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中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❶ 对合同自由的理解

所谓合同自由，又称契约自由，是指当事人有依合同负担义务并受强制之履行的自由。此原则含有两个概念，一者在私法关系中，个人取得权利义务应基于其个人的意思，一者个人的意思之行动，应有其自行决定的自由。合同之精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汇合。只要不违反法律、道德和公共秩序，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合同自由。这种自由被概括为著名的合同自由原则。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得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地决定对方当事人，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内容，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形式。也就是说，合同自由的范围包括订立合同的自由、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合同内容决定的自由及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四个方面，其核心和实质是由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而意思自治原则被称为传统民法上的三大原则（又称三大基石）之一。可以说，没有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没有民法。民法作为私法，其与公法的区别之一也就在于民法上实行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得依法任意设定权利义务。所以，合同自由原则在民法上具有重要地位。
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原因决定于商品经济关系。因为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法律表现形式。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进行商品交易的双方只能平等地进行协商有关的交易事项，而不能以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也不能将第三人的意志强加给双方。然而，尽管合同作为交易的法律形式是随商品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但合同自由的原则并非一开始就被确立下来。因为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里，商品经济并不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社会重视的不可能是当事人交易的自由。也因为如此，即使在反映当时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的罗马法中虽一方面强调合同为当事人的合意，重视保护当事人在订立合同、选择对方当事人及决定合同内容上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对当事人订立合同尤其在合同形式上予以严格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仅有当事人的合意，并不就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所以，可以说，在罗马法中仅有合同自由原则的雏形，并没有确立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在中世纪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封建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高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强调在社会生活关系中个人意思的自由。正是在自由经济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哲学基础上，产生了契约自由即合同自由的法律思想。这种合同自由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即在法律上确认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第一部典型的反映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中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正式的确立。该法典第1101条定义“契约，为一人或数人对另一人或另数人承担给付某物、作或不作某事的义务的合意。”第1134条明定：“依法订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由当事人双方相互的同意，或根据法律许可的原因，始得取消。”自法国民法典闻世以来，合同自由原则已成为近代法的根本原理，无不得到各国立法的确认。
合同自由原则由于是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以来，合同自由原则在实际上受到破坏。例如，标准合同（附合合同、格式合同）的出现和普遍适用，在一些领域当事人并没有也不能有订约的自由。经济上的不平等、不自由因法律上的平等和自由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正，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因此，“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渐受到“社会本位”思想的批判，各资本主义国家为调和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社会干预，强调保护消费者利益，开始从法律上对合同自由原则予以修正。这种修正表现为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有：强制订立某些种类的合同；规定强制性合同条款；法律指定或专门设立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行政机关，对合同进行监督、管理和控制；吸收诸如公司、诚信等道德规范，制定为具有较大弹性的原则条文。
但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合同自由原则的消亡。正如任何自由都不能是绝对的一样，合同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绝对自由的结果造成的只会是事实上的不自由，自由只能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因此，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并不是取消当事人在合同法领域的自由，而是使当事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例如，在法国现代合同法中，意思自治不再表现为当事人所当然享有的一种自愿、独立地创设权利的权力，而表现为一种由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律在保障社会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运用自己的各种权利。即使在受到冲击最突出的订约自由原则上，“订约的自由的原则仍然存在。直至1980年，迪普洛克（Diplock）勋爵还重申：”当事人有决定他们所接受的原义务的自由，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之所以并没有因对合同自由的法律限制而消亡，是因为该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尊重主体的个体利益，充分尊重个体的意思自治。遂有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须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权利本身就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因此现代法虽重视社会利益却不能不顾个人利益，遂有虽对合同自由予以一定限制，但却不能取消合同自由原则。19世纪的合同自由原则在促进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20世纪现代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则同样在促进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这种市场经济的性质如何，在反映交易的法律形式的合同法上就必然要实行和贯彻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合同制度上长期基本不承认也不可能承认合同自由原则。然而，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为商品经济以来，自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合同法上也就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这一自愿原则在合同范围内的体现，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在学者们草似的《合同法（草案）》中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民法通则》第85条中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经济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第6条则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上述规定都明确地强调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则反映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为经济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从事交易、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既然我国合同法上也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就要求按照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合同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就要求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必须承认当事人依法自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有效性，以有效合同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

❷ 契约自由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 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在线等啊！！！！

原则内容上相同，但范围上有区别，契约自由原则适用的范围较广，几户在民事领域都有契约自由原则的影子，但合同自由原则仅适用于合同。

❸ 不符合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有哪些(越多越好)

契约自由即合同自由，是民事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在合法的范围内，以内自容己意思自治可自由订立合同，决定合同的性质，内容等。
不符合合同自由的法律？……这个貌似是不合法的……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对合同自由具有限制或者特殊规定的法律？
这方面的，最典型的就是格式条款，即可以反复适用的，内容明确确定，由单方预先制定做出不与对方协商的，具有具体内容格式的条款
在一个，就是单方允诺，即当事人对自己设定某种义务或限制，并使对方获得相应利益的民事行为活动

❹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相应措施，分点回答，拜托各位大神了

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1.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的体现关于是否在我国新的合同编中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的建议稿中，就有学者在立法方案中建议将“合同自由原则”规定为首要原则。在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中，许多学者也建议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为基本原则。我国当前的《合同法》中并没有将合同自由明确地作为一项合同，但是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有所体现。例如，《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遵循自愿原则，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法》第10条赋予当事人可约定合同形式，第12条赋予当事人约定合同内容的自由等，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本着自由原则订立合同。
当然，我国法律也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如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遵守国家政策。”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合同法》中也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了限制，如在第3条中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7条中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道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合同自由原则以及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均没有以明确的条文表现出来，而是隐含有关法律以及《合同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条文中。

❺ 论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论述)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作者： 高兴江 发布时间： 2007-10-16 14: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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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原则的确立都是相对的，只要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它们便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合同自由原则体现合同的本质，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合同法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受到重视也是由其特性以及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二者共同服务于市场经济中商品自由流通与宏观调控的需要，都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信赖诚信原则获得更充实的发展，诚信原则依赖合同自由原则获得更广泛的活动空间，二者不可替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两大支柱。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意义和要求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选择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东罗马帝国优士丁尼编纂的《民法大全》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从十五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契约自由的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书，提倡彻底的自由经济。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每个人不分强弱、贫富，均得以自己的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成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 因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哲学提出，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重要原则。 自原始积累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随着国际贸易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因此，契约自由的原则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得以确认，成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精髓和核心，并被大陆法系国家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同自由原则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该条即是对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确立。

合同法中确认合同自由原则，乃是完善我国合同立法的重要步骤，对于保障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确认合同自由原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巩固改革成果并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举措，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法律措施，是正确处理合同纠纷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指令性计划适用范围缩小，企业自主权扩大，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我国立法机关修改原《经济合同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确认改革以来扩大当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将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10个条文删除了大部分，仅保留两条“计划”的规定。现颁行的《合同法》虽仍有“计划”的影子，但减少了政府对合同关系的不必要干预。这显然是扩大了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发展市场经济前提是尊重市场主体所享有的合同自由，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就越强，交易就越活跃，市场也将随之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也将因此而增长。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以调整交易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法当然应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确认当事人的合法的合意具有优先于法定的任意性规范适用的效力。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限制合同法的强制性规范的同时，努力扩大了任意性规范。在一般情况下，有约定时则依约定，无约定时依法律规定。合同法条文中，有许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条款，例如关于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有约定的则适用约定，没有约定时才适用法定的赔偿责任。只要当事人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合同法不应对其合意进行干预。二是尊重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确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确定违约责任等方面的选择自由。具体来讲，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和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应从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本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赋予合同关系主体以最大的自由。商品交换遵循的首要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这也是合同法应考虑的经济规律。(二)除国家下达了指令性计划外，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决定签订或不签订某个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涉他的这种自由，包括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迫当事人签或不签某一合同。自由自愿原则的这一内容和要求，也反映在《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的规定中，“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三)在签订合同时，任何一方主体都有选择对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共同决定合同的形式和具体内容等权力。(四)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在不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转让合同权利和义务、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如《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诸如此类的规定都体现了当事人变更、转让和解除合同的自愿原则。(五)在发生合同争议或纠纷时，当事人有选择解决争议或纠纷方式的自由。发生争议或纠纷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可根据合同规定的仲裁协议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提起诉讼时，当事人还享有在不违反民事诉讼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前提下，选择管辖法律的自由。

二、诚信作用原则的确立、现实意义和具体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在从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在大陆法国家，它常常被称为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帝王规则”。

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它被称为“善意原则”。之后，大陆法国家的民法都先后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我国《合同法》也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王泽鉴教授认为，诚实作用实际上被称为帝王条款，君临法域。诚实作用原则之所以被各国立法所为基本原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法律的不周延性为立法者所认识。立法史表明，以法律来涵盖一切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民事关系是难以做到的。有的学者因此指出，成文法制度中法律漏洞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性状态，其特点在于违反计划性和不圆满性。基于这种情况，只能用设立弹性条款的方法来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通过对当事人提出诚实信用的要求，为当事人订立非典型契约的活动以及以自己的协议变更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的活动订立一个范围，以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确保社会利益不致因当事人的协议受到损害。其次，各种矛盾的激化需要诚信原则作为缓冲器。进入20世纪后，各种社会冲突加剧导致社会利益的危机，法律由权利本位走向社会本位，与“诚实信用”所蕴涵的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不谋而合，从而法律获得长足发展。德国法院依靠诚信原则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经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产生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提高了诚信原则的地位。第三，衡平观念与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由严峻走向衡平，并吸收一定道德因素是法律进化中的普遍现象。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的确立，反映了观念和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仅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一旦与其目的不合便应进行调整。法律只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仅此是难以维持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必须以对人们提出更高道德要求作为补充，才能构成理想的交易秩序。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国合同法将其确认为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保持和弘扬传统道德和商业道德。我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崇尚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诚实信用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信者，言之实也(朱熹注)”。在我国商业习惯中，也历来将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作为重要的商业道德。我国合同法确认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我国传统道德及商业道德习惯在法律上的确认，对于弘扬道德观念、规范交易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保障合同得到严守，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合同法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法律确认交易当事人在交易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遵循诚信原则，才能使商业交易当事人既能遵循商业道德，又能严格守约和正确履约，从而形成交易关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交易当事人具有诚实守信的观念时，合同才能得到严守。甚至在合同本身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是诚实守信的商人也会努力消除合同的缺陷、诚实地履行合同。反之，即使合同规定得再完备，而交易当事人是非诚实守信的，合同也难以被严守。第三，原则的功能随着交易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诚信原则不仅具有确定行为规则的作用，而且具有衡平利益冲突、为解释法律和合同提供准则等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很快，许多法律规则已不符合现实的经济情况，如果采纳诚信原则，使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补充法律漏洞，也不失为完善法律的一条途径。

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具体体现和要求是：

第一，合同订立阶段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合同当事人彼此间已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忠实、诚实、保密、相互照顾和协力的附随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采用恶意谈判、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并致使他人损害，也不得透露和不正当地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订约过程的附随义务，随着当事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密切和发展，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这些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第二，合同订立后到至履行前应依循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以前，当事人双方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严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在履约前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者存在着其他法定情况，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但在行使中止权时应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

第三，合同的履行应依循诚信原则。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及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遵守诚信原则，一方面要求当事人除了应履行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应履行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各种义务。 另一方面，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内容不明确或者尚缺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履行义务。

第四，合同终止以后应遵循保密和忠实的义务。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义务，但也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如保密、忠实等义务。此种义务在学术上称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后契约义务。因一方违反这种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合同的解释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使用的文字词句可能有所不当，未能将其真实意思表达清楚，或合同未能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合同难以正确履行，从而发生纠纷。此时，法院或仲裁机构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各种因素(如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合同签订地的习惯等)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正确地解释合同，从而判明是非，确定责任。此外，在合同发生争议以后，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无论是实行替代性购买还是替代性销售，都应依据诚信原则进行，不得高价购买、低价变卖，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诚信原则由于其极大的伸缩性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它并不是万能钥匙，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援引它。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权利如果不加以限制，都有滥用的可能。因此，为防止诚信原则的滥用，必须对适用加以限制。比如对某一案件，法律有规定，但依法律规定所得结果与适用诚信原则所得结果正好相反，亦应依法律的规定而不能适用诚信原则，其理由是为维护法律的权威，禁止对现行法律的修正，防止诚信原则的滥用。

三、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辅相成

我国合同法所确定的合同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非绝对的自由。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国家有必要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正当干预。为此，应对合同自由做出必要限制：

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各国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正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所说的“契约自由应受限制，系事理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的历史，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而促进实践契约正义的记录” 。因此，这种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或取消合同自由，而是为了消除这一原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合同法，就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阐释“自由”的具体形式，只是消除了自由的绝对性，避免了一方自由的滥用对创议自由的跟踪，使自由与平等、公正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合同自由注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转向注重实质上的平等自由，使自由更加真实，使合同自由原则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一般认为，诚信原则具有三项功能：第一，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如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款规定，凡一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如德国民法第157条规定，契约之解释应斟酌交易上的习惯，按诚实信用原则为之。第三，解释和补充法律，即对于法律上的明显缺陷和不足，应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修正和补充。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表明，其发挥作用要信赖其业以存在的法律行为和法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般条款，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只能针对特定情形进行利益衡量，或对规定不明的予以解释，或对有漏洞的予以补充，或对某一具体义务加以扩张以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要。比如在合同关系中，由于一方违约而致损害发生，另一方当事人在能够控制损害的发生的情况下，就合同本身而论，他没有任何义务去采取措施，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他应当尽可能减少损害的发生，否则不能就扩大损失要求赔偿，这就是基于诚信原则而对其所负的合同义务的扩张。因此，单纯的诚信原则并不能创设合同的全部义务或消灭合同的全部权利，只是起解释和补充法律与法律行为的作用，因此它不能取代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王利明、崔建远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合同法》

3、中国政法大学李春霖《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4、武汉大学张素华《诚实《短缺坚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5、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❻ 契约自由的含义和基本内容是什么

一、契约自由含义

1.法律难以评价纯粹内心的意思，只有意思以一定载体表现出来，即有一定形式，能被人们把握和认定时，法律才能准确地评价。所以在任何社会，合同形式都不可或缺。”现在许多国家对合同形式采取了以不要式主义为原则，以要式主义为例外的立法模式。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契约的意思自由和形式自由构筑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原则。所谓契约形式，是合同当事人意思的载体，如对话、书面以及行为（这是否意味着对默示合同的承认呢，求教于方家。默示合同分两种：法定和实施推断默示合同，后者如乘客登上公共汽车的形为；问题是行为可以构成合同的形式吗）等，（插入一个小问题的讨论：交付、登记、批准是否应当视为合同的形式？有人认为是合同的形式，有人认为不是。合同形式指的是合同当事人意思的载体，而交付能否承载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呢，有待商榷。另外，合同内容体现双方的 “合意”，而登记则是政府的干预，体现政府的意志。我国民法学说已正确地指出债权合同的形式与物权变动及物权公示的方式之间的本质差异，现行法中有关登记的规定应为物权变动或物权公示的形式。不动产合同应当为要式合同，否则物权变动公示之规范目的难以达成，但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法，不宜同时作为不动产合同的形式，应以书面形式作为此类合同的法定形式。但是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经常是将批准登记视为合同形式的，并且意思自治、当事人自由也并非是绝对的）其与当事人之合意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契约形式自由，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契约采取什么方式设立，完全依据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政府不应该对此加以干预。

❼ 论现代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

实质上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指的是缔约自由,选择相对人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自由,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等几个方面.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其中核心内容为“约定优先原则”（当事人合意具有法律的效力）。
其他内容还包括（当事人享有订立合同和确定合同内容等方面的内容）：
1、缔结合同的自由
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3、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4、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5、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6、选择补救方式的自由
7、选择I裁判的自由等。
合同自由是两个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意，合同一经完成，合同宣告成立，当事人便受到合同的约束。合同本质就是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决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其意志调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为使当事人意思能够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当事人仍然享有决定缔约，缔结伙伴和活动内容，决定合同变更和解除等自由。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这种自由都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
合同自由原则是鼓励交易，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争取的法律措施，合同关系越发达越普遍，则意味着交易越活跃，市场经济越有活力，社会财富才能在不断增长的交易中得到增长。然而，这一切都以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充分的合同自由为前提。正因为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因而以调整交易为主要内容和合同法当然应以次为最基本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检验合同法是否反映我国市场经济现实需要的一个重要指标就在于是否在内容上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不仅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则，而且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允许尊重立体的自由和权利的新的法治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具体体现在第4条中，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该条是对合同自愿原则的确定，但实际上所谓合同自愿原则，也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因为按照一般的解释，合同自愿原则即包括了缔约的自愿，也包括了合同内容的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在履行合同中，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或变更内容，还可以以自由约定调整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1）由此可见，自愿原则在含义上基本涵盖了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
一 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许多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中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确定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两大方面内容：
1） 当事人的合意是具有法律的效力。
合同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仅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能够严格地拘束订约的双方在任何一方违约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还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具有优先合同法任意性规范而适用的效力，这种效力简单地概括就是约定优先原则，合同法设定了许多规则，但这些规则大多都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自由约定而加以改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合同法在性质上是一部任意性的法律，合同法之所以赋予当事人的合意以法律效力，并使当事人有合意具有优先于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而适用的效力。根本原因在于合同法充分贯彻合同自由的原则。
2） 当事人享有订立合同和确定合同的内容等方面的自由。
第一： 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缔结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与他人订约，此种自由是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的自由的前提，因为，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 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任何人订立合同，或者说自由决定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能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分立。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前提是必须要有自由竞争。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处，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如果合同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能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也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此，变更和解除合同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形式有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权争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订立合同。
1） 古代法律首先十分重视合同缔结形式和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合同的方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为“曼兮帕蓄”（2）
2） 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意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要式为例外”（3）
第六：选择补救方式的自由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争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在一方违约后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约定免责条款免除其未来的责任。
第七：选择裁判的自由
指契约当事人有选择仲裁或诉讼解决契约争议的自由，换言之，对于契约争议缔结者有依约定排除法院司法管辖的权利（4）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在合同的内容中，一般要包括解决争议的方法的条款，此种条款就是对于是否申请仲裁，排除司法管辖的约定，在选择仲裁后当事人还可以通过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
上述自由构成合同自由的全部内容，我们应该看到，合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在任何国家中，都是要受到限制的。在我国，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有秩序的发展，国家有必要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正当干预。为此，应对合同自由作出必要的限制。
合同自由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形式的正义的体现，按照合同法的理论认为，“契约即公正”（5）也就是说，合同自由可以自然导向合同正义，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的进行交换，这种关系对于双方就是公正的，对社会也是有利的。然而，现代合同理论与实践证明，合同自由并不能当然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强调合同自由时，还必须强调合同的实质正义。我个人认为，维护合同实质正义与合同自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合同自由赋予交易，当事人享有广泛行为自由，而维护合同正义则意味着赋予法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能够根据合同的关系具体情况，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保护当事人之间平等地位和合同内容的公平。
二 确定合同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立法已经加强对合同关系的干预，但合同自由仍然是存在的。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实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取消了合同自由的原则。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交易当事人所享有的必要自由得到极大的增强，但要很快完全的消除某些地方政府对合同关系过度的，不当的干预是不现实的，需要借助合同自由的原则，保障当事人必要的自由。尤其应该看到，在实际生活当中，限制，阻碍，剥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现象还严重存在。从而表明统一合同法中确定合同自由原则是十分必要的。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作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受到众多指责。例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4条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订立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合同自由在当时并为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当成资本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直到民法通则出来以前以及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新的统一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可以认为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定，尽管使用“合同自由”一词，这部分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依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后，为中国在走进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我国的现有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严峻的考验。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合同自由原则的到确定，在中国有着更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确定合同自由原则，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巩固改革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统一的市场，呼唤统一的法律。在竞争激烈市场，要求自由的原则。统一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条块分割。由统一的法律来市场行为。同时，新合同法赋予市场主体的充分自由，最大程度的调动市场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必将使交易更加活跃。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市场也必将随之繁荣。因此说，统一的合同法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确定合同自由原则，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这对中国加入WTO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讲，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集合，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必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阴影中走出，这必然要求中国的法律与国际接轨。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按市场原则，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与国际通行的之法以及WTO规则相符合。因此，合同自由的确立对中国加入WTO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❽ 如何理解“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自由中的平等观，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的话来说，贯彻了自然法思想，但契约自由所体现的人文主义色彩却往往被人所忽视，在我国尤其如此。契约自由的核心是：任何人只能被他所同意的义务所约束。这就体现出契约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对人之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故梅因之“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已经远远超出了契约法本身。
契约自由的这种上述价值理念也正是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所需要的，因为自由竞争的自由经济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市场上的每一个人均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为，必然能够得到财富的最大增长，而社会的财富就是个人财富的总和，所以，个人财富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故它巧妙地配合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它被认为是私法的原则也就极其自然了。今天，我们也处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契约自由作为我国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当属无疑。

❾ 合同自由原则的详细解释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概念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2]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3]
二、我国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现状
合同自由原则以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4]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三、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
（一）强制性缔约
今世界各国的合同立法、学说、判例中，默示条款，格式条款，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等，使得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对传统契约理论冲击最大的当数强制性缔约 的 出现。强制性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 换言之，合同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这就使得契约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约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即强制缔约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是法律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实际生活中，强制性合同对合同自由进行了两种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对他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无权拒绝。比如存在于公用事业的强制缔约，邮政、电信、电业、自来水、铁路、民航等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客户或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 其二，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当事人决定订立合同，他无权选择合同相对方当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卖房屋，承租人凭借优先购买权向其发出购买要约。前者被称为绝对的强制合同，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律直接为一方当事人设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约必须承担的义务。后者被称为相对的强制合同，因为此时法律规定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要约才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实行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利用强制缔约来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实力强弱相差悬殊，信息不对等方面的影响；还由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弱者利益无法实现，导制社会不公正。而国家干预合同订立过程，干预合同自由原则，发挥社会协调平衡能力，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最大公平。强制缔约义务在我国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这里对从事公共运输承运人设定强制缔约义务，主要是由于这些承运人往往具有独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务具有公用事业的性质，旅客和托运人除了这些承运人之外，无法找到别的合适的合同当事人，即合同当事人无法选择另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强制这些承运人与旅客订立合同，就会导制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经济生活的非正常进行，无法保护广大的弱者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角色。这种强制缔约义务规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现代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
（二）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条款是我国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种规则条款，其实质是方便合同订立，节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规制合同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固定形式的要约，并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无差别地完全接受，以此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格式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协议，它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规则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格式合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便平等地无差别地适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再与另一方当事人协商合同内容的增减变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另一方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即接受或拒绝。格式合同的产生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领域的扩大，使许多商品采取机械化制造，大宗交易方式，由于各种交易活动的不断重复运用，逐渐使某些合同条款固定下来，演变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现适应了现代化经济生活需要，为经济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订立手续简便，程序快捷，顺应了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为订立合同内容而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对方当事人对格式合同内容进行审查。这种合同的存在，使订立合同过程成为一个合同审查过程而不是繁琐的合同制订过程，有效地减少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合同签订的时间，降低合同当事人的签约成本； 同时另一方当事人通过对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有关免责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等规定是否适当，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诉性等方面的审查，以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平等，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⒉ 这种格式由于是由各经济主体在商业实践中得出来的，经常使用于商业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其各条款漏洞少，能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⒊ 格式合同作为要约形式其内容一经确定，便相对稳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对格式合同不加拒绝的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地无差别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给所有的相对人平等无歧视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由此可见这种格式合同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将合同的内容提前制订好了，相对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绝，这个合同，而没有与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进行协商修改合同内容的自由，这样看起来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实际上只限制相对方订约自由，相对方除了接受或拒绝合同外，别无选择，这就会造成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实际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别是当其中一方当事人为了生活、生产而必须购买另一方当事人的商品或服务时，而面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条款，如果不与另一方签订合同而与另外的当事人签订合同，就可能会因路途遥远、开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偿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格式合同。笔者分析认为：这种格式合同是在国际或国内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订立合同的形式，国家并没有干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行为，其实质还是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肯定。但是这种格式合同很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控制的表现。在原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力不对等的合同当事人，无限制的契约自由，但这种不公正现象在垄断阶段表现得更为强烈。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在实行合同自由的同时，力求避免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法律应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这是必经途径。而且，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后通过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强制性规定干预合同订立的全过程；有的国家还赋予法官对格式合同效力认定给予自由裁量权。
（三）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后被各国立法，判例及学说接受。它的基本含义是，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旨在辅助当事人实现其利益和各种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附随义务突出表现为合同义务的扩张，不仅不用当事人意思表示直接进入合同中，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而且现代合同法已以仅仅保护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改变为对合同以谈判、订立、履行至终止全过程的调整，突破了传统合同自由原则关于合同内容即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必须当事人双方合意，否则无效的规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资本迅速集中，继续推行绝对的合同自由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各经济主体是绝对的不公平，其所谓的合同自由只能成为以强凌弱的保护伞，社会评价、伦理、利益与实质正义而不顾，越来越难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6]毕竟合同自由原则是以人为本位，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如何达到双方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又能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使单纯依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合意或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则被打破了。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过程，从价值趋向与社会价值趋向结合的新潮流。[7]合同自由原则除了对市场经济起积极作用外，它所带来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实际上的不平等，当事人可能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也因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风光不再。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需要按照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合同，而且还要承担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合同内容之外的随着合同的进展，而逐渐产生的附随义务，虽然合同未作约定，当事人仍应履行，从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变成了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和约束。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确立，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突破，对现代社会有其重大意义：首先，合同义务由约定义务向附随义务的扩展，使合同义务本身趋于完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具体明确。其次，附随义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合同自由观念，使合同法理论进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随义务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尽力注意义务，使交易目的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达到当初订立合同的预期目标；同时，使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附随义务的发展，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易环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既然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附随义务制度对现代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正在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就更应当制定附随义务制度。现今，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虽没有明确规定附随义务制度，但其附随义务所表现的先缔约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已分别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规定。[8]如，一方当事人负有对有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告知义务：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再如，一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时，应当合理顾及对方当事人和标的物的状况，不仅要承担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义务，而且要配合对方履行义务；承担给对方履行义务时提供便利条件的协助义务。附随义务是现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以合同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复杂，正确认识把握附随义务，重视并实践附随义务，对于促进交易，发展经济，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国外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情况
（一） 从历史发展来看
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则经历了一个从鼎盛到衰微的过程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订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地选择缔结合同的对象，并可自由地同对方当事人商定合同的内容和确定合同的形式。当事人间自由地订立的合同被视为具有法律的效力，不仅是当事人履行的根据，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依据。合同自由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中，已经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则的雏形。
在古罗马共和时代，已有了合意契约这一特别名称，罗马市民法所承认的合意契约包括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四种。[9]19世纪，在法国注释法学派和德国潘德克吞法学的影响之下，绝对的合同自由成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在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提供了经济理论根据，而18--19世纪的理性哲学则为其奠定了哲学基础。《法国民法典》被公认为是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誉为“优良的法律计算机”的《德国民法典》，“使在法国最初出现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口号获得了更丰满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对价为中心的“纯粹契约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都必须通过合同，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不仅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维护，因为当时的交易主体经济实力差别不大，其经济地位相对平等，国家可以采取放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由地缔结合同，也不至于给经济秩序带来大的震荡，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正，而且主体间并不显著的经济实力差别，因为交易地位经常地互换而被抵消，从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维持。[10]因此，合同自由逐步为合国立法所确认，成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则。合同自由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显示出了它强大的几生命力，并创造出达到顶峰的好记录。
（二）20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导致其控制了合同内容的决定权，非垄断企业等其他合同当事人只有“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自由，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产生了合同结果的不公正。垄断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宁愿降低产量，提高价格，从而也侵犯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采用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外，还颁布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群体的出现，繁琐的合同订立程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续简便，节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效率高的优点而成为经济交易中广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国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总数的95%以上。定式合同既是为了避免单独订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产生的，又可能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拟定者可以将不利于合同相对人的条款写进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于是，各国均借助于立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进行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正义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适当的地位，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规范。定式合同的普遍采用使合同相对人丧失了确定合同内容、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的规制使定式合同拟定人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针对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的衰落状况，1974年，美国著名法学家格兰特?吉尔莫出版了《契约的死亡》一书，惊呼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11]实际上，所谓“契约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学家星野英一讲的世纪确立的古典契约概念、契约法在现代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前面所说的衰落、死亡这些口号不过是这一重大变革潮流的表现。而合同自由原则从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本世纪70年代以来
新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合同自由原则再次行到重视为根据，来论证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首要原则，言下之意，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新自由主义学派是实，而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新自由主义，林岗教授针对我国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情况指出：
有些人甚至对带有鲜明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公开膜拜，对“改革理论”也大肆吹捧，就是这种错误思潮滋长的典型例证，已故的陈岱荪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因此，以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为根据将合同自由原则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是不恰当的，以所谓“合同自由原则再次得到重视”来论证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首要原则更是毫无根据的。
五、对我国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意见
（一） 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出发
在我国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准确确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在合同法领域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和高效率的实现。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没有听任过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相反，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间题，加速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非市场经济的干预手段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二）从我国现有经济水平出发
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市场主体的行为有待于规范，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合同形式主义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须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合同）被要求必须予以公告，否则便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我们又何以在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主张“不规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当事人对合同形式有选择的自由”呢？东施效颦，不仅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也没有真正学到别人的东西。
（三）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出发
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不应该将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抬高到不适当的水平。在西方国家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的今天，我们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显得不合时宜。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可以通过它与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反映出来，合同法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原则，学者的论述很不一致，笔者拟通过多数学者赞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地位及其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关系来揭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

❿ 合同自由原则怎样完善

合同自由指的是缔约自由,选择相对人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变更或解除合同版的自权由,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等几个方面.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其中核心内容为“约定优先原则”（当事人合意具有法律的效力）。
其他内容还包括（当事人享有订立合同和确定合同内容等方面的内容）：
1、缔结合同的自由
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3、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4、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5、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6、选择补救方式的自由
7、选择I裁判的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