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与法治

① 为什么中国古代重视公法

1、大力提高广大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充分发挥国家工作人员对全社会的道德感召作用。
领导干部在公共行政领域表现为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共行政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
2、中国历代统治者对"民惟邦本"的认识对当前具有警世作用，这种思想要求统治者集团在政治上谨慎从事，不能漠视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表面上似乎和我们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但是民本和民主貌合则神离。因为民主与专制是相互对立的，而民本和专制则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民本所倡导�"重民""爱民"与神化君主、君权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要求君主尊天敬德爱民，一方面要求臣民的驯化、绝对服从，"亲亲尊尊"。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托于圣王明君，对暴君苛政恶之越深，对圣王明主也就爱之越深。[ ]（P70-72）民本思想的前提是"明主"，本质是人治，而民主思想的前提则是法治。
法治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是全球公认的理想治国方略，关于它的概念和内涵学术界从各种角度出发有各样解说，一般而言，法治是指一种与人治这种治国主张相对的前提下提出的治国方略或被治理的国家所处于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认�"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P199）人治认为，人类社会群体中有极少数人是圣人贤哲，其智慧超群、品德出众，应当赋予这些人以至上的权力，由他们完全根据其个人的判断来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法治优越于人治之处在于：第一，法律决策优于一人决策，不受感情等因素影响。第二，能够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第三，法治是民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
3、由于依法治国（法治）包含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两层含义。因此当前论及德治与法治关系时，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应强调法律至上，过分推崇道德，有造成道德化法律最终导致人治的危险。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普遍的守法），这是法治的工具性价值，要求人们遵守法律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法治的工具性价值是由法的工具性派生出的。人类历史上有大量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法制并不必然排斥人治现象。例如，我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实际是从工具意义上讲的，相当于现代所谓法制的内涵和外延。
良法则是对法治的目的性价值要求，即这种法必须包含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秩序、发展等价值因素。因此从法治的目的上来讲，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法律至上就是指法律的规范作用、强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权力的运作和法律运行相悖时，权力应让位于法律；当道德、政策规定和法律相悖时，应以法律规范为准；当法有明文规定时，不得违背法律；当法无明文规定时，不得违背法理。从立法上讲，要建立民主、科学、合理的立法程序，充分体现道德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上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上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法治的本质是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当前论及德治与法治关系时，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应强调法律至上，过分推崇道德，有造成道德化法律最终导致人治的危险。所谓道德化法律是指一个社会系统在规范选择中以道德为本位，并将法律纳入基本道德规范系统中的现象。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特征就是道德化法律，即礼法关系，其基本走向是以礼化法，即法律儒家化。而西方社会法律与道德关系恰恰相反，是法律化道德。[ ]（P156）即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强调以法律为准，设计一种和法治精神相适应的道德。市场经济带给中国的必然是社会的交流开放、文化的多元创造、政治的自由民主，因此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规范只能以法律为本位。这符合当今世界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趋势。中国要在地球村里作平等的村民，不在全球化的巨潮中失去"球籍"，不能回避权力多元化、社会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应当大步革新政治、振兴经济，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法治现代化的过程本质是传统道德价值扬弃的过程，其表现为以法治推动道德价值的重建，每个时代均将该时代至关重要的道德法律化。例如，当前市场经济特定的道德需求要求立法者将有关市场伦理（如诚实信用等）、职业伦理和公共道德的内容法律化。
在目的性价值层面强调以法律为准，并不是无视或忽视道德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人否认法律中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法必须以道德为价值取向，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势必会蜕变为立法者的专横任意。当前在探讨法治和德治关系，大都是从法律与道德都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即社会规范）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即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和德治作为法学和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各具有多层含义，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并列，"以法治国"（rule by law）主要是工具意义上的依法治国（rule of law），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不是同一层次的，现实中不加区别的相提并论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② 法治政府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我的认为：“来合法行政自”，这也是行政法的首要基本原则。 以下内容也可作简单参看：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合法行政。行政机关事实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定。 因此建立健全行政立法，作为重要。 另外法治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这比赋予公民权利更为重要。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的教材上、老师的笔记有答案的话，以那上的为准吧。 不过既然是题目，自己也要开动脑筋，法律题目，除了客观题和依据法条的主观题，答案并不是唯一。

③ 礼教在现代中国有着怎样的地位

每个民族都有“礼”，没“礼”怎么称之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啊。
对中国影响最大礼版应该是儒教中的礼，建国以权来礼教作为封建思想，没有在教育方面将其普及，但是不代表他就会很快的没落变迁。作为文化他已经根治到中国人的心中。生活中总有些人不尊礼，但是不代表着礼对他没有约束。就拿一楼所说的第一条“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在现实生活中，大到国家小到每个人的很多行为，是不是都有与这句话似曾相识的感觉——生活中尊老爱幼，工作中尊敬领导，社会中个人服从集体等等等等。
咱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下，礼教作为封建思想他已经没落到只有专家们在研究了，但是“礼”（理）还在，并且是上千年留下来的那个里“礼”

④ 司法考试考的是哪14门法啊最重要的有些什么

你好！
司法考试14部门法可以归纳划分为三类：
一、理论法：法理学、法制史、专司法制度、职业道德、属三国法，以理解为主；
二、法条法：宪法、经济法、商法、诉讼法、仲裁法，以识记为主；
三、理论与法条并重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理解和识记并重。
司法考试主要是刑诉、民诉、行政法为主干知识考点，尤为重要，当然别的也是不能忽视的。考试分4卷进行，（1）试卷一考察科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2）试卷二考察科目。《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3）试卷三考察科目。《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4）试卷四考察科目。试卷四将考察科目以主观题的形式出现，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法学理论功底。

⑤ 薛刚凌的学术论文

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共计70余篇：
1. 《行政体制改革基本问题研究——兼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的关系》，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1期；
2. 《社会自治规则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 《行政法的主体论》，载《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200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开创公法学科的奠基之作》，载《法制日报》2006年5月25日第11版；
5. 《行政法发展模式之检讨与重构》，载《公民与法》2006年第3期；
6. 《将公共财政纳入法治轨道》，载《中国审计》2006年第2期；
7. 《论府际关系的法律调整》，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8.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9. 《价格听证制度研究》，载《宪法与行政法治评论》2005年第2卷；
10. 《论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1. 《BOT项目中特许经营人的风险防范及利益保护研究》，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12. 《地方政府是否有权管辖中央企业资产》，载《法制日报》2005年10月13日；
13. 《立法机关和社会如何形成良性互动》，载《法制日报》2005年8月15日；
14. 《行政诉讼法修订之结构模式研究》，载《诉讼法论文集》，2005年9月；
15. 《依法管理和监督各类社会组织》，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6日；
16. 《依法行政与行政体制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7. 《行政合同诉讼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2004年第7卷；
18. 《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载《紫光阁》2004年第8期；
19.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及第七届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
20. 《论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载《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21. 《论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载《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22. 《论公务员录用平等之保护》，载《依法治国新视点》，2004年9月；
23. 《从认识到规范——悄悄走近的特许经营制度》，载《法制日报》2004年2月19日；
24. 《车牌拍卖是否违法》，载《法制日报》2004年5月19日；
25. 《谁应对三警员的损害负责》，载《人民公安》2004年第4期；
26. 《国家赔偿为何如此艰难？》，载《法制日报》2004年8月10日；
27. 《公共服务中的特许经营》，载《公共服务创新》，2004年12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8. 《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29. 《公听代表人制度研究》，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并收入《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4年卷）》；
30. 《行政诉讼被告制度之检讨》，载《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卷；
31. 《农村法治发展之思考》，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2. 《“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调查报告》（上），载《诉讼法学研究》2003年第4卷；
33. 《“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调查报告》（下），载《诉讼法学研究》2003年第5卷；
34. 《法治的呼唤：对孙志刚案的行政法学思考》，载《中国诉讼法判解》2003年第1期；
35. 《美国行政裁决替代法》，译文，载《公法研究》2003年第2辑；
36. 《美国规章协调制定法》，译文，载《公法研究》2003年第2辑；
37. 《行政判决制度研究》，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8. 《地方制度研究新思路:中央与地方应用法律相规范》，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2期；
39. 《第五届东亚行政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40. 《行业腐败，是谁惹的祸？》，载《时代潮》2003年第1期；
41. 《民营化：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路径》，载《法制日报》2003年2月13日；
42. 《居民身份证制度透析》，载《法制与新闻》2003年8月；
43. 《军事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载《法制日报》2003年12月11日；
44. 《行政诉讼类型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5. 《WTO与行政组织法的改革》，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6.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7. 《中央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之探讨》，载《公法研究》2002年第1期；
48. 《地方行政组织法完善与构想》，载《东吴法学》2002年第1期；
49. 《WTO与中国行政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50. 《完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思考》，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4期；
51. 《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之探讨》，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
52. 《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0日；
53. 《法官与法官文化》，载《法制日报》2002年4月21日；
54. 《重构行政判决制度》，载《法制日报》2002年3月3日；
55. 《程序与法治》，载《法制日报》2002年8月18日；
56. 《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57. 《中美行政执行制度比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58. 《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59. 《机构改革也需要法律规制》，载《法制日报》2001年1月28日；
60. 《论行政权》，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
61. 《第四届东亚与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62. 《〈WTO与中国行政法的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
63. 《第五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64. 《行政诉权的价值》，载《法制日报》2000年9月24日；
65. 《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66. 《行政诉讼十年回顾》，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7. 《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68. 《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研究》，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
69. 《处理行政、民事争议重合案件的程序探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
70.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
71. 《行政组织法与依法行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2. 《市场经济与行政法的发展思路》，1998年9月，载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编《优秀论文集》；
73. 《论行政法的目的、手段和体系》，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74. 《对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几点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75. 《论行政组织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1997年11月，中国方正出版社；
76. 《关于行政处罚主体制度的思考》，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77. 《论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载《政法论坛》1993年第4期；
78. 《行政机关编制法论纲》，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3期；
79. 《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引起的诉讼》，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1期。

⑥ 商法和经济法的区别

商法和经济法的区别：

1.法律性质不同。经济法属于公法，商法虽有公法性但本质是私法。因此回经济法以国答家利益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体的利益为本位，经济法的目标性较强，而商法的国际性较强。

2.二者基础理论不同。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是社会整体本位，即着重于国民经济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体利益本位之上的。

3.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商法则调整的是商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商事关系。

4.调整的机制不同。商法着重采取自律性的非权力性的机制，而经济法多采用他律性的权力性的调节方法。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海商法、破产法、票据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