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原则的论文
❶ 关于合同法的论文
目录：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及构成要件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区别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三、关于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之思考
（一）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
（二）、缔约过失责任表现形式
对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考
主题词：合同法 缔约过失责任
内容摘要：
缔约过失责任，也称之缔约上过失责任。它的提出其目的是解决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由于缔约当事人一方的不谨慎或恶意而使将要或缔结的合同归于无效，或被撤销，从而给信赖其合同有效成立的对方当事人带来损失，也可能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导致对方当事人的损失。简言之，就是合同缔结当事人一方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正是合同法上缔约过失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缔约过失责任存在的重要意义。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正是由于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各自调整范围上出现的真空地带，对在缔约阶段因一方过失、过错致他方受损害均无法解决。为了弥补这一漏洞需要从法律上建立缔约过失责任。又因为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责任密切相关，在新的合同法中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其中，实是一种创举。本文试从分析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构成要件着手，准确把握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不同点。为实践中适用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从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上把握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在适用时间上，准确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先合同义务；在适用空间上，准确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定事由的产生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各种表现形式及补偿范围对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考。
对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思考
缔约过失责任有的学者们称之为先契约责任，先合同义务或直接称之缔约过失。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归纳的定义不尽统一，一般认为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并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而承担的民事责任 。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首先提出的。1861年，在其主编的《耶林学说年报》上发表的《缔约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赔偿》一文中指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契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
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前，应当认为我国并没有相对完整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对缔约过失责任原来的三部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中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才较系统地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填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及构成要件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缔约过失责任是产生于缔结合同过程的一种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何时，何时终结，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要约生效作为起点。主要理由是因为要约以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分别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才能进入一个特定信赖领域。在这种特定的信赖领域内，合同当事人双方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约合同的必要的准备。另种观点认为，由于缔约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想要确立一个时间点非常困难，而且是僵化的。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先合同义务，灵活确立一个可变的时间点较为理想。
本文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缔约过失责任以要约生效为起始，是因为缔约过程中是一种双边行为，缔约之初双方不具有缔约上的实际联系，不可能产生信赖利益，也不产生先合同义务。必须是双方之间接触、了解、确信后才能产生一种信赖关系，如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对相对方构成损害，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要约生效，终止于合同生效，判断是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其关键是看缔约双方是否具有缔结合同的目的，一方或双方是否有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致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
2、缔约过失责任是以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产生先契约义务，或称之为先合同义务1。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缔结合同过程中，负有相互协助、通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附随义务。正是由于缔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先合同义务，才导致了不同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缔约过失责任。
3、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是一种信赖利益。根据“无损失、无责任”原则，缔约过失责任也须有损失，但这种损失须为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或称消极利益，一般是指无过错一方因合同无效、不成立等原因遭受的实际损失。对于信赖利益的损失界定，在目前法律上无明确规定的情况，较难以把握，在司法中可能会出现赔偿过宽、过窄，也可能出现同一类案件有不同的裁决结果。本人认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其范围可以包括：缔约费用；履约准备费用。
4、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补偿性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在现行法中尽管已经得到明确，但附随的先合同义务法律无明确的规定，只是适用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不是履行利益或期待利益。他只存在于缔结合同过程中，一方因信其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即损害的是对方的信赖利益。故缔约过失责任救济方式仅为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与契约磋商未发生时相同的状态。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缔约过失责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须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五个：
1、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2。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或者在合同已经成立但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合同生效要件而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后，合同的缔结过程就已经结束，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害的，只能构成合同的违约责任，而不能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2、必须有缔约过失行为的存在。有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行为。缔约一方当事人在缔约的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相互协助、通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的行为。一般认为《合同法》第42条、43条之规定，即是只有合同缔约人的一方存在上述行为时，才可能承担因此行为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
3、必须有损失的存在。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行为给缔约合同的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没有损失，就不存在赔偿。赔偿的损失也是基于信赖利益的范畴，不包括履行利益。
4、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一方在主观上必须存在故意或过失。过错是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缔约过失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也不例外。过错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基本形态。故意是指缔约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能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后果，而仍然进行这种民事行为，希望或放任违法后果的发生。过失是指缔约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因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协力、通知、保护、保密等义务，虽然预见到了但轻信其不会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无论故意或过失，只要具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无过错就不承担责任。如果缔约过程中发生的损失是受害人、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则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也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5、违反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的行为与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合同缔约人一方的损失并不是因对方的过意或过失造成的，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其受损失的一方合同缔约当事人也不得向对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区别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违约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规定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责任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违约责任是违反有效合同的义务而承担的民事责任，它是以有效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而缔约过失责任则仅仅适用于合同缔结过程中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判断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合同是不是有效成立。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合同关系，则适用违约责任，如果双方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则仅能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2、责任承担的形式不同。缔约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责任承担形式，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数额，也可以约定定金等条款。而缔约过失责任它排除了缔约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或免责条款，而是直接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也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归于无效，其责任承担只能是损害赔偿，当事人不能任意选择。一般以受到的损失为限，赔偿的是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损失。
3、归责原则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只能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即只有在缔约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或双方均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缔约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均无过错，虽然也存在着损害并造成一方或双方的损失，也无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方面过错责任原则要求以缔约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作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确定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要有违反先合同的行为，致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且缔约方在主观上确实存在过错；另一方面，这种过错必须与信赖利益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此来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适用无过错推定原则。作为例外或补充也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当事人无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在所不问，均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将该原则予以确认。同时，对于有名合同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合同法第189条、第191条、第320条、第374条、第406条、第425条等，从而形成了严格责任为主导，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和补充的立法格局。
（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5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讲的公平，既表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公平处理，既要切实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违约方因较小的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还表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因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履行合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诚实，要表里如一，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三是从当事人协商合同条款时起，就处于特殊的合作关系中，当事人应当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
在起草合同法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规定等价有偿原则。等价有偿是商品交换的规则，作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公平原则已经包含等价有偿的内容。公平地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有价值相等的意思。我认为在合同法中还是用公平原则代替等价有偿原则为好。等价有偿作为商品交换的规律，并不表现在每次商品交换中，每一次商品交换的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商品价格。只有在长时期的商品交换中，在价格围绕着价值的上下波动之中，才表现出等价有偿的规律。公平原则既表现在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方面，更表现在个别的具体的合同之中，任何一个合同都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体现公平原则的精神。由于合同种类广泛性，有的合同属于无偿合同，用公平原则比等价有偿涵盖更宽一些，更能照顾千姿百态的各类合同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的适用面愈来愈宽。有人认为，按照恪守商业道德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包含公平的意思。除合同履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外，合同法规定诚实信用还适用于订立合同阶段，即前契约阶段，也适用合同终止后的特定情况，即后契约阶段。《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3第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二条规定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本依据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讲的是后契约义务，履行后契约义务的基本依据也是诚实信用原则。
（三）遵守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条规定，集中表明二层含义，一是遵守法律（包括行政法规），二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遵守法律，主要指的是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基本上涉及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一般都纳入行政法律关系或者刑事法律关系。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来保障实施的那些规定，譬如纳税、工商登记，不得破坏竞争秩序等规定。法律的任意性规定，是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或者排除适用的规定，基本上涉及的是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或者团体利益。当然，法律的任意性规定，不是永远不能适用。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对合同的某个问题，当事人有争议，或者发生合同纠纷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达不成补充协议，又没有交易习惯等可以解决时，最后的武器就是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合同法的规定，除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38条有关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等规定外，绝大多数都是任意性规定。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相当于国外的不得违反公共政策或者不得损害公序良俗的规定。随着民事法律的不断完备，不少过去属于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现在已经有法律规定，成为遵守法律的内容。但法律与社会存在相比，毕竟是第二性的，法律很难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事无巨细地都作出规定。遇到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又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怎么办，最后的法律武器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这一原则，才可以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四）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
《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条规定主要适用于合同履行，为什么要写到合同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之中，给予高度重视呢？
中国在转轨时期，由于缺乏搞市场经济的经验，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济秩序上有些混乱，合同履行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强调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实意义很大。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是对当事人说的。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是对行政机关说的。行政机关不得干涉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合同，不得违法变更甚至撕毁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是对审判机关说的。审判机关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保护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合同。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如果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普遍贯彻，那么，合同这一法律手段，必将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新的合同法，不仅在第8条确立了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 也在合同订立、变更或者解除等方面维护这一原则。在合同订立方面，详细规定了要约、承诺制度，共22条之多，使合同的订立较之于过去规定清晰可辨，具有操作性。在合同变更方面，《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78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在合同解除方面，合同法规定了约定解除；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也在第94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特定情形。
最后谈一下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合同法》第3条至第8条规定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有关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不够全面。这个意见是对的。要在短短的一、二句话中全面表达合同法的每一个基本原则十分困难，事实上也做不到。那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怎么写呢？一是类似于民法通则的办法，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二是有针对性地作出最难体现该项基本原则特征的规定。合同法有关基本原则的表述，采取的是后一办法。
❷ 英美合同法中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这个问题很大啊！
说几点吧，我这里肯定说不全！
首先各国法律都规定了，当事人订立合同能力的问题，在英美法中都有规定未成年人（Infanta,Minor)、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酗酒者（drunkards），都属于缺乏订约能力的人，，他们订立的合同是情况可以产生三种结果：具有拘束力；可以撤销；无效。如规定未成年人对于必需品（Necessaries）所订立的合同是具有效力的，对于其他的合同可以在其成年后予以追认或撤销。
其次，英美法系中对于合同的形式也有特殊要求，对于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分为签字蜡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和简式合同（Simple Contract)两类。像英国法规定了三种合同必须使用签字蜡封形式：1、没有对价的合同，2、转让地产或地产权益的合同，包括租赁土地超过三年的合同；3、转让船舶的合同。简式合同主要可以参看英国1677年的《诈欺法》（Statute of Frauds).
三是，合同一定要合法，这是各国都有规定的。英美法中的非法合同包括：1、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2、不道德合同；3、违法合同；
四是，合同的真实性，这一点中对于错误的认定英国法和美国法略有区别。欺诈和胁迫认定交一致。
最后就是在英美法中对于合同的解释也影响着合同的效力。
我就说这些，肯定还可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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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得利益及其违约赔偿
—兼评《合同法》第113条
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
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
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里的“可以获
得的利益”即学界所谓的可得利益。由此可见，我国
新合同法对于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是给予肯定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可得利益?为什么要赔偿可得利
益?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确定可得利益违约赔偿
的数额?对于这些问题，《合同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在我国学术界，虽然部分学者有所论及，但至今
仍有分歧。不明确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司法实践中
对《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正确适用。
一、究竟什么是可得利益?
什么是可得利益?《合同法》本身并未给予立法
界定。在学界，笔者注意到，学者们对其理解和表述
则各有所异。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各说:其一，可得
利益是指如合同按约定履行后受害人应当得到的经
济利益，又称为“履行利益”或“期待利益”。①其二，
可得利益即《法国民法典》第1149条所规定的“所失
的可获得的利益”，“有时被称为消极损失，是指如果
债务人履行合同将会合理产生的但却没有实现的利
润，通常表现为产品的转售利润”。②其三，可得利益
即《德国民法典》第252条所规定的“所失利益”，是
指依事物通常进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是依已采取
的措施或准备，可取得的预期的利益。③其四，“所谓
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在适当履行以后可以实现和取
得的财产利益”。①其五，可得利益是指当事人通过
合同“预期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增值利益”。③其六，可
得利益是指“由于违约方的违约而导致受损方丧失
的应得收益”⑥。
在以上各说中，“其一”说将可得利益等同于履
行利益或期待利益，显然混淆了可得利益与相关概
念的区别，是值得商榷的。除“其一”说外，其余各说
在实质含义上基本相同。其中，“其二”说和“其五”说
明确肯定了可得利益为财产的增值利益或利润损
失，“其三”说则特别强调了确定可得利益赔偿范围
的标准。笔者比较赞成这几种理解。首先，可得利益
体现为一种财产利益，非财产利益，不属于可得利益
范畴的;其次，可得利益是一种财产的增值利益，即
它不是债务人依据合同所为的履行本身，而是通过
债务人对合同标的的履行可以获得的超过合同标的
本身价值的那部分财产利益;第三，可得利益不是非
违约方既有财产的损失，而是体现为在合同得到履
行的基础上非违约方通过对合同标的的运用未来可
以获得的财产利益;第四，可得利益是依事物通常进
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是依已采取的措施或准备，可
取得的预期的财产利益。也就是说，可得利益虽然不
是已有财产的损失而是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利益，但
它不是臆想的，而是已具备了充分实现的条件和基
础。基于以上理解和分析，笔者将可得利益的概念表
述如下: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债权人在合同全面适当
履行的基础上，依事物通常进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
是依己采取的措施或准备，可预期取得的财产增值
利益。
可得利益与期待利益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极
为相似，两者都具有期待性，都是当事人期望通过合
同的订立和履行所获得的财产利益。但是，两者是不
同的。“期待利益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期望从此
交易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和好处”，①它通常包括两个
部分，即债务人依据合同所作的义务履行本身(被称
为履行利益)和债权人在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基
础上可以实现的财产增值利益(即可得利益)。期待
利益赔偿可以替代合同履行，赔偿了期待利益，就可
以达到如同合同履行的状态。②可得利益则只是期
待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其中除履行利益之外
的财产增值部分，仅赔偿可得利益是不能达到如同
合同被履行状态的。
可得利益也不同于履行利益。履行利益“谓法律
行为有效成立，债权人就其获得债务履行所存之利
益，即因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致有效成立之法律行
为之效力未获实现所生之损害”。③履行利益是债务
人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所作的合同标的的交
付本身，赔偿履行利益，实际上是要使义务人完成合
同约定的义务。履行利益与可得利益共同构成期待
利益。
二、为什么要赔偿可得利益?
在我国，新《合同法》实施之前，法院在司法实践
中是极少判决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的。法官们解释
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缺乏直接
的明确的立法根据;二是可得利益非既有财产的减
损、灭失，而是一种预期的未来可获得的利益，太过
抽象，难于计算和把握。在学术界，就可得利益是否
应予赔偿问题，也存有争议。一部分学者主张赔偿可
得利益，另有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态度，主张违约赔偿
的范围应限于实际财产损失而不应包括可得利益的
损失。其理由主要有:首先，违约责任制度的宗旨不
在于对局部利益的保护。通过赔偿积极损失(即实际
损失)已经对受害人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充分的保护，
就不必要对受害人另行提供保护。其次，我国绝大多
数法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要求违约方赔偿可得利
益的损失会超出其经济能力。最后，在实践中，可得
利益损失的伸缩性大，难于准确计算，且注重可得利
益的赔偿必然助长一些企业提出过分的赔偿要
求。①自新《合同法》实施以来，由于第113条的规
定，应该说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关于是否应支持可得
利益违约赔偿之争。然而，为什么应赔偿可得利益
呢?对此，《合同法》则未给予明示。充分认识可得利
益违约赔偿的必要性和理由，不仅对于立法具有意
义，而且对于正确地理解立法的精神进行司法亦具
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确定可得利益违约赔偿无疑是非常
有必要的。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全赔偿原则之要求。综观世界各国合同立
法，几乎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违约赔偿的完全赔偿原
则。所谓完全赔偿原则，是指因违约方的违约使受害
人遭受的全部损失都应当由违约方负赔偿责任。违约
行为所致损害不仅包括实际损失，也包括可得利益的
损失。因此，根据完全赔偿原则，损害赔偿不仅要包括
受害人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还应包括可得利益的损
失，这些都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是损害赔偿宗旨之要求。损害赔偿是违约者
承担违约责任和对非违约方进行救济的重要方式之
一。损害赔偿的宗旨就在于“回复或填补他人所受之
损害”，①以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或者达到如
同合同履行的状态。由于可得利益之未实现是违约
方违约的结果，如果对此损失不加赔偿，则无法“填
补”受害人的损害，因而无法达到如同合同被履行的
状态。这显然有违损害赔偿的宗旨。
三是维护合同严肃性，稳定交易秩序之要求。合
同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和桥梁，是商品交换的法律表
现形式。合同的法律意义就在于，有效成立的合同当
事人必须履行，否则，即构成违约，除非被依法免责，
违约者应对其违约所致一切后果承担责任。这也正
是合同严肃性的表现。如果不确定可得利益之违约
赔偿，则实际上是鼓励和放纵当事人违约。合同秩序
代表着交易秩序，合同的严肃性遭到破坏，必然损害
交易秩序的稳定，从而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秩序，这是
不应被允许的。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肯定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
实际上是世界主要合同立法的通例。《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此都有
类似的规定。即使在英美法判例和制定法以及《联合
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可
得利益这一概念，但实质上是肯定可得利益违约赔
偿的(或称为预期利益，或称为利润损失，或被包括
在期待利益之中)。因此，从符合世界合同立法的潮
流看，我国《合同法》肯定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也是
完全有必要的。
三、如何确定可得利益违约赔偿的数额?
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
经常会碰到计算可得利益违约赔偿的具体数额问
题。然而，如何计算可得利益赔偿的数额呢?K合同
法》未作规定。《合同法》只是在其第113条简单地肯
定了违约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可得利益，但对于以
什么为依据进行计算以及采用什么具体方法进行计
算其数额，则完全未作规定。对于人民法院来说，这
显然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关于如何确定可得利益违
约赔偿的数额问题，便有待学理进行探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确定可
得利益违约赔偿数额的基本依据。笔者认为，确定可
得利益违约赔偿数额的基本依据应是因果关系。“所
谓因果关系，是指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联
系”，“一方面，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
后果承担责任(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除外)。要确定
责任，必须确定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真正原因。另一
方面，因果关系对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具有重要
意义”。②在实践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多因一果和
因果链现象较为普遍。在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主张
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笔者较为赞成以“充
分原因”学说为基础的“相当因果关系”。所谓相当因
果关系，是指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
系，其间未介人其他因素。如果其间介人了其他因
素，则该原因不是该结果的充分原因，因而它们之间
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以“充分原因”
学说为基础。“充分原因”学说最早由德国学者冯·
克里斯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后为德国法院的判
例所肯定，并被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所
采纳，成为世界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最具有影响的
一种⑧。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凡是违约行为是损
害的后果的充分原因，即违约行为与损害的后果之
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违约者均应全额予以赔偿，其
中包括对可得利益的赔偿。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言“损
害赔偿之范围，毕竟依相当因果关系而定”。①在法
国和英美国家的学理及立法和判例中，有以“可预见
性”规则对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可得利益的赔偿范
围)进行确定和限制的主张和做法，我国《合同法》第
113条也规定了这一规则(即该条最后一句所规定
的“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
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对
这种主张和做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可预见
J睦”规则存在可操作性差和对非违约方有失公平等
弊端，弊大于利，是不可取的。从一般标准上说，只能
以相当因果关系对可得利益赔偿额进行确定和限
制。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将来修改《合同法》时，应
删去其第113条最后一句的规定。
在明确了确定可得利益赔偿数额的基本依据之
后，接下来应探讨的就是采取什么具体方法来确定
其赔偿数额了。这一问题确实是既重要而又十分复
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判例的做法是根据实际情
况在“差额法”和“交换法”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⑥
“差额法”是根据违约发生前与违约发生后的利益状
态进行比较并确定其差额，该差额由违约者赔偿。这
一方法用以确定实际损失是可行的，因为实际损失
是一种客观状态.其状态之差容易判定，但用以确定
可得利益损失则是不可取的，因为可得利益不是一
种现实的实际损失，而是一种预期将来可以获得的
利益，其差额状态是不容易比较和判定的，且这一方
法未考虑市场价格因素。“交换法”是非违约方只能
以自己履行合同应当应由自己履行的义务为条件，
才能获得违约方的全部履行，可得利益包含在相互
的履行之中。执行交换法的结果虽然对非违约方的
利益保护比较客观，但容易给非违约方造成交易中
的诸多不便，而且，在一方违约情况下，由另一方履
行自己的本应后履行的义务以换取违约方的履行，
这实际上就是强制当事人双方实际履行合同，已脱
离了损害赔偿的原本含义。因此，交换法也是不太科
学的。
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不妨根据具
体情况，有选择地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具体确定可得
利益赔偿的数额「」首先是“约定法”，即在立法上明确
肯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预先约定违约损害赔偿的
数额或其数额的计算方法，在司法中则由法官按照
当事人的约定执行(其中包括可得利益赔偿的数
额)。这样便很容易解决可得利益赔偿的数额问题。
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当事人最清楚某一具
体合同交易的风险和收益，由当事人预先在合同中
预测并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是完全尊重了当事人
的自由意志，是符合合同法的本质要义的。囚此，“约
定法”应当是立法予以鼓励的首选的确定可得利益
赔偿数额的方法我国现行合同立法对此已予以肯
定。《民法通则》第11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
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
法”。《合同法》第113条也规定，当事人“也可以约定
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法”可
广泛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合同。
其次是“比照法”.即选择一个可行的客观的参
照体，对比得出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损失。例如，以
非违约者在相同条件大致相对应的另一时期的所得
利润为参照体，以该利润减去现存利润，其差额就是
非违约者应获得赔偿的可得利益。再如，以与非违约
者情况基本相同的另一主体在同一时期的利润为参
照体，以该利润额减去非违约者现存利润，其差额即
是非违约者的可得利益损失。采取“比照法”的关键
和前提是确定客观可行的参照体，如果不能确定这
一参照体，则不能采用“参照法”确定可得利益的赔
偿数额。“比照法”比较适用于可得利益表现为经营
利润的合同，如租赁合同(用于经营)、承揽合同、建
筑工程承包合同、技术合同等。
再次是“差额法”，主要适用于可得利益表现为
转售利润的买卖合同。具体方式可以有两种，第一种
是根据转售合同，将转售合同的价款减去为获得该
价款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再减去在前一合同中应支
付的价款，所得的差额即为应赔偿的可得利益。采用
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必须在违约发生前，存在转售合
同。第二种方式是将确定的买卖合同标的的市场价
(无公认的统一的市场价时，则采平均价)减去买卖
合同的价款，再减去获得该标的物市场价必须支出
的费用，其差额就是应赔偿的可得利益额。采用这种
方式的前提是，其一，买卖合同的买方(原告)订立买
卖合同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转售;其二，买卖合同标的
物的市场价是确定的(或者说是可以确定的，该市场
价的确定时间应为卖方违约时)。
最后是“估算法”，即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
况确定可得利益损失的大致数额。也可以以原告的
请求额为基础，在被告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算一
个数额，作为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数额。在此必须强
调的是，由于“估算法”掺杂法官个人主观因素过大，
不够准确、科学，因而只能在不能采取其他方法的情
况下才可以采用，并且所估算的数额不能太大，否
则，不可采用。
结合以上所述，反观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的
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合同法》第113条明
确肯定了对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从而结束了长期
以来关于应否支持可得利益违约赔偿之争，为人民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支持可得利益的赔偿提供了立法
依据，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另-
方面，《合同法》第113条既未明确界定什么是可得
利益，也未规定计算可得利益的方法，显然缺乏可操
作性，从而为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止确
理解和执行第113条的规定留下了障碍。特别是《合
同法》第113条规定了以“可预见性”规则对违约赔
偿的范围(主要是对可得利益违约赔偿的范围)进行
限制，笔者认为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不
可取的，应于将来修改时删去。
❹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❺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合同法秩序--《英美法对价原则研究:解读英美合同法王国中的“理论与规则之王”》
——这一问题通常包容(subsume)在对价的标题之下。 ——麦尔文．埃森博格(Melvin Eisenberg) 既然合同法的中心课题与使命就是实现和执行当事人未来的允诺，那么我们所期望的合同法秩序的建构也就只能围绕允诺的实现和执行问题展开。当然，这种合同法秩序的具体设计还需要有一个价值衡量的标准以决定“何种允诺或合同才是可以实现和执行的?”反映在理论上就是所谓的合同的约束力根源的问题。从罗马法到现代英美法与大陆法，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承认单纯的允诺或协议能够执行，罗马法强调裸约(num pactum)不可执行，英美法也一直把“单纯的允诺不能执行”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就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而论，我们并不希望执行所有的允诺，法院也从未对所有的允诺给予执行。因此，科宾便作出了如下著名论断： 在法律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为合同法的部门，其为之努力的，乃是实现允诺所产生的合理预期。法律并非致力于实现所 有由允诺产生的预期，其所要实现的必须是合理的预期。迄今存在的一切法律制度中，没有一个承认所有的允诺都能够强制 执行……一个允诺必须伴随某种其他要素，才能够被强制执 行。这似乎在所有的法系都概莫能外。现在讨论的问题便是此种其他要素之为何物，即一个允诺必须伴随什么事实才能在法律上强制执行? 比较法学家海因．克茨教授的论断具有同样的穿透力： 实质上，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就在于追问“合同为什么可以约束当事人?”，即合同约束当事人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何在?这历来都是合同法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great questions)之一。自罗马法以来，合同约束力的根源都能在现实制度中找到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支持，只不过随着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合同约束力的逐步扩张，有关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也呈现多样化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多样化和复杂性中作出评价、辨明优劣，不致在现实的制度选择中迷失方向。当然，有关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探讨在两大法系同样重要和繁多，但近几十年来，英美法中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理论研讨的热烈程度要远甚于大陆法国家，它一直是英美法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热点”。我认为，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两大法系看待问题之思路上的差异。大陆法将合同的约束力的根源作为合同得以执行的抽象的理论基础或合同法的理论前提，因此，此问题便成为一个十分抽象且没有太多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在英美法系，情况则完全不同。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原则、允诺禁反言原则等都并非单纯的理论前提或理论基础的问题，他们直接决定当事人的允诺可否执行，是允诺或合同得以执行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或许也是英美实用主义哲学的实际体现。也就是说，在大陆法中，合同约束力根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在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根源既是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重大的现实课题。对于这一点，高德利教授在论述原因和对价的区别时，也说得很清楚：原因理论主要是一个理论性胜于实践性问题，其与现实的允诺的执行几乎无关，对现实没有任何的效果。对价原则则完全相反。普通法法官从不抽象地追问人们为何作出允诺，也从不关心创造一个内涵一致的对价定义，他们的任务是非常实际的：限定违诺赔偿之诉(assump咖)中可执行的允诺的范围。即区分可执行的允诺与不可执行的允诺。可见，在英美法的语境中讨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并非只是“理论作秀”，更是在思考和关切现实生活中当事人的允诺可否得到执行和实现这一实践性问题。 当然，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合同约束力的根源可以包括书面和要式口约等形式主义原则、意思理论、原因理论、信赖理论、公正效率理论和对价原则等等。下面择要而述： 1．形式主义原则。源自古罗马法的形式主义原则是指合同的约束力来自于要式口约和书面等特定的形式要件，当事人追求什么目标无关紧要，只要其协议符合了特定的形式要求，便可以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从而受到法律的保护。罗马法形式主义传统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法律在合同约束力根源的问题上也不乏形式主义尊崇者。此种对协议之外的形式的注重和崇拜，成就了人们对合同约束力的主观认同和合同交易秩序的形成和延续，他们在思想和实践中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的信仰：合同或协议的约束力的根源和基础就在于其所采取的外观形式。 2．意思理论。意思理论(wiu ulcoIy)是能体现大陆国家私法特征的核心理论。作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意思理论，是指合同之所以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因为合同是当事人自由意思表达的结果，当事人既然同意订立一个合同，那么法律就会保护其自由的意思和此种自由意思所达致的结果。法律赋予合同约束力的目的在于承认允诺人的意思自治，保护其自由意思的效果，这是对“合同法重在尊重和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这一主题的确认。 3．信赖理论。相较于形式主义原则和意思理论，信赖理论是相对晚进的合同约束力根源。从渊源上讲，信赖理论的出现在于补救对价原则之不足。因为根据传统的英美法的规定，作出一个无偿允诺的当事人可以不受该允诺的约束，因为其中缺乏相应的对价。但因缺乏对价而免除允诺人责任的做法却并不总是正确，尤其是在受诺人基于对该无偿允诺的信赖而从事了一定的行为而使得自己遭受损害的情形。因此，法院创设了一个新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理论：信赖理论。要求无偿允诺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得违反其无偿允诺，以保护受诺人的合理信赖。在英美法中，信赖理论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允诺禁反言原则”(docoinc Of promissory estoppel)。 4．实质公正和效率理论。作为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实质公正和效率理论主要是一种抽象意义上和价值层面上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判断标准，所以又被称以标准为基础的理论。它是指合同之所以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是社会的实质公正和经济效率的价值使然，也就是说，只有让合同具有约束力才能实现公正和效率的价值目标。例如，由于意思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根据意思理论，格式合同一般应当是无执行力或无约束力的。但为了社会的交易效率、人们生活的正常进行和效率的最大化。现代社会的法律往往仍然倾向于承认效率价值支持下的合同约束力。 尽管著名比较法学家冯。梅伦(Von Mehren)教授曾经指出：现代英美法和大陆法在规定允诺或合同执行与否(即合同约束力的根源)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技术运用。英美法主要通过两种技术来决定哪些允诺可以或不可以执行，一种是直接的立法规定，如反欺诈法的具体规定等；另一种则是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对价原则的规定来(缺乏议价交换的内容)来决定允诺的执行与否。大陆法则只运用第一种直接规定的技术来解决。但此种差别展现的似乎只是两大法系在合同约束力根源问题上的表象的“规定技术”问题，并没有从实质的思想内涵与理论取向的视角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其实，在笔者看来，对不同类型的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倚重决定了一个国家试图建立不同类型合同法秩序的思想倾向：重视书面要素和标准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种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形式主义合同法秩序和信仰；重视意思标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是一种个人解放思潮下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合同法秩序和理念；重视效率标准或要素的合同法塑造的则是一种经济效率至上的合同法秩序和思想。 一直以来，对价原则都是英美法中合同约束力的核心根源。或者如法恩思沃斯所说是英美法中允诺执行的唯一的一般性根据(generalbasis)。而除此之外，上文所列其他类型的合同约束力根源从来没有成为过允诺执行的一般根据，这是因为：形式主义理论是一种源于罗马法和早期英国法的古老的约束力根源，在后来逐渐式微，在英美合同法中没有获得过显赫的地位；意思理论则一直是大陆法合同约束力的核心根源，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观念和形而上的合同价值观，与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和客观合同理论格格不入；信赖理论不管是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中都只是一种“时髦而不实用”的新型合同约束力理论，没有获得正统的名分；而效率理论和实质正义理论则都因为其过分的抽象性难以成为注重具体允诺或合同的执行与否的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根源。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价理论仍然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统治性理论，是决定允诺或合同能否执行的第一位的标准(或者说是英美法中最为核心的合同约束力根源)，英美法中合同有否约束力主要还是依靠有没有对价来加以判断。由于允诺的执行问题几乎构成了合同法的全部问题，所以对价原则便成为合同法中的核心理论、原则和制度，是合同法王国中名副其实的“理论与规则之王”，支配着整个英美合同法内容和体系。所以，对价原则才会被学者称为“合同这架庞大机器的平衡轮”(吉尔默语)。 总之，对价原则(doctrine 0f consideration)是现代英美法的核心原则和理论，它不仅决定了当事人的允诺能否执行，即当事人间的合同有否约束力这一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型构了整个英美合同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因此，对价原则是英美法学者所应当关注的焦点和中心，研讨英美合同法似乎很难绕开对价原则这一重要命题。对对价原则这一合同约束力根源的倚重，决定了英美国家的合同法秩序和价值将与早期罗马法和大陆法国家的合同法秩序截然有别。不管是合同的成立、合同的执行、违约责任等具体制度上还是合同法的整体价值和理论取向，都因为对价这一核心理论原则的贯穿而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毫无疑问，对作为英美法合同约束力核心根源的对价原则的研讨将深化我们对英 美合同法理论内涵和制度设计的把握。
❻ 1500字论文，论合同法基本原则
一、 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内涵
法律原则指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它是储存于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准则，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不直接涵摄案件事实，须被法律规定或法条承载。但这种承载并非明白无误地直接宣示。直接宣示只是部份法律原则的确定方式，但多数法律原则必须从法律规定中借助整体类推或回归立法理由的办法推求出来。
那些贯穿于某一类法中的最高层次的共同性价值准则，可称为该类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制度和规范中的价值准则，是合同法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合同法基本原则既然是合同法的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就应该能与整个合同法的内容和功能结合起来，既要适用于整个合同法规范，又能体现出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既不能将其他法律、特别是其上位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那样便体现不出其特殊性，同时，也不能将适用于某一合同制度的具体法律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如此便丧失了其价值承载功能。
为此，我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
1、合同自由也称契约自由，其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法学阶梯》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合同自由的思想。但其还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合同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十九世纪的确立提供了条件，这时，合同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才被各国法律陆续确立下来。
从该原则产生的历史来看，合同自由原则是商品经济及至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越频繁，整个市场经济就越繁荣。而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实质上是一个接一个的合同的产生、履行、消灭的过程，市场主体间的交易就是一个个的合同连接。故合同法在英美法上又被称为交易法。交易自由必然要求合同自由。
2、诚实信用原则最早也是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就有“善意”的概念，规定了“诚信契约”，根据“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将其确立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乃在于：（1）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合同法中，从合同的订立、成立、履行、履行完毕后的义务，到违约责任的承担，皆有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2）合同法对诚实信用原则有进一步的要求和内涵。（3）许多合同法上的制度是据该原则创造出来的，例如，合同当事人各方的协力义务，相互保护对方利益的义务，提供信息和呈示帐目的义务，情势变更，权利滥用规制，后合同义务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还会衍生出其他制度。
3、合同法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对象，各种交易关系都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并借助合同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合同法规则就是规范交易过程并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规则。鼓励交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鼓励交易应是其根本目标，应成为其根本原则之一。
❼ 为什么英美法对于合同法有对价呢对价有什么好处
对价，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一般称为约因，是英美法的合同的实质性要素。简言之，就是一方当事人的允诺、给予或忍耐以交换另一方当事人的允诺、给予或忍耐。讨价还价的交换。合同有了对价，才能强制执行。如果没有对价，合同无法强制执行，那么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罗马法系中，有要约、承诺即成立合同，而英美法的合同必须有对价这一要素。在没有对价这一要素的合同情境下，如单务合同，则通过禁反言规则来强制执行该合同的。
英美法中合同对价的有效条件：
1、对价必须合法，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对价无效，如雇凶手杀人;
2、过去的对价无效。过去的对价指一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对价，对此，该方当事人不得以此作为对方当事人允诺的对价。故原则上，英美法不承认无因管理行为;
3、对价不一定要求在价值上和允诺相当。交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 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且不违背公共利益， 法律无权干涉。英美法中有句法谚:一分钱和一粒胡椒子都能作为对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4、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不能构成新的对价。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 被告系某船船长， 在伦敦雇了几个海员。在某次航行过程中， 因两个海员开小差， 被告许诺其他船员如果把船开回目的港， 就将开小差船员的工资分给他们。船到达目的地后， 船长反悔， 辩称这些船员没有向他的许诺提供对价。船员遂起诉。法官认为， 两个海员开小差并没有给原告增加新的义务，因此， 被告的许诺没有对价， 而原告本就负有尽力把船安全开回目的港的合同义务， 故驳回原告的诉求。
5、法定义务不能构成对价。如维护治安是警察的法定义务，故警察不能以其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而要求当事人给付报酬。
❽ 毕业论文需要用外文文献，请问中国作者编译的《英美合同法》可以算作外文文献吗
你好的！
这个只要是英文的资料都算上是外文文献！
这个与学者的国籍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学校的论文说明里有额..
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啊！
你找找吧！
❾ 求一篇关于合同法的论文！
合同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121条确定了合同相对性的归责原则，这里的合同相对性，又称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来越难以满足平衡社会利益，体现司法公正，社会经济生活对合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同的效力范围，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范围越来越宽，合同相对性原则也逐渐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许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况，有学者将其称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本文将从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和突破表现对其略作探讨。
关键词：合同 相对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学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目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以王利明先生给的定义：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在大陆法系中，合同相对性源至罗马法的“债的相对性”理论，认为债是当事人一方请求他方为给付行为的法律关系，债权是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的请求权。这种由特定权利人向特定义务人请求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特性，就是“债的相对性”。而合同是债的形式之一，因此，具体到合同的效力范围上，这种相对性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这一规则对现代大陆法系的债法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论上，都将其视为债权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当然原则。
二、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表现：
合同相对性确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立法对合同相对性规则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对性理论也同时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实施某种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侵害债权的情况在实务中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活动日益密切，民事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大，各种权利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机率也随之增多，如果债权受到第三人的侵害，仅仅因为债权是相对权而不赋予债权人基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障，明显违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济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应该严格受到控制，侵害债权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须是合法债权。如果是不合法债权，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即使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而是要承担其他的刑事责任。相应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所致，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所以说，必须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
(二)债权保全制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或隐匿转移财产、或低价转让乃至无偿赠与财产，或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乃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些行为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按照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债权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合同行为中，影响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契约自由”，因此其对此是束手无策的。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必将导致整个合同领域交易安全的丧失，于是，为了在债务人的意思自治和债权人的期待利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维护诚信原则，便自然地产生了债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赋予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代位权和撤消权。其中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并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权利，请求第三人履行义务。撤消权则是指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自身财产无偿赠与或以不当低价转让给第三人时，债权人得向法院申请撤消，宣告行为无效。
（三）“租赁权的物权化”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方继续有效。这是民法理论上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使得依据租赁合同产生的租赁权(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的效力。根据债的相对性，租赁合同应只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当第三人买受租赁标的成为不动产所有人时，买受人非租赁合同的缔约人，故不应受合同约束，得随时取回租赁标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扩张、房荒问题的出现，各国为解决社会矛盾，多设定“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规定，即出租人将租赁标的物让于第三人时，原租赁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最初《德国民法典》第571条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于土地租赁，后扩及一切不动产。
（四）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因债务人债的履行而受到损害时，不但可以向债务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且可突破债的相对性，要求债务人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以更好地保护其利益，此种请求权的基础建立在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的保护、照顾等合同附随义务之上。也就是说，债务人所负的合同上的义务，不但指向债权人，而且指向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这是德国判例与学说创立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以加强保护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第三人的利益。该制度虽加强了对第三人的保护，但也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围应严格限制，通说认为第三人包括亲属、劳工、雇佣、租赁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质之关系负有保护、照顾义务的人”。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五）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建立。
依传统理论，物权是可对标的物直接支配的绝对权，可以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对物权的妨害；债权是仅得向特定当事人请求给付的相对权，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就没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为了保护债权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有必要进一步建立新的权利理论，[3]故学者主张承认债权的不可侵性。英国1853年判决Lumley V Gye案，创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先河。该案原告Lumley与某演员订有在原告剧院演出数月的合同，并规定该演员不得去其他剧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诱使该演员违反合同。法院判决认为被告Gye侵害合同关系乃不法行为，应向原告Lumley承担责任。此后，该判例所创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理论为多国接受。不法侵害债权，指第三人故意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妨害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4]根据债权不可侵理论，不法侵害债权的行为发生后，债权人得以债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追究第三人的责任，这使债的效力得到扩张，及于一切侵害债权的第三人。这也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
（六）关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订约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设定权利的合同。此种合同的法律特征为：（1）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需要通过代理人参与缔约。（2）该合同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得为其设定义务。（3）该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须通知或者征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属于利他合同一种，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其承担责任。正是由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此类合同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七）代为清偿
代为清偿，又称清偿代位，是指与债的履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而在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权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为清偿行为，可基于法律的规定，也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代为清偿都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债的相对性只能由特定债务人履行的债务，突破了债务履行主体相对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为清偿后，于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的地位和权利，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突破了债权请求主体相对性的限制。当然，以代为清偿的方式突破债的相对性，并非可以任意为之，它须满足一定的条件：(1)必须依债的性质可由第三人清偿；(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偿的特别约定；(3)代为清偿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披露制度的确立也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突破。
此外，代理、保险、信托作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渐脱离合同相对性的约束，成为各自独立的制度；同时，债的转让也被视作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虽然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多种多样，然而从根本上讲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及于第三人的问题，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主体涉及第三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在债权物权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赁权对抗房屋买受人。又如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中，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合同责任，而许多国家则直接赋予了消费者直接起诉生产者的诉权。
其次，合同权利义务涉及第三人。合同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约定向第三人利益为给付，或经第三人同意为其设定给付义务；在债权保全中，合同权利与义务同样对第三人产生了约束力；债权的转让则将合同权利或义务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责任涉及第三人。合同义务的相对性必然决定合同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突破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使生产者对消费者直接承担违约责任。各国多通过严格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来解决合同相对性所面临的困难，如产品责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然而，合同相对性规则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第三人的责任。如在保证合同中，当被保证的债务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债务转让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债务人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新债务人将承担全部债务。可以认为只有当第三人自愿承担合同义务成为合同当事人，才负违约责任。
史尚宽先生曾言：由个人自觉，及于社会自觉，契约之意义及价值，渐自社会立场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应该确立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主体，同时，承认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护财产的流转。而确立这种模式的意义：一方面，加强债权的保护，扩张了债的效力，承认债的发生、履行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与社会其他关系的互动层面上，由极端地强调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预，转变为兼顾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没有专门做出规定，合同法作为规范合同关系的一般法，理应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体规定，所以，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发展分析，以及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立法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杨丽君：《论英美法合同相对性原则》[J]，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355.
[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26.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
❿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合同抄的基本原则主要袭是：一、平等原则：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二、自愿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三、公平原则：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五、权利滥用禁止和公序良俗原则：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