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A. 简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有以下六条：

第一，依法治国是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专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属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保证。

B. 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

党领导立法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立法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立法是否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怎样领导立法，通过什么方式领导立法，都必须在制度和机制上落实。

1、党的领导可以把握立法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不是以法律的形式而是以党的主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决议中，再把这些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法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的主张、政策和这些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2)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扩展阅读：

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党的领导不是靠行政权力来实现的，而是靠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来实现的。

党的领导只能依靠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依靠向人民群众作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和执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领导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及其所面临的直接任务的不同。

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具体形式和方法的不同，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党的领导的含义曾经作出不同的表述。

C. 依法行政的程度越高说明什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依法执政、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制定的大政方针，提出的立法建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定程序，才能够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一过程是民主的过程，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过程，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定型化的过程。因此，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一方面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立法工作的特点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正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与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要求都充分表明，任何削弱宪法和法律权威、损害宪法和法律尊严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不仅表现在党自身遵守宪法和法律上，而且还表现在党所领导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上。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要全面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管理职责，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裁判，监督机关要严格依法监督。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决定》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顺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维护司法权威；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司法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三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D. 人民调解的工作如何坚持党的领导

进入新世纪,我国司法部门相继制定了多个关于调解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现实中出现的纠纷,也是为了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为了响应社会与法学界要求尽早制定《人民调解法》的呼声,全国人大也作出规划,司法部从2005年开始着手组织有关调解的调研论证的工作,为起草《人民调解法》进行积极地部署。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要求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要求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化解其他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赋予人民调解政治和理念上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推进调解在社会解纷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有必要制定有关调解的专门法律,确立调解的法律地位,增强调解的法律效力。司法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以来人民调解的工作经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草案送审稿)》。2010年5月5日,国务院第110次常务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立法机关对人民调解立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坚持科学立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充分听取各部门、专家学者和基层的意见、建议,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了《人民调解法(草案)》”。这样,社会和学界呼声已久的《人民调解法》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会议两次审议,于2010年8月28日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号公布,自2011年1月1日施行。
《人民调解法》是我国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背景下颁布的一部具体的法律,它的颁布与实施是“人民调解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我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必将更加绚烂绽放!”

E. 十八大报告对人大工作提岀了什么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门讲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加依法履职能力。”这段话涉及人大制度，人大工作、人大建设三个方面的问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进人大工作，加强人大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人大制度：执政党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人大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关于人大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主要讲了两句话，说它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其中的一句。其理由如下：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设计这样一个制度，就是要让这个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具体说来，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人民执掌权力的国家，这是国体；人民怎样执掌国家权力、实现当家做主呢？就要建立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让它能够通过特定的制度体系，集中体现人民的意愿，并把它转化为国家意志，而这就是政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体现这样的国体和政体的制度体系，就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在这里，人民依法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国家政权体系，行使国家权力。我们的整个国家体系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立法、决定、任免、监督等国家权力。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第一职能。
(二)党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党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是党的十八大关于人大制度讲的另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让人民当家做主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根本目的。在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所为何来？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其次，共产党执政以后，它的任务、使命、工作的核心，归根结底也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1]这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党的十八大报告讲“党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正是秉承邓小平上述思想而来的，强调的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这才是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当然，党怎样才能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呢？也只能是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它本身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制度载体和操作平台。其实，这也就是当初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衷。
二、人大工作：加强立法工作，加强监督工作，特别是要加强预算监督
关于人大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点讲了以下几层意思：
(一)加强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如何立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繁重的立法和修法任务之外，这个阶段立法的主要特征是改变过去政府立法、部门立法、管理立法的状况，转向人大立法、统筹立法、约束立法的新阶段。就是说，人大要发挥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要建立统筹兼顾的立法机制，要在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加大力度。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可以参考。主要是调整建立了新的立法格局，即在立法中发挥党委领导作用的前提下，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的基础作用，发挥部门的协调作用，发挥专家学者的支撑作用，发挥代表和市民的主体作用。这几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方面的基本做法：一是发挥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二是确立以“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立法方针；三是通过改进和完善立法的方式方法，促进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紧密结合。
(二)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主要是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
1.在当前情况下，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主要体现在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上。法律监督主要是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和执法检查，工作监督主要是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法律监督中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目前各地都在探索，还没有十分成熟的经验。执法检查是地方人大首先做起的，全国人大予以认可并仿效推广，各地都在做。工作监督目前主要是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在这方面应该说有规则、有方法、也有成效，但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深入不够、力度不够的问题，甚至存在“水过地皮湿”的现象，需要改进。至于人事监督，在监督法出台、对人大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停止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开展了。
2.对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主要是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的方式进行的。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情况，与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差不多。由于监督法出台后个案监督停下来了，而类案监督又难以实施，其他方式的司法监督，也都在新的探索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008年结合听取和审议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做出了一个《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其意图在于用这个决议激活司法体系内部依照法律进行个案监督的机制，使其加大力度运转起来，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2012年年底统计，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都做了类似决议或决定。
(三)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管住财政、管住预算是任何一个国家议会的首要职责。但是，在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中，一直没有把预算问题提到应有的地位上来认识，因此在实践中没有用足够的精力来做好预算审批和监督工作。
除了认识上和工作上的不到位之外，还有预算审查和监督在口径上的不到位；即只是把一部分预算的内容交给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查和监督，而没有全口径地列入。按照全口径应该列入预算的科目，在目前的一般预算科目之外，还应该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资金等三大类预算项目，广义来说，还应该包括国家债务预算。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全口径预算监督的问题提出来了。在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社会保险基金首次纳入财政预算报告。这是一个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保险的全国人民的“养命钱”，是一个预算收入为3.28万亿、预算支出为2.79万亿的巨额款项。
当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工作层面，对整个人大制度的加强和完善都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把人民代表大会应该管而过去没有管、应该管好而过去没有管好的事情管起来、管好它。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口径预算监督更为重大的意义所在。
三、人大建设：加强人大建设，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
关于人大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关于代表结构机构制度问题，一是关于提高专职委员比例问题。
(一)优化代表结构，健全代表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体。所以，代表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这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充分的体现。
1.优化代表结构。在《代表法》作了新一轮修改的基础上，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优化。一是在代表总数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原来城市人口比例较高的地方代表名额下降，原来城市人口比例较低的地方代表名额上升。二是全国人大中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的代表上升，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下降。三是农民工代表从上届的3人增加到31人。
2.健全代表机构。目前，地方人大代表机构都是健全的，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主要是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说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联络局，在目前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内设机构，还没有升格为与办公厅或各个专门委员会平级的正式机关。
3.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我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实行的是兼职制，按理说兼职代表本身就生活、工作在群众之中，不存在一个专门联系群众的问题。但仍然有一个代表要不要联系群众的问题，和联系群众紧密不紧密的问题。应该说，在这方面不少区县都积累了经验，比如，代表公示、代表述职、代表定期接待或走访选民、在选区设立代表工作机构等。
4.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从代表作为个人角度说的。代表是一种职务，代表必须履行自己的代表职务，代表要优先履行自己的代表职务。二是从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的角度说的。那就是代表能不能履职、能不能履好职，它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运转的好坏优劣，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兴衰成败。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所有职责的行使，都是经由代表履职才能实现的，没有广大代表这个主体，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说代表履职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代表个人表现的好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制度性、全局性的问题。
(二)优化委员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履职能力”。这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后，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再一次将委员专职化问题提到重要议程，这是在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加强人大制度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1.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的知识和年龄结构。在年龄结构方面，总的原则应该是适当降低任职年龄，增加年富力强的人员，从整体上保证能够连任两届的组成人员由现在的不到三分之一增加到一半左右。在学历知识结构方面，总的原则应该是逐步提高学历层次和文化水平，克服原来不重视学历知识结构的倾向。在专业知识结构方面，总的原则应该是逐步增加专业人员的比例。这里说的专业知识结构，应该既包括科班出身学有所长的研究人员，也包括多年从事专业工作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
2.提高专职委员的比例。对于什么是专职委员，有两种理解。广义理解认为，只要是专门从事人大工作的驻会的委员，都可以叫专职委员。狭义理解则仅指除了常委会委员外，无任何其他职务的驻会委员。设立专职委员有什么依据呢？从文献上说，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从法律上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第七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工作要点也提出，要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逐步实现委员专职化以后，全国和地方人大常委会都进行过探索。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区委的支持下，在2002年11月的第十二届五次人代会补选了两名人大常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十三届时设了5名专职委员，十四届增加到7名，现在的十五届是5名。从实践看，效果还是不错的：一是从整体上改善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增加了专职人员的比例，常委会整体力量得到了加强，工作质量相应提升。二是从个体上增加了部分专一从事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全职人员，使他们摆脱了兼职从事人大常委会工作那种疲于应付的局面，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人大工作。三是人大常委会得到了各个领域行家里手的补充，使得常委会对相应领域的情况更加熟悉。
3.对设立专职委员、提高专职委员比例的思考。关于在人大常委会设立专职委员一事，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论点，是“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讲的是常委会委员要通过不断提高专职委员比例的方式或途径，逐步使其走向全部专职化这个目标。而十八大报告主要是讲“提高专职委员的比例”，并没有讲到实现专职化这个目标。但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有一个新的视点，那就是它讲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不单单是指向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而且也包括了专委会组成人员。这种差异，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其一是提高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比例的限度在哪里？人大常委会要不要以专职化为目标？其二是提高人大专门委员会专职委员的限度在哪里？专门委员会要不要以专职化为目标？这里讲的专职化也可以称为驻会化。
我国人大代表实行的是兼职制度，他们既是代表又有自己的职业。代表大会通常是一年一次，每次几天，加上闭会期间的履职，普通代表一年也就20天左右。这种代表兼职性和会期的短暂性，使得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运行上是很简便的。但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这种运行方式上的简便性，与法律赋予它的人民通过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繁重性，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解决这个矛盾的第一步，是在地方设立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建立使得有一部分专职人员从事人大的工作，从而缓解了这个矛盾，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矛盾。现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也已经30多年了，虽然驻会委员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但仍然是以兼职为主的；这样，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是不能经常性地开会议事的。也就是说，尽管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建立起来了，但由于常委会组成人员仍旧兼职的过多，依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此，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做了回答：即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但是，198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虽然有局部的实验，总体进展却不大。现在，十八大终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总之，这个问题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应该加快探索和实施的步伐。
关于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专职化问题，也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在十八大以前，关于委员专职化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局限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这个层面的，大家的视野还没有涉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有个专职化问题。由于十八大提出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是将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一并列举的，所以在当下的讨论中，专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按照我们在前面论述问题的逻辑，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显然也是有利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更是有利于专门委员会履职的。
当然，就我们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常委会和专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方面应该分步实施，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第一步，逐步提高常委会专职委员的比例，争取先从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再提高到三分之二；第二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第三步，逐步提高专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的比例。当然，这个工作需要先进行局部试验，在局部试验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行顶层设计，然后再分步推进。
四、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景展望
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繁重性和它的运行方式的简便性之间的不适应，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部的一个矛盾，而且是一个基本的矛盾。这个矛盾既造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转上的困难，又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这个矛盾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个矛盾的解决，需要经历几个关键性的步骤才能实现。其一，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的确立，这个事情在1979年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留下了一个尾巴，那就是乡镇一级人大制度究竟如何建设，还没有定型。其二，设立和增加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从八二宪法以后是逐届增加的，一直增加到现在的9个；地方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大致是从立法法颁布之后先从成立法制委员会开始，而后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设立起来，就是说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随着人大各项职能的强化和细化，各级专门委员会的数量还应该进一步有所增加，这是完善人大制度的客观需要。其三，常委会组成人员逐步走向专职化。党的十八大重提提高专职委员比例的问题。其实就是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而且应该制定工作日程表。其四，人大的机构设置还应该进一步调整。如把现在属于政府序列的审计、编制等机构划归人大序列，新增加一些有利于把人大工作进一步做实的机构等等。
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到以上设想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民代表大会责任的繁重性及其运转方式的简便性之间的不匹配这个矛盾就解决得差不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了。

F. 如何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

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当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

通过建立党内法规工作部门与人大法规部门、政府法制部门之间定期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共同研究需要双方互相协作配合解决的重要问题，共同开展对需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双重调整的重大问题的立法调研和论证，交流和借鉴各自在立法工作中的技术和经验，保证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与国家立法工作之间的衔接与照应。

1、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的大政方针的制定、立法建议的提出、重要干部的推荐等方面的程序制度，依法规范党的执政行为，进一步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

2、进一步巩固和确认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规范党委与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3、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将中央确定的反腐败工作方针、领导体制、工作格局以及政策措施法定化、程序化。

二、健全完善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

适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制度，明确有关党组织制定党内法规的权限范围，明确规定涉及党的性质和任务、组织和职权、团结和统一、建设和发展等党内重大问题的，必须由中央作出规定；明确党内惩戒性规定的制定主体，规定省级以上党组织和中央才有权制定关于党员和党组织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惩戒性规定，严格规范党内惩戒行为，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建立党内法规法核制度，对出台的每一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规范性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完善党内法规起草过程中的征求意见工作，对于涉及党的重大政策、党内重大决策、党员重大权益等事项的，要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必要时向全党征求意见，以保证党内法规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意志。

三、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工作。

党中央在印发重要党内法规的通知中，大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于贯彻实施党内法规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这实际上属于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问题。一部党内法规内容是否完备、措施是否可行、程序是否严密、能否实现制定的目的、能否与国家立法互相补充和促进，最终要通过付诸实施来检验。

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实施评价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定期对党内法规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检查和调研，考察和评价党内法规核心条款的遵守情况和执行效果，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在制度设计、规范内容、制定技术以及与国家立法配合衔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党内法规出台的质量。同时，要按照党内法规不与国家法律相抵触、下位阶党内法规不与上位阶党内法规相抵触的要求，加强对有关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和清理、修订工作，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增强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工作的刚性约束，切实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整、协调和统一。

G. 简述党的十八大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1、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4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反映了目前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决定》突出了依宪治国这个核心、科学立法这个前提、严格执法这个关键、公正司法这个防线、全民守法这个基础、依法执政这个保证，以及法治精神、法治文化这个灵魂。
①科学立法是前提 立法工作，党中央、人大、政府和公众都需各司其职。《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
②严格执法是关键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在《决定》中，严格执法主要包括6大方面，即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及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③公正司法是防线 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决定》在这几方面下了功夫。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针对司法领域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④全民守法是基础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守法首先是意识层面的。《决定》里提出，要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同样重要。《决定》中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需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H. 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依法执政、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１）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制定的大政方针，提出的立法建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定程序，才能够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一过程是民主的过程，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过程，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定型化的过程。因此，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一方面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立法工作的特点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２）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正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与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要求都充分表明，任何削弱宪法和法律权威、损害宪法和法律尊严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３）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不仅表现在党自身遵守宪法和法律上，而且还表现在党所领导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上。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要全面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管理职责，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裁判，监督机关要严格依法监督。 （４）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决定》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顺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维护司法权威；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司法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三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I. 为什么我国在立法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不要忘记是执政党，既然是执政，就要在各个部门，当然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上至中央下到地方。仅供参考

J.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

110年前,即1901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疑问。110年之后的今年,我们用如期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为“梁启超之问”作了一个回答,而这也必将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立法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活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他各级立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认真履行立法职责,努力探索立法规律,不断总结立法经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积累形成了一些宝贵经验。这些经验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一些根本原则,二是体现我国立法工作实际的一些具体做法。

一、从立法原则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经验:

(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要求,构建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表明,要构建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把握和解决立法理论与实践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影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

(二)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努力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构建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党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贯彻到工作的全过程,自觉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要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严格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履职用权。就本质而言,我国的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成熟的党的政策。

(三)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将法律体系的构建扎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构建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确立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法律制度。要特别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社会生活各方面提出的实际问题。要使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既符合全局的需要,又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既符合长远的发展方向,又切合当前的实际;既充分反映和肯定改革开放已有成功经验,又积极促进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还要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留有必要空间。

(四)坚持以宪法为依据,自觉贯彻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构建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要始终坚持以宪法为依据、为统帅、为核心,自觉贯彻宪法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能同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一切立法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不得超越立法权限、违反立法程序。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从人民长远、根本的利益出发,而不能从本部门、本地方利益出发,从制度上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和谐和内部一致。

(五)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始终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构建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努力实现立法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科学立法,要求立法准确反映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律和法律自身体系的规律;民主立法,要求立法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这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是切实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要在立法过程中实行公开立法,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尊重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二、从具体做法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经验:

(一)坚持有目标、按计划、分阶段积极推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抓紧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我们采取了立足现实、突出重点、精心组织、阶段推进的积极构建方式。在不同时期,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立法工作目标,适应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要求,根据需要和可能,区别轻重缓急,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有目标、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立法工作。这是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立法工作的阶段性目标来看,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总目标。至九届全国人大任期届满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2002年党的十六大重申了这一目标。至十届全国人大任期届满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十一届全国人大提出,确保到2010年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

从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指导性来看,为了统筹制定急需的法律,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五年立法规划的初步设想。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规划,对其任期届满前一年多的立法工作作出安排。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制定了五年立法规划。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任期五年要有立法规划、年度要有立法工作计划的做法,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指导性得到进一步加强,确保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立法工作。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将五年立法规划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做法,以此作为加强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重要方面。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下,经过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我国有目标、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推进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保障。

(二)坚持不同层次立法齐头并进

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加快立法步伐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就实行了“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坚持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不同法律规范共同推进。考虑到所有法律规范都让全国人大来制定,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1982年宪法将国家立法权由1954年宪法规定的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扩大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并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肯定了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的制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足地方实际,从本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立法探索,取得了突出立法成就,创造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国家立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持。

30多年来,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同时,各级立法机关积极开展立法活动,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形成了不同层次立法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实践证明,“多条腿走路”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有利于充分调动起各方面积极性,既维护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又照顾到了各地的差异;既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又加快了法律体系建设的步伐。

(三)坚持综合运用多种立法手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30多年来,我们综合运用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清理、备案等多种立法手段,确保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科学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一是抓紧制定一大批法律法规,特别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急需的、基本的、主要的法律。二是坚持把修改原有法律与制定新的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及时对过去制定的一些不适应现实情况的法律进行修改,使法律适应我国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更好地发挥法律对现实生活的规范作用。事实上,立法工作越向前推进,修改法律的数量就越多。自十届全国人大以来,修改法律已占到全部立法任务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宪法和一大批法律进行了修改,有的法律甚至多次修改。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于明显不合时宜、已无继续施行必要的法律,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及时予以废止,促进法律的新陈代谢。四是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积极行使解释法律的职权。五是适时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中开展了法律清理工作,国务院和地方人大也集中开展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促进了法律体系的科学和谐统一。六是依法履行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的审查权,以保证法律以外其他形式的规范符合宪法和法律。

(四)坚持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30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我们立足于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将继承历史传统、借鉴国外经验和进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世界文明的融合。

一方面,实现历史传统的现代化。继承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将过去一些好的东西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使之现代化。比如我国法律规定的调解制度,就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实现国外经验的中国化。充分吸收人类法制文明的成果,大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立法成果和先进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制度,比如证券制度、反垄断制度等,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加以改造和创新,将国外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自己的制度,为我所用。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为30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做,大大加快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步伐,也充分体现了这个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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