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单纯的救济发展成为全面的社会保障（或由暂时性到制度化）；政府立法和制度保障。（4分）
影响：保障了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缓和了社会矛盾，扩大了社会消费。（2分）
（2）（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条理不清，表达不准确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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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举例：
观点：人民福利是大国竞争的重要体现。（或国家崛起要保证人民福利；社会保障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2分）
论述：历史上的大国普遍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6分）
⑸ 罗斯福正式当选总统是1932年还是1933年
1932年竞选成功 1933年正式上任
⑹ 1942年，面对河南大饥荒，国民政府的领导们是如何反应的这场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费正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他补充说：“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
回到1942年的现场，在那场导致30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300万人死于非命的灾荒中，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为后来的政权崩溃埋下了伏笔。
预警
时至1942年7月，来自不同管道的消息，通过电文、私人信函、媒体报道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们的耳中。
1942年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了驻洛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的电报，报称：“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魈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
何应钦将这封电报中的内容转给了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
两天之后，创刊不久的南阳《前锋报》，针对河南各县均已成灾之现实，以社评的方式呼吁政府“灾象已成，迅谋救济”。报纸评论相当尖锐地指出，“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负责当局其速图之！”
8月14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亦致电中央赈委会孔祥熙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凌（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鹿邑、杞县、宁陵、商人（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豫籍国民政府参议员郭仲隗则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树皮、观音土等，在10 月30 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
党、政、军、民各路人马沿着政府有效的沟通渠道，将河南重灾的消息传递到决策中枢。
失真
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发展期中，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手足无措。之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发百年不遇大水灾，灾情遍及23省。南京国民政府乃改变以往救灾政策，以中央政权为中心，制定计划，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将整个救灾过程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并设立专门的赈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赈济事务，其委员长一职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
江淮水灾的救援，被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认为是“有效的大规模行动”。
从确立救灾制度，到全国动员，乃至赈灾方式的创新，国民政府在其后的数年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1942年的各种警报显示，对于刚刚遭受过水灾的河南来说，当年的旱灾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
但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信息开始预警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曾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蒋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但何的反应却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显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汇报，但他的反应更加出人意料。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蒋介石生气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在受水灾的情况下，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参政会上，国统区21省中照核定数额完成征收者仅有11省，而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特此对河南粮政局进行了表扬。
这样一个征粮业绩如此优秀的省份，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灾区呢？
不惟蒋介石不信，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中，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成分持怀疑者不在少数。
掩耳
“恰好这几天以来，天雨适时，各地农作物皆欣欣向荣，本年粮食产量必然特别增多，岁收丰稔，可以预卜，可谓得天助。”
1942年6月1日，西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粮政会议时，心情相当不错，除了“天助”，他在演讲中列出的有利因素还有“人助”——来自美国的5亿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蒋介石认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还需要自助”。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蒋介石对各地的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这真是过于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译一下这位统帅的言下之意：考虑到在打仗，政府的粮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动纳粮，那就是全社会的败类，应该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各省的粮政局长们听明白了，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灾荒中的河南开始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农民已经开始吃草根、树皮，却仍要面对新一轮的征购。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之后，杨一峰发现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竟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蒋介石并未注意到他的前线战场上正在发生的灾荒，或者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河南处于中原主战场，驻扎着汤恩伯、蒋鼎文率领的40万军队。在这次粮政会议上，河南省官员和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将河南1942年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会后徐湛大笔一挥，将250万石改为250万包，于是实际征收军粮数额变为335万石。
蒋介石并不相信河南官员的报告，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当年9月6日，在西安王典召开军政会议时，蒋介石更在演讲中痛斥各地军粮办事人员不努力。并当场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35%，兵役也占35%，其他占30%。军粮局以后不准向部队发给军粮券，必要交给实物，并且要如期如数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粮食缺乏，来推诿责任。在蒋介石看来，“军队谎报欺蒙之习，现在到处难免，流弊所及，不仅骗上官，骗同事，骗部下，而且他还要骗自己 。”
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政洲当时跟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赴西安参会，一路上眼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后来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国民政府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之后的统计显示，1942年河南的稻谷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实际收成仅有一成，这个数字则是河南当局虚报而至。
河南的确在瞒报，蒋介石猜对了开头，但却猜错了结果。
于是，在灾情快速蔓延的同时，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前一任务才是主要目的。他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等六县征粮与灾情。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张仲鲁更亲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成千上万的灾民开始逃离故土，远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到不少传教士发来的消息，他在这一年10月26日发出的报道中称，“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他忘了加上第3个原因——“国民政府”，当灾难向着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时，国民政府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更像是火上浇油。
用不了多久，白修德就会发现：这最后一根稻草是如何加上去的。
白修德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发现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活着，他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如果新粮到五六月份还不能接上，那么还将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
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被正义感和良心所折磨的白修德决心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
“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白修德后来回忆说，“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四处求见国民政府的高官。国防部长何应钦坦率地告诉他：要么是白修德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对白修德在撒谎。司法部长谢冠生则告诉他，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花了5天时间，白修德最终通过宋庆龄得以见到中国的最高统帅。
一张狗吃死尸的照片，最终令蒋介石行动起来。
1943年4月11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这位国民政府的掌舵者终于承认了河南灾荒存在的现实。他本应做更多事情来挽回一切，但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虚弱和无力，他祈求上帝来救他于危难之中。只是，这个国家留给他做试验的时日无多。
促使国民政府最终行动起来的因素，除了真实的灾情，恐怕还有顾虑国际影响，更实在的则是害怕影响即将开始的美国援助。但是当一个国家最终的决策者，要通过西方记者依靠私人关系突破重重障碍，才会重新判断灾情，做出救援举措的时候，实际上则宣布了政府行政体系的失败。没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没有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决策系统——这一切的责任最终需要蒋介石来买单。
运送粮食的火车终于加快了速度，但是蒋所掌控下的国度却要冲出轨道了。
⑺ 求1943年中国所取得外交成就。
宋美龄1942-1943年访美：中国对美关系史上一次精彩的外交宣传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二战。与此同时，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并对德国、意大利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42年1月1日，有26个国家签字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表，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不久，盟军成立了包括中国、印度支那、泰国等在内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但是，美、英主张“先欧后亚”的战略，对中国战场并未足够重视。已经过五年半的抗战的中国损失惨重，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恶化。特别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的抗战更加困难。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 不仅如此，盟军的多次首脑高级会议均将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排除在外，中国也未能参加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蒋介石对盟国忽视中国战场的态度十分不满，与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代表史迪威矛盾重重。
为了缓和中美之间的矛盾，罗斯福总统派上次总统选举中的失败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访华。在威尔基的提议下，蒋介石于1942年11月派宋美龄出访美国，希望美国能够进一步重视亚洲战场，加强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时间长达7个月，足迹遍及美国诸多大城市，接触范围包括美国政界人士、社会名流、新闻媒体、普通公众等等。她在各地宣传中国的抗日业绩，呼吁美国加强对华援助。她成功地引导美国朝野重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推动美国政府加强对华援助。宋美龄以其地位、美貌、智慧和才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宋美龄旋风”。宋美龄的这次访美在中国对美外交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外交活动不但影响了美国领导人，而且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民意，堪称各国对美外交之典范。
一、宋美龄1942-1943访美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 在宋美龄的美国之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几个美国人。
宋美龄1942-1943年访美的提议者、访美行程的主要制定者分别是美国人威尔基和卢斯。没有威尔基的提议，宋美龄的1942-1943访美难以成行；没有卢斯的精心安排，宋美龄的访美不会引发“宋美龄旋风”；而美国总统和夫人对宋美龄的高规格接待，使得宋美龄访美从一开始就颇为引人注目。威尔基、卢斯和罗斯福总统或是基于宗教信仰，或是基于政策主张，或是基于实际利益，都主张美国政府更加重视亚洲战场，并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他们是能够直接影响政府决策或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人物，均在宋美龄访美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之行的倡议者——威尔基
1942年秋天，威尔基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与蒋介石夫妇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威尔基向他们建议，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要转变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必须设法影响并且引导美国的公众舆论。与英国相比较，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显得相形见绌，因此，美国朝野不知道中国抗战的艰难、牺牲的巨大，更不了解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以及获得的援助太少等现状。 他竭力主张宋美龄访美，“我是多么坚决地相信，让我的同胞了解亚洲的问题和亚洲人民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这个地区派出一个有智慧、有口才和有道义力量的人来进行帮助……”。他认为宋美龄必将成为“十全十美的大使”。
威尔基的极力倡导最终说服了蒋介石夫妇。不仅如此，威尔基回国后向美国公众报告了他的中国之行。当威尔基先生于1942年10月26日晚上通过美国所有的电台向美国人民广播他的报告时，听众之多是任何一个不担任公职的公民前所未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翌日的报道表达了全美国的情绪，该报说：“ 威尔基先生宣传的是一个崇高的真理，既牵涉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责任，也牵涉到美国在国内的责任。”
威尔基的报告引发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为宋美龄访问美国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美国之行的高参——卢斯
卢斯是宋美龄访美能够大获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计划大都“是那位编剧大师卢斯制定的”。 卢斯的父亲是十九世纪后期来华的老传教士，他本人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因而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卢斯是20世纪美国新闻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创办了《时代》、《生活》等著名刊物，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 卢斯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他主张美国实行“亚洲第一”的政策。卢斯多次访华，并且与宋氏家族建立了密切联系，“ 宋氏家族使出版商、《时代》杂志公司的卢斯佩服得五体投地。卢斯在他自己办的杂志上扩大了他们的名声……”。 在20世纪40年代，《时代》周刊对中国抗战的报道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时代》周刊了解了抗战中的中国，了解到宋美龄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因此，当宋美龄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时，公众要去一睹其风采。
在宋美龄巡游演讲期间，卢斯利用个人影响在各大城市发动各界名流加入到欢迎宋美龄的活动之中，精心安排宋美龄与当地的政界人士、社会名流、新闻媒体和公众进行接触。卢斯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采用多种方式为宋美龄做宣传。不仅如此，卢斯还直接参与对华捐赠的工作：他帮助过去的传教士加赛德把八个援华慈善机构合并成为对华救济联合会，说服拉门德、保罗•霍夫曼、威尔基、塞尔兹尼克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同他一起担任对华救济联合会理事会的理事。卢斯本人捐献了六万美元，他还亲自向所有《时代》杂志的订阅者发出捐款的呼吁。
总统和第一夫人
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对宋美龄进行了高规格的接待。他们先后邀请宋美龄在白宫和私人住处海德公园小住，并分别陪同宋美龄出席国会演说和新闻发布会，这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事情。宋美龄到达美国的第二天，罗斯福的夫人埃利诺就到医院探望，并把宋美龄视为子女般亲切款待。宋美龄展示了与美国总统和夫人的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扩大了宋美龄访美的影响力，使得她的美国之行异常引人注目。
2、 游说美国国会议员。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行政分支的决策要获得国会的通过。如果宋美龄能够说服美国国会议员，那么她的求援行动就成功了一半。
宋美龄是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她的演说在美国朝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她演说的主题是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历史友谊，控诉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日业绩，阐述正义战争必胜，呼吁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予以更有力的支援，以求世界和平。宋美龄虽为求援，但她不卑不亢，慷慨激昂，充满正气，深深打动了国会内外的听众。“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 这句话在今天听来依然令人鼓舞。
罗斯福夫人称赞宋美龄的演说“不仅盛极一时，抑且举世无双”，“当我看到蒋夫人身着中国服装，沿着阶梯走向讲台，被四周站立的人群包围时，我不得不为她的成就而感到荣幸之至。当她演讲时，她俨然是一位斗士！”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勃罗姆说：“蒋夫人演讲时态度之优雅，揭示世界局势之透彻，运用英语之流利灵巧，不但使每一听众能了解其意义，且能与其抱取同一见解，莅美外宾之影响美国民众者，从无若蒋夫人之甚！”议员凡登堡被宋美龄的演说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蒋夫人在参议院之即席演讲，为本人列席国会17年以来最佳之演讲词，预料国会必能实际援华，不徒以空言塞责。”
她的演说通过美国的四大广播网现场直播，各大报纸全文刊出，在美国公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朝野人士纷纷写信向宋美龄致敬或邀请宋美龄去观光、演讲，每天收到信函多达三四千封。美国各界报刊杂志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多达3000余篇。
3、多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利用新闻媒体造势。
在美国，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美国的大部分媒体都是商业机构，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媒体多少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能够影响公众的态度，进而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
宋美龄非常重视借美国的“无冕之王”为自己造势。在国会演讲的第二天，宋美龄与罗斯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各报记者出席人数达173人，人数之多，实属空前。宋美龄每到一地，卢斯都安排她与新闻记者会谈或者召开记者招待会，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巡游演讲所产生的宣传效果。
宋美龄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可以与她在国会的演说相媲美，她的个人才能和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在众多记者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
记者：舆论上对于援助中国，确无二致，但曾微闻有人说中国并未充分利用人力作战，夫人对此有何见解？
宋：吾人不能徒手作战，有若干配备，即用若干人力，吾人毫无空军掩护，便以抗战4年，所谓中国未充分利用人力一说，完全不值一驳。
记者：在华美国空军对于中国军民之影响如何？
宋：战事初期时，吾人只有飞机数百架，后随战事紧张与持久而逐渐丧失。…迨贵志愿空军来华，屡创日机，造成辉煌之战绩，…中国现所需要者为军火，其要点在如何可使得到飞机与汽油，贵国总统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余意此一问题，还须请总统解答。
记者：夫人有无具体办法，使吾人对华援助可以迅速增加？
宋：顷间总统曾谓上帝许君等如何快，君等即如何快，余可补充一句：上帝助自助者。盖中国战士以血肉抵抗共同敌人，美国对华之援助，在中国观之，乃在尽其友情与盟义。”
一位专栏作家对这次记者招待会做了这样的评价：“总有一天，他们可能让海伦•海斯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她决不会比蒋夫人演得好。”
4、 直面美国公众——巡游演讲于美国各大城市。
美国公民一生要参加的选举几乎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他们手中的选票不仅能够决定选举中哪位候选人能够当选，还能够影响这位当选者在任期内的决策。联邦参议员的某个决定往往受制于家乡选民，众议员的决定更是要看他所在选区的选民的脸色行事。因此，美国的公众舆论虽然不能直接决定政府的决策，却往往能够对之产生相当大的制约或促进作用。
宋美龄在美国七个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与美国公众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再一次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陈廷一的《宋氏三姊妹全传》一书中比较详尽地列出了宋美龄的行程安排：3月2日晚，纽约，宋美龄出席了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的有2万余人参加的市民欢迎会；3月22日，宋美龄出席芝加哥市2万余市民在大运动场举行的欢迎大会；3月25日，宋美龄出席旧金山市政厅的群众欢迎大会，并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4月4日，宋美龄参加了洛杉矶市民在好莱坞广场举行的盛大欢迎会。这是宋美龄访美以来听众最多、最为辉煌、最为热烈的一次欢迎会，是美国民众欢迎宋美龄的最高潮。
在这一系列演说中，宋美龄运用广博的中西文化知识、流利的英语，紧紧围绕国会演讲的主题，引发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战场形势的普遍关注。不仅如此，所到之处，宋美龄就到当地华侨中发表演讲，向他们介绍国内抗战的主要情况，唤起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
顾维均在回忆录里记载：“他（孔令侃）说蒋夫人行程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国公众对远东战争感到关心，从而促使美国采取积极支援中国的政策。蒋夫人预料如果能唤起美国大众认识远东战区的重要性，他们可能受激发而给白宫施加压力。…孔说新近白宫曾派人到全国各处去收集群众对总统的反应。这些人回来报告说发现各地的人民，都对政府疏忽太平洋和远东战区的政策表示不满。”
二、宋美龄访美对中国抗战的作用。
宋美龄成功地利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她以其特殊的身份、出众的才华游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缩短了国民政府与美国最高决策层之间的距离。她借助新闻媒体和巡回演说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尊敬。“宋美龄旋风”使得美国朝野对加强对华援助事宜基本取得一致意见。
宋美龄离开美国回重庆时，罗斯福即致电给蒋介石称，在与蒋夫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他感到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就亚洲的军事合作及战后一系列问题作认真商讨。 不久，罗斯福极力说服丘吉尔，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到1944年前后，中美两国在援华飞机数量，空运物质吨位和废除《排华法案》等问题的交涉上都有重大突破。1943年12月7日，美国正式废除《排华法案》，1944年上半年，美国援华空军飞机超过500架，下半年，通过“驼峰”的来华美援物质每月达到46600余吨。
随宋美龄回到中国的还有一笔笔或多或少的捐款。波士顿市市长赠给宋美龄一张支票，以救济中国难童；好莱坞各界向宋美龄捐献美金6千元；美国荣誉会南加省分会赠献美金1千元；… 在美国的华侨更是慷慨解囊。如波士顿华侨抗日救援会一次就捐赠法币30万元；芝加哥各侨团捐美金6万8千元，法币2万元；旧金山16人组成的募捐团一日捐得法币23万元；其余团体及个人捐美金2万余元，法币35万3千元；… 对华救济联合会收到的捐款总额在1942年底就达到了1700万美元。有些捐款来自象卢斯这样有才有势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捐款来自美国的小城镇。
宋美龄访美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新华日报》评论，“她为国家为民族赢得了无限的光荣盛誉，使中国六年抗战，为世界和平和民主而奋斗的光辉战绩，在国际之间更加显著，国际地位因此高扬，外援因此广泛地开展，直接有助于中国的抗战，有助于中国与盟邦的相互了解。这些功绩，对抗战的帮助是不可计量的。”
自日本侵华以来，国民政府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外援以约束日本的行为。“九•一八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日本退出国联之后，国民政府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主要签字国美国。国民政府试图依靠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来对付挑战东亚国际秩序的日本。然而，软弱无力的国联无法约束日本，美国无力也不愿单独对付日本。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为国民政府争取外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中国已经坚持抗日达5年半之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盟国的援助对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宋美龄的访美使国民政府一直追求的“外交救国”路线达到了成功的顶点。
三、对宋美龄个人作用的评价。
宋美龄长达7个月的访美活动使她几乎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而在过去的75年中，女性只有5次获得过这份殊荣。西格雷夫说过这样一段话：蒋宋美龄成了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她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把她列为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10个妇女之一。她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决定，并通过这些决定影响全世界整整30年。
西格雷夫对宋美龄的评价难免有夸张之嫌，因为宋美龄访美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果，还得益于其他的因素。首先，1943年上半年，中国战场被美国视为结束对日作战的最佳陆上基地。而且，罗斯福预计中国在抗日战争后能够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将中国视为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合作者。美国政府在当时实行“联华抗日”的政策。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人民刚刚经受了战争的创伤。中国人民坚持抗战长达5年多之久，表现出了顽强不屈的牺牲精神，因而赢得了美国朝野的同情和尊敬。
尽管如此，宋美龄的个人作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的。如果把宋美龄访美比作一场话剧，卢斯集编剧和导演的角色于一身，而宋美龄则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宋美龄更好地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使命。她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较之一般的外交官员有更大的活动能量。以争取美国飞机援助为例，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长期在美国活动，终不见成效，原因之一是“无法与罗斯福见面”，只得转请自己的小妹出面在白宫迳与总统交涉，这才获致具体结果。 她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求学长达10年之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蒋夫人对东方可以代表西方，对西方可以代表东方，吾人能有蒋夫人其人，深信双方必能入弟兄手足，真诚合作，达到最后胜利”。 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在由男性主导的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
历史赋予了宋美龄一次难得的机遇。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宋美龄成功地把一个新的中国带给了西方世界，成为当时中西文化沟通的一座“桥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呈现给外部世界的是一种可任人宰割的形象。宋美龄以她自己的崭新的风貌和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大力宣传，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陈旧看法。
在中国抗日战争相当艰苦的时期，宋美龄成为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一位特殊的代言人，卓有成效地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外交宣传。在一些美国人的帮助下，她巧妙地利用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者，而且还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公众舆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以夷制夷”的弱国外交，苦求生存。宋美龄1942-1943年访美是中国第一次影响世界强国的内政，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一些成功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外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43年1月11日 中英中美签订新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1943年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和英国、美国分别签订了取消英美两个国家在华治外法权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同时取消1901年9月7日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的议定书（即《辛丑条约》），该议定书及其附件给予英美两国的一切权利应予终止；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动与管理权交与中国政府，凡关于上述租界给予英美政府之权利应予终止等。
新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明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军在东、西方各主要战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同盟国则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的出现，战后世界安排问题逐步被提上同盟国的议事日程。虽然美、英、苏等国都从各自利益出发来规划战后世界的秩序，但有一点它们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即同盟国在战后应继续保持合作。在罗斯福看来，这种合作既要通过一个相应的国际组织，又要通过大国之间适当地划分势力范围。为此，罗斯福很想举行一个美、英、中、苏4大国首脑会议，与从未谋面的斯大林、蒋介石一起商讨有关战争和战后安排的问题。蒋介石非常欢迎罗斯福的提议，但斯大林因苏联并未处于对日战争状态，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会议，丘吉尔又反对中国过问欧洲事务，这样罗斯福最后决定，美、英、中3国首脑先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之后再举行美、英、苏3国首脑会议，以讨论欧洲及其他有关问题。
1943年10月，美、英、苏3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为3国首脑的会晤做准备。会议准备就成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发表一个《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除美、英、苏3国外，还应将中国作为宣言的签字国。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此持冷淡态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则认为，既然中国外长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的宣言自然是3国宣言，不能将中国作为宣言的签字国。赫尔强调：“为了维护联合国家统一的精神，把中国包括在内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将在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国排除在外，则对联合国家的统一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而且“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4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3国将其当面摒弃，那就极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应”。赫尔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做说服莫洛托夫的工作。美国方面之所以坚持将中国作为原始签字国，首先是因为其承认和重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除此之外还同其对战后世界安排的构想有重要关系。
美国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削弱，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与日剧增，将成为战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唯一强劲对手。为了维持战后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优势地位并同苏联抗衡，进一步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遏制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对其“友好”的中国。早在1943年3月，罗斯福在接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就指出：未来的国际组织（即后来的联合国）应有3个机构：其一是所有联合国家都有代表参加的全体代表大会；其二是由4大国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一机构将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并拥有和行使联合国警察的权力；其三则是处于上述两个机构之间的咨询委员会。罗斯福还特别强调，在4大国中除美、英、苏外，还应有中国，“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有用的平衡力量”。9月，罗斯福在同其挚友、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又指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府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基础”。而蒋介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论战时还是战后，中国都愿意接受美国之领导。既是如此，赫尔的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最后，英国和苏联方面同意中国作为原始签字国。10月27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致电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授予其签字全权。
10月30日，中、美、英、苏4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4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4国将遵照《联合国家宣言》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其无条件投降。另外，宣言还明确宣布：4国将在尽快可行的日期内，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新的国际组织成立之前，4国将彼此磋商，并在必要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该宣言第一次正式宣告4大国一致赞成战后成立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并已粗略地描绘出了未来国际组织的轮廓，从而迈出了创建联合国的关键一步。
4国宣言是继《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第二次以大国身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的有关国际事务的重要文件，它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参与签署4国宣言，表明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已正式承担义务，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国将在其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其后，中国一直以4大国之一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并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组织的创建工作，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⑻ 近代中国出现了哪些社会救助团体主要进行哪些工作
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
到了近代，中国的福利思想一方面承继了儒家思想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福利看成是一种在常规的社会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能满足一部分社会成员某些较为特殊的社会需求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此，社会福利的目标被锁定为“为社会弱者服务”，即济贫。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济贫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初，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四年（1915年），政府便仿照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了《游民习艺所章程》。1928年，政府又颁布《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构规则》，翌年，颁布了《监督慈善团体法》。1930年政府在全国推行救灾准备金制度。这些立法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用法律手段来规范济贫行为。
1941年政府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准备制定《社会救济法》。1943年《社会救济法》公布实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济贫大法。同时，政府认为以前制订的相关法规已经不合实际，接着又公布了一系列法规，如《社会救济法施行细则》（1944年）、《各省市县市地方救济事业基金管理办法》（1942年）、《社会部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1944年）、《救济院规程》（1944年）、《管理私立救济设施规则》（1945年）、《赈灾查放办法》（1947年）等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济贫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1943年的《社会救济法》规定，社会救济的对象为：“一、年在流失岁以上精力衰耗者。二、未满十二岁者。三、妊妇。四、因疾病伤害残废或其他精神上身体上之障碍不能从事劳作者。五、因水旱或其他天灾事变致受重大损害或因而事业者。六、其他依法令应予救济者。”
《社会救济法》规定的“救济方法”有十二种：“一、救济设施处所内之留养。二、现款或食物衣服等必需品之给予。三、免费医疗。四、免费助产。五、住宅之廉价或免费供给。六、资金之无息贷予。七、粮食之无息或低息贷予。八、减免土地赋税。九、实施感化教育及公民训练。十、实施技能训练及公民训练。十一、职业介绍。十二、其他依法所定之救济方法。”[5]
但是，遗憾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述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在实践中，政府只是敷衍了事，措施不力。尤其是救济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制和作派，难有作为。针对当时的现状，在民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本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1911年步济时先生在北京组成的“北京社会服务俱乐部”，这个组织数年后发展到有600名学生参加。1921年，燕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1929年扩大为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他们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救助的实践。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促进派”最为著名，并且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进行了实验。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恶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改良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当时，国外教会和慈善机构也曾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慈善活动。教会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30—40年代，美国的一些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救世军等，也来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赈灾活动。他们一度雄心勃勃，试图以善举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发现，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外国慈善家们能够管得了的。
综上所述，在旧中国始终是“剩余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处在政府腐败、战争频乃、灾荒连年的历史环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的济贫也无法实现。
只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在1922—194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历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都将救灾救济作为党的重要政策提出，并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为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作出了努力，由苏区、边区或解放区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
1945年7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了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1946年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救总”），并制定了《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组织和工作条例》。救总的任务主要是调查和统计抗日战争时解放区所受的损失，接收和分配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并且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相配合，为解放区的灾民和战争难民提供了大量的救济款项和物资。救总的工作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救灾救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⑼ 罗斯福上台后做了哪些努力
罗斯福上台伊始,便宣布实施"新政",教材指出:"罗斯福在提出'新政'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具体的政策计划.但为了复兴危机中的美国经济,他执政后推进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并根据形势变化和政策执行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加强了国家对金融,农业,工业,社会救济,公共工程及财政等方面的干预,使美国政府承担起保障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责任."这样的表述比较实事求是,说明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时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计划,但改革的决心已定,而改革又是全方位的,且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调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罗斯福新政的内容,教材首先概括了三个方面,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救济——指救助急需帮助的大批失业者和贫民;复兴——是指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使陷入萧条的经济恢复运转;改革——是指采取长远措施改善全国总体经济状况.教学中教师应要求学生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教材还设计了一张《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表,将新政的措施具体分为四个项目加以列叙:
整顿银行与金融业.主要措施有下令银行暂时休业整顿,逐步恢复银行信用;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美元贬值;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扩大联邦储备委员会(中央银行)的权力;管制证券业.国家公布的法令有《紧急银行救济法》《联邦证券法》《银行存款保险法》和新的银行法等.罗斯福采取的这些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到1933年4月,存回银行的通货已达10亿美元,这说明罗斯福整顿银行与金融业的措施,很快起到了恢复银行信用的作用,促进了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提供了前提保证.教学时建议让学生看教材《罗斯福》像和【历史纵横】关于"炉边谈话"的材料,让学生明白,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当时国家整个银行信贷体系陷入瘫痪,罗斯福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须尽快恢复公众对银行的信任,改革也首先从整顿银行与金融业开始,而罗斯福向公众发出这一重要信息则是通过与公众"拉家常"式的"炉边谈话",成为后来他向公众阐述政府政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不能不说是罗斯福的一个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美国公众对新政的支持.
调整农业政策.主要措施有成立农业调查局;减耕;政府为农业提供补贴;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土壤.调整农业政策的目的是摆脱农业危机,缓和农民的斗争.国家调整农业生产的中心措施是公布《农业调整法》,通过政府的奖励和津贴,以缩减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
复兴工业.主要措施有制订了包括工资,工时,禁止童工及保障工会谈判集体合同权利条款的行业公平竞争法规,要求工业各行业遵守;管制公用事业控制股公司;加强对通讯和海,陆,空运输的管制.国家复兴工业的中心法令是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以蓝鹰为标志,其执行机构是新建的国家复兴署.接受这一法令的企业可以免除根据反托拉斯法而被起诉,其产品则贴上"蓝鹰"标志.公布此法令的目的就是试图依靠国家和垄断组织联合的力量,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状态纳入有控制的轨道,加强国家对工业的计划与指导.教学中建议教师引导学生看教材《蓝鹰标志》图和【历史纵横】关于《国家工业复兴法》的材料.
社会救济与公共工程.主要措施有建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工程进展署,公共工程局等机构;发放紧急救济金;推行"以工代赈";兴办筑路,市政,水利,军用设施及田纳西河流域改造等公共工程;为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和儿童提供社会保障.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看教材《国土资源保护队中的青年》图,并适当补充一两则材料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