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理性化过程法社会学导论

① 复旦大学2005年考研 社会学概论 简答题：个人地位的获得模式 有没有参考答案 谢谢

在讨论个人地位的获得与维护之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个人地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建构方式是一种个人关系的建立。所谓个人关系并非社会学通常讨论的人际关系。虽然人际关系也是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但这一层意义上的个人是有角色的个人, 它表明的是一种类的概念, 如作为一种规范性概念的五伦即属此类。而个人关系指的是一个真实的个人面对这种角色规范关系原则和自己所面临的现实生活环境所发展出来的实际交往策略和亲疏状态。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实际关系策略和亲疏状态并非就没有角色和规范, 而只能是个人关系。在中国社会, 从人伦规范到个人关系的过渡之所以可能, 在价值层面是受儒家借助“礼”的操作来实现角色关系的影响, 如董仲舒所谓的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 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注18）, 看起来是要规范人的一切地位和角色行为, 但正因为它在实际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单这两句话中的变项组成的多变项关系, 如序是“尊”, 差是“外”会怎样, 序是“贱”, 差是“近”又会怎样等, 就让礼应付不了了)。这就在现实上促使了社会个体只能以礼为据, 在交往中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自主地区分每一具体对象同他的特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作为人际关系的概念不但不表示个人关系, 反而限制个人关系, 因为它要让人们通过规范以类的方式来互动。结果情况恰恰相反, 在礼的名正言顺的指导和推动下, 伦常规范只被灵活地运用于个人关系之中, 而失去了米德所讲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 的可能。忽视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别, 就会忽视中国社会建构的真实性,回到讨论中国社会的价值或制度层面上去。

个人关系建立的重要, 带动了个人地位的重要。因为个人关系的建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个人地位获得与维护的过程。如果个体非常需要在日常社会中获得其个人地位的话, 那么什么因素的确立能够让他获得个人地位; 获得之后又怎样对其加以维护呢?下面将讨论这些问题。

笔者曾根据中国家庭权威和财产两项资源在传递中的分离, 即长子继承权威, 财产诸子平分, 推导出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上的四因素模式变量, 它们是权威、道德、均分制和血缘关系（注19）, 这里, 我通过对这四因素的拓展, 相应地从四个方面来讨论个人地位的获得, 它们分别是个人权威、道德品质、礼尚往来及连带关系。

(一) 个人权威。权威是权力的一种方式。在社会学中, 权力指的是个体(或群体) 在特定的角色和地位上所表现出来的迫使他人产生遵从性的能力或影响力。而权威就是这种能力或影响力的合法化, 它更多地体现出受权力控制的人对权力拥有者的赞成和承认（注20）。根据我对个人地位的定义, 所谓赞成和承认应该就意味着个人地位的出现。但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在中国, 个人地位的合法性不单指一个体在法理性地位上得到的权威, 这样的理解很容易将个人地位和社会地位相混淆。我这里所指的个人地位合法性更多地是通过两种传统力量得到的, 一种是血亲中的辈分和性别, 如家长、族长、男性等; 另一种是个人交情, 如人情、面子等。其与社会地位的差异在于个人地位在更多情况下是网络型而非组织型的, 其表达方式是“你敬他三分, 我也就敬他三分”。这里所包含的关系是也许我和他并不相识, 但我对你的服从足可以保证我对他的服从。再者, 就权力的能力和影响力而言, 个体能得到这样一种个人权威, 在中国社会主要靠的是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权威(也译做个人魅力型权威)。韦伯本人也说:“中国人的理论充分显示了君权地位的卡里斯玛特征, 而这是依附于他的个人资格,以及他的被证实的个人价值。”（注21） 可见,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辈分和血缘这些先赋性(ascribed) 参数和做人方式, 实际上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场合来获得其个人权威。这种个人权威的普遍分布就形成了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的中国人具有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总之, 拥有个人权威是获得个人地位的重要途径。

(二) 道德品质。在中国, 道德品质之所以成为个人地位获得的依据, 可能发生在孔子对君子含义的修改之后。君子原指的是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人, 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 即是主张不同等级地位上的角色要按自己的角色规范来行事。但同样也是孔子,在他强调了这样一种角色地位和规范后, 又将君子的含义转化为一种高尚的、有修养的、有学识的人。就君子的第二个义项而论, 因修德而成为君子的人, 获得的显然不是社会地位, 而是他的个人地位。于是君子不仅可以指称社会地位, 而且还可以指称个人地位。细想起来, 君子一词含义上的转化暗含了一种前提上的改变, 即位于君子地位上的人不一定是个守道德的人, 而不在君子地位上的人则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德而赢得人们的尊重。占统治地位的君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求得的, 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则是人人都可以努力的, 因此这种前提的改变不但使个人地位凸显出来, 社会地位淡化下去, 而且也确立了个人地位有别于社会地位的另一种空间, 因为它使人人都相信, 只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 就能提高个人地位(而非社会地位)。即“德高”可以“望重”。

(三) 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在中国不单反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换行为, 而且具有报的含义。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交换主要指的是双方对等的交换, 而报指的却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换, 即施报者下一次的付出总要大于受报者上次的付出（注22）。交换的对等关系在客观上导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互不拖欠而随时可以终止, 而不对等关系所要造成的客观结果则是受报一方对施报一方的亏欠感, 由此引出受报者更多的付出, 从而使此类行为具有反复循环下去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报带有一种恩的观念, 即表示因对方的施礼或帮助而更看重和敬重对方, 由此而达成更为友好的或更为亲密的关系。因此, 报的根本功能就在于个体通过礼尚往来来提高一方的或彼此的个人地位。如果这种行为引起了对方的对等性偿还, 那就意味着送礼者的个人地位没有提高, 而如果一方用加倍施予的方式来让对方为此和自己在交换上拖欠下去, 或彼此拖欠下去, 则表明互动双方在逐级地加重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你滴水之恩, 我涌泉相报, 虽然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 但彼此的个人地位却不断升级。

(四) 连带关系。传统中国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发展起来的社会。它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从纵向上看, 前定(代) 社会地位的高低会影响后代个人地位的高低, 如一个人出生于名门望族, 可以使之获得个人地位; 二是从横向上看,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个人地位的提升会引起相关他人(如亲属、同乡、朋友、同学、同事等) 的联结倾向。因为在中国社会, 如果一个人能联结上那些有社会(个人) 地位的人, 就可以通过这种连带关系使自己也有了个人地位。人们常说的“找熟人”、“托人”、“撑腰”或“沾光”等指的就是建立连带关系的行为和结果。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形状进行了概括和描述（注23）, 差序格局主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空间上的天然分布, 连带关系想要揭示的是人们根据个人地位高低而建立起来的网络社会。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一个人未能获得个人地位, 即使别人和他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 也不会有人去联结他。当然在这种连带关系里, 存在着一个显性个人地位和潜性个人地位的划分问题。显性个人地位是指已被他人承认的个人地位; 潜性个人地位则发生在个人地位虽未获得, 但他人在交往中已对对方的未来个人地位有所预计的情况下。中国人常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个体在他人没有或个人地位不高的前提下仍有联结倾向, 乃属于一种计策性行为。可见, “关系”在中国社会的特定含义是指一个人能否联结上有社会或个人地位的他人。

② 法的起源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应该是在夏朝。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到底要将中国古代法的原点选在何处？同许多大陆文明一样。它的法制更加强调等级，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制。这有异于一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虽经反复，但终究选择了民主。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文明体系不断碰撞，以中华法系的崩溃而告终。这应该就是中华法系的原点，其实也是大多大陆文明的原点。
原始社会究竟有无法律，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
原始社会究竟有无法律，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在中国法学界，围绕法律的起源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至今没有明确定论。由于某些原因，我国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制定法来进行，法是随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只有国家才有资格制定法律，原始社会无法等等，这些观点已被我国法学界奉为不易之正宗，写进了教科书， 传授给学生。

笔者基于以下几点考虑，认为在原始社会存在法。

其一，法律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孕育、演化过程，不能以国家作为法产生的"分水岭"进行简单的一刀两断，在国家产生前，已孕育着法的胚胎，国家的出现，更多地是为法提供了强制性、权威性和统一性，法成为一种有文字记录的更加理性的机制；

其二，"凡社会该有其法"，任何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规范，都有广泛意义上的法。法是与人类社会机体相联系的用以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机制，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这种机制，而且都需要这种机制。在国家产生前，禁忌、习惯或习惯法就是这种机制的表现形式，充当了原始社会的法，因而，我们不能用现存的、成熟意义上的法观念和法律形态去衡量、尺度原始社会的法；若如此，当然只能得出原始社会无法的结论。

一、禁忌：原始社会最早的法律——法律的源头

禁忌(taboo)，来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禁止用"神圣"的东西，禁止触犯和接触"不洁"的人和事。最早的禁忌是原始人对大自然充满崇拜、畏惧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蒙昧、低级的阶段，这时，生产力和认识水平十分低下，原始人的思维相当简陋和感性，是一种本能的"纯粹畜群的意识"，它们不能把自身与外在世界, 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精神与物质区分开来，日月星辰的泯灭，春夏秋冬的交替，山川草木的枯荣兴衰，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都会令原始人不可思议。自然界作为一种现存的、外在的、给定的存在物，对于原始人来说是一种变幻莫测, 既无法离开，又十分陌生、恐惧的世界。

当原始先民对外界超自然力（mana）的恐怖、畏惧无法解脱, 对日月星辰变化的疑虑和担心无法理解，特别是各种矛盾缠绕他们又无法解决时，在生存本能的驱使和"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为了避免灾难、保护自己、控制自然，便由对超自然力神秘力量的笃信和敬畏而给它加上若干禁制。祈求通过自我的约束控制，鬼神的神秘力量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武器，从而避免可能遭至的厄运和惩罚，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禁忌。禁忌一方面表现了原始先民对不可触犯的万物有灵的乞求和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原始民族消极地为自己规定的这也不准那也不行的规范准则。它被原始先民恪守不移，奉若神明，受到严格的遵守。有这样一段话代表了我们的理解："我们怕天地之间的一切精灵，所以天长日久，我们的祖先才定下这么多规矩；这是从世世代代的经验和才气中得到的，我们不知道，也猜不出原因在那里，我们遵守这些规矩，是为了平平安安过日子，凡是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怕，身边见到的东西我们怕，传说和故事里讲的东西也怕，我们只好按老规矩办，只好遵守我们的禁忌"[1]。

在各类禁忌中，无论是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产生的禁忌，还是各种生产禁忌、行为禁忌、宗教禁忌等禁忌形式, 几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对人的本能行为进行限制，制止和预防潜在的危险，保护原始先民的生存，达到控制危害性自然力的企图。可以说在原始社会，原始禁忌是一种最早、最特殊的规范形式，它扮演着法律的角色，事实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是阶级社会法律的萌芽。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冯特说"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它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产生还要早。"[2] 法国学者倍松也说："说得好听一些，图腾主义便是原始人民的宪法。"[3]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是， 禁忌不仅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个别的、偶然的生活现象，也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暂时生活现象，而是几乎伴随了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现象，是全世界共有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没有国家和成文法出现以前，禁忌事实上也必然是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是法律的源头和种子，是原始社会的法，影响和支配着当时原始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 禁忌具有法律的警示、扼制、保护功能

无论各类禁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提醒人们在生产劳动，婚嫁丧葬, 祭祀仪式时必须小心行事，千万不能乱来。它就象一个"危险的符号"（这犹如现代法律中的禁止性，义务性规范一样）随时指令人们的行为模式。警戒人们采取禁止、回避的方式尽量不与某些危险的事物相冲突或者发生接触，一味地进行妥协、让步、屈服，否则将导致灾难，受到报应和惩罚。如纳西族严禁任何人砍伐神树，认为砍了神树会刮大风下大雨；赫哲族外出打猎, 见烧火堆要磕头，否则认为不顺利；我国的苗人在图腾禁忌方面就有八条,(1)祭祖祀社时，应参加者都须参加，应做的事都须做，不该做的事就不能乱来；(2)鼓石窟和鼓头家供奉的祖像、木鼓、芦笙、牛角等不准乱动；(3)鼓社的鼓醒鼓之前，不得乱动；(4)祖像到村寨看访，各家要认真接待，不得怠慢，亵渎；(5)藏木鼓的山上一草一木，都不得任意攀摘、砍伐；(6)从播种至吃新谷期间，禁止吹禄笙、敲鼓和斗牛；(7)寨中敬奉的古树和风景树,要以神相待，不准亵渎或砍伐；(8)过鼓社节后至蒙鼓的三年间，男女不得婚嫁。在我们最近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禄春，江城的调查中，仍有大体稳定的禁忌惯例或规则，用以规范、约束人们 的信仰行为，如，父与女、母与子、翁与媳、 岳母与女婿之间在一些场合回避的规矩。

如果说现代法律是以"明确、肯定、具体"的规范形式指引着人们的行为，且这种规范指引依据的是客观、必然的现实, 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那么禁忌则是通过几代人不断传承与重复，是被模式化了的在潜意识中带有神秘的、传统的精神观念。依据这种精神观念和想象的因果关系，相沿成习，充当了在原始社会，调整人类行为的功能，告诉了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并且人们也自觉地屈服于这种禁制，维护这种禁忌准则。

(二)禁忌具有法律的惩罚功能

在我国《礼记·曲礼》中记载"人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忌"，这说明只有先了解了禁忌, 才可能避免麻烦或招受惩罚。《周礼》中也说"犯禁者,举而罚"、"戮其犯禁者"，一般来说,对触犯禁忌者本身最常用的处置办法是献祭和忏悔，严重者族则实行鞭打、罚款甚或驱除村寨、处于死刑。如在埃及王朝形成之前 ,埃及人将鳄鱼、山羊等被敬为图腾动物，凡有杀害者， 概处死刑；"在南非有个野兔部落，倘若有人误食了野兔肉，无论他是一般部民，还是酋长、显贵，都要按照禁规敲掉他的若干颗牙齿。"[4] 在我国纳西族，虎被认为是自己的祖先，如猎人打死了虎，轻者要受到鞭笞，重者要罚款，有的还要杀水牢。在旧西藏，禁忌汇入法典，具有法律一样的约束力，违禁的处理方法与违法的处理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被判为"枇杷鬼"、"撒魂鬼"的女子，将受到最严重的刑罚——逐出村寨，其他如泄露村寨机密，屡次偷盗，乱伦行为等也将受到严厉惩处，或罚款或赎金抵罪。特别是随后巫术和神判方式的出现，更强化了这种威慑、惩罚功能，在少数民族中，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壮族的"师公"、苦聪族的"比莫"就是禁忌习俗的解释者、 宣传者和执行者，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景颇族的闷水、捞开水、煮米, 彝族的打鸡、打牛、抱石块等方式就是惩罚违反禁忌习俗者的表现。

这种被禁制的行为，向人们设置了无数条警戒线，虽然没有任何文字上的公告，却没有人可以逃脱它。如有违反，就必须付出代价，遭到惩罚。有的学者将这种性能看作是人类刑罚系统的一个基础，就不无道理。当然禁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对社会的规范和调控，除依*人们对法的自觉遵守外，更多地带有国家的强制暴力作后盾。而禁忌主要依*共同忌讳下的"自我扼制"的集体意识，*人们精神上自发的力量来控制，它是非理性和缺乏真实验证的。它的约束力会随社会的进步或生活的某些变化而逐渐削弱,会随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自动消失。

(三)禁忌具有法律的社会协调、整和功能

禁忌作为一种较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 它是一种约束面最广的社会行为规范。从吃穿住行到心理活动、从行为到语言，人们都自觉地遵从禁忌的命令；禁忌象一支看不见的手，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起着一种社会协调、整和的功能作用，有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我国学者朱狄在他的《原始文化研究》中，总结、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禁忌的功能、目的概述为以下几条：(1)保护重要人物如酋长、祭师等，免受伤害；(2)保护弱小者如妇女、儿童和普通人等不受酋长、祭师等有力的玛那（mana）所伤害；(3)预防由于扶模或接触尸体，或误食某种食物等所引起的危险；(4)保护一些重要 的生活行为如生育、成人礼、婚姻和性机能等免受干扰；(5)保护人类不受来自神的精灵的愤怒或力量的伤害；(6)防止个人的财产、庄稼、工具等被窃。显然地，这些功能和作用为其后的法律所吸收，充实了法律的内容。可以说，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种承先启后的过渡、推动作用。如调节食物分配、限制饮食本能的禁忌使人在质态上远远高于动物，乱伦禁忌和图腾外婚制保证了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固和种族的繁衍，其后法律中的禁止打猪、捕杀动物、禁止通*、实行一夫一妻制等无不是这种禁忌特性的缩影或扩张。

针对这种功能特性，弗雷泽明确指出"禁忌在很多场合是有益的，考虑到社会的状况，法律的缺少和民风的剽悍，它可以相当不错地代替一个政府的职能，并且使社会尽可能地接近有组织。"[5] 德国学者卡西尔也说过"禁忌是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6] 因此，禁忌在繁衍后代、协调劳作，维系社会组织结构方面，都"和我们所谓‘文明人'的生活中的道德、法律等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7] 可以说，法律是从原始的禁忌习俗中摆脱出来的，是在原始禁忌的母体内孕育成长起来的，当建立在错误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的巫术、禁忌不能再直接调节重大的现实社会关系时，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接触、冲突、矛盾，法律就产生了。据此，笔者同意任聘的观点，即"禁忌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有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族、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带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8] 日本法学穗积陈重也曾说过"太朴（即禁忌）者，为人类至有制裁之行为规范之起源，法律实为此原始的规范之进化者也。"[9]
二、习惯：原始社会基本的法——现代法律的前身和盟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原始禁忌在实践的传承中会发生分化和变异，一部分禁忌将被淘汰、废弃；一部分禁忌将为习惯所吸收（或者其本身就是习惯的一部分），经过一番扬弃和改造，融入其后的法律、法规中。著名学者郑拯铎指出：习惯"是从很古远很古远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原始的‘禁忌'的一种。在古远的时代是一种‘禁忌'。到了后来便变成了礼貌或道德或法律的问题了。"[10]

可以肯定的是，习惯这种在人们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共同的行为模式或行为标准，这种许多人在实践中共信共行的规范，对法的产生和影响比禁忌更直接、更重要。在任何民族的法律体系中，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是最普遍的法律渊源。"[11]为此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每个很早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况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

在原始社会，习惯反映和受制于社会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双重限制, 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神秘性和受动性，与法律相比，在调整层次上低下，在调整范围上狭小，然而它却是人类对自身外部行为自觉调节的开端，是人对动物性超越历史进程中了不起的胜利，比禁忌更前进了一步。种种理由表明，原始社会的习惯事实上已蕴藏着法的最一般规定，逻辑地构成了法的前身和萌芽状态的的法，我们今天来看摩尔根在调查美洲土著民族时总结的几种原始习惯制度，事实上就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习惯制度。(1)氏族成员有选举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权利；(2)氏族成员有罢免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权利；(3)氏族有相互继承已故氏族成员遗产的权利；(4)在氏族内部不得通婚；(5)氏族成员有相互援助，保护和受屈复仇的义务；(6)氏族有给氏族成员命令的权利；(7)氏族有收养外人于本氏族的权利；(8)氏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9) 氏族有共同的墓地；(10)参加氏族大会。显然地，这些习惯和制度已为后来的成文法律所吸收采用，构成了法的最一般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复仇和对复仇限定的习惯规定，更能说明法律的产生和演变。复仇最早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行为，但复仇的无度和滥用，必然带来骚动和战争, 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必须在实践使用中作出限制, 如复仇程度只允准以同类同程度的损伤加于加害者；复仇的条件须经氏族部落团体批准；复仇的期间和次数只准对现在之侵害行为复仇；且复仇以一次为限。如此等等的习惯规定，以及赔偿、差押等变通方法，已含有刑事审判，民事诉讼等因素，氏族及有关团体也实质上承担着原始法官，原始法庭等社会职能。

根据习惯来调节社会关系，解决各种纠纷，在我国民族史的有关资料中，也能得到证实。如我国的鄂克温族，在近现代仍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习俗，他们由若干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组成叫做"尼莫尔"的游牧集团。他们一起游牧，互助互利，权利平等，共同选举"毛哄达"和"嘎申达"各一人，管理族内的一切事务。"毛哄达"的主要责任是通过劝说，教育本族的成员。对屡教不改的成员则在氏族会议上解决。再如清代苗族地区，没有本氏族通用的文字，不能形成统一的法规，《苗例》是苗族人世代相传，年久而成的习惯警言、诫语,是清代处理苗民间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具有普遍约束力。景颇族的习惯法，它的行使是由辖区范围内的最高领袖山官来负责，司法权操纵在山官手中，每当山官处理纠纷时，吸收寨中的头人、长老和"董萨"参加，程序是：起诉人可直接到山官家，送上酒一筒申诉事由，山官决定评定理后，通知双方评理的日期，整个评理过程采用民主协商方式，在裁决方式上，通常以交纳赔偿金的办法代替惩治，如故意杀人罪，按习惯法一般不判偿命，群众认为：杀人本来已不是好事，再把活着的人处死，那就更不好了，按习惯法的规定，除凶手必须交给死者家属若干头牛偿命外，还实行象征性的同态赔偿，头颅要赔胡芦一个，眼睛赔宝石两颗，牙齿赔斧头一把等。在我们最近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习惯的调查中, 一些村寨至今仍规定了许多具有习惯法内容的规约，如不得偷挖乱撬别人的田水；不得盗别人猪牛；不得偷别人柴草、瓜果、疏菜；不得砍伐护寨林、风景树等，这些规定具有大家必须遵守的法律效力，如有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进行处理。习惯和习惯法，作为法律的重要渊源，不仅在每个法律传统里都存在，而且对法的产生有重大影响，是法律的前身或萌芽，这点我们将作如下理论分析。

(一)原始社会的习惯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内, 由社会群体共同确定的社会行为规则，它是一代又一代通过模仿，权威和传统的力量而沿袭下来的，从时间上讲，它源远流长，经过了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从内容上讲, 它是在群体中统一而普遍适用的，人们彼此知晓，权利、义务清楚，习惯的这种规范性、统一性必将为法律所认可、吸收，也就是说，法律的产生制定必须在原有的习惯中寻找立足点，深深根植于习惯之中，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不管其在历史发展中如何丰富完善，表现为千姿百态的存在形式，都应该贯穿着一些共同要素和共同规定，从而成为法的一般本质和特性。我们不难设想当法律抛开用来巩固社会，维持大众利益的习惯时，法律就失去它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权威，就潜伏着失去效能的可能性。所以萨姆纳认为"法律起源于或者说应该起源于民德，民德渐渐演化为法律, ——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寻找立足点。立法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13]法律运行的实践也清楚表明, 违背习惯的法律不仅很难推行, 而且有可能成为一堆废纸。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也精僻指出"在早期习惯法的实施过程中 ,大众的观点，惯例和实践同官方解释者的活动，始终是相互影响的。对早期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法律模式, 甚至连权力极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加以干涉。"[14]

(二)著名历史学家梅因曾说"在人类初生时代, 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于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用一句法国成语，它还只是一种‘气氛'。"[15]正是得力于这种惯行或气氛，保证了原始社会的和谐和有条有理，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都把一切调整好了。"[16]霍贝尔在他的《原始人的法》一书中对北极地带的爱斯基摩人、菲律宾北吕宋岛的伊富高人、北美洲印地安人中5个民族的原始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法律是无法从全部人类行为方式中截然分开来的"，"在尚无文字的人类文化中，我们称之为原始法律，如果在刚跨进文明门槛的古代社会，就称之为古代法律；在发达的文明结构中，我们称之为现代法律。"[17]大量资料表明：习惯在经历了由偶然到必然，由经验到理性，由局部到全局的概括和上升，在经过自发到自觉的不断总结积累，特别是发展为习惯法之后，已成为调控原始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普遍的一般的行为规定，历史地发挥着类似法律的功能作用。

(三)原始社会的习惯除主要依*道德舆论的调节，公共权威的约束，自由平等的管理办法维持、推行外，事实上，原始先民刚摆脱动物状态，还带有很深的动物兽性的痕迹，如乱伦的血缘婚制，母系血统与父系血统之争, 不同氏族集团的冲突斗争等，都不可能如我们美化的那样美好、和谐，而是经常出现各种违背习惯的野蛮行为。因此，为了维持社会不致于崩溃，保证习俗把一切都调整好。必须赋予习惯以一定的强制性，由氏族集团或集团的代表以原始法官的身份行使原始的司法、审判职能，对于各种违背习惯的行为作出包括处死在内的严厉惩处。夏之乾先生在其著作《神判》中就指出"为了要有效地排除早期的血族相婚, 从而实行一系列兄弟和不同血缘的另一列姊妹之间的相互婚配，没有一定的制约手段是不可能的，固此，必然会产生某种限制措施。同样，为了保证集体的采集，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无一定形式的组织安排和纪律制度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18]神判这种习惯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它是在当时依*人类本身的智慧和力量，无法解决某些疑难纠纷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神"的意志而加以解决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判决手段。据《贵州通志·土民志》中说，在贵州苗区，对裁决不服，则驾锅，用油米和水贮锅，置铁斧于内，柴数十担，烧极滚，其人用手捞斧出锅，验其手起泡与否，为决输赢凭天地神明，公断有无冤枉。这表明, 原始社会的习惯并不是凭简单的共同遵守，酋长的威信所能奏效的，习惯仍含有每种外部强制性，国家的出现，加剧了这种强制性，使法律带有了明显的强硬的国家意志性，对人人都有约束、强制力的习惯变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暴力强制的法律。雷德菲尔德曾对此总结到"如果解决冲突的具体办法（包括支付罚金的数量）是由部落习惯根据不同案件的分类事先规定好的，那么必须会产生一种不成文的法典。由习惯来确定受害人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论是用武力报复还是收取罚金），这样就产生了法律程序的原始形态。"[19]

总之，法律与原始的禁忌、习惯在规范的性质上是一致的，从生物学的原理讲，禁忌、习惯是孕育法律的胚胎或种子，缺少了它，法律不可能突发产生；从唯物辨证的发展眼光分析，禁忌、习惯是法律孕育的准备过程，禁忌、习惯作为法律的过渡桥梁和联系中介，在法律形成演化的漫长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保证了社会从非准则性规范向准则性规范的递进，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随着文化型态的改变，禁忌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渐渐地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20]

处于社会规范的大系统中，原始禁忌、习惯与法律的重要区别在于：禁忌、习惯是未得到立法者颁布的，或未得到受过职业的法官以书面形式加以阐述的；禁忌、习惯是无文字历史的"共同规定"，而法律则是有文字社会的理性选择；禁忌、习惯是个体适应群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标准，而法律则是群体（指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对个体行为的调控和引导。我国著名教授杨坤就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和道德、宗教的起源同时的，即在原始社氏族社会阶段, 但这时的法律还不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 并由国家用强制的办法保证执行的成文的行为规则，而仅仅是作为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用某种公共的强制办法，保证使人人都按照一定的由传统习俗逐渐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一般可称为习惯法，这种习惯法开始是和道德、宗教混在 一起的。"[21]

法律取代原始禁忌、习惯，其根本动因、终极原因应归属于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归结于私有制带来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对立所引发的阶级矛盾，撇开这些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从本文的探析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管理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它是氏族组织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需要，是原始禁忌、习惯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法律的出现，不仅有阶级根源，经济根源，而且还有重要的文化根源。在我国发法学界长期奉行，法只出自国家，只与阶级社会、国家紧密相联系这种一元化观点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产生的真正轨迹，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述，对法律是国家产生前还是产生后停留于书本上的争吵、辩论，忽视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都无助于揭示法律起源的真相。

* 原文发表于《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法律的起源——从禁忌、习惯到法律的运动》，出版该书时略有变动。

[1] 转引自《宗教与习俗》云南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00—-101页.

[2] 冯特:《神话与宗教》转引自《图腾崇拜与法的起源》《内蒙古社会科学》91年1期第60 页或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86年版第32页

[3] 倍松：《图腾主义》胡愈之译，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2页

[4] 高明强《神秘的图腾》江苏人民出版社,89年8月版,第57页

[5] 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东方出版社,88年版 ,第20页

[6]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7] 钟敬文《中国神化之文化史的价值》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8] 任聘《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第14页.

[9] 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09页.

[10] 郑振铎《原始崇拜纲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89年10月版第104页.

[11] 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90年3月版第43页

[12]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

[13] 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第22页.

[14]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87年12月版第373页.

[15] 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84年版第5页.

[16]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3页.

[17] 霍贝尔《原始人的法》,贵州人民出版社,92年8月版,第4-5页

[18] 夏之乾《神判》上海三联书店,90年版第96页.

[19] 罗德菲尔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90年版第39页

[20]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86年版第39页

[21] 杨坤《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4年版第291-292页

③ 急求电大开放教育《社会学概论》平时作业1.2.3.4的答案

我不知道你作业是哪一版本的 -

一、 名词解释

1、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研究社会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2、 优势需要：指人在同一状态下可能会有多种需要，但其中只有一种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对人的行为起主导主导作用，我们把这种需要称之为优势需要。

3、 社会交往：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动与过程。社会交往也称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互动。

4、 心理上的断乳：是心理学家对人的青年期的一种比喻说法，也叫“第二次诞生”。生理上的断乳是指改变婴儿生活习惯，是一次生理危机，而青年走入社会也是重大的转变，又一次形成危机，可以认为是心理上的断乳。

二、填空题

1、孔德 2、群学肆言 3、哲学基础 4、普遍的社会现象 5、社会性 6、1943

7、情景主义 8、情感性 9、相互发展 10、条件反射学

三、选择题

1、A 2、C 3、B 4、D 5、B 6、A 7、B 8、B 9、B 10、D

四、简答题

1、马克思主义著作里对社会的解释主要分三点：他认为一是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二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的特征是劳动。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自身，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组成了不同于其他动物靠本能而结合的社会；三是人类社会是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与自然界有重大区别的特殊领域。

2、社会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表现在：一是需要是人的行为动力。人的行为追求一定的目的，包括物质利益、成长条件、社会关系和精神食粮，这些目的构成人们行为的动力，构成人们向自然和社会进取的、积极的动力源泉。二是社会需要是人们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三是社会需要与人的劳动、实践相结合，相辅相成，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3、社会交往的意义表现在：一是人类离不开交往。二是社会交往是个人成长的重要条件，个人通过社会交往习得知识、形成自我概念并认识自己。三是社会交往是文化传播的手段，同代人交往可以扩大文化的享用范围，不同世代间的交往可以传递社会文化。四是社会交往是社会构成与发展的基础，人们通过交往而形成社会关系，进而形成社会。人们的共同活动或交往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4、一是传授生活技能。包括基本生活的各种动作技巧，社会交往技能，即学习语言和其他文化，谋求一定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二是教导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它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的关系，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规范先于个人存在，一个人要参与社会生活必须学习这些规范，才能同他人交往共事。三是指点生活目标，生活目标即人生观，一个人的人生观对于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如何通过社会化指点青年人生观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四是提供角色人选，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向社会输送合格的社会角色人选。

五、论述题

人的个性是个人社会化的产物，是随着个人社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受以下条件的限制：一、个性的形成有其生理、心理基础。先天的遗传，人的身体方面的因素对个性形成是有影响的。二、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既受自身生理和心理条件的制约，更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人的个性的形成过程中，生理、心理因素都以社会因素为中介发挥作用。因此，人的个性是个人社会化的产物，是随着个人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社会学概论作业2

一、 名词解释

1、也叫首属社会群体，是由面对面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亲密的成员关系的社会群体。它反映了人们最简单、最初步的社会关系。

2、 是韦伯提出的行政管理模型，它是组织内部职位分层、权力分等、分科设层、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形式及管理方式。

3、 是聚居在一定的地域内、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即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4、 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

二、填空题

1、初级社会群体 2、四 3、泰写 4、社会人 5、人性的角度 6、滕尼斯

7、吴文藻 8、社区分析 9、等级论 10、剥削

三、选择题

1、B 2、A 3、A 4、B 5、D 6、A 7、B 8、C 9、D 10、C

四、简答题

1、形成条件：保持较小的规模，进行直接地面对面地互动，保持相互持久的互动关系。

功能：一人的社会化的基本场所。人的社会化的初始是在初级社会群体中进行的，为人进一步社会化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二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人们为了需要结成群体，但不同的群体满足成员需要的程度不同。三人们走向社会的桥梁。人们在初级群体中学习基本生活技能，掌握必要的谋生手段，学会待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以很快适应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人们经过初级群体这个桥梁沟通与社会的联系，并跨越这道桥梁走向社会。四初级群体有助于实现社会控制，人们对初级社会群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愿意自我约束，不做有损于本社会群体的事，这就在客观上维持了社会秩序。

2、特征：一是社会组织是有目的组织起来的群体；二是社会组织的目标简单、明确；三是成员间的关系不那么亲密；四是成员的关系、行为常由事本主义、对事不对人的规则指导和调节；五是成员的可替代性强。

3、构成社区的要素：一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进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人群。相当数量的具有相互联系的人群是社区的存在的首要条件。二是一定的有界线的地域。包括土地及地域中所能提供的资源，这是人们活动的志气是人们进行共同生活的依据。三是共同的社会生活。这是社区的本质特征。四有自己的社区文化。表现为社区风俗和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社区其文化不同。五是社区居民在情感及心理上对自己所属的社区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4、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分工造成了社会的大分化。历史上三次大分工，使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三次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因而一般说来社会分工引起社会分化，社会分工越精细，社会分化就越复杂；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分化并不一定都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因为同一职业的内部也有分化。社会分化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间产生的，被社会认可了的区别。

五、论述题

马克思认为，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建立而出现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剩余产品的出现就导致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是剥削，列宁指出，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不同，由于以上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的本质是剥削，阶级必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现时消灭。

社会学概论作业3

一、名词解释

1、 是指当社会中有几种社会规范发生冲突时，有一种比较定规的社会规范占优先地位。

2、 是运用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制约和限制，使之与既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过程。狭义的社会控制是指对越轨行为的约束。

3、 是由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失调，影响了广大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和社会进步，需要运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问题。

4、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贫穷现象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之所以长期和世代贫穷，是因为他们拥有特有的贫穷文化。

二、填空题

1、家庭制度 2、象征性设备 3、制度改革 4、罗斯 5、社会行为规范6、环境压力 7、社会结构 8、人与环境关系 9、物质资料在生产

10、劳动资源

三、选择题

1、C 2、C 3、C 4、A 5、C 6、C 7、D 8、B 9、C 10、A

四、简答题

1、社会制度是一个系统，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综合体。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概念系统，它是说明该社会制度存在的理由，及它所起的作用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支持和维护该社会制度的存在。它包括社会学说、社会理论、社会价值观等。规则系统是一整套用来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作为人们以往活动经验结晶，它指出在既定情况下人们该如何行动以保证更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2、一是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正常运行。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为保持社会安定，统治阶级或社会利益的代表力量就要对越轨行为进行控制。二是维持正常生活。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就要用社会控制手段对破坏生活秩序者以约束制裁，缺乏这种控制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三是促进社会发展。没有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社会就不能顺利发展，社会的正常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的有序是依靠社会控制来达到和保障的。四是社会控制的反功能：不合理的社会控制不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另外，僵硬而有力的社会控制不利于人们对合理目标的追求。社会控制所维护的社会规范体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建立的，而创新行为、改革则以原规范的破坏为前提，僵硬的社会控制所起的作用是维持原体系，阻止创新行为，僵硬的社会控制常常会积累矛盾，酿成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冲击社会的正常秩序。

3、道德与法律在产生的时间、形成的方式上都有不同。道德产生的时间早于法律，并且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是自发形成的，而法律在人类社会中不是永恒的。具体说来区别在于：一、二者作用的范围不同。道德比法律作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不道德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而法律只干涉破坏它所维护的社会秩序，触犯法律的那些行为，违法行为一定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二、二者被支持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强制的力量来支持的而道德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支持的。三、二者的作用的性质和控制的强度不同。法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一定行为的限制和禁止，违法者就要被处罚，甚至剥夺生命，而道德则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示范和劝阻，违反道德的人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攻击。

4、一是人与环境关系失调表现在两个方面：原生环境问题问题，即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因素对人类生存和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以至威胁。次生环境问题，即被人类改变了的自然环境反过来对人类造成威胁，另外，人类对环境压力过大，环境资源难以承载这种压力。二是社会关系失调，人们之间关系不协调状态主要表现在：群体利益的冲突以致对立，群体间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结构失调、社会解组。

五、论述题

劳动就业问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人未能从事劳动或有效劳动，而产生的不利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其实质是劳动力资源同生产资料不能合理配置。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主要来自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解决隐性失业和体制改革造成的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广开就业渠道。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建立待业、失业保险制度。

社会学概论作业4

一、名词解释

1、 也叫社会安全，是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律对因不能参加正常劳动或遭受意外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经济援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

2、 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结构方面发生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角色模式的变动过程。

3、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人们生活表现的类型化了的活动形式与特征。

4、 是把全球看成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全球发展理论的一个突出的研究机构是罗马俱乐部。

二、填空题

1、国民收入 2、社区工作 3、农村社会保障 4、五行相胜 5、索罗金 6、柏雷托 7、家庭流动 8、第三次浪潮 9、罗马俱乐部学派 10、人民的物质和文化

三、选择题

1、B 2、A 3、A 4、C 5、A 6、A 7、C 8、B

9、A 10、D

四、简答题

1、一是解决实际困难，保障个人生活。社会工作是针对遇有特殊困难的个人或群体的。通过向受助者提供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保障他们的生活。二是挖掘潜能，促进其发展。注重调动受助者的潜能，促进其发展。三是发扬互助精神，促进社会整合。四是化解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律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区予以保障的制度。社会保障的特点：一是经济保障。社会保障主要是经济上的保障。二是社会性。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是一种全民性保障，国家对其所有公民都负有进行基本生活保障的义务。三是合法性。近现代的社会保障都是依法进行的。四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人们对其同类所抱有的同情、爱护的感情与理性，是社会保障的哲学、伦理学基础。

社会工作是指帮助社会生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解决困难、预防问题的发生、恢复、改善和发展自己的功能，以适应和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的助人性质及其涉及领域的广泛，决定了社会工作类型的多样化。

3、社会流动的类型分为一是按照流动的主体划分，有个人流动、家庭流动、群体流动；二是按流动方向划分，有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三按流动参照物来划分，有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意义：社会流动可以有广义、狭义两方面的涵义。从广义上讲是个人、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部门间的运动。狭义的社会流动一般是指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流动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4、依附理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是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发展不起来之原因理论。理论的思想基础是阿根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普雷毕什提出的核心与边陲国家不平等理论。这种上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和边陲构成（即由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关系，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剥削不发达国家，从而导致后者不发达。本理论基础的另一代表人物弗兰克引申了“核心——边陲”的概念认为“核心”也可称为“宗主”。“边陲”也可称为“卫星”，宗主与卫星的关系，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而且还存在于卫星国之内的不同地域，后者是前者的翻版。结论是不发达国家必须割断同发达国家的联系，自力更生，才能摆脱不发达的境地。这一理论看到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对要摆脱传统社会到达现代社会只有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不发达国家如何走正确的发展道路，显然是一个拳的分析观点。另外其割断同发达国家的联系的设想很难做到。

五、论述题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论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经典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动而引起的。

二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要发生变革。

三是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改变着生活方式，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四是当社会的上层建筑所维护的是先进的经济基础或所瓦解的是腐朽的经济基础时，它对社会起推动作用；相反，当它所维护的是腐朽的经济基础或破坏的是先进的经济基础时，它对社会发展就起着阻滞的作用。这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概括的结论。

④ 一些社会学导论的题目，有人可以用专业的语言回答么拜托啦！急着要！

理想类型 是马克斯。韦伯 提出的，为了避免德国人文学派和历史学派的个体化和特专殊化的研究方法，提出属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工具。其并不是指道德理想，也不是指平均状态，包含着强调典型行动过程的意思。他专门研究了科层制，形成了科层制的理想类型。韦伯认为他符合大众需要，是现代组织生活的特征，是活动理想化，合理化。但他也强调这种纯理性的管理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因此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努力方向。

⑤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读后感 跪求！！！！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
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
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
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
三是科学合理性。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⑥ 社会学理性化困境 的内容是什么 高分悬赏！！！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学理论的产生是与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过程同步的。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国家体系和市场调节的经济体系脱离传统的社会统一体而独立出来，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统一机制遭到了破坏，大量的社会问题随之涌现出来，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便是在研究这些问题中产生的，“社会学的职责在于，解释资产阶级以前社会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和反常的表现形式”。[1](p19)他接受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把现代社会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并认为社会学区别于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根本之处便在于把对社会危机的研究纳入到合理化问题的视野。

讨论合理化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合理性。哈贝马斯指出，他所谈的合理性很少涉及知识的内容，而是强调知识的运用，表现为合理性行动，行动的主体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提出行动合理性即意含行动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是否合理便构成了一个合理化问题，因此，合理化问题涉及到合理性的论证。在社会行动领域，合理性论证的目的在于调节内在的行动形式，寻求理解与合作，论证成功的标志是一致同意及合作化的响应。哈贝马斯认为，论证必须遵循以下程序：“a、把争论的运用要求论题化；b、摆脱行动表达和经验表达，提出假设；c、借助论据，而且只有借助论据检验提议者所辩护的运用要求是否正确。”[2](p44)可论证的另一面是可批判，即某一社会行动的合理性是能够被怀疑的，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行动的可批判（或可论证）的前提条件是世界观的合理化，而现代世界观取代神话世界观便是一个世界观合理化的过程。

哈贝马斯把早期的世界观称为神话世界观。在神话世界观中，自然界和文化界是混合在一起的，社会行动的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也是混为一体的，因此，用语言表达的世界观总是以一种具体化的面目出现，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情况导致对世界观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和缺乏批判性的态度。在神话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行动体系。

现代世界观指世界观的非神话化，它首先意指自然界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不再是社会行动的唯一决定因素，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条件下，社会行动逐渐依托于各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观领域，出现了分别指向事实、规范及个性的社会行动，这体现了世界观的分散化，但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指出，这展示了现代世界观在运用方面的突出职能。从社会行动的角度看，由于世界观为个人提供了某种不能更改的基本观念，所以它不仅作用于理解过程，也作用于个人的社会化，发挥着促成和保证社会统一的功能。在神话世界观下，从自然到社会都同一于一个相同的解释之中，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可以通过这一解释而得到理解和响应，因此，不存在什么合理化问题。但在现代世界观下，原先那个维系社会统一的文化传统已不再能预先决定或解释，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了什么目的，从什么人那里，针对什么人，必须接受什么样的运用要求，以规范为标志的社会世界和以真诚意向为标志的主观世界均已成为社会行动的背景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为寻求理解和合作化响应，就必须能论证其行动在某一指涉世界领域的合理性，也只有在此时，参与者才有论证其行动合理性的可能。

（二）

在社会学思想史上，有几种社会行动理论涉及到了合理化问题：即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目的论行动理论、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规范调节行动理论以及以戈夫曼等人为代表的戏剧行动理论等，哈贝马斯通过对它们的批判与借鉴，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这几种社会行动均只涉及统一社会中的部分领域，因而它们都不能全面地解释社会中的合理化问题，而交往行为才是解决合理化问题的最佳分析工具。

哈贝马斯从两个方面解释交往行动的概念：其一，行动者行动的独立性，其二，行动者通过反思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交往行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是参与者共有某种一致的状况规定——或是外部事态的存在状况；或是行动与规范的符合状况；或是参与者的主观状况。状况规定首先通过理解行动获得，“行动者试图理解行动状况，以便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得到意见一致的安排”[3](p131)，合理化论证正是通过这个意见一致的过程完成。

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在交往行动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在交往行动中，语言是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通过语言，发言者和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他们的视野，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因此，又可以把语言学分析看作是进一步认识交往行动的工具。

语言学分析由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语义学分析和语用学分析构成。语义指根据文法、语句本身的意涵，语用则是指言说者通过语言与世界发生的某种关系。只有当听众不仅懂得被言说语句的意义，而且实际进入了言说者所欲求的关系时，交往行动才能成功地进行下去。相对而言，哈贝马斯更侧重于对交往行动的语用学分析，认为建立在参与者与世界关系基础上的非语言作用是语言行动的出发点，也是交往行动的核心所在。他说：“为了在一个给定情境中被理解，每个话语必须至少是含蓄地建立起并表达出言说与交往伙伴间的某种确定关系。”[4](p140)这种“确定关系”体现了语用学的三项基本功能：借助于语句呈示世界中的某种东西；表达言说者的意向；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由此，哈贝马斯把交往行动中的语用分析确立为三个角度，即真实性、真诚性和规范性，其中，真实性指涉行动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真诚性指涉行动者与主观世界的关系；规范性指涉行动者与客观世界及社会世界的关系。“一个发言者只有借助他的表达，至少与一个‘世界’发生关系，并且是利用了行动者与世界的这种关系原则上是适合于一种客观评判的这种状况，从而要求他的对手采取一种合理动员的态度，这个发言者才能提出一种可以批判的要求”。[5](p35)这样，通过语言分析的交往行动来看合理化问题，合理性的标准是参与者语言行动的真诚性、规范性或真实性。

（三）

对交往行动的语用学分析，只是相对静态地在参与者与世界的关系中讨论了社会行动的合理化问题，但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哈贝马斯把合理化问题本身看作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社会进化的产物。那么，如何把交往行动理论放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解释背景，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去理解合理化问题呢？在这里，哈贝马斯运用了“生活世界”概念。

任一交往行动在逻辑上都可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理解，指交往参与者对一种表达的运用性的赞同；二是意见一致，指“主体内部对发言者对表达的适用性所提出的运用要求的认可。”[6](p167)哈贝马斯认为，对表达的理解和运用要求的认可皆取决于一种固定的状况规定，这个状况规定构成了交往行动的背景，它不仅是交往行动成功的前提条件，也是交往行动发生的范围或界限。哈贝马斯把这个状况规定定义为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一词来自于现代西方哲学中以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流派，但哈贝马斯不满现象学理论对生活世界所作的主观内部性定义，倾向于对生活世界作结构主义的把握。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他把生活世界划分为事实、规范和经历，相应地，其象征性结构表现为文化、社会和个人。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的交往行动必然涉及象征性结构的三个方面，“在理解的职能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文化知识的传统和更新；在行动合作化方面，交往的行动服务于社会统一和联合的形成，最后在社会化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7](p188)象征性结构的生成与内部传递标志着生活世界统一体的变迁，这都是通过交往行动的合理化论证来实现的，并表现为有效知识的连续化、集团联合的稳定化和具有责任能力的行动者的形成。

哈贝马斯把文化称为知识储存，把社会称作合法秩序，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显然，对个性的限制来自于文化和社会。他认为，若使交往行动成功进行，生活世界必须满足三个基本的状况规定：第一是行动者的独立自主性，指其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并不完全受外部世界限制；第二是文化的独立性，不受外部社会结构的强制；第三是交往的透明性，指参与者在原则上可理解一切。如此看来，用交往行动理论来分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合理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讨论文化传统的延续、社会规范的稳定及个性的伸展这三个结构性领域之间的平行发展式的平衡关系问题。哈贝马斯怀疑文化理解模式的运用范围，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决定论，但在另一方面，他更关心的则可能是社会领域的“地位”上升问题，这一点在他讨论“体系与生活世界的脱节”时有充分的体现。

借助于帕森斯的经典划分，哈贝马斯也把生活世界的象征性结构——文化、社会和个性称为体系，并把他们看作是相对于生活世界的另一种秩序，以此，他又将社会历史变迁解释为两种秩序的区分过程，即“体系与生活世界的脱节”。

最初，体系完全融于生活世界之中，表现为同一世界观指导下的社会统一。在交往行动中，文化体系、社会体系和个性体系都通过自身的再生产活动维持着生活世界这个统一体，并促成生活世界的进化。但随着历史的进程，体系日益发展其自身的独立性即脱离生活世界，到现代社会，逐渐形成了有组织形式和媒体控制的社会关系领域，如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国家权力体系等等。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生活世界的三个象征性结构相对照，可以看出，这些社会关系领域基本上是社会世界的结构性伸展，因此，哈贝马斯所言“体系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实际意指，社会体系脱离了原本与之平行的文化及个性体系的制约，并随着其地位的不断上升，反而控制了文化和个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世界出现了结构性紊乱，不再能维系原有单一的社会统一，共同状况难以形成，交往行动也无法继续。现代社会中充斥着以权力和货币为控制媒介的社会行动，这种行动局限于明显的目的合理性，在目的论行动面前，社会地位、社会文化，甚至个性认同都变成了某种“可获得物”。“社会成了第二自然界”[8](p207)，生活世界萎缩为社会体系的下属体系，其象征性结构领域也遭到破坏，表现为意义丧失、无规律性和精神病。哈贝马斯并没有去深究导致这一变迁的理论根源，而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从历史发生论的角度，把这一变迁印入到现实的社会进化之中。他指出，经过平等的部落社会、等级化的部落社会、按照政治划分层次的阶级社会以及按照经济结构划分的阶级社会这四种形态的历史更替，西方社会也完成了从亲属关系为核心的生活世界统一体，到以婚姻交往机制为核心的层次结构，再到以权力机制为核心的国家组织，直至以货币等控制媒体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这一演化过程。伴随着生活世界衰落和体系控制行动兴盛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涌现，但道德和法制的专门化又起到了调节公开冲突的功能，它们把社会危机控制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框架之内，使得社会统一不至于崩溃。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一种“合法化危机”。

（四）

哈贝马斯把合理化问题看作是社会问题，相当于迪尔凯姆所说的独立于主观意志之外而存在的社会事实。他反对仅仅以目的论行动或戏剧行动来研究合理化问题，认为这两种行动理论都带有过多的主观心理主义色彩，在他看来，“心理的”不能导致“社会的”。哈贝马斯没有提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颇具影响的以布劳和霍曼斯等人为代表的交换理论。交换理论吸收了经济学中的交换概念，把社会行动看作是人们之间以权力、金钱等为媒介的社会交换行为，或许，哈贝马斯把它作为目的论行动的一个特例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反对规范调节行动理论的解释模式，认为在那里找不到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行动主体，而失去这个最能动的因素，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行动合理化问题的。不过，哈贝马斯并不是简单地排斥这些行动理论，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他们的基本内核，与其他几种行动理论相比较，交往行动理论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交往行动概念本身涵盖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这无疑会增强其理论的解释力。

最能显示哈贝马斯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刻的地方是他凭籍交往行动对合理化问题所作的语言学分析，这无疑是受到了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分析，为合理化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解释途径，在共同状况的规定下，哈贝马斯很自然地把对社会行动的理解从个体参与者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现象领域。

可能是受到帕森斯结构分析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对合理化问题的分析仅限于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维度。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并没有集体或集体行动的概念。他谈到交往行动要求意见一致的合作化，但仅到此为止，并没有继续探求，若是以一人以上作为交往行动的一方发言者或听众，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简单地把一人以上主体的一致的社会行动看作是集体行动，那么，当我们走出纯粹的理论层面，进入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就会发现，社会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集体行动标志的社会行动所直接推动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社会中一加一不会简单地等于二一样，集体行动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众多的个体社会行动。在很多情况下，正是集体行动直接导致了制度的创设和规范的形成，而文化传统和个性认同也以此在集体行动中得到延伸。集体行动也不等同于规范调节行动，如同个体的交往行动一样，集体行动也可以沿着三种不同的方向展开，即客观真实性、规范符合性和主观真诚性。不过，要是把集体行动纳入交往行动理论，也会遇到许多困难，最突出的便是难以用语言学分析的问题。因为这里还将面对两个逻辑环节，其一是集体行动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关系，其二是集体行动的意义问题，指集体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但若忽视集体行动，在个体的社会行动与现实的社会构成之间势必会缺失上述的逻辑环节。其实，关于集体行动问题，现代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有过十分详细的论述，它们已经证明，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由集体行动的困难所带来的。

从表面上看，哈贝马斯是利用生活世界概念来填补这个逻辑空白。

一方面，他把生活世界“构思”为交往行动得以发生的前提和界限，生活世界是使交往行动参与者相互理解和形成意见一致的共同状况，构成了交往行动合理化的解释背景。若要交往行动成功进行，参与者必须处于某种共同状况规定之下，状况如果发生变化，参与者还需要重新引入一种共同的状况规定，否则行动者必依状况规定的变化而修正、改变甚至停止原有的交往行动。但是，“交往参与者不能象涉及事实、规范或者经历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涉及生活世界中的某种事物”。[9](p174)这样一来，生活世界似乎仅仅是一个高度抽象化了的状态描述，很接近于其在现象学中的原初意义。哈贝马斯为避免他所反对的“主观意向性”，并给合理化问题的实证分析寻找一个经验基础，又为生活世界设定了一个象征性的结构领域，在那里，交往行动可以直接指向文化、社会和个性，但这又大致和三个世界重复。因此，如果只是作为交往行动合理化问题的分析背景，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并没有什么新意，也无必要，因为三个世界理论完全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而且，如果仅仅把生活世界看作是抽象意义上的统一体，那么它仍处于个体的社会行动与现实的社会构成这二者的逻辑线段之外，并未能填补其中的空白，可以认为，哈贝马斯只是想当然地把交往行动与社会构成及其变迁直接地联系到一起，而生活世界一词另有他意。

让我们转向生活世界的另一层含义，这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生活世界，文化、社会和个性这三个领域内部的再生产活动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变迁史。哈贝马斯认为这一变迁也反映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就是一个生活世界日渐衰落，体系与生活世界逐渐脱节的过程。这要求赋予生活世界概念本身以现实的内容，以此才能讨论活生生的体系（如市场经济体系、国家权力体系）与生活世界的脱离，才能讨论生活世界衰落的社会学意义，因此，生活世界这一词又似乎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内容。然而，如果生活世界的完满形式只存在于历史，以之为条件的交往行动在现代社会将成为不可能，那么，在不存在交往行动的现代社会，社会学者又凭什么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工具来研究社会问题呢？

笔者以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应当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规定，它标识一种理想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都能以自由、公开的方式证明其社会行为的真实性（符合客观）、正确性（符合规范）或真诚性（符合主观），并以此为基础，促成整个社会的整合。与生活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社会的体系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行动带有明显的媒体控制色彩，在金钱、权力等的支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往往服从于一种目的论而工具化，自由公开的交往行动被压缩到了狭小的地方性领域如家庭，甚至这个极有限的阵地也正在被各种控制媒体日益侵占，表现为家庭稳定性下降，越来越失去其传统的维护社会整合的功能。所以，以生活世界为标准，现代社会的结构领域便在整体上出现了合理化问题，而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其社会学理论的社会批判性的。

⑦ 考研用书 急急急！！！！！！！！！！！社会学导论这本书和社会学差别大吗

你说的《社会学（第十版）》，是戴维波普诺的吗？这个应该是最系统最权威的了，而且回我个人觉得读答起来也很有趣，而《社会学导论（第二版）》你指得是风笑天的还是孙立平的还是别的谁谁谁的？？风笑天《导论》与《社会学》差距较大，除了像《社会学》一样介绍社会学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基本研究范畴之外，又介绍了一些主要社会学家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说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学史”，而孙立平的《导论》在章节结构上类似《社会学》，若是要说区别的话应该就是孙的《导论》是中国化的《导论》，融入了许多对中国现实性的探索。。。。我个人觉得你应该再买《导论》看看，没有哪两本社会学专著会一样的，每一个社会学家或社会学者都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像风笑天是以方法著称，而孙立平则致力于发展社会学，多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等，如果你报考的学校换了参考书，那就说明他要改变考试方向了。。。。

⑧ 《民法的精神》读后感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三是科学合理性。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⑨ 政治社会学中的理性化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韦伯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指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权力者个人意志等实体性要素的影响,强调法律的自治性。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强调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独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内在价值范畴。而合理性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而这种公认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公认价值。它们或者依靠法律规则,或者仰仗传统信仰,或者依赖统治者人格魅力而维持着对社会的统治。因此,合理性是与正当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统治意味着这种统治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同时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着它得到人们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且用法律之内的标准来处理案件；同时法律一般、独立的性质被社会所承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经由欧洲学说汇纂派(即概念法学)的研究推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类型,它也就是实行“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社会的法律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这种坚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义的过程。这里还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韦伯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两个概念,若将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进一步细则化、条件化了,这就意味着法律确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说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结果。但是，形式化与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总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对客观世界自觉的技术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只有这种形式化被置于人类理智的自觉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则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