的情况下，建议为孝进行地方立法，并将重点放在公务员这样特殊的职业，对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不但必要，而且可行，不失为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 ■北京青年报 法律万能的误区 主张为孝道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法律完全应该在孝道问题上管得更多、更严，或者退而求其次，哪怕只是把这些散见于多项法律的规定集中起来，他们也希望能“组成”一部新的法律，以显示国家和社会对孝道的高度重视。 一遇到问题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要立法，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和惩罚，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治是一种进步的制度文明，但同时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本该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不宜动不动就用法律手段取而代之，那样做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解放日报 拿陈腐当新鲜 在笔者看来，这个为孝立法的“立法草案”，看似忧国忧民，实则会误导民众，看似新鲜，实则陈腐。因为以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实行，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但孝廉制并不能改变汉朝腐败盛行的状况。如今，又有人提议以孝为先来录用公务员，显然是不了解历史，拿“新瓶”装“旧药”。 一个小家中的大孝子，未必会是一个大家中的好公仆，为敛聚在小家中“尽孝”的本钱而不惜损公肥私的，古今均大有人在。比如，狂贪国库白银九亿两的清朝大贪官和 在当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当今，大贪官胡长清在家里也是一个大孝子；还有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口碑”也极好，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

『贰』 法院可以根据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判案吗

可以根据规范性文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已于2009年7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1月4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为进一步规范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工作，提高裁判质量，确保司法统一，维护法律权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时应当准确完整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序号，需要引用具体条文的，应当整条引用。
第二条 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同时引用两部以上法律的，应当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实体法，后引用程序法。
第三条 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第四条 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条 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条 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制作裁判文书确需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根据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应当依法提请有决定权的机关做出裁决，不得自行在裁判文书中认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第八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第八十条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第八十一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第八十三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叁』 规范性文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两个概念等不等同

规范性法律文件与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对，是诉讼法上的分类。如题，规范性文件专包括法律文件属，规范性文件可以是通知/通报/批示/请示/计划/调查表/简讯等文书，规范性法律文件指判决书/裁决书/批准逮捕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一楼回答有误。。。

『肆』 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成文法吗如果是，为何成文法的定义是“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

是成文法.成文法是经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 或认可 ，并以法律条文作为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所以并不一定是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

『伍』 最早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是

当代，最早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是日本，被称为“无形文化财”。
原因如下：

“国破家亡”与文化自觉

全世界最早立法保护“无形文化财”的日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尊崇，给世人留有深刻印象，以致许多人误认为日本“一贯如此”。其实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近代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中沦为弱势。学习西方，是当时中、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共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提出“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国策，整个日本社会积极学习西方，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文部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建立学堂、颁布学制。明治六年，大相扑被以“裸体的野蛮游戏”为由遭到禁止。在建筑领域，西式建筑开始大量出现并引领建筑潮流，开始改变日本的风貌。在演艺方面，不但大量移植西方歌剧和话剧（新剧），甚至连日本的国宝“歌舞伎”都曾经被按照西洋歌剧的形式来改造。当时日本的“演剧改良运动”，主张摈弃东方戏剧的抽象主义精髓，采用西方戏剧写实主义理念，采用“具象”的舞台布景和舞美设计，甚至主张抛弃“歌舞伎”传统的音乐手段、歌唱方法和表演程式，采用西洋歌剧的音乐创作手法和“美声唱法”。应该说，日本当时的“西化”程度远比中国为甚，今天的日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最早把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行为的国家，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经历了一个从全面西化到重新肯定、高度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社会心理变化，应该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过核战争的国家在沦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之后，整个民族文化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之后的痛苦反思。日本民族终于认识到：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现代化”较晚的国家，无论你“脱亚入欧”的决心有多大，西方国家仍然视你为“东方”；更重要的是，“国破家亡”的日本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的自主权，可以在“国家大事”上仰人鼻息，但是，只要日本的传统文化还在，只要和服、茶道、柔道、寿司、榻榻米、歌舞伎、三味线……传统风俗、礼仪、节日还在，日本就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受人尊重的国家。文化独立的意义，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是最本质的独立。

『陆』 南非的立法首都

南非有三个首都

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

比勒陀利亚（PROTERIA）是南非行政首都，位于东北部高原的马加莱斯堡山谷地，跨林波波河支流阿皮斯河两岸。海拔13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为17℃。建于1855年，以布尔人领袖比勒陀利乌斯名字命名，其子马尔锡劳斯是比勒陀利亚城的创建者，市内立有他们父子的塑像。1860年，它是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首都。1900年，被英国占领。1910年起，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的南非联邦（1961年改为南非共和国）的行政首府。风光秀美，有”花园城”之称，街道两旁种植紫葳，又称”紫葳城”。
市中心的教堂广场上耸立着保罗•克鲁格的雕像，他是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其旧居已改为国家纪念馆。广场一侧的议会大厦，原为德兰士瓦州议会，现为省政府所在地。著名的教堂大街全长18．64公里，为世界最长的街道之一，两侧摩天高楼林立。联邦大厦为中央政府所在地，位于俯瞰全城的小山上。座落在保罗•克鲁格大街上的德兰士瓦博物馆内收藏着自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种地质、考古文物和标本，此外还有国立历史文化博物馆、露天博物馆等。
市内公园众多，面积共达1700公顷以上，其中以国家动物园和文宁公园最为有名。建于1949年，造价34万英镑的先驱者纪念碑耸立在南郊的小山上，这是为纪念南非历史上著名的“牛车大行进”的民族大迁徙而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布尔人在英国殖民者排挤下，成群结队，从南非南部的开普省一带，向北转移，来到这里，迁徒历时3年之久。市郊的喷泉山谷、旺德布姆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区也都是旅游胜地。
比勒陀利亚为矿业城市，近郊为金刚石、白金、黄金、锡、铁、铬、煤等矿的开采中心。

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

开普敦（Cape Town）是南非 立法首都，重要港口，好望角省首府。位于好望角北端的狭长地带，濒大西洋特布尔湾。始建于1652年，原为东印度公司供应站驻地，是西欧殖民者最早在南部非洲建立的据点，故有“南非诸城之母”之称，长期是荷兰、英国殖民者向非洲内陆扩张的基地。现为立法机关所在地。
城市背山面海迤逦展开，西郊濒大西洋，南郊插入印度洋，居两洋之会。市内多殖民时代的古老建筑，位于大广场附近，建于1666年的开普敦城堡是市内最古老的建筑。当年其建筑材料多来自荷兰，后用作总督官邸和政府办公处。

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

南非的司法首都布隆方丹（Bloemfontein）是南非的司法首都，位于中部高原，为全国的地理中心，四周有小丘环绕，夏热，冬寒有霜。它最初为一堡垒，1846年正式建城。现为重要交通枢纽。布隆方丹一词，原意为“花之根源”。市内丘陵起伏，风景秀丽。

它是南非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主要建筑物有：市政厅、上诉法院、国家纪念馆、体育场和大教堂等。国家博物馆内有著名的恐龙化石。建于1848年的古堡是市内最古建筑。1849年所建的旧省议会，只有一个房间，现在是全国性的纪念建筑物。国家纪念碑是为纪念在第二次南非战争中死去的妇女和儿童而建，碑下为南非历史著名人物埋葬地。市内有奥兰治自由邦大学，建于1855年。

『柒』 如何评价中国政治中的非正式会议传统

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剧场中最尖刻、最有份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对中国社会几乎完全是异质的东西，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的立法实践尤添了诸多混乱。所有企图模仿西方或另起炉灶的立法努力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当时统治者的各种烙印，并屈从于统治势力的权威之下。1949年之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在大陆遭到拒斥[1]，同时依靠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立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习用的表达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这种把党说成法律乃至法制体系缔造者的话语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立法不得不依赖执政党的扶持、必然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党的权威。但在现实中，执政党对立法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由法律规定的，而是更大程度上依照长期形成的惯例以及党的内部规则发生作用。换言之，党对立法的影响一直处于正式的法律典章之外，因此当代中国的立法机制就具有一种特性——“非正式性”。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党与立法机构之间这种“非正式性”关系，有很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剖析中国立法过程的非正式性

伍德罗.威尔逊很早就考察过政府体制和立法过程在实际运作中形成的规则。他不是局限在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对美国政治原则的描述，而是具体关注美国的政体如何在实践中背离了宪法所确立的精致的平衡结构而演变为一个国会至上、乃至“国会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政府”[2]。威尔逊指出，在检视任何政府制度时应着力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政权的人和基本的权力结构，若仅仅依据权威性的宪法指南来解说政府制度是无法令人满意的[3]。他开创了以实证方法研究现实政治中政府活动的过程与功能（或决策过程）的先河，这是对传统政治学强调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结构的一种挑战。[4]正是在对行政行为和决策过程的研究中产生了“正式”范畴与“非正式”范畴的区分。前者意指政治组织的法定制度或法定结构，而后者则表示政治组织在实际运作和决策过程中的真实行为者及其所遵循的“游戏规则”。[5]对“正式性”的研究主要采取规范分析，而对“非正式性”的考察则偏重经或实证研究。

在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非正式因素”始终占有一席之地。[6]尽管对其涵义有不同的理解[7]，但一般都承认“非正式性”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政治体系距离制度化还很远，其统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约束，而且由于多数决策是秘密进行的，很难实施公众监督。[8]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某些正式化（formalization）、制度化的做法，但也仅触及到中下层官僚体制，而上层决策、尤其是最高层的决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9]

立法不仅是政治过程的关键环节，并且是上层乃至最高层的决策，立法的非正式性对真实政治的折射是颇具典型性的。然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立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宪法》、《立法法》等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机构，囿于各级《组织法》和各种《议事规则》等成文法确立的正式规则，而忽视了法外的非正式规则对立法过程及法律内容的影响。这种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式研究过于偏重对宪法文本和制度规定的考察，多半是从指导原则和法律文献的规定性角度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立法过程“应当是怎样的”。这就留下了一大块空白：立法过程的非正式性实际上究竟有那些表现及特点，它倒底是如何影响立法结果的？通过搜集分析现实政治的经验材料，可以总结、归纳出中国立法活动的权力结构及其配置，从而解答下列问题：谁是立法的真正参与者？谁在事实上掌握了最终的立法决策权？立法权是如何在这些参与者或行为主体之间分配的？他们又是如何分工和协调的？

在中国的立法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背离宪法性规定的法定权力的移转，这不仅发生在专门的立法主体内部（如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向其常委会或常设的专门委员会转移，或国务院的立法权向下属部委或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转移），更可能发生在立法主体与其他政治、社会势力之间，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与行政机关、执政党之间立法权的实际分布。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立法过程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立法机构（议会或人大）内的作业和程序，而且涵盖立法机构决策过程中内外诸势力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相互作用。

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性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立法机构立法活动过程中“内部”的非正式性，如议会对法案的非正式讨论或重要的委员会主席对立法决策的影响，这可能影响到立法决策权在立法机关内各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布，如所谓的“委员会办公室支配立法会议厅”[10]；另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的非正式性，即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与政党、行政机关、利益集团之间发生的非法定联系和非正式规则。威尔逊对美国政体的考察表明，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会对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产生巨大的、甚至远远背离宪法“书面原理”的影响。

在中国这个以成文法为主而立法过程又充斥“党政法一体化”[11]等非正式因素的国家，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50年里立法体系经历了2次摧毁和重建：中共革命成功后宣布废除旧法制，而后立法通过了《共同纲领》；但不久又通过一次次违反宪法、践踏公民权的政治运动再次摧毁了法制，直到1978年《宪法》通过后才第2次重建立法体系。在中国的立法过程中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执政党，而不是《宪法》或《立法法》所确立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如要考察立法过程中的外部非正式性，其要点就是分析中共、国务院与人大三者之间在立法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共对立法的超宪法的领导地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对实际立法权在执政党、人大和国务院之间的分布产生影响[12]。

执政党的直接介入使中国的立法过程大大复杂化，宪法所规定的以全国人大为最高权威的立法体制被以党中央为核心的立法格局所取代，并且由于执政党一贯偏重行政机关，连依据宪法应受全国人大监督的国务院在立法中的地位也超过人大。这种立法权向执政党的实际转移是“超宪法”或“非宪法”的。宪法中提到要坚持中共的领导，但这种“领导”在法律层面却很难立足，它的贯彻与实施只能依靠宣传、动员和组织等非法律的政治手段。自80年代初彭真主持人大工作以来历届人大领导人都强调中共对立法的领导，其实质是什么，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与立法权的分布及现存立法格局有何关系，本文第二部份讨论这些问题。

本文的第三部份主要分析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对立法过程的影响。在领导人个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中，权力主要依附于人际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握有权力者在政治结构中的法定地位。[13]结果真实权力可能与法定权力脱节：有正式职务的人不一定具有充份行使其法定权力的地位；没有正式职务的人未必没有实际权力（如退休后的邓小平名义上只是“全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实际上仍处于重大决策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党组织逐步放松了对具体立法事项的控制，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与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不是体制化因素。此外，最高领导人或党内元老个人的“立法观”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立法决策乃至某一项具体法案的内容。

本文的第四部份将分析中国立法中非正式性的成因。笔者认为，80年代以来立法在中共决策体系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执政党力图通过立法这一具高度正式化意义的政治行为，使其政策“合法化”(legalization）甚至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但立法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非正式性却损害了这一努力。在中国的法定立法体系（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充份自主性的情况下，立法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与此相关的改革都势必触及党、政、立法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而这决非人大本身可左右。近20年来中国立法所经历的制度化、法律化改革仍是现存体制内由执政党领导的施为；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同样也取决于执政党的意图和选择。

二、非正式性之一：中共的超宪法领导

党与全国人大：谁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来理解，全国人大就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等一切政府机构的权力，都只能由人大派生出来并必须服从于人大的领导与监督；据此可以认为，全国人大除了拥有最高立法权和建立立法制度的权力之外，还可通过立法活动建立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并制定一切它认为必要的公共政策，同时具有监督上述所有行政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权力。然而，宪法同时还规定了中共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并由此生发出领导各级人大和国务院的“默示权力”。在现实政治中当局用文字上的巧妙解释掩盖了宪法规定上的这个逻辑矛盾：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党必须遵循人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人大有权追究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14]而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人大必须接受党的领导[15]。

虽然依照宪法的文字表达来看，表面上存在着“双重”的立法最高权威，但现实中上述关于人大与党的关系的辩说之前半部份不具实际意义；并不存在任何能有效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法律或政治机制，所谓的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之“必须”也无法体现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法性义务。在现实中只有执政党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威；从宪法法理的角度看，党对立法的领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宪法外的”或“超宪法的”。近年来人大领导人在谈到党和人大或立法的关系时总是强调要“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16]“自觉”一词一方面体现了人大在现实中的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重视与支持”，人大就很难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又显现出在法理上难以将宪法明确赋予最高权威地位的全国人大必须“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之现状自圆其说的微妙处境。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对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是这样解释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定型化的表现，是把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7]由于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政策都是由党来决定的，不存在非党决策的政策，所以这种说法实际上揭示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服从于、跟随于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政策的“影子”，党拥有对立法的最高权威。但“文革”后党的文件、指示、决定和命令形式上不再是政策的唯一形式，“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18]，即通过立法这种公共决策的最高形式来表现，这就使立法和法律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1980年代中期以后党的“决策”（policy making）与国家的“立法”（law making）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立法”成为“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9]；而越来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规的内容实际上是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形成过程中才得以明确。正因为立法与决策在形式和内容上交织在一起，所以必须进一步研究立法的决策过程。[20]

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权力分布与角色分工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过程已形成一套十分复杂的程序，它是一个“多阶段、多舞台”的过程。每一部法律都要经过大约5个不同的阶段：议程确定；部门间审查；最高领导人同意；全国人大辩论与通过；对作为政策的法律之说明、实施或裁断。这些阶段又分别在3个不同的“舞台”——中共中央、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21]上实现。[22]整个立法过程包括政策建议的提出、从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拟订和法律的通过以及一系列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出台；而在此背景下的法律制定只是立法过程中一个并不重要的部份[23]。重大立法始于党中央，终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多数立法始于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又由国务院负责提出实施细节；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单独决策的立法为数很少。

以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说明为例，可以清楚地描绘出这个政策及其推动的第一个5年全民普法运动的出台经过：首先是提出建议，“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话强调这个问题”；其次是设定议程，“今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转了陈丕显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然后是各部门协调（邹瑜的表述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今年6月，根据彭真委员长的倡议，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接着是政策执行，“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拟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5年规划》并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党中央这一重要号召”；下一步才是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24]其实，还有司法部长未曾提及的最后一环，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议案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

上述过程充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在立法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各自的功能。党的作用贯彻始终：党的领导人（可能以个人身份、也可能代表党中央）先提出建议；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决策过程的议程；党中央的有关部门（在此案中是宣传部）再参与部门间的协调和政策（《5年规划》）的拟订。国务院则在决策提出后负责部门间协调、《规划》的拟订、组织实施以及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人大常委会既非决策的提出单位，也非政策的拟定、实施单位，它只是到决策的最后阶段才介入，对结果的影响也最小。这幅图景虽有其特殊之处，但与一般的实际立法过程相去不远。它表明现实的立法过程与宪法的规定相反：居于立法过程权力中心的并非《宪法》与《立法法》所确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是中共中央；行政部门——国务院掌握次要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处于决策圈子的最外缘。

如果说执政党在立法中位居人大之上尚可被理解为“超宪法”，那么国务院在立法中的优先地位则几乎完全是“非宪法”的。国务院立法功能的膨胀不仅源于管理国家的需要，更发端于长期以来执政党对行政系统的偏重和对立法机构的轻忽，只有行政系统才拥有大批能拟定法律法规、掌握实际情况的工作机构和人员。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中绝大多数仍由国务院提出立法建议、起草立法法案；由国务院提出、批准的行政性法规也远多于人大通过的法律数量[25]；人大通过的法律颁布后往往还需要由国务院或其下属部委制定一系列实施细则；这些机构出于部门主义的考虑，拟定实施细则时常僭越其职能权限，甚至直接修改乃至违背已颁布法律的规定[2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使颁布了一项法律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过程的结束，该法律的内容很可能在实施和解释过程中遇到实质性修改[27]。看起来国务院或其下属部门更象事实上真正的“立法者”。

党对立法的介入和领导

中共直接介入立法过程并承担立法功能，大大改变了立法过程中的权力分布格局，使原本就权限划分不清、关系界定不明的立法系统更为复杂。由于宪法对立法机构最高权威的规定与现实运作状况不一致，中共在立法过程中的实际地位是暧昧的，这暴露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在。这里至少有3个问题值得探讨：执政党的领导如何突破“原则性领导”的约束而成为一种实质性权力？这种非正式的实质性权力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行使？如何维系这一方式或途径的合法性？

1.从“原则性领导”转变为实质性介入

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共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规定比宪法当然具体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新近制定的专门规范立法活动的《立法法》也未对党领导立法的范围和方式作任何具体规定。其实并不存在正式的规范中共对立法过程主导方式的法规，党对立法的领导实际上主要是依照非正式惯例。党中央并没有专门领导和协调立法的实体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对立法的干预也在减弱[28]。长期以来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立法的唯一根据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带有重大原则性质的法律时事先需报党中央批准；党中央就法案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问题把关，不具体过问每一条文。

『捌』 中国的立法机构是什么

中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机关是国家机关的内重要组成部分。容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即有权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机关。

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没有独立的立法机关，即使有修订、编纂法律的机关也是从属于君主的。

现代立法机关是代议政治的产物，其性质的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代议性，即由人民选举代表或议员，组成立法机关，以统一制定法律和监督行政。立法机关的性质的特征是代议性，但它具体地、直接地代表谁，以及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各国学者在理论上是颇有争议的。

(8)非立法性扩展阅读：

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包括：

1、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

2、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政府及政府下设机构）的：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央行、审计署、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都不享有立法权。

参考资料：网络-立法机关

『玖』 我国现阶段非正式用工的现状存在问题及立法完善

第一，蜜罐里被娇惯坏了的老板们
十几年前，无数人南下广东打工，当然也有个别做生意发财的，那时候的工厂招工是什么样的呢？别急，看看招工条件就知道，1、25岁以下，女性优先。这在当时的制造业，是大部分人事写招工启事的默认内容和一个不是规则的规则，大部分劳动密集性的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在招工的时候都要25岁以下的女工，在这些企业里70%以上的员工也是女性，而这个苛刻的条件在当时是那么的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那么荒唐，我们国家60岁退休，企业招工要求25岁以下，那35岁的呢？45岁和55岁的呢？他（她）们怎么办？他们没有就业的权利吗？而招回去的员工85%以上都是在生产流水线上天复一天的干那简单固定的手工作业，无任何技术含量，35岁，45岁，55岁的怎么不能干？
为了管理容易，招工都优先招聘女性，25岁以下的女性，在当时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要求，今天想想，很多人找老婆都找不到25岁以下的，能找个25岁以下五官端正的都激动不已，而一些老吊丝更是要求小，28岁，30岁只要嫁不要彩礼房子少花钱那都当捡了宝似的，可在那个年代，劳动密集性工厂的招供条件比大部分搬砖吊丝找老婆的要求高多了。
25岁以下，女性优先就完了吗？那你错了，下面还有，要健康证明，不能携带乙肝等疾病，视力达到XX以上，有些还要求身高1.55/1.65以上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征兵都达不到这条件,都在一再的放宽要求,比如美国很早就允许近视眼当兵，比如传说中的日本把征兵条件放宽到1.4米以上,而在当时的制造业,这些苛刻的招工要求远远超过了如今很多国家的征兵条件，而当时的工厂30天几乎无休，无险无金（个别工厂有也是不全），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也是常态。
在面对这个25岁以下的荒唐条件要求下，无数人默认了，那是很多农民和穷人的无奈，也是这个国家的无奈，国家还穷，就业岗位少，基础建设还落后，能建立完善工业体系的地方还不多，本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还低下，不得不依靠外资来干，容忍默认了人家的苛刻要求，那时的老板真是爽啊，那简直成了上帝。
二、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视员工的人格
十几年，那时候的广东等地制造业工厂管理太容易了，随便一个老粗，只要和狗一样听话忠诚会咬人会骂人就可以了，干活慢了点，张口就是“他妈的”等国骂上来，那时候企业总经理有句经典的名言：不干就滚蛋，四条腿的青蛙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而员工只能接受默认这种漫骂和侮辱，那时候发生了韩国某主管羞辱内地员工的事件，那时候无数台干随意的辱骂大陆员工，在那些老板们眼里，员工是什么？是个工具吗？那你错了，因为工具很贵重。下面给你具体说说：
每当定单少或者排程没衔接上稍微有几个小时空闲的时候，员工都被几人一组的安排在车间里，一遍又一遍的用酒精擦拭地板，机台和工具箱等，一遍遍的擦，擦到一尘不染，那些机器设备都是宝贝，甚至连简单的工具箱，产品周转箱都是宝贝，因为很多都靠外国进口的，员工嘛那就无所谓了，遍地都是啊！
曾经几次亲眼见到，台干为了立威，无事生非或者小提大做的找茬，现场开除了公司保安和产线员工，那个被开除的保安道歉又道歉，而保安所犯错误几乎就不是错误（仅仅因为早晨做广播体操他喊操喊的太快了），可保安那无助的眼神终究敌不过台巴子处长那果断坚决的叼拽酷，当场摘了厂牌，立刻结工资走人，下面几百个员工列队默默的看着，90%的人都清楚，这不过是没事找事，杀鸡给鸡看而已。
三，企业是个有社会责任的法人
混迹江湖多年了，以前每次听见某些小老板说出一堆长篇大论，什么员工要求加工资啦，今年又不好干啦，很辛苦啦等等，完了来一句，中国经济要崩溃，政府欺负我们开公司的，中小企业无法活了。
仔细找找，发现这些人很多都是投资100万左右，自己本身无行业的长期专业技术积累，也无高级别的知识水平，更无先进的生产工艺经验等等，大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赚了几十万块，找亲戚凑点，贷点款，弄个百来万，就要开始当老板，就希望和想象中的老板一样发号施令坐享受其成，干一点活就上来抱怨，没法混了，自己干比的员工还多，员工是爷爷自己是孙子云云，何其荒唐啊？
当老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你想分享别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做在“剥削”的位置上，当然很难，如果很容易，那10几亿人有几亿都去当老板了？类似很多投资百来万成天在嚎叫的那几个无才无知识的老板，有时候觉得他们和小丑一样，如果融资百来万就可以轻松的当上老板，轻松的赚钱，而且还不用带头去劳累，那我三天之内就可以融100万，我可一当老板了吗？而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具备如此能力的多如牛毛，他们都可以去当老板了吗？
充其量就是个开小面馆的水平，没有行业先进的技术水平，没有高级别的知识储备，想创业开公司，想搞企业，就必然要带头干活，必然要吃的最差，起的最早，睡的最晚，否则谁给你卖命啊？因为就算成功了你是那一将功成，你那几个工人只是打包默默回家的万骨枯而已。
而往往就是这类人天天左感叹，右悲哀，说这个工人是爷，那个工人是爷，其实员工从来都不是爷，是爷还会去打工吗？他们只是想做回有正常人格的人，不再继续当孙子了而已。
四，用工荒了吗？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会缺人？
上面简单的列举了几点常见的现象，我想30岁以上，出门在企业工作过的同胞很多会有体会和感同身受，因为中国的很多老板们企业们经历过那个上帝般的黄金岁月，如今那个岁月不再了，经过一年又一年的努力，开始建立基本福利保障，提高收入生活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几亿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们开始活的有尊严，在解决温饱之余，逐步希望自己活的有点样子，工作做不好你可以批评指导，但你不能在“他妈的”的骂我了，你可以解雇我，但不能再无所忌惮的嚎叫四条腿的青蛙不好找了。
国家规定60退休，60岁以内的正常人都是正常合格的劳动者，每个守法国民都享受同等的权利，老板们凭什么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求工人必须是25岁以下（现在放松到35岁），招工条件比招兵和相亲还苛刻多倍，而很多人都认为正常？
因为你们经历过那个老板黄金期，所以希望社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可是这个国家，政府，人民一代一代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他们的国民子女摆脱十几年前的心酸无奈，要让大家都有尊严的活着，是个人，是个劳动者不错，但不是个连工具都不如的“工具”。
很多老板们在嚎叫招工难，在叫员工是爷，那只是矫情而已，那简单的流水线作业，你要求25岁以下女工，我的大爷啊，我找老婆都找不到25岁以下的女工啊！有钱了你们不提升工艺，投入研发，更换设备，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比奔驰，比宝马，比别墅，比谁的2奶漂亮，当这些你们享受完过后，你们终于厌烦了，开始比玩小明星，几十万过一夜。
五，员工工资所占几何？
由于在公司也是核心重点员工之一，所以成天接触产品成本分析，经常接触财务报表以及会计所的审计报告等，很多劳动密集性制造业工厂，员工工资所占产品成本25%不到，员工工资涨了20%，25%的5分之1，占产品成本的5个点而已，而一个公司的经营成本包含了很多乱七八糟内容，更包括了一些隐藏的拿不出桌面却存在的内容。提高一个点的效率，降低一个点的不良率，产生的价值以及附加价值都很多（产品不良导致的间接损失也挺大），可没几个人愿意用心专注在这上面。
老板们的黄金时代过去后，很是怀念，偶尔骂骂 ，常常抱怨。好比你曾经上街在路上捡了一块金子，后来上街再没有金子可捡，你就不爽了，你就开骂了？这合理吗？
十几年前，前总理上任，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帮民工要工资，荒唐不啊？老板们连工资都可以不发，那还不赚钱啊？连工资都可以不发这老板也太好当了，老板们只能当那个不发工资的年代的老板，而不能当一个正常社会的老板，那就接受淘汰吧，因为不是一个正常的老板，更负不起一个企业法人的社会责任。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十几亿人，怎么会缺劳动力呢？缺的是老板们心里想象的那种劳动力，或者说是曾经他们使用过的那种劳动力而已。
最后总结一下，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每个人的生活保障越来越健全，人们有尊严的活着，这是政府的奋斗目标，这些实现了。那些招工要求25岁以下女工，周末不休，一天12小时的所谓“用工荒”就会越来明显，国家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就是让他们的子女不再30天12小时无保险的工作，而是可以5天8小时，甚至4天8小时，这是中国人吃苦受辱要换来的结果和奋斗目标， 如果不能实现这些，你告诉我他们流血流汗流泪又是为何？就为了老板自己发财买奔驰而已？他们欠你得了？
如果有一天，一个58岁的叔叔去你们企业去应聘操作工，企业的人事不要惊讶，很平常的登记面试安排岗位，这时候依然没人干活你再来谈论民工荒吧。
时代给过不同的人辉煌，时代也让不同的人担当过，老板的奔驰一年的过路费，油费，保养费，换轮胎费等要花30万，如果让他给一个分厂的工程部拨个30万研发费用，那简直比死了亲爹还难受，这样的境况，如果有一天你的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你有何可漫骂抱怨的？
抱怨政府，抱怨员工，就剩下自己永远是对的？政府盘剥了企业家们？可每个人知道越有钱纳税的比例越低，而且硬是把富豪榜上的名单一年一年提升。
中国的光棍都有几千万，25岁的听话能吃苦会干活的女工肯定会永远荒下去的，也许非洲女工还多，印度女工还多，可他们没受过基础教育，没受过中专大学教育，老板们也看不上，可中国的父母和国家培养了这些优秀的儿女，不能只成为老板们理想的私人财富，她们也是家庭和国家的财富。
健全你的保险，兑现国家的劳动制度，尊重员工的人格，你的公司永远不会有用工荒，而这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趋势，浩浩荡荡，逆之者亡。

『拾』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是属于规范性文件吗

是的。规范性文件，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专务职能的组属织，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和特定事项，涉及或者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在法定区域或其管理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立法性文件或非立法性文件的总和。《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这是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性质上属于司法解释。

通常对于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

一、广义的规范性文件

一般是指属于法律范畴（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性文件，以及由国家机关和其他团体、组织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非立法性文件的总和。

二、狭义的规范性文件

一般是指法律范畴以外的，其他具有约束力的非立法性文件。

当前这类非立法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非常之多，例如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团体、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法院、检察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