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法典合同法
1、依照《中华人来民共和源国合同法》，合同成立。百货商场在遵照玻璃公司的要约中的要求在承诺期内发回承诺，虽然添加了包装方面的条件，但不属于实质性条件，不属于实质性变更，合同成立。
2、依照“德国法”判决？本人不了解德国法的具体规定，无法作答。
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百货商场的诉求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因玻璃公司在百货商场未回复承诺且承诺期未过的情况下，私自与工艺品公司订立合同，侵犯了百货公司的权利，该合同应属无效。故法院应判决玻璃公司与工艺品公司的合同无效，玻璃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应按合同内容继续履行，给付货物，并给付5万元违约金，且如果百货公司能够举证其在此期间因玻璃公司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则玻璃公司还要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贰』 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1.房东不同意你是不可以转租的，如果你强行转租房东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2.你剩余的房租和押金应该退你，但是你要向房东支付违约金。
『叁』 如何理解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解释：【悬赏广告】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悬赏广告的解释。
【条文理解】
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对悬赏广告多有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日本民法典》第529条、《意大利民法典》1989条、《瑞士债法典》第8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4条也有规定。我国《合同法》对悬赏广告未作规定。但在实践中，悬赏广告纠纷经常发生，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悬赏广告纠纷较多，且有不断上升趋势。悬赏广告适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传统的有报酬性的遗失物寻找等通常的民事行为之外，悬赏广告还出现了证据悬赏、行政悬赏、刑事悬赏、执行悬赏等。另外，悬赏广告因其于一定范围内公开发布，且完成行为人为不特定的一人或者多人，与一般合同行为仅限于当事人双方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更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我国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理过一定数量的悬赏广告案件，虽然近来多承认悬赏广告的效力，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法官及社会各界对悬赏广告的认识差异较大，案件的处理结果极不相同，社会的反映也众说纷纭，已经影响到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社会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态度。因此，本解释就悬赏广告作了一般规定，以明确悬赏广告的法律地位。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与类型
悬赏广告是大陆法国家和地区民法普遍承认的一种民事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大致而言，悬赏广告就是以公开的广告的方式，对于实施某一行为的特别是对于引起某一结果而悬赏的人，有义务向实施了该行为的人支付报酬。悬赏广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悬赏人做出悬赏广告；二是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特定行为；三是完成特定行为人请求支付悬赏广告声明的报酬。因此，悬赏广‘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为链结，由三个相互递进的行为构成。悬赏人作出悬赏广告是一种允诺，它是悬赏广告产生的前提，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可以称之为存在型悬赏广告；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使悬赏人的允诺条件在事实＿［已经实现，此时悬赏广告由于相对人的参与正趋于有效，此时可称为生效型悬赏广告；相对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则悬赏广告的整个过程已经结束，此时的悬赏广告可以称为实效型悬赏广告。
从国内实践来看，悬赏广告种类很多，除了通常的遗失物悬赏广告以外，还出现了较多的特殊领域的悬赏广告，如公安机关为侦破案件寻求线索的刑事悬赏，人民法院为强制执行而对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财产的悬赏，还有案件的当事人进行的证据悬赏，以及报刊杂志的创意大赛等悬赏，企业的商标创意悬赏等等。尽管悬赏广告的形式多样，适用范围越来越广，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对人性悬赏广告，二是对世性悬赏广告。
对人性悬赏广告是指悬赏人对某个特定主体所作出的悬赏广告，尽管该特定主体在悬赏广告时并不为悬赏人所知悉，但悬赏广告相对人却是确定的。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遗失物悬赏广告，再如，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也属于此类。其典型特征是：悬赏广告的相对方是特定的，并且相对方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如《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可见遗失物的拾得人是确定的并且依法负有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但其依法仍然享有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如《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按照承诺履行义务。”再如，犯罪案件的证人就是知悉犯罪情况的特定人，且依法负有提供线索和作证的义务。对人性悬赏广告对于当事人相对明确，且较为简单，在处理时一般不会过于复杂。
对世性悬赏广告是指悬赏人对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广告。有奖征文、创意大赛等就是典型的对世性悬赏广告。其典型特征是：悬赏广告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且相对方也无法定或约定义务去完成该行为。如现在各大网站流行的原创作品大赛，网站作出大赛广告，约定获奖作品给予奖励或者提供出版机会，参加作品大赛的人是不特定的，谁愿意参加都可以，而最终能够获奖的作品也是不确定的。参加不参加作品大赛纯属个人意愿和爱好，参赛人无法定参赛的义务。此类悬赏广告由于相对人不特定且往往是数量众多，因此其最终能否符合悬赏广告约定的给付报酬的条件，需要经特别的程序才能确定，而不仅仅依靠相对人行为完成而确定，形成的纠纷案件较复杂。如前几年某著名网站举办的一次创意大赛，最终结果是特等奖和一等奖多数空缺，结果引发了参赛者对评奖规则的争议，并形成了诉讼案件。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是事关悬赏广告案件认定和处理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目前，学理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主要有“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两种观点。“契约说”又称之为要约说，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人对于特定人或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意思表示是一个要约，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是一个承诺，行为完成时，则契约成立。相对人在契约成立时，即有报酬之请求权。“契约说”是悬赏广告最为传统的观点。依此观点，悬赏广告应适用民法关于法律行为和契约的一般规定，悬赏广告也要求订立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有合意，即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法官在处理悬赏广告案件时，就必须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契约论”提出挑战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有没有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是否享有悬赏广告确定的报酬请求权？按照通常的契约理论，显然不能认定于此上述两种情形时，合同已经成立，并产生合同法上的债权和债务。因为按照合同成立的原则，双方当事人的要约和承诺之间应当具有合致，而相对人完成行为是根本不知存在要约，则其完成行为不能认定为承诺。同样，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合同主体必须适格，即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订立合同。
“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负担债务，在相对方面则无须承诺，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换言之，悬赏广告人为意思表示并非要求相对方之承诺，其效力之发生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悬赏广告的单独行为说，可以很好地解决契约说面临的两大挑战：不知悬赏广告存在的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均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自作出时即产生法律约束力，其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只是作为取得报酬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种承诺。所以，完成行为人主观认识和行为能力则不在报酬支付的考虑因素之内。同样，单独行为说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其不能说明悬赏广告的撤回、撤销以及因撤销所生之损害赔偿问题。按单独行为说，悬赏广告一经发布就使悬赏人受到其在悬赏广告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不能任意撤销。但各国和地区多规定了悬赏广告的撤回或者撤销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悬赏广告可以有条件的撤回；《意大利民法典》第1990条第1款规定：“在前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前，基于正当原因，允诺得被撤回。”《瑞士债法典》第8条第2款规定：“悬赏者在行为完成之前撤回悬赏的，除其能够证明他人根本不能完成该行为的外，应当赔偿他人善意地为完成悬赏广告产生的费用。但赔偿金额不应当超过报酬的数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后的第165条也规定：悬赏广告得于行为完成前撤回之，“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日本民法典》第530条第（1）项规定：“广告人于完成其指定行为者期间，可以用与前广告同样的方法，撤销其广告。”此处悬赏广告的撤回，在合同法上与要约之撤回实有相似之处。
但究竟是采用契约说还是单独行为说，实属理论上之争议，而观各国和地区悬赏广告之制度设计，处理结果大致相同。“契约说”通过对无行为能力人和不知道悬赏广告存在之人完成悬赏行为之报酬请求权作特别规定后，仍然得到充分之支持，此与采单独行为说无异。同样，采用“单独行为说”的，也对悬赏广告之撤回或者撤销制度予以规定，肯定悬赏广告人之悬赏自由。正如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争论，严格言之，是一个法律学方法论上的问题”。“对具体问题之解决，并不因为采用何说而异，仅是说明方法不同而已”“在法学方法论上，应采实质标准。”近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案对悬赏广告规定进行了修改，其意在正式采用“契约说”，以免理论争论影响法律适用。台湾学界对该次修正有很大争论，王泽鉴先生对此有不同见解。苏永钦先生的认识可能更有意思，他认为，“由于悬赏广告可以用契约方式作成，也可以采用单独行为方式创设行为人（广告人）一方的给付报酬义务，两者皆不违反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则立法者究应以何者为‘典型’，决定的关键就在该社会中悬赏广告的实务以何者为多，一般人以何种态度看待此类广告。”所以，台湾地区“民法”关于悬赏广告修正案“不论以契约还是单独行为作为悬赏广告的主要类型都不要紧，本次修改的贡献，不在‘正确’选择了契约作为主要类型，而在把主次类型分得比较清楚。”
本司法解释将悬赏广告规定其中，在悬赏广告的性质上当然可以解释为采用了“契约说”。由于此处只是对悬赏广告作了原则性规定，以期使悬赏广告能够取得普遍效力的法律依据，但规定过于简单，法官处理各类悬赏广告案件时必须充分进行解释，准确把握悬赏广告制度全部内涵和体系结构，以避免简单采契约说而忽视特别情形的规制。
三、悬赏广告的构成及效力
悬赏广告之成立，按“契约说”，即须有要约和承诺，成立悬赏广告合同。悬赏广告是不要式合同、不要物合同、有偿合同和双务合同。具体而言：
1．悬赏广告之要约
悬赏广告的要约，就是悬赏人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意思表示。
（1）悬赏人。从悬赏广告实践来看，悬赏人的范围很广，悬赏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并无特别限制。法人中既有民事主体的公司、企业，也有事业法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法人也成为悬赏广告的主体。近年广泛引发社会关注的悬赏广告案件，多数与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有关，如犯罪线索悬赏、执行悬赏、交通违法悬赏等等，都曾引发社会热议。悬赏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发布悬赏广告的，可以按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处理。
对于悬赏人在发布悬赏广告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该悬赏广告所产生的报酬支付债务如何来承担，通说认为应当按照继承法之规定处理，由继承人承受其权利义务；如果属于法人的，则应纳人法人清算程序处理，仍由该公司享有权利，并以其财产承担债务。
（2）以公开方式发布悬赏广告。悬赏应当以公开形式予以声明，即以“广告形式”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广告形式”其意在要求悬赏应当以针对不特定人而声明，而不仅限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方式。既可以在报刊上登载，也可以在广播电视上播放；既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张贴，也可以当街喊叫；既可以是文字方式，也可以是语言方式。不特定人，以属于多数为已足，一定范围之人，亦无不可。
（3）须有一定行为的完成。完成一定行为是悬赏广告要约的实体内容之一，它是悬赏人和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一定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既可以是对悬赏人有利益的行为，也可以是对悬赏人不利益的行为，既可以涉及公利的行为，也可以涉及私利的行为，既可以是只有特定人能够完成的行为，也可以是多数人都能完成的行为。完成一定行为，悬赏广告中应当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行为之完成应当在期限内，超出期限的，不能产生悬赏广告中完成一定行为的效果。
该行为应以合法行为为限，凡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均不能成为悬赏广告之“行为”。即使完成了该行为，也不能产生悬赏广告之效力。所以，本条解释规定“但悬赏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意即悬赏广告如果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情形的，不能产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应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对于在悬赏声明之前已经完成一定“行为”的，是否可以按照悬赏广告而取得报酬请求权，应当细究悬赏之本意，即看悬赏人意在促使完成一定行为还是重点在于一定行为，如果属于前者，在悬赏前已经完成的行为不符合悬赏要求，如果属于后者，在悬赏前已经完成的行为符合悬赏的要求。比如，刑事犯罪的亲属为及早破案而发布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给予报酬，在发布悬赏广告之前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破案的线索，而正由于该线索，使公安机关顺利破案，悬赏人其意在能有线索帮助破案，而不在于是否在悬赏后提供破案线索，因此应当认定提供线索的行为符合悬赏广告要求。
2．悬赏广告的承诺
悬赏广告的承诺与一般合同的承诺不同。一般的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并须向要约人作出，以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悬赏广告的承诺，是以完成一定行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完成一定行为时承诺生效。此即悬赏人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之本意。当然通常情况下，悬赏广告的承诺应当以行为人知道有悬赏广告存在为前提，即完成行为以对悬赏广告要约之承诺为目的。但这只是通常情况，对于特殊的两种情况，应当特别对待：一是对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一定行为的，不能以行为人行为时不知悬赏广告存在为由使其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对此有两种解释：扩大承诺范围，悬赏广告的承诺以完成行为即为成立，不以知道悬赏广告为必要；将不知悬赏广告存在之情形设为特例，准用悬赏广告承诺的法律效果，即享有报酬请求权。两种解释方法其结果相同，均无不可。对此各国法律均设特别规定。二是无行为能力人完成一定行为的，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悬赏广告是契约行为，承诺人应当是适格的合同主体，以有行为能力为必要。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一定行为的，原则上不能当然作为承诺，在处理上，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有关规则，由法定代理人追认而确定其生效，当然也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尽管如此，可能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理论上权利保护不足，但实践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情形很少见，加之法定代理人追认制度，似可解决好这一问题。
3．悬赏广告的效力
悬赏广告成立后的法律效果有两方面：一是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二是行为结果的归属。
（1）报酬请求权。报酬请求权是悬赏广告最主要的法律效果。悬赏广告中一般都会明确约定支付一定的报酬，这是完成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悬赏广告会对支付报酬的数额有明确约定，如“如有提供破案重要线索者，支付酬金五十万元”，或者“评为一等奖之作品，获得奖金一万元”，“请拾到者归还，失主愿以五千元重谢”等。悬赏广告有明确约定的，支付报酬时则以约定为准。也有一些悬赏广告对支付报酬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只是说“请予归还遗失物，失主愿重金酬谢”。重金酬谢，只是说明要给予酬谢，但酬谢的数额并不明确。加之我国《物权法》关于遗失物归还的报酬也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标准还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但一般应当符合：下不低于完成行为人为此付出的费用等成本，上不高于悬赏广告人因此而获得的最高利益。如归还遗失物的，不能低于拾得人的保管费用、返还费用，不宜高于遗失物本身的价值。总之，应以生活之常识、常理，按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报酬的数额。
（2）完成悬赏广告行为所产生的成果的归属。一般的完成悬赏广告行为都会产生成果，有的成果不能独立存在，如提供线索破案，结果是破案，但不能作为独立价值而确定其归属；有的成果则可能成为法律上承认的独立价值的财产，如文稿、商标、专利等等。那么这些完成行为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后，这些完成行为之成果该如何确定其归属Z参考各国立法例，原则上这些成果的归属应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处理。悬赏广告没有约定的，原则上归行为人所有。
四、悬赏广告的适用范围
悬赏广告在两种情况下效力受到限制：一是对于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完成负有特定合同义务的人；二是对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
（一）对于悬赏广告约定的行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
根据悬赏广告人与相对人的合同约定，该合同相对人对完成悬赏广告中的行为负有合同义务的，则该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同时也是其履行与悬赏广告人合同义务的行为，这就产生同一行为满足两个法律关系的情形。此种情形，应当采用特别约定优先的原则，该合同相对人只能按照其与悬赏广告人之间单独的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而不适用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比如，游泳场馆按照其与顾客签订的合同，负有在顾客游泳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的救助义务，不能因为其进行的救助行为与悬赏广告约定的行为一致，而要求取得报酬。
（二）行为人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
行为人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的，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不能依据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行为人负有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法定义务的情形相对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国家公职人员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务的行为，即使与悬赏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一致，也不能依据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承担着履行好职责的法定义务，即使没有悬赏广告也应当完成其职责。如果允许悬赏广告适用于国家机关人员履行公职的行为，其结果会导致公权力行使如同交易，不利于维护公权机关的形象，同样，如果允许适用悬赏广告，也与公权力之性质相违背。公安机关就负有犯罪侦查和维护治安的职责，破案是其法定义务，不得推辞。如《人民警察法》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期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诸如制止犯罪、追捕逃犯、捉拿盗贼、寻找价值重大的遗失物、解救人质等都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警察完成以上工作即使是在非公职期间，仍然属于其法定职责，仍然不能按照悬赏广告请求支付报酬。国家质检部门就应当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检查监督，海事救捞局对遇险渔民的救助也是法定职责等等。当然一般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之外，按照悬赏广告要求完成一般的民事行为的，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也有权享有民事权利，在完成悬赏广告的指定行为后可享有报酬请求权。
2．依据法律规定负有完成某行为的义务的人，完成该行为时也不能取得报酬请求权。如犯罪受害人对提供破案线索的悬赏广告，如果犯罪人提供了犯罪线索的，不能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再比如，窃贼偷了人家的东西，失主寻物悬赏广告，窃贼归还该物的，也不能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还有因其在先行为而产生了完成某一行为的义务的，即使完成了该行为，也不能按照悬赏广告请求支付报酬，如带未成年人去游泳，未成年人出现溺水，该人就负有救助的义务，不能因为其救助行为而向未成年人的家属要求支付悬赏广告约定的报酬。
悬赏广告适用的上述例外情形，为一般通例。现实中也经常见到如犯罪受害人家属奖赏破案的警察的情况，奖赏负有法定或者合同义务的人的情形。此种奖赏原则上属于道德层面，由当事人自愿履行。如果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除非当事人在悬赏广告中明确确定不适用上述例外，一般不宜支持支付报酬的请求。
五、悬赏广告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数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
实践中数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如何确定报酬请求权问题，是实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可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数人先后分别完成该行为的，除非悬赏广告中有特别约定，一般应由先完成该行为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后完成行为人不能取得报酬请求权。
2．数人共同完成该行为或者同时分别完成该行为的，由该数个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每人有权获得报酬的相等部分。
（二）悬赏广告的撤回问题
允许悬赏人于一定条件下撤回悬赏广告，是各国和地区通行的做法。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到行为实施时为止，悬赏广告可以被撤回。只有在撤回被以与悬赏广告相同的主要公告，或者以特别的通知进行撤回时，撤回才有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5条第1项规定：“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前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
悬赏广告的撤回，在时间上各国和地区规定并不一致。德国以行为实施前为必要，而瑞士、我国台湾地区则以行为完成前为必要。按契约说，承诺成立前，要约可以撤回，我国《合同法》对此有规定。所以，悬赏广告原则上应以行为完成前为时间上的限制。如果行为已经完成，则悬赏广告已经完成生效，即不能再撤回要约，只能是撤销悬赏广告，其后果也是合同违反而非违反要约。
悬赏广告撤回，在形式上应当以不低于悬赏广告方式。撤回悬赏广告应当采用与悬赏广告相同或者优于悬赏广告方式的形式，才能产生撤回的效力。如果不能符合此项要件，则悬赏广告的撤回不产生法律效力，悬赏广告仍然有效。但对于明知已经撤回的行为人，该撤回有效。
悬赏广告撤回，在法律效果上，按照撤回的情况而有不同。如果是在行为实施前撤回的，由于行为并未发生，悬赏广告失效后，不会产生其他法律后果。如果撤回于行为完成前进行，悬赏广告失效后，依悬赏广告实施一定行为的人，因悬赏广告被撤回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请求悬赏广告人给予赔偿，赔偿额以悬赏广告约定的报酬额为限。如果悬赏广告人能够证明，该行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肆』 高分悬赏： 中德两国合同法（尤其是购销合同方面）差异， 越详细越好
你好,给你找了一些资料,也许对你有帮助:
中德买卖合同制度的比较
德国学者霍恩指出：“在各种交换性的行为中，买卖是最重要的一种。”（注：〔德〕罗伯特·霍恩：《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各国合同法大多将买卖置于各种有名合同之首，表明了买卖合同的重要性。就买卖合同制度而言，中德合同制度各具特色。由于中国合同法大量借鉴了德国合同法的经验，因此，关于买卖合同的许多规定与德国民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我国买卖合同制度除借鉴了德国民法的经验以外，还吸收和借鉴了两大法系的经验以及国际惯例和有关公约的有关规定，（注：例如，在该章中，大量借鉴了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也参考了美国统一商法典、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94年颁行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不仅如此，我国本身已有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的经验，也为我国买卖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从而使买卖合同制度与德国民法的规定又存在着诸多的区别。下面，谨从四个方面对此作出比较。
一、关于买卖合同制度调整的范围
根据《德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的一般规定，其调整范围不仅包括物的买卖关系，而且还包括权利的买卖关系，特别是债权的买卖关系，《德国民法典》第 433条第1款规定，“因买卖合同，物的出卖人有义务向买受人交付物，并使其取得物的所有权。权利的出卖人有义务使买受人取得权利，并在权利使权利人有权占有物时，向其交付物。”从该定义中，可见《德国民法典》中的买卖制度适用于权利的买卖关系。该民法典第437条规定了权利买卖的担保责任；第451条规定了权利买卖的危险移转和费用；而关于买卖的一般规定中的许多规则（如权利瑕疵担保制度），既适用于物的买卖也适用于权利的买卖。（注：史尚宽：《债法各论》，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5页。）买卖合同制度中包括物的买卖和权利的买卖，主要优点在于将各种类型买卖的共同规则抽象为买卖的一般规定，从而可以大大地简化有关买卖的规定，尤其是因为权利买卖的规定日益复杂，很难完全通过制定特殊的买卖合同规则解决各种权利买卖关系，因此，通过买卖合同制度统一调整物的买卖和权利的买卖，从而使各种权利的买卖关系都具有可供适用的法律依据。
然而，我国合同法关于买卖的制度原则上仅限于物的买卖，而不包括权利的买卖。《合同法》第130条将买卖定义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与《德国民法典》第433条的规定相比较，可见该定义中只是规定了出卖人在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方面所负的义务，而并没有规定权利买卖中的出卖人在移转权利方面的义务。这就表明了合同法在买卖合同一章中原则上并不适用于权利买卖。我认为，采纳这一立法体例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权利的买卖的类型较为复杂，有一些类型的买卖与物的买卖存在着差距，不能完全适用买卖的规定。例如，关于债权的买卖涉及到转让人、受让人以及债务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一般的买卖显然是有区别的。因此，应当在买卖之外设立单独的规则来规定有关权利买卖的问题。
（二）尽管权利的买卖类型比较复杂，但几种主要的权利买卖关系已经受合同法的其他制度或者专门法律规定调整。具体来说，第一，有关债权的买卖，我国合同法将其作为合同的转让规定在第五章之中，而不是将其规定在买卖合同之中。这一规定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债权的移转涉及到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等问题，与一般的买卖关系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因为债权的转让与债务的移转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将权利的移转与义务的移转一并作出规定是有必要的。第二，关于知识产权的转让，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有关知识产权的移转问题由知识产权法作出规定。但在买卖合同中，也涉及到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问题，根据《合同法》第137条的规定：“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可见此处涉及到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仍然只是规定物的买卖问题。第三，关于在例外情况下人身权的转让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的名称权、自然人的肖像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有关这些权利的转让是由人身权制度加以规范的。第四，关于有价证券的买卖问题，例如关于票据、股票、债券、提单等的转让，一般是由票据法、证券法、海商法等加以规范的。买卖合同制度没有必要专门规定权利的买卖。
更多:
1、http://china.findlaw.cn/hetongfa/lilunyanjiu/1216.html
2、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3、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4、
http://www.studa.net/guojifa/080817/11550418.html
5、http://chinake.com/law/shi/cs/msf/1433534_5.html
6、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E4%B8%AD%E5%BE%B7+%E5%90%88%E5%90%8C%E6%B3%95+%E5%AF%B9%E6%AF%94&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伍』 合同法解释二15条的内容，举例说明
【劳动法司法解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解释：【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请求权】
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请求权的解释。
【条文理解】
多重买卖合同，又称一物数卖合同，或者一物多卖合同，即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在出卖人一物多卖时，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能否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涉及一物多卖时多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和买受人的债法救济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和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规定直接相关。掌握本条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多重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在一物多卖时，只能有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取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在此情形下，其他没有达到物权变动效果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这涉及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规定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奥地利民法典》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通说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合同法》第133条、《物权法》第9条和第23条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模式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物权发生变动时，除了当事人之间签订债权合同之外，还需要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该模式的特点为：第一，基于法律行为转移物权，事先需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合意是依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基础。但此种合意不是所谓的物权合同，而是债权合意，即当事人是否设定物权以及物权内容等方面达成的协议。第二，在合意基础上，还需要履行一定的公示方法(登记或者交付)才能达到物权变动的效果。第三，该模式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的，是否登记或者交付，影响到物权变动的效果，但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对债权合同效力的判断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52条等相关规定。对此，《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原则统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
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标的物未交付(动产)或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动产)，标的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在此情形下，出卖人再与后续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由于出卖人此时出卖的仍为其享有所有权的标的物，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出卖人此后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应为有效的买卖合同。
假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将标的物交付(动产)或为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出卖人事后再与后续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在此情形下，由于出卖人已非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后续的买卖合同实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对于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素有争议：一为无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二为效力待定说。该说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即属于《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依据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财产权利的，该合同有效。”三为有效说。该说认为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存在的，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并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后续买卖合同应为有效。该说为通说。
『陆』 有哪位法律高手告诉我一下商法与合同法之间的关系
高手不敢当，但是我想我找的资料对你有帮助，呵呵．．．
此为 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联系与区别
民法、商法、经济法的相互关系，是近年来倍受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见频仍，而关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共性和个性的争论，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法律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个法律部门以市场的完善和协调发展为共同的立足点,相互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和差异,充分认识其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对于健全我国经济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稳定和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存在多个视角,而选取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为切入点,能够充分揭示问题的实质。此外,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则是进一步深化该认识的有效途径。
（一）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制度、规范，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范也不断的被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而这些都符合庞德所指的个人利益的特征。无疑,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则是由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换规则,完全可以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尔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在当时,商人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拥有普遍人所没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权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商事惯例被长期沿用,最终发展为商法。商法保护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无非是以更复杂、更特殊的规则来实现其保护目的。因此,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一般认为商法系民法的特别法,两者均以个人利益为保护重心,在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处。
在民法的编篡体系上，大陆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张民商合一论的学者们看来，无论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还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则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现。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论（德国学者李赛尔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论（我国民国时期林森、胡汉民是代表任务）。①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并存于同一经济形态下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和简单商品经济形象的比喻成经济的“高级齿轮”和“低级齿轮”，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规律。②
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有以下几种论述：
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 反对民法是商法的特别法，但未提出新的见解，希望广大民法学者研究；
三、 “民法和商事法规之间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③
现分述之。
第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此观点认为“民法有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国家的民事单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相对于作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属普通法。我国采民商合一主义，现行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均属特别法。遇普通法与特别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优先试用特别法的规定。”④总的说来，商法是民事特别法，它和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规范；对市场关系来说，民法提供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和民事救济的一般规定，而商法提供各种商事组织和商事交易的具体规则。前者以普遍性、稳定性和原则性著称，后者以技术性、普遍性和灵活性而见长。此一观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为民商合一之立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及技术合同法，虽属商事合同法性质，但仍属民法通则之特别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均属民事特别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 反对把商法说成是民法的特别法。持此论者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认为“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落后的模式。在简单商品经济下产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适应当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另外，此观点还提出，国际性是商法的天然属性，也是其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商法纳入国内法后，忽视商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与家庭人身财产关系搅混在一起，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不合理性不明显，但在世解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因此认为“不应该将一个具有国际性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部门，沦为调整家庭关系的附庸。”⑦
第三， 认为民法和商事法规间是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王利明教授等有这方面的论述，具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门。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公司、保险、票据、破产等方面的立法相应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但这些法律规范大多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关系，因而可以视为我国民法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法，是千千万万种商品关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现象，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商事法规不过是民法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表现，是民法规范在某些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券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⑧
（二）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存有争议的。但在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和无商法典的国家,在国外和我国争论的焦点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来说,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同商法的关系。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为,在西方国家中都有较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国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从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旧有法律部门的划分疆界,从古典商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原理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在西方社会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法和商法是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其必将有害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行。
『柒』 英国的合同法包括在民法典里吗
1804年法国制订了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对于调整商品关系的合同法律制度作了详细专规定，标志属着大陆法国家的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900年德国制订了《德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在合同法律制度方面相对于法国民法典作了某些调整，成为大陆法国家近代合同法的另一个标志。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关于合同的内容及历史发展来看，近代合同法主要有以下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交易原则
『捌』 合同法的起源是什么
大约在12世纪西欧出现了罗马法的复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约18-19世纪。
在此基础上，1804年法国制订了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对于调整商品关系的合同法律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标志着大陆法国家的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900年德国制订了《德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在合同法律制度方面相对于法国民法典作了某些调整，成为大陆法国家近代合同法的另一个标志。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关于合同的内容及历史发展来看，近代合同法主要有以下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交易原则。
第一，合同自由原则，近代合同自由有三层含义：当事人地位平等;当事人意思自愿;当事人行为自由。《人权宣言》发布后，人人平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宪法性原则，当事人地位平等也就不言自明。因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主要是针对当事人意思自愿和行为自由，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是一种合意，以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承担给付、作为和不作为的债务”，德国民法典定第154条规定：“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愿和行为自由，从而奠定合同自由原则的基石[1][1]。
第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术语的诚信原则源于古罗马，近代民法中，诚信原则被保留下来，《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 《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其他大陆法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第三、公平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当事人在信息占有、资金等方面的不对等，讨价还价能力不同，如果机械的要求平等自愿，则交易难以完成或交易成本大增，因此在实际中对于平等自愿则并不是绝对要求，同时作为补充，强调合同公平。格式合同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对格式合同一般以公平原则进行严格审查与解释，如德国规定，凡共同条件不能按照诚意原则妥善安排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的。
差不多在大陆法国家形成近代合同法的同一时期，英美法国家通过法院的判例和制定法也奠定了近代合同法的基础，其基本原则与大陆法国家相似。
一是合同自由原则。英美国家的近代合同法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而19世纪的英国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方面自由竞争理论占统治地位，在法律方面梅因的《古代法》揭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合同自由主义得到空前强化，英国著名的法官乔治.杰塞尔伯爵在Printing 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 V. Sampson一案中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2][2]。在美国，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将公民自由作为法律保护的重要对象。
二是诚信原则。英美法认为诚信就是诚实、公平地对待合同当事人的方式。在英国，衡平法早期主要处理涉及欺诈的合同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就已经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3][3]。美国则在《统一商法典》中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确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法典第1-203条规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义务，在其履行和执行中均负有遵循诚信原则之义务。当然具体到个案中，诚信原则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如在一假设案件，一地质学家检查一片土地，发现有极具开发价值的地产，于是买下地产，但未告知真实情况，对于是否违背诚信原则有不同意见，科隆曼认为没有，方斯.沃斯认为违反了[4][4]。
三是公平原则。衡平法中有获利不公制度，如允许当事人拥有某种利益，显然不公正，将允许对方取回该利益，决定是否构成获利不公时，受损人自身是否存在合理的机会避免这种不公现象是一个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格式合同方面，美国法律授权法官拒绝执行他认为“不公正”的合同。
合同自由、诚信、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却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这三项原则定义十分抽象，要将其运用到具体案件中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内涵及其适用范围;二是如何认识这三项原则的内部关系;三是它们为什么会成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
『玖』 《合同法》232条中的合理期限有明确规定吗
到目前为止抄仍然没有司法解袭释或者新的法律对于这个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很大程度上靠法官的自由裁量。。。
“合理期限”，在《合同法》中前后使用共计六处之多，分别出现在第二章（合同的订立）第23条；第四章（合同的履行）第69条；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第94、95条；第七章（违约责任）第110、118条。
对法律不能精确规制的合同期限，各国立法均面临同样的课题，表述方式也不相同。《德国民法典》表述为“适当的期限（见第283、326条）（P57、P56），《日本民法典》表述为“相当期限”（见第524、541条）（P94、P97），我国台湾地区表述为“相当期间”（见《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57条）（P21），我国《合同法》采用“合理期限”。
『拾』 国际商法合同法案例分析
1. A公司要约中附有“要约的有效期截止为月30日”这一期限，因此是不可撤销要约；
2.要约有货品名称、价格和数量，为有效要约，收到承诺时，合同即告成立。
3.卖方违约的救济措施
1．中止履行合同
《公约》第71条第（1）款规定，如果订立合同后，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能力或他的信用有严重缺陷; 或他在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中的行为表明他将不履行大部分义务，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义务。
2．要求提供担保
《公约》第71条第（3）款规定：“中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论是在货物发运前还是发运后，都必须立即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则他必须继续履行义务。”
3．行使停运权
《公约》第71条第（2）款规定，“如果卖方在上一款所述的理由明显化以前已将货物装运，它可以阻止将货物交给买方，即使买方持有其有权获得货物的单据”。根据上述规定，停运权作为一种救济方式仅为卖方享有。但是，卖方不得在行使停运权的同时采取与这一救济措施相抵触的其他救济方法，如宣告合同无效等。同时，公约规定了卖方在行使停运权之后的及时通知义务。
4．宣告合同无效 （解除合同）
《公约》第72条第（1）款规定，“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明显看出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根本违反合同，依《公约》第25条的规定是指“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果使另一方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