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才法社会学

Ⅰ 当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法学理论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革及法学研究的进步，我国的法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苏联的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是，仍然存在过多注重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法”，而忽视“实际上是怎样的法”；过分强调“书本上的法律”，而忽视“行动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逐步走入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它注重法的社会性，重视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强调法与民族传统模式及心理结构的关系，要求法学家走出书斋，改变繁琐的注释方式，从事社会实证的考察分析，致力于解剖社会的“活法”，这些对旧有的法理学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化理论不啻是一种强有利的冲击和改造。受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的法学家，他们从社会对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习惯法”、“民间法”等概念纳入法学研究的范畴，并试图从“本土资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适合于中国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创新的观点，逐渐推动着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会学在中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随着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及我国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看到了我国社会中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的现象，在对原因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体现了法及法治的最终目标和追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义，也不是将法治理念单单界定为正义，而是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平衡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这种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种法社会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与社会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进行处理和总结，从而得出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提出来以后，全国各地除了理论上认真学习和体会以外，还将其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联系起来，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将该理念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并取得了很多切实的成果，使我国的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为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法的价值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困境之一。法的价值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案件，甚至冤假错案的出现。冲突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入手，必须将法与社会融合起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最佳利益原则。
在当代中国，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包括法定价值优先原则、合阶级性原则、综合测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在适用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其他原则作为补充，最佳利益原则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权利冲突是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最佳利益原则是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统一，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利益原则源于庞德关于法律任务的理解。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受到了耶林社会功利主义法学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当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利益进行一种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一种成本，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应有之意，这里被称为是效益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很复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利益与效益统一结合，从而实现一种最佳的利益。至于选择的方法问题，庞德的理论是立足社会利益，通过经验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权威性观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碍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我国目前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主体认同方式和外在统一方式、民主方式与专制方式、不违法方式与违法方式。在法治实践中，这些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方式还不够具体。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理性的途径。
（一）谨慎立法。这不但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价值冲突的前提。谨慎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确的、统一的法价值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须要明白法的价值是什么，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立法者的价值观，也指导着我国的法治实践。谨慎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正确、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适合于一国实际的可以被普遍实施的法律。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一国国情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法的价值寓于“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据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变“送法下乡”为“下乡寻法”，然后制定出适合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确的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预防并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解决法价值冲突的必要途径。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到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长期以来，法官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被动地适用法律，使法律适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那是立法机关的事，法官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生灵。事实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于此，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职业者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实践中，法官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埃利希作为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主张“自由判决”，发挥法官个人对法的创制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一书中说：“法律是社会有机的基础，法官只适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即：第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一旦当它被制定出来时，它在实际上就变成了旧的东西了。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它就会根据本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霍姆斯，美国一位重要的法社会学家，也是法官，他认为“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历史，也不像分析法学家认为的完全来自自身逻辑的演绎，而主要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经验。也就是说，发展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两位法社会学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中，在没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价值冲突。
（三）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
类法律规范包括党的政策、组织纪律、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等。这些类法律规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庞德说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时，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击，以及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类法律规范在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调解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们的法制，还可以在价值冲突时多一种选择，从而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更顺利地进行。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Ⅱ 法律社会学案例分析

4名村民合法取得了该村村民资格，理应享有村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应专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属其他集体成员一起，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主体的一部分，就应该成为征地补偿费的受益权主体。
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制定的涉及村风民俗、社会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行为规范，属于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各种守则、公约”的一种。但村规民约绝对不能违犯法律、法规，否则就没有任何约束力。村规民约中该项规定不仅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相悖，同时也侵犯了村民的合法财产权，应属无效。

Ⅲ 法国社会学的介绍

法国社会学在战后的复兴，除了得到自身的社会学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推动外，美国和德国的影专响也是很重要的属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有志于重振法国社会学的年轻学者纷纷渡洋赴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从事学习和研究，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带头人。

Ⅳ 法律社会学 案例

从案例1看，按照一来般法理，群众会议自以不参加公益事业为由将卢进发等7户卢姓村民开除村籍的决议是无效的决议。后来对村民进行罚款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是无效的决议。

从案例2上看，政府的执行力显然不如在少数民族中头人的执行力。按照一般法理，政府实施行政行为不应当建立在某些个人的权威之上。

从案例3上看，按照一般法理，民间一些接近迷信的风俗不应当在法律上获得公力救济。

但是，一些善良风俗和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如果不影响社会的稳定健康状态，甚至促进社会的稳定健康状态，就可以排除一些民事法律的适用。司法和行政机关在遇到一些少数民族地方的善良习惯和一些地区无害社会的善良风俗时候，应当在引导的同时，也要尊重这些已经形成一定社会规范的特殊规则。当然前提是这些规范不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以追求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最大社会效益。

反之，如果一味以机械的遵照一般法理进行行政和司法，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不能体现法律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作用，降低法的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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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回览：
19世纪末答20世纪初，迅速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场以整个社会为背景来看待和研究法律的运动。在这场革命性运动的冲击之下，“法律毕竟是法律”(“thelawisthelaw”)的“金科玉律”被打得粉碎，法律制度不再被认为是完全脱离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的和不可更改的；法律研究也不再是法律专业人员的专擅领域。这场运动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名之为“法律社会学”(SociologyofLaw)的这一专门性学科的兴起。
第一节法律社会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6页。由此可见，思想领域中的任何发展和运动绝不可能是排他或自我封闭的。一个特定的思想潮流或思想创新，可以为一个时期提供一种“自持之势”，并由此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

Ⅵ 法社会学的多元主义法律观

在西方语汇中，“法”和“法律”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如拉丁文中表示“法”的词是“jus”，含有抽象意义上的法、权利和公平等意味；而表示“法律”的词是“Lex”，含有规范、规则之义，原指罗马王政时期国王制定的法律和共和国时期各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即制定法。在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中，也都有类似的区别。故而，西方学者常常把“法”和“法律”二元化：“法”指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即自然法；而“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与颁布的具体行为规则，即实在法。法律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但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二元化，很难说与法律社会学有直接的关系。
在法社会学中，法律多元主义（Pluralism）意指法不只是出自国家，国家的法只是社会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而且不必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是由权威机关——国家、教会、公司、学校或其他社会团体确认并保障实施的规则，就是法律。法律多元主义突出地体现在埃利希的“国家法”（“审判规范”）和“活法”，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法人类学者的“国家法”和“非国家法”等理论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刑、法、律可以互训。“从时间顺序上看，今天称之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秦汉以后则主要是律。”“法”与“律”复合，作为“法律”独立合成词，最早出自《庄子?徐无鬼》：“法律之士广治”。除了个别情况外，上述的刑、法、律和法律，基本上都是在国家法的意义上来讲的，因而都不属于法律多元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法律多元主义。范忠信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一种是国家制定法，古称“刑”、“法”、“律”或“刑法”；另一种是社会生成法（由国家默认、容许者），古称“礼法”或“德法”。它们之上的共同指导原则是“天理”、“道”或者“德”。元代苏天爵（1293～1352）就曾指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古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在苏天爵看来，“律”指的是成文法，是“行乎法”、即以“法”为内容的。这显然也是一种“法”和“律”的二元化观念。事实上，除了国法以外，古人还常谈到家法、宗法、族法、习惯法等等。也就是说，在古人心目中，除了国家法之外，还有民间法。
将法和法律混为一谈，既导致了法学理论的混乱和贫弱，又极大地局限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在法律实践中，则一方面不利于对自然生成的社会秩序的关注与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国家制定法的认识、评价与完善。因此，最好是将“法”视为类（属）概念，即用“法”这一概念来指称自然法、民间法（包括习惯法、宗教法）、国家法（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超国家法、世界法等等的集合；而将“法律”视为种概念，即用“法律”来特指国家法，尤其是国家成文法。

Ⅶ 哪些大学开设法律社会学专业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商学院 西南工学院 四川轻化工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学院 贵州大学 贵州民族学院 云南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民族学院 西藏民族学院 西北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甘肃工业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商学院 甘肃政法学院 青海民族学院 新疆大学 新疆财经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商学院 天津财经学院 河北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燕山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山西大学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内蒙古大学 辽宁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鞍山科技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学院 锦州师范学院 延边大学 吉林工学院 黑龙江大学 齐齐哈尔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化工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徐州师范大学 南京经济学院 扬州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商学院 浙江财经学院 宁波大学 安徽大学 华东冶金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福州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南方冶金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山东矿业学院 山东工程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烟台大学 青岛大学 郑州大学 洛阳工学院 河南大学 河南财经学院 湖北大学 湘潭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汕头大学 深圳大学 广东商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 外交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学院 西南民族学院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南京审计学院 湖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陕西财经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中南林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 三峡大学 河海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 石家庄经济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 成都理工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北方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 中南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上海海运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 华侨大学 暨南大学 长春税务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江苏石油化工学院 石油大学 华东地质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武汉汽车工业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安徽财贸学院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东北大学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东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江南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青岛海洋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 中南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学院 北京农学院 中国民用航空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家庄铁道学院 内蒙古 财经学院 哈尔滨师范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杭州师范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 济南大学 山 东财政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 长沙交通学院 常德师范学院 湖南 农业大学 西南石油学院 贵州工业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财经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长安大学 陕西经贸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等

Ⅷ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法律社会学是以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等作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在西方国家兴起。但对我国来说，它还是一个正在创建的新学科。我们在一个新学科的创建时期应该讨论有关这一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或基本设想，例如这一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与原有的相近学科的分工、学科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研究意义等等，以便在以后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尽可能地避免因缺乏这些基本理论或设想而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本文旨在对法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或设想作一探讨。
一、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会学是法学中一个分支学科。按照国际社会科学中的传统，不仅法学，而且社会 学，都有法律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社会学也可以说是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事实上，法律社会 学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学、社会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因而法律社会学也具有“软科学”的特征。
二、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中的一个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
在创建一个新学科时，我们要注意这一学科与原有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分工。一个新学科之所以需要创建，通常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或人们主观认识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对象难于容纳在原有学科中。
法律社会学和法学中的一些原有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之间如何分工？
法律社会学并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样单一的部门法学科，也不像法学理论、法制史那样的基础学科。它是同这些学科既有交错但又不同的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它仿佛是在一个市区中穿越许多直行道的横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围中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很多部门法的实际问题。
法律社会学有它自己的理论，但总的来说，它不是理论法学而是应用法学，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法律的实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国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学派，更不是用来代替原有的法学理论。它能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但它本身是以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的。它与原有的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主要差别是：法学理论，作为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要研究法律的产生、本质、作用（功能）、形式、发展，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和实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法学，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着重研究各部门法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问题。如果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一般论述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例如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它与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复，就会使人怀疑法律社会学是否有创建的必要。
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学不同，法律社会学要研究各部门法问题，但它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部门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门法，而是要着重研究这些法律的实行；在通常情况下，它所研究的课题不是一个部门法而是兼及几个部门法的问题。例如以青少年犯罪问题而论，法律社会学要通过这一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劳动法等各部门法的实行，而且还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法律社会学也可以从法律的实行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国法、比较法以及国际法等。总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横断、综合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极为宽广的，其内容也是很生动的。
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981年初，笔者曾与陈守一合写的《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会学应是我国法学学科之一。“法学还应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即如何实施，是否实施，怎样得到保证实施，这种法律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在法学中称为法律社会学。”（4）
在当代中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对加强法律建设和改进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社会学着重研究法律的实行，而法律的实行正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已制定的许多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应有的实效。由于过去长期不重视法制，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几年中人们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强立法，迅速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但随着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问题就成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法律的实行，通过法律的实行才能实现法律的间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实效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将有助于法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法律社会学的任务既然是通过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来研究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那么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必然要“以社会为工厂”。如果一个法学论著，不接触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就很难称为法律社会学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法律社会学，由于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有可能在法学领域中为贯彻这一原则而作出突出成绩，从而推动整个法学学科向这一方面迈进。
在法学领域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过去长期以来之所以贯彻得并不理想，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观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体制上的缺陷；统计资料的严重缺乏，难于进行定量分析以及人们对法学研究的错误观念，等等。过去法学研究工作者在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的各种困难因素，对今后志在从事法律社会 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同样是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可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法学领域中注释法学占有优势的局面。欧洲中世纪中期就盛行以注释罗马法而闻名的法学。我国历史上自东汉开始出现的律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注释法学。这里所讲的注释法学主要是指从文字上或逻辑上（就律学讲主要指以儒家经义）对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对传播或实行法律来说，这种注释法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在近几年来的法学中，注释法学或具有注释法学倾向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课堂讲授、法学教材或论著的主要内容一般都围绕制定法的条文进行文字上、逻辑上阐释，而对这种法律实行的具体问题却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阐释法律条文时，也举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绍某些案例，这样做法当然胜于单纯阐述条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仍在于帮助正确地阐释条文，而不在于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法学不能仅限于注释法学。就法律的制定到实行而论，法学还应包括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并不否定注释法学的价值，但如果法学仅限于研究条文的注释则显然是不够的，对促进法制建设以及法学本身发展来说，也是不利的。

Ⅸ 高其才的学术成果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法理学》、《中国习惯法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合著)、《司法公正观念源流》(合著)、《瑶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合著)、《中国法律制度概要》(合著)等，主编《法理学》、《法律基础》等。发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法理学发展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现代立法理念论》等论文60多篇。
（一）著作
1．《中国习惯法论》（独著），湖南出版社，1995年4月。
2．《中国习惯法论（修订版）》（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1月。
3．《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4．《瑶族习惯法》（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5、《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合著，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6．《瑶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7．《司法公正观念源流》（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4月。
8．《基层司法——社会转型时期的三十二个先进人民法庭实证研究》（合著，第一作者），法律出版社，2009年3月。
9．《乡土司法——社会变迁中的杨村人民法庭实证分析》（合著，第一作者），法律出版社，2009年3月。
10．《政治司法——1949—1961年的华县人民法院》（合著 ，第一作者），法律出版社，2009年3月。
（二）主编
1．《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的实践》（两主编之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8月。
2．《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
3．《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
4．主编《中国司法研究》书系，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伦理司法》等五本。
5．主编《习惯法论丛》，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两本。
（三）教材
1．《法理学》（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2．《法理学》（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
3．《法律基础》（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4．《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
（四）论文
发表《论市场经济中我国法学之对策》、《法理学发展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现代立法理念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中国的习惯法初探》、《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瑶族习惯法特点初探》、《现代化进程中的瑶族“做社”活动——以广西金秀郎庞为例》、《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文化视角的实证分析”、“中国律师执业中的法律与关系因素——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分析”等论文90多篇。
荣誉：高其才教授，198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同年11月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1993年获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法学会法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理事。

Ⅹ 法社会学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产生先于国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为权威性价值准则的法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呢？
法的强制力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首先，在原始习惯法产生的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习惯法产生于血缘家族之后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主要靠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其次，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和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再次，随着国家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阶级对抗社会的法能够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就越多”.
法的实施之所以要以强制力为后盾，国家法之所以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乃是因为法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必然会触犯一定社会主体的某些既得的或预期的社会利益，从而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抵触甚至反对。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法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由于法律由国家创制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