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法的发展与展望

A. 将来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新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变革：社会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再度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在社会职能不断转变与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生活、医疗、教育、服务、调节等广泛领域中去实现人与社会和谐一致，促进社会进步的专业与实践。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者，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必须去了解、去适应、去解决。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发展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之日起，各国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去具体实施，并使社会福利等朝着社会工作研究指引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活动的准则、作为调动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有了长足进展。政策理论研究，亦结合各国的实际正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初，中国的欧美留学志士，就对社会工作开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牵涉面是局部的，发展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教育、保健、服务、行政等社会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对个性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更重视诸多方面的政策理论研究。发展意味着在现实基础上的提升。随着社会各层面的深度改革，稳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人群追求，这促使社会稳定机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着作为有效机制的社会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据社会工作的鲜明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针对我国社会工作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的事实，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在政策上必将有一新发展。

一是根据不同内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体系。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社会保障体系“在‘九五’期间，要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别的社会救济制度将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社会互助政策、法规将臻于完善，工作机构和运用体系趋于完整，形成规范化的社会互助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考量及服务评估制度。确立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职业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证下开展工作，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规划规则等等。

二是鉴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实，采用灵活的政策制定形式。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海岛、到农村、到山区，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国各项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纪一个发展趋势。在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在引进、消化、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较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形式固定并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也可以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存在的差异性，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实施范围相对限制的相关政策。社会工作政策还可以注重专项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如结合社会工作资源与特点，民间群众团体制定一些适用于团体内部的条例、规定、指示，具化为符合社会工作对象特点，操作性强的要求、方法与措施，并在实践中完善。如中国志愿者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与运作，就很有必要将之制度化，健全机制，有明确的章程制度、志愿服务站、扶贫接力、社会招募等志愿服务项目完整的运行规则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会工作政策的实施能力。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向统一管理机构发展。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机制与监督制度较为薄弱的现状，执行与监督分设，加强法制责任制度。改变当前政策实施范围大部分局限于城市的倾向，面向广阔的农村新天地，扩大政策有效覆盖面。在实施过程中，时刻接受社会工作实践的评判与检验，及时作原有政策修订、补充与丰富。及时注意与社会各项政策的配套与衔接。

中国社会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扩大

一是城市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却未达到工业化初期水平。调整社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亦是趋势。国家也要加大力度，采用适当的政策加快城镇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个体心灵封闭日益加深，心灵对可以产生共鸣的空间需求日益强烈。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自我，他们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增加“人”与“域”之间的契合，这对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纪，作为城市基本细胞之社区，随着其功能的完善，人们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采取诸如“新老楼区结合”、“现代化小区”、“高层建筑”、“企业封闭小区”等模式，社区都离不开地域条件，因地理环境（自然的、文化的、经济的）、人员结构的差异而各不相同，社区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这是社会工作新的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

二是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区域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在侧重都市社会工作研究同时，另一个现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社工领域占地球版图相当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等区域社会工作研究，在21世纪，将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领域。各个社区将要根据不同的区情、县情、乡情来确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岛特色、山区特色、水乡特色的社会工作新路子。同时，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社会活动必须在各地方得以实践，像健全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者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农村区域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将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化研究新趋势

一是加强社会工作对象社会化研究。人的社会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周围他人的联系与互动，不断反映并调适与他人关系，形成人的社会属性，促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21世纪人的社会化的内容形式将更为广泛。从20世纪的“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乃至更高层次的社会活动家，21世纪人的社会化，突出表现首先是融入市场，在更为激烈、更为成熟的市场竞争中，具备更深蕴意；其次是走向社会，21世纪将改变20世纪以来的个体在社会上有单位行政领导，在家庭中依靠家长亲友的状况，跳出行政与家庭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体系，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实现文化的融合、心理的归依，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新的和谐。社会工作一个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协调关系，摆脱困境。因此，在人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针对上述特点，针对人们在教育、生活、就业、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应使“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与“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相结合，遵循个人目标与组织相一致的原则。如社区工作的开展采取联合体、联络站、联谊会等多种形式，不仅仅从管理性、保护性上服务，更从发展性服务着手。

二是强调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程度。社会工作主动参与性与社会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为21世纪文明标志的环保问题，其关键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机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更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工作的社会化理论，重要一个方面是意欲寻找社会工作的主动参与的准确契合点，以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是探索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模式。这是近年来形成的创新思路。针对人们的衣、食、住、游、购、娱生活领域的无限拓展，社会工作模式值得探讨。如今后社会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对减弱，但其作用发挥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持续，因此，要发展社会化的、具有一定独立资金与资源的民间机构并探索新型的工作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又如社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要增加感召力、号召力与影响力，建立社区工作社会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发展的态势。

中国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研究新动向

21世纪，更加丰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为“网友”，使他们沉湎于“网上世界”。他们为了过网瘾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资电脑硬、软件。“网上一代”在网络中获得知识、交流思想、参与活动。一个“虚拟”的社会大群体现实地存在着。面对由此形成的更机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际，如何建构“网上社区”结构、机制和功能，把“网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发展？

社会工作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和“网上社区”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区域，通过建立“网上社区”，发挥其正面效应。社会工作介于以法律、法规、行政力量等对个人与社会实行强制性干预和以舆论宣传、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等力量对个人与社会产生导向性干预这两者之间，而网络，其涉及领域宽广，很难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规去约束网民的行动，何况，“网民”更具有匿名性、间接性等特点。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社区工作的开展由此更具挑战性。“网上社区”社会工作因此更应注意强化对策性研究，找问题、摆原因，更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缓解矛盾。“网上社区”的工作思路要突破传统在封闭环境中建立的说教式的意识形态，结合传统的工作方式与思维模式，采取灵动活泼的形式，融入“网民”生活，激活“网民”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不断放大、增加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可探索在新领域建立相应专业化的“网上社区”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广东深圳市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设在互联网络上的“深圳青少年网”，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会，通过开放各种学习培训、法律辅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婚恋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网点，设立“网上文学社”、“网上学院”、“网上义工站”，将这纳入大范围的、普及的社会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团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读书网”等，亦发挥强大先发优势、领域优势，“寓教育于服务”，做好引导青年、教育青年与服务青年的工作。

“网上社区”的社会工作必须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高其响应速度、服务效率。将计算机管理、信息网络技术、中介服务、城市救助、再就业等内容引进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满足成员要求，使信息资源、服务资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国社会工作者专业化与职业化研究新态势

目前，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工作实践者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是有距离的。政府部门多从社会工作管理层面来考察，专家学者多从学术、理论高度进行分析，社会工作实践者多从教育、服务细节入手。如何使这三方面有机糅合，使理论研究、实际操作与对策性研究相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状态？根据国情，应经常组织由党、政、团、院、所等人员参加研讨座谈会；组织省、市、区社会工作的经验会、理论会、观摩会等，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培养造就既具有科学理论，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成功职业工作者。

社会性工作必然以人为本，以前述的社会化为基础，以法制化为保障，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全面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专业建设。建立并扩展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实用可行的系列训练课程，加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培育学术环境、气氛与条件，为人才的成长与学术的成熟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尚处于恢复发展初期，专业教育的现状远未达到现实对专业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应大力加强学科建设，拓展学科领域，扩大招生对象，广泛吸引有志于社会工作的青年学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用社工的方法和价值观去应对实际问题，从而走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二是专门机构建设。建立有专门从属的社会工作团体及下属从事各类福利服务的机构。既让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有专门的实践部门，又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职业岗位，壮大专门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骨干队伍，并为社会上热心于社会工作的义务者，创造他们投身于社会的大服务中去的有利环境，使之在参与和体会中得以成熟。

三是专业制度建设。建立公认的职业守则和保证守则被执行的审核与证照制度。建立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职业权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者的录用与聘任制度，建立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等等。唯有如此，社会工作者才能不是单凭爱好、兴趣而业余的、义务的，亦使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有切合实际的政策依据、法律依据，更让政府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监督如社区等的工作与对象。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社会工作者以其专业化、职业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使社会工作不只是专业化的解困救难手段，更为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专业功能。

B. 大陆法系的发展趋势

（一）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渊源多元化
传统的大陆法系将法典化的制定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法律渊源，但时至今日法律渊源多元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调整家庭关系的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而不再局限于一部民法典中亲属编的规定。人权法、民法典亲属编、单行法规、联邦法院的判例和解释都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渊源。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都承认婚姻家庭权利是基本人权，各国宪法、基本法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原则以及理念的发展变化是亲属法变革的立法基础和法律依据，而欧洲人权法则在所有缔约国已经转换为国内法，可以直接引用。保护婚姻和家庭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不歧视原则、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经内化为各国亲属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此外，单行法规也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渊源，具有特殊性的法律关系或者需要通过单行法规解决的特殊问题都可以通过单行法解决。如德国 1976 年颁布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改革第一号法律》设立了专门的家庭法院，对家庭事件进行管辖。2000 年颁布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了同性恋可以通过登记结为生活伴侣，具有与婚姻类似的法律地位。而上一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正在逐渐成为大陆法系家庭法的渊源之一。较高审级法院所作的判决，哪怕是孤立的判决，也总是让人感到敬畏。在德国民法典的发展史上，法官通过判例法而对法的续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被理解成判例法的，是那些由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可作为日后裁判的基础的法律规则。
（二）父权为主导的家庭模式淡出历史舞台
20 世纪以来，随着人权理念进入大陆法系各国宪法和亲属法，两性平等原则以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成为各国亲属法的重要指导原则。传统的夫权、父权甚至亲权观念遭到清算，以父权为主导的家庭结构日趋瓦解，代之以平等伴侣型的家庭结构，家长制家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0 多年来大陆法系各国亲属法在民法典体系的各编中均属于变动最多，且不断持续修订的部分，在架构、体系、制度甚至是具体概念、用语上均作出了重大修改。比如在亲子关系中，从早期的父权至上到男女平等的父母亲权再到强调子女权利的父母照顾责任，各国亲属法不断地对亲子关系进行修改。德国民法典从 1979 年《重新规定父母照顾的法律》开始，最终以确认父母责任的“父母照顾”一词取代了传统的确认父母权力的“亲权”一词，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决定父母责任的首要考虑因素。此外，尊重儿童的自治、充分考虑并听取儿童的意愿、父母平等享有和共同行使父母责任，都成为亲子关系的主要内容。
（三）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力度增加
在大陆法系的现代亲属法中，私法自治理念受到了社会国家或者说福利国家的挑战。“个人自由受制于连带地兼顾价值更高的利益的原则，因为个人自由并不是孤立的，它只能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受到保护。由这项原则出发，同时得出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权利主体，每一个市民理应能够尽可能地信赖他人和由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以此为行动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民法典已经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私法，发展成为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具有社会性的私法，兼顾了社会国家原则。国家基于福利保护的理念，依法介入家庭自治的范畴，对家庭关系中的弱势者，依法给予必要之协助，以防卫其他家庭成员之不法侵害。比如各国亲属法均在规定离婚自由的同时，加强了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法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的补偿性给付，德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后的扶养，瑞士民法典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及抚慰金等等。
（注：《法国民法典》第 270 条第 2 款：“配偶一方可能有义务向另一方配偶进行补偿性给付。补偿性给付的目的是仅可能补偿因婚姻关系中断而造成的双方各自生活条件上的差异。此项给付属于一次性给付，采用本金的形式，数额由法国确定。”
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文中以下简称“法法典”。
《德国民法典》第 1569 条规定：“配偶一方在离婚后不能自行维持生计的，仅依照下列规定对另一方有受扶养请求权。”参见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文中以下简称“徳法典”。
《瑞士民法典》第 151 条规定: “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
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文中以下简称“瑞法典”。）
对家庭暴力的国家公权力介入是亲属法私法公法化的重要标志。家庭暴力在传统法律和文化中均视为家庭隐私，遭受暴力的妻子和子女难以得到法律救济。1992 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的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明确地将性别暴力界定为针对妇女的、由于她是女性而实施的、或不合比例地影响到妇女的暴力。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公约的形式禁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其后，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和联合国文件明确了妇女问题是人权问题，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侵害妇女人权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家庭隐私。制止家庭暴力是缔约国的国家责任。
1994 年之后，120 多个国通过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等单行法规或修改亲属法的方式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及其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措施，履行其国家责任。本世纪初修订的《意大利民法典》亲属编在第 9 章中增加了“针对家庭暴力的保护命令”一节，通过民事保护令的方式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包括：安排申请人离开造成其损害的配偶或共同生活者的家；责令施暴者不得靠近受害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特别是工作的地方、其原来家庭的住所或者其亲属或朋友的住所、其孩子就读的学校等。
（注：参见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 2004 年 11 月版第 342 条。文中以下简称“意法典”。

C. 法律在推进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维护经济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发展中个体和单位的正规合法化的行为！甚至在某些方面，指导社会发展！

D. 20年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发展的展望

我是陈子建 哈哈哈 同学你傻了吧 小朋友 自己的事要自己做 这样不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 论社会发展与法律的进化

法律局限性问题是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且至今尚难有定论的社会课题。秦国荣在《法学》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矫正：基本思路与对策

由于法律及其运作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局限性，因而我们在肯定和强调法律乃是现代社会最具权威和效率的社会调控手段的同时，需要注意理顺法律运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注意运用社会综合控制手段矫正法律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第一，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发挥。

法律及其调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仅靠法律运行是难以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有效调控的。所以，对于过去那种摒弃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我们固然要从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种认为有了法律就可以万事大吉，只要实行了法治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同样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实上，过分依赖法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病态已引起了西方社会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学者余英时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观念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不良影响，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现象均属社会病态而决非现代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注：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对于法律局限性以及单纯依靠法治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强秦因法制完备而致兴盛，也因法律过于残苛而致败亡的教训，给了后世历代统治集团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汉代以后，经过儒法之争，主张“礼法”并举的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应当说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重视“法治”的同时特别注重“德治”，强调“德法并举”、“出礼入刑”，诸种社会控制手段综合运用的做法早为实践证明为高明理智之举，它对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这是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适性的治国之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人性与法治本质的深刻领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家们经过世代传承所积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国的成熟经验和高超技巧。我们说，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领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进性，甚至在近现代仍然能对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法制文明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当说与此不无关系。

事实上，法律与道德以及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只有与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社会调整手段有机结合，形成彼此协调互动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内在功能。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所组成的有机集合体，人类在需要物质生活维系生存的同时，更需要精神生活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存在。那种离开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内涵的社会则决不是人类社会，只能是“动物世界”。而尽管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是相互包容涵盖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并不能自动提升社会的精神风尚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证法律得以良性运作，我们就要在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同时，着力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因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公众整体素质与文明状况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该民族、该社会的法律意识情况，而恰恰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水平。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说，道德素养较好的人，虽然法律知识欠缺，但因其恪守内心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底线，往往能够做到严守自己的做人准则，其违法的概率一般相对较低。而那些法律意识较强但道德素质很差的人，由于没有起码的道德防线和规则意识，不能用道德信念来克制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往往难以抵制诱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违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对较高。比如那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实施故意犯罪时应当说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其不仅有很强“法律意识”，而且懂得如何钻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社会，我们就应当要将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的同步提高作为基本标尺，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反映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提升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环境和良好社会风气氛围；必须将法治与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法律和道德所内蕴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公众内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觉以此来反省、判断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缩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与法律运作效果之间的落差，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视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视法律的价值理性，在保证法律形式正义实现的同时，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强调“德主刑辅”的同时，虽然建构起了庞大的行政司法体制，但其法律的内在精神和功能在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而不是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因而中国传统法制充满了残暴、腐败和黑暗。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法制建设，使得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文革”期间，法制更是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包括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任务特别繁重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首先应当要按照法治运作的要求架构体系完备的现代法制模式，实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构概念科学、逻辑严密、内部结构相互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严格、运作规范、各司法机构相互制约与配合的司法机制；在执法上建构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既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运作，又使这种权利能得到有效监督的执法体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备的法律机制，才能为现代法治社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确保法律能够实现平等与规则正义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够实现良性运作，我们还必须对立法进行价值选择与定位，实现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既可以正向价值为依归，成为维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保障社会公众福祉及其正当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负向价值为取向，成为推行专制和压制、维护特权和私利、实行暴政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只有实现了法律的价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器，社会文明的推进器。

法律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径。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结构或程序意义，它着眼于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逻辑严谨性，从技术层面说明了法治是一种“真法之治”。法律价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内蕴的价值目标，它着眼于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从客观的角度，从社会的层次上，说明了法治是一种“良法之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只有实现了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赢得全体民众从内心深处对法律心悦诚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为令人信服的社会理想信念和社会民众自觉遵行的行为规则。

法律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法律具有权威性的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法律制度设计时，应当要注意从古今中外吸取既适合于我国现实国情，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制运作的成功经验，精心架构结构精巧、程序完善细备、运作精良的法律机器；应当能够敏锐洞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要求，准确把握社会前进的脉搏和主线，将那些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气质，反映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观念，反映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规则和一般价值理念的内容纳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现“时滞”现象，及时改良法制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内容，始终保持法律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第三，既要重视法律的制度建设，更要重视司法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件”与“软件”相配套。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法制建设，使得执政党以及党的领导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监督与制约，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并直接导致了“文革”浩劫的发生，小平同志对此透辟地分析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继续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趋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能否最终建立井然规范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完善、系统、严密的法律制度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更应看到的是，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毕竟都是人所设计出来并靠具体的人去推动和实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对立法、司法和执法者的素质要求就越高。从某个角度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注：《荀子·君道》。）实践证明，法律的实际运行状况与法律操作者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质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没有素质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则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会或形同虚设，或变形走样。

在建构现代法制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硬件”法律制度建设，形成完整配套的对公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制衡机制、对权力行使者进行问责落实的责任追究机制、对非法公权力行使对社会主体侵权造成损害时予以赔偿的司法救济机制、对法律操作者进行遴选、考评、提拔、监督、奖惩、淘汰的组织用人机制，将公权力行使严格限制在法定范围内，确保法律操作者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注重法律人才的“软件”建设。必须在思想意识上加强对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质教育，使其养成忠于法律，信仰法律，愿为神圣的法律献出一切的意志品质；在业务素质上加强对使其进行业务素质教育，使其能够做到精通法律、熟谙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操作技巧，成为法律实务上的行家里手，等等。只有使法制做到制度“硬件”精良精巧，人才“软件”优品高质，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与运作。

第四，既要加强法制建设，更要重视法制运作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条件建设。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脱离社会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的法制变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对于法律与现实社会生活条件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所以，尽管法制变革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法律的内容和性质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所决定的，法制变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决于后者。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变法者的态度是否坚决，也不在于变法的内容是否先进，而在于这种变法具不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支持等现实社会条件。

在中国以现代法治社会为建构目标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有着极为特殊而复杂的国情背景和阻碍因素。中国古代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和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严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官本位”、“义务本位”等传统观念则时时侵蚀着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模式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艰难的过程，我们决不能企望仅靠法制变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实现现代法治社会，而必须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法制的外在运作环境建设，使已经建构起来现代法制模式能够获得良性运行和实施的社会基础条件。

我们所说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指要加强对立法、司法及执法的内在规律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要革除现有立法体制中的弊端，促进立法活动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推动高度透明、高效运作的现代立法体制模式的建立，从而迅速提高我国立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并使我国的相关立法实现与国际先进立法和通行规则相接轨；在司法上应当要在法律上和体制上真正赋予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权，坚持司法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要完善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败，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执法上要使各级政府部门养成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办事的习惯，遵循政府行为“法无授权即非法”的理念，坚决摈弃过去那种不按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而只按上级“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甚至是“领导批示”来办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为的适法、公开和透明。

加强法制的外在运作环境建设是指要按照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氛围，从而为现代法制运行提供强大的社会力量支持。具体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和完善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进的对公务员进行遴选、考核、评价、回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对完备的对公务员非法行政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处罚的法律制度；应当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范围、义务内容和角色定位，在赋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同时，要明确其应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义务与责任，切实改变行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恶习，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公众的“公仆”意识；应当要求形成高效顺畅和法治化的政府运作机制，建立廉洁精干的公务员队伍，培养行政机关注重行政行为的公开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习惯，从而能够做到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和法律的正当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因行政权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损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济，一切违法违纪的官员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建立能够对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管理和市场秩序等进行有效调控的现代市场运行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证券金融监管体系、市场管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法律制度，将一切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都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规则范围内，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经营自主权和自由竞争权的同时，能够做到公平竞争和守法经营。如果其行为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并使受害当事人能够依法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安全运行，使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此外，还要在社会民众中培育和普及现代法律意识，大力建设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法制改革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之间既互为内容与目标，也互为手段与途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乃是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和谐统一，而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乃是传统法制实现向现代法治嬗变的最重要保证，是中国最终建成现代法治文明社会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标志。惟有大力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现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F. 中国社会主义法是什么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应该是可以继续和发展的，但是必须是人民能够拥护他们，这样才能够继续发展

G. 我们依法治国的方略的成就与展望

二0一四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主要从下面五点来分析： 一. 依法治国同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全一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法律与人民意志的统一。这样就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了。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式的重大发展，也是党更加成熟的表现。 二. 实行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法制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统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并确保其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损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保证全国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有利于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有序进行。 三. 实现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体系的维系，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法则和国际惯例办事。实行依法治国，就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 四. 实现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从封建专制国家，到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国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实现依法治国，是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5. 实现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会稳定、人民安定团结是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需要几代人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就必须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各种破坏、犯罪活动能受到有力打击和有效控制，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能得到正确有效地处理。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实行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证国家的一切工作都依法进行。 一、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 (一)人民民主 (二)法制完备 (三)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一陆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依法治国理念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郡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 第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这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维护法律权威，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维护法律权威，必须首先维护宪法权威;维护法律权威，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维护法律权威，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第三，严格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严格依法办事，就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一切国家机关特别是专门履行执法、司法职责的政法机关来说，严格依法办事要求必须做到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一陆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必然要求。 首先，依法治国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主与法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只有人民掌握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制度，才能使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制度、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都需要有法律加以确认、规范，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其次，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离不开法制的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比较完备的法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不少混乱现象，如失信毁约、制假贩假、偷税漏税、欺行霸市等，破坏了市场秩序，干扰了国家建设，损害了群众利益。这些都与我们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以及执法不力有直接关系。 再次，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更好地促进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技术进步、文化教育发展。比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把道德义务转化为公民的法律义务，从而增加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这无疑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改善。又如，我国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把严重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行政违法行为，并对违反者施以不同程度的制裁和处罚，直接保证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最后，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比较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依靠法治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还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宏大的系统工程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多方面努力。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现在，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所处环境和队伍结构已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些重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带头遵守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 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生活在封建秩序之下，那时已经有了许多的法律条文，但它们大多都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所有的大权都在君主的手中，君主容易凭一时的好恶来决断国策，随意按自己的意志制定与修改法律，造成政策上的反复法律成为统治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造成了社会混乱，乃至崩溃。这一点从我国封建社会不断的更换便可以看出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个人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利控制法律。而统治阶级的行为得不到约束。即使是出现一时的"明君"什么的，也只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利用统治者自己约束是不现实的，在我国建国初期，虽然制定了宪法，却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制约领导人的权力，在文革时期甚至出现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权威思想，领导人的权威大于法的权威，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人治的政治运作机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历史的进步总是建立在灾难上，文革证实了人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一9漆吧年，社会主义法制的确立，使中国慢慢开始了法制的建设，一99漆年党中央又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政策，依法治国与依法制国有什么区别呢?法治不是简单的执行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更重要的是其法律的运行方式，程度和过程。它包括了法律的至上权威性，法律的公平性、普遍性等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以法律来约束统治者，对权力的限制。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对权力的执行者实行着有效的监督及惩罚手段。法制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法制的却不足以表达法治的实质。法制的焦点是秩序，而法治的重点则在有效的制约和合理的运用权力，也就是说法制是用来规定国家的秩序的而法治通过对权力的制约与合理利用使法律真正能够得到应用与发挥。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建设更是离不开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律来规范和保证，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引导经济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实现 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与管理，并确保社会公正，没有法制市场经济是难以运转与发展的，但有了法制并不代表市场经济能够建立与发展，最终还是需要法治，法治并不单纯的强调市场经济，而且还调整各种市场行为使其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确立了合法的原则，法在市场经济中有着最高的权威性。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依法治国的主体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表明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回望历史文革便是由于没有将党内民主以及国家社会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样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党内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滋长，也就使党难以防止与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因此发展民主的时候还要注意法在其中的作用，通过法治使民主制度化程序化，加强的同时法律也会有了稳定性，不会因领导人看法与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民主又可以保正法治的行之久远。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完整与否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健全与否的前提，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仅会给坏人提供为非作歹的机会，还会使好人无从依法行事。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立法时要做到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各项人格尊严、人生自由、民主权利、政治自由、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社会主义法在实质上应当实现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规律性几个方面的深刻统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之所在。要经由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制定，这是保障法律科学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础。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有助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立法，广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单纯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或者完全依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立法。要讲究立法技术，注意借鉴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 健全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要切实做到：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权力的配置，包括中央与地方、领导者个人和领导集体、执政党和国家机构、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都要充分体现民主原则。人民应能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当家作主，进行重大决策，管理国家大事。司法与执法体制和程序的各个环节，也都要贯彻民主原则，保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与民主制度相连的是监督制度。我国当前应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保证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完全按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办事，也很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权利。 要继续加强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公正的司法制度。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权力不得滥用，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损害必须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救济。同时，还应建立对行政违法责任人的追究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对受到侵害的人民权利给予补救的关键一环，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最后一关。在健全公正的司法制度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涉;司法机关依法享有的地位应当得到保障;要有公正的审判制度，保证案件的审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严明的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要继续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我们必须建设一支数量足、素养高的执法队伍，包括公务员队伍、行政执法队伍、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同时，还要建立从事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律师、公证员队伍。所谓素养高，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要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和具有以身殉法的精神;二是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避免一些庸才滥竽充数;三是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不仅要廉政，而且要勤政。 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大计，是社会政治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还是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增强"依法治国"的思想观念，扩大"依法治国"的民主基础，完善"依法治国"的制度保障，强化"依法治国"的监督机制，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而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前进

H. 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看法

一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首先，农民阶级出现重大的裂变及分化，其经济地位、职业结构、社会分层都发生了大的变动。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组合：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外，又出现了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对独立的阶层。再次，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形势造成的新矛盾不断出现。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提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由此，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都希望看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利益权利能在民主气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动，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存在着社会心理失衡加大倾向。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带来的摩擦与激荡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价值趋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使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人们的价值取向正朝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客观上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第三，人们对政治民主提供保证及表达渠道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现代化的推进，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别、差异、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不可能很快消除，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大。当这种现象超越一定限度，人们的期望长期受挫折，就会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基础，并在其他偶发条件的影响下，导致政治骚乱的社会氛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种种现实因素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政治事务的空间还很小，还处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过渡之中。大多数群众的民主参与主要以维护其经济权益为目的，尚未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目标、一种价值自觉地去追求，因而导致社会民主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有正当的参政议政、民主选举、反映情况；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问题无法解决时采取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要求的，以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

各国政党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所经历的变革过程肯定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首先是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与阶级对立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各国政党都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阶级调和，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断扩大政党代表性，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扩大政党开放性，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向更广的阶级范围开放；另一方面，政党尽量代表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张。其次是增强政党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增强执政能力。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政党竞争体制，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或者连续执政，必须不断提高政党竞争力，提高执政绩效。为此，各执政党十分注重培养和选拔党内精英，吸引和发展高素质人才充实政党。最后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不仅对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来说十分重要，对于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同样重要，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党和政府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因而也就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型期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党的政治权威带来新的挑战。党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能否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和不安定因素？这些都亟待我党给予战略性回应。党应从各个方面不断整合资源和强化优势，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强化党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政治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确立。现今，随着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新兴阶层的出现，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市场体制是一种竞争型机制，竞争是社会成员以社会稀缺资源，如财富、权力、声望等为对象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因而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而要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既要有防止社会失范的刚性，又要提供满足社会良性发展的弹性空间，这就要求国家一方面具有强大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反应，运筹帷幄。政党是国家和社会关系有效协调和互动的纽带，面对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发挥其导向、组织、协调功能，并通过必要的政府行为调动、集合、配置、优化社会有效资源，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其次，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政治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在现代化的新形势和背景下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使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扩大其包容性、渗透性，增强其内涵底蕴。在当今， 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生活期望急剧膨胀，尤其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让人们产生与党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知，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思想教育体系，利用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念，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政治权威基础。

第三，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合理地协调和整合社会利益。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可以为吸收新的集团进入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秩序，这是社会政治安定的保障。党作为维持社会和国家平衡的杠杆，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应不断拓展与社会的链接通道，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体制与机制，为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宽松的渠道，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此外，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社会利益整合，应通过完善体制和政策供给合理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认各群体差别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职能，利用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手段编织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要鼓励公平竞争，体现效率优先，更要重视和关心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和失业、半失业的弱势群体，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使社会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

最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须进一步扩大。执政党领导和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必将影响和冲击现存的体制而诱发政治问题的产生，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转型，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党内和社会两方面看，首先是党内民主，因为它对人民民主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在党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之间、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领导干部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加民主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积极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不断壮大，必将产生广大民众更加迫切的政治参与要求。如果这些阶层的政治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压力的积累，而这种压力则直接影响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因此，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联系起来。

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良性的运转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能够获得协调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的政党制度。就中国而言，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促成不可逆转的社会结构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原有阶级结构的日益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如此，获得一个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构——政党制度，对超大规模的中国转型社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成败。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适应性，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实现政治发展，保障政治稳定，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展望未来，它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I. 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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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社会主义法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哪些特点

1、社会主义法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特点：

• 中国的法律体系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它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 中国的法律体系体现改革开放的要求，这是它的时代特征。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因为是同改革发展进程相协调的，因此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一方面它要反映和肯定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需要。

•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统一而又分层次的，这是它的结构特征。中国的的法律体系是由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这个构成是由我国的立法体制决定的。立法体制主要涉及立法权限在中央与地方、立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出发，宪法和立法法确立了我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2、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要求，作为党的正式文件，是1997年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十五大报告是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不是联邦制；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三权分立；从法律传统讲属于成文法国家，没有普通法传统。中国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除宪法外，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所在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外还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