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立东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

⑴ 吉大2018刑法学硕士参考书有变化吗

吉大2018刑法学硕士参考书没有变化，参考书目如下。

刑法学考研初试科目

①政治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

③625综合(法理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

④825中国刑法学，专业课参考书目：《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刑法学》(上、下)李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民法》(第二版)郭明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犯罪学要论》张旭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蔡立东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扩展阅读

吉林大学基本介绍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是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下设46个学院，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大学科门。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教师6624人，其中教授2218人，博士生指导教师1618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0人，双聘院士51人，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7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人，“万人计划”入选者39人，国家级教学名师7人。

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6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2个（其中包含2个筹建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个，其他行业部委重点实验室21个。

学校现有6个校区7个校园，校园占地面积611万多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学校在珠海市建有珠海校区，占地面积5000亩。学校图书馆各类藏书757万册，已被确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藏书馆。

⑵ 法律：请举出几个，法人代表，负担破产公司债务的，例子。（法律高手进。）

你指的应该是“揭开公司面纱”吧？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又称“公司人格否认”、“公司法人资格否认”、“股东有限责任待遇之例外”、“股东直索责任”，指控制股东为逃避法律义务或责任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法人资格或股东有限责任待遇、致使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有权责令控制股东直接向公司债权人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法人资格否认制度以公司法人资格之存在为前提。如果某企业自始至终未取得法人资格或法人资格存在瑕疵，就谈不上公司人格之否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一张一合，共同构成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内容。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在大陆法中称为“直索（Durchgriff）责任”(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544页。)或“透视”理论。 所谓公司面纱，即公司作为法人必须以其全部出资独立地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与其股东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当公司资产不足偿付其债务时，法律不能透过公司这层“面纱”要求股东承担责任。(沈四宝 王俊：《试论英美法“刺破公司面纱”的法律原则》 载于《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所谓“刺破公司面纱”，是指在某些情形下，为保护公司之债权人，法院可揭开公司之面纱，否定股东与公司分别独立之人格，令股东直接负责清偿公司债务。(柯菊：《一人公司》 载于《台大法学论丛》第22卷第2期。) 法律即应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独立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一般原则，鼓励投资者在确保他们对公司债务不承担个人风险的前提下大胆地对公司投入一定的资金，又不能容忍股东利用公司从事不正当活动，谋取法外利益，将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使二者在深沉的张力中，形成和谐的功能互补。(蔡立东：《公司人格否认论》 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第327页。) 从法律上看，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的权利，不管个案的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理论上股东是公司的最终所有者，享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他还往往能够获得超过其全部投资总额的股息或红利。而公司独立人格——有限责任制的介入则将股东意识到的投资风险限制在其出资额范围内，并可能将其中一部分转稼给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使股东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风险失去均衡。相反，债权人作为公司重要外部利害关系人，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缺乏保护自己的积极手段。其在股东仅负有限责任的体制下一旦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必将蒙受重大损失。可见，有限责任制注意了对股东的保护，却对债权人有失公正。(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325页。) 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这种不公正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将会造成道德公害。(张忠军：《论公司有限责任制》 载于《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第79页。)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其它国家也有相关的法律规范，英美法系为相关司法判例。
编辑本段英美法系适用条件
据英美法学家们的归纳，在英美法系国家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还是有几条充分必要的条件的。 1 人格混同。 2 不当控制。 3 财产混同。 4 资产严重不足。

⑶ 蔡立东的学术观点

在私法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蔡立东教授一贯倡导个人主义方法论，主张个专人构成属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也是各种价值的最终归宿。不考虑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不可能得到理解。社会中存在的超越个体的规则、结构和可理解的模型是个体协商和选择的结果。进而认为个人的利己本性是一切社会关系形成和展开的人性基础，注重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发互动和路径依赖这一独特视角理解规则、结构和可理解的模型等的生成和变迁。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明确的民法观，即民法是解决私人间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它以裁判规则为主体。这一民法观构成了蔡立东教授认知民法问题、确定问题解决的民法思路、提供问题的民法解决方案的基本线索，并具体地体现在其研究成果之中。

⑷ 一篇论文 《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形式》

论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

李斌
【正文】
摘 要:作为跨国公司整体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子公司,在法律上是根据所在国法律设立和经营的独立于母公司的东道国法人,但在其经营过程中为满足母公司全球目标的整体利益而作出损害自身利益并进而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行为选择是一个经常性的可能与事实。如何在某些特定的法律关系中确认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应当成为国际经济法律体系重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公司人格否认

在经济生产与协作日益国际化的当代,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互动中举足轻重的主体,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展毫无疑问地可与蒸汽机、电力、汽车的发明相媲美,成为现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1](P1)。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界定,跨国公司是指“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因而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可以同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2](P15)。上述定义表明,跨国公司具有跨国性、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公司内部的相互联系性等基本特征。[3](P33)跨国公司设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参与公司、分公司等实体,为服从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战略,在母公司的集中控制与管理下形成一个以全公司利益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整体。

作为跨国公司整体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子公司,在法律上是根据所在国法律设立和经营的独立于母公司的东道国法人。但由于任何跨国公司子公司都是在母公司高度集中的管理下从事生产、销售、扩张等经济行为,而这些经济行为的价值并不依其在东道国获得的利润来判断,而是据其对公司整体目标的贡献大小来衡量,[4](P37)故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为满足母公司全球目标的整体利益而作出损害自身利益并进而损害交易对方乃至东道国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选择便是一个经常性的可能与事实。跨国公司母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其对子公司的控制关系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决策,通过资产混同、内部价格转移、再返还基金或其他财产、子公司空壳化等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法律的实际效果。这种“跨国公司内部化了的法律规避及其他欺诈远比普通的‘利益对立’或‘陌生’的民商事主体之间发生法律规避更为频繁”[5](P60)。以下是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一:Re.F.G影片公司案。[6](P347)一家美国公司依照英国法设立一家英国公司,其资本为100英镑且90%的股份为该公司的经理持有。公司虽依英国法设有三位董事,然而并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营业所,惟一有的仅为公司登记时所必需的登记之公司主事务所。虽然这一英国公司资金短缺,实际仅为一空壳,然而由美国公司提供器具和财政援助,完成了一部以英国公司为名义上制作人而拍摄的影片,并申请登记为英国影片以逃避高额征税。但英国政府不承认该影片为英国公司所拍摄,并拒绝其登记为英国影片,其后诉至法院。

案例二:Johnson &Johnson有限公司案。[7](P344)J&J公司在欧洲14个国家里拥有38子公司,其中28个是在欧共体的成员国。该集团在欧洲并没有特定的中心办公室,而且所有子公司都对在美国的母公司负有直接说明(directly accountable)的义务。在一次调查中,欧共体委员会认为, J&J的许多子公司具有反竞争行为,其中有三家全资子公司在其与当地药品经销商签定的合同中,订有目的在于禁止或阻碍类似商品输出到其他成员国的特别条款,通过防止这些产品在其他国家的转卖而保护分割的国内市场,因而严重触犯了欧共体反竞争法的规定,应追究母公司的责任。

案例三: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案[8](PP1-39)。这是一起震惊世界的著名案例。位于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的博帕尔化工厂由“美国联合碳化公司”的印度子公司“联合碳化印度有限公司”直接所有和经营。1984年12月初,该厂发生了严重的甲基异氰酸盐剧毒气体泄漏事故,当时直接致死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最初的请求赔偿数额高达31.2亿美元,如果由印度子公司对众多的受害者给予赔偿的话,即使将该子公司的全部净财产都用来赔偿,也仅有9530万美元,难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所以,印度政府出面代表所有原告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对印度的受害者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

在以上三个分别涉及税收、反不正当竞争与侵权的案例中,都共同存在着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经营过程中所产生责任的归属认定问题。根据公司人格独立这一公司法中的基本制度,跨国公司设在海外的子公司具有当然的法律人格。相对于其母公司,它们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子公司根据东道国法律的规定,能独立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能独立进行诉讼,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以上述案例为代表的二战后数十年间跨国公司迅猛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事实表明,由于跨国公司母公司在实际上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指示子公司为了整个集团的利益进行活动,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有时甚至无视或损害某些子公司的利益进而给子公司内的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甚至子公司所在国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对子公司所在国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以上情形中,传统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原则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母公司恶意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工具。面对国际经济生活的现实,如何突破传统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束缚,在某些特定的法律关系中确认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以实现国际经济活动领域中法律适用的公平目标,应当成为国际经济法律体系重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基于对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度绝对化而可能对债权人、少数股东和被侵权人等造成损失的认识而进行反思、检讨、修正的实践开始和发展于各国国内的经济法律中。综观各国的有关理论建构与立法、司法实践主要有:

(一)英美法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最早源于英美法国家在数个世纪前所作的有关判例之中。在这之后的一系列此类案件的处理中,有关理论得以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
1.代理说。该种学说认为,如果某一公司从设立、存续到经营都完全是依附于另一居于控制地位公司的指令时,那么这一从属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公司的“工具”(instrumentality)、“化身”( stovge )、“傀儡”( puppet)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法律人格。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从属公司对外行为所产生责任应当然由居于被代理人地位的控制公司承担。在以美国1951年Henderson V. Rounds & porter Lumber Co.案为代表的一些著名案例中,法官们提出了贯彻这一理论一些具体标准:子公司的利润是否作为母公司的利润、子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否由母公司任命、母公司是否为整个企业的决策总部、母公司是否支配子公司的业务与决定资金投放等重大问题、母公司是否对子公司行使不断的和实际上的有效控制等。[9](P54)
2.工具说。依据此说,当根据特定标准可以认定从属公司的经营活动完全是为了母公司利益的需要,其存在的价值只不过是成为母公司的“工具”或“器具”(tool)时,该从属公司已经实际上丧失法律主体地位。一般认为,运用这一学说必须把握三个基本要素:(1)过度控制( Excessive Control )。这一要素要求在认定某一公司已成为其母公司的工具时,绝非仅依据于母公司掌握了其多数或全部股份这一事实,而是必须存在母公司对从属公司从财务管理到经营决策等全方位的充分控制(Full Control)。工具学说的创始人Fred Erick Powell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可供考虑的因素体系,涉及股份持有、财务资助、资本不足、薪金支付、内部贷放交易等17个方面。[7](PP8-24)(2)母公司的不当行为(Wrongful Act),即母公司利用对子公司的充分控制而实施了诈欺、规避法律义务或侵犯公司合法权利等行为。(3)因果关系。指损害赔偿的提起与过度控制和不当行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3.企业整体说。这一学说主张:应以利益上的联系而非形式上的独立作为界定经济领域中法律主体存在的准绳。多个形式上独立的公司若在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益联系并且基于这种联系而形成一个事实上的企业整体(Enterprise Entity)时,这些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企业整体的不同部门而当然丧失独立法律人格。这一建立在越来越多出现的公司集团与跨国公司实践基础上的学说彻底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上的独立人格理论。

(二)大陆法系
1.德国法。德国《1965年股份公司法》被不少学者誉为世界上有关母子关联公司的最先进的立法。该法第三编规定,当公司间存在着多数权益或多数股份的占有和被占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和被施加决定性影响关系或者是在法律上虽相互独立但事实上组成听命于同一管理机关的康采恩等关系时,支配企业必须承担提高法定盈余公积金数额(第300条)、限制盈余转移最高数额(第301条)、承担从属公司特定期限内亏损(第302条)、对从属公司债权人提供担保(第303条)、在尽其正常与忠实管理人之注意义务下对从属公司进行指示(第309条)及不得对从属公司施加不利于其利益的影响等额外义务保护从属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2.法国及欧盟法。法国《1996年商事公司法》对母子公司作出了具体界定并在破产法和劳工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若存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不当干预或过度介入情况,则母公司必须对子公司由此而产生的债务负清偿责任。具体而言,在下列情形下,可发生子公司破产程序及于母公司财产的效力:(1)处分子公司的资产有如这些财产是母公司的财产一样;(2)利用子公司为母公司的利益服务;(3)利用子公司的资产和贷款而导致损害子公司利益;(4)压榨子公司以致其破产;(5)毁坏文件或不为子公司业务保存适当的记录;(6)巧取诈骗子公司的资产。[10](P54)欧盟公司法第九号指令亦明确规定:若控制公司利用其影响力使从属公司为不利于己的法律行为或一定作为或不作为,控制公司对其从属公司所受之损害,应当补偿。[11]

(三)中国
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但自80年代以来围绕几次大规模整顿公司的特定政策的实施,曾出现过一些类似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特别规定与司法实践,其中被学者广为引用的是1990年《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但实际上没有自有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如有抽逃、转移资金、陷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将抽回、转移的资金和隐匿的财产全部退回,偿还公司所欠债务”的规定和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的批复》中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虽与注册资金不符……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这两条规定虽然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一般法理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但有学者认为,它们在运用的法律后果、被适用的主体、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范围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7](PP357-359)令人遗憾的是,现行《公司法》虽然将保护债权人利益作为立法宗旨之一,却未能在具体制度上吸收公司人格否定的内容。针对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现象的日益普遍发生,显然有必要在今后的相关立法(如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专门的企业集团立法或关联企业立法)[12](PP249-252)或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以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自己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

纵观前述两大法系关于公司法人格否认问题的诸项理论及立法构建,虽然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与缺陷:代理说所依据的代理理论根本不存在否定代理人(从属公司)主体地位的问题且认定代理关系存在的具体标准难以把握;工具说可据以考虑的繁多因素缺乏统一的标准;企业主体说则过于激进,其适用将对公司集团或跨国公司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阻碍;大陆法系的成文规定则也存在执行成本太高的共同难题,但是它们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作为对传统公司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作为对各种滥用公司法人格导致的不公平事实进行事后规制的救济手段,已经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体现着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比较分析这些表现不同表述各异的理论、立法构建及相关实践,不难发现由于共同的价值取向考虑的一致性,它们在认定条件、适用场合等基本问题上都有着诸多共同的考虑因素,区别则在于侧重点及具体量化标准有所不同。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当出现母公司设立子公司明显资本不足、母公司与子公司过度混合(extreme commingling)、母公司利用对子公司达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而进行逃避合同义务或规避法律义务的活动等情形时,[8](P150)都往往将导致法院作出否认子公司独立法律人格而要求母公司承担有关责任的认定和判决。那么,这些共同存在各国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公司人格否认认定条件与适用场合的内容显然也应当成为将来中国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规定出具体量化标准与不同侧重点。

上述这些各国国内法上关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已然或将然规定当其适用于各国涉外经济贸易活动的调整时,便当然成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对国际经济层面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对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其子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提供国内法上的解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与判例之间甚至于一国的立法与判例之间至今还难以确立权威统一的固定法则,此外,基于各国国内立法在域外适用效力上的限制,还存在有关国际私法规则的统一和跨国公司母公司在子公司所在国没有或缺乏可供执行财产情形下因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所在国法院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与否等问题,故这种现实中形成的以各国国内法来解决跨国公司母公司法律责任问题的模式显然尚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面对当前国际经济生活领域中日益频繁出现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滥用子公司法人格独立制度的现实,有必要在立足国内涉外法解决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探索新的可能解决途径。

1.完善、补充《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有关规定。《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是二战后第一个系统规定跨国公司诸项法律问题的国际层面的文件,由6个主要部分组成,包括跨国公司的定义、活动与行为等方面的规定,但并未涉及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13](P89)。面对日益增加的相关现实问题,作为一项试图建立有关跨国公司全面统一的多边规则的尝试,该守则无论从现实迫切的需要还是基于完善内容结构的角度都有必要尽快把跨国公司母公司法律责任承担的内容补充进去。虽然以往国际社会相关努力的经验反复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统一实体法的规范与协调极其困难,虽然该守则至今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拘束力,甚至近20年来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的种种努力与工作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效,但由于该守则体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对迅猛发展的各类跨国公司行为加强管制、加强规范的共同愿望,随着有关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加强,该守则的法律影响与积极作用必将逐步显露出来。届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主持下进行国际统一法层面的具有确定拘束力的有关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相关规则制定便也具备了现实的准备与基础。

2.随着各国相关立法或判例在涉外经济领域中求同存异的发展趋势,有关公司法人格否定的各国一致性规定可能成为“一般法律原则”而上升为国际法渊源。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一)法院对于陈述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1)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对《国际法院规约》该条规定所提及的“一般法律原则”确切含义,在各国的不同国际法学者间曾引发过长期、激烈的争论。主要主张有三种:一是认为一般法律原则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或一般原则;二是认为一般法律原则从“自然法”中直接产生出来,包括国际法一般原则和国内法的一般原则;三是认为一般法律原则指的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某些共有的原则,即世界上各大文化代表国家和各主要法系代表国家的国内法中通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的一些一般性、共同性的法律原则。目前第三种观点已经成为大多数国际法学者的共识。但至今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法中究竟存在哪些共同性的一般法律原则当前尚无法形成统一认识。著名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运用归纳的方法列出国际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所作的判决与咨询意见中曾涉及的一般法律原则有:当事者不得自己审判原则;权利滥用原则;违反约定就有赔偿的义务原则;权威解释原则;已判事项原则;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非法的行为作为不履行义务的理由原则;“诉讼未决期间”原则;禁止反言原则等等,内容涉及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等各方面。[14](P95)如前所述,基于共同目标取向考虑而形成的各国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立法与判例尽管存在着具体制度标准与表述上的差异,但有着共同的基本框架。并且,在各国相关司法实践为克服各自理论或制度缺陷而发展的过程中,无疑将进一步强化这些有关根本内容的相似性并进而可能形成一些共同性的原则。国际法院曾在Barcelona Traction一案中所持的拒绝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立场被某些学者视作“为国际社会发展新型的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制度树起了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在跨国公司问题上的发展”[10](P64)。但若认真分析该案事实及裁判经过:Sofina公司是一个主要股本由比利时人控制的比利时公司,它所控制的另一个比利时公司———Sidro公司是成立于加拿大,总部也在加拿大的一个控股公司Barcelona traction 公司的母公司, Barcelona traction公司则另外控制着14个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子公司。针对比利时提出的享有对Barcelona traction公司外交保护权的要求,国际法院认为由于相关诉讼所涉及利益不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而是Barcelona traction公司自己的利益,而比利时在该案中缺乏相关法律利益,故拒绝对Barcelona traction公司进行法人格否认,判决加拿大作为Barcelona traction公司的成立地国及公司总部所在国有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在该案中主要是基于“诉讼所受影响利益是Barcelona traction公司自己的利益”这一考虑而作出了判决,并未否认各国有关揭开公司面纱的相关理论与立法。恰恰相反,审理该案的国际法院法官的多数意见支持“法律已认可法人实体的独立人格不能视为绝对的”,“在国内法中已经积累了揭开公司面纱的丰富实践……”(1970INTERNATIONAL COURT PUBLICATIONS.J.4.38-42.)。随着可以预计的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与各国对跨国公司活动监管控制的不断加强,当出现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国为追究跨国公司母公司法律责任而与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母公司所属国产生争端并诉至国际法院的情形时,若名义上禁止“遵循先例”原则而实际上却享有“司法立法”(Judicial legislation)效果的国际法院由于缺乏其他裁判依据而认定并采用各国关于子公司人格否认的一般性共同原则时,必将类似于国际法院在其他裁判或咨询案件中对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作出的促进与发展一样,极大地推动有关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问题的国际统一规则的发展。

此文曾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38卷

【注释】
[1]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跨国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2]UN,CTC.The united Nation Code of Conct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Z].UN.Publications on sales №.E.86.
[3]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4]储祥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世界就业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1995,(7).
[5]李金泽.跨国公司影响下的国际法律冲突新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1,(3).
[6]蔡立东.公司人格否定论[J].民商法论丛,1994,(2).
[7]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姚梅镇,余劲松.国际经济法成案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9]石静遐.母公司对破产子公司的债务责任[J].法学评论,1998,(3).
[10]李金泽.跨国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挑战[J].清华法律评论,2000,(3).
[11]王泰铨.欧洲公司法导论[J].台北:法学论丛,1993,(25).
[12]施天涛.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3]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14]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⑸ 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历任领导

2001年6月，霍存福任院长，徐卫东、赵新华、吕岩峰、李洪明、李新田任副院长；孟宪铎任党委书记，李新田任副书记

2004年12月,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徐卫东任院长，张旭、冯彦君、黄文艺、陈殿友任副院长。

2005年5月，增补于莹同志为党委副书记。

2006年4月，李新田同志调至校出版社工作，张光宇同志任党委副书记。

2008年12月,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姚建宗任院长，张旭、李建华、蔡立东、黄文艺、张光宇任副院长。

2009年3月,学院党委换届,李洪明任党委书记，于莹、赵洁任副书记。

2012年12月,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学校任命姚建宗继续担任院长，任命李建华、蔡立东、孙学致为业务副院长，张光宇为行政副院长。

2013年3月，学校任命李洪明继续担任法学院党委书记；4月，任命赵洁继续担任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徐杰任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2013年5月，任命杜宴林兼任法学院副院长。

2015年4月，学校任命蔡立东担任法学院院长。

2015年11月，学校任命徐岱、任喜荣为法学院副院长。

(5)蔡立东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扩展阅读：

学院现设六个教研部、两个法学核心期刊：《法制与社会发展》与《当代法学》，以及英美法律研究中心、欧盟法律研究中心、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德国民商法研究中心、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研究中心、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研究中心、WTO与中国法制研究中心等七个研究机构。

有40项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司法部法学教材优秀成果、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二、三等奖。

⑹ 物权法对国有企业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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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修改物权法草案 防止企业并购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编辑: stdgx 发表日期: 2006-10-27 21:48 复制链接

新华网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任芳、王娅妮）在27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正在进行第六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又添重要一笔：通过“合并分立”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今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第五次审议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现实生活中，通过企业并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严重，应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草案据此将有关条款修改为：“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通过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低价转让、集体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和股权分置改革接近尾声，为国有企业大规模进行并购重组创造了条件。

一家境外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均富企业金融新近一份报告显示，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交易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52％。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蛇吞象”、政府“拉郎配”、“合并报表”式的虚假重组、非相关产业重组等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方式。这些重组难以保证企业创造不断增长的利润，往往会发生大股东侵占、非法转移国有资产。

有关人士指出，物权法草案六次审议稿在保护国有资产的条款中添加的“合并分立”几个字，将有利于今后更有针对性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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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保护原则：中国物权法的鲜明特色
王利明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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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是指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也是制订物权法的指导思想。平等保护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在西方国家，物权法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其主要功能，所以没有必要对所有权按照主体进行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等保护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在法律中尤其是物权法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对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平等保护原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

物权是一定财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物权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法律，必须确认和体现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物权法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调整财产的归属与利用关系，“物权制度有关一国的经济，势不能不采取一贯的政策，以为社会的准绳。”[1]也就是说，物权法必须采用宪法所确定的政策作为其基本规则设计和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物权法也必须反映一个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形态。正如德国法学家鲍尔所指出的，“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的物权法，包含着人类对财务进行支配的根本规则。而该规则之构成，又取决于一个国家宪法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决策。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制度，也是建立在该基本决策之上，并将其予以具体化。”[2]正因如此，物权法才具有浓厚的固有法和本土性的色彩。我国物权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归属和利用的法律，是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民法上的表现，也是宪法中保护各类财产权利法律规则的具体化。因此，物权法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符合宪法的要求。

物权法作为基本财产法，必须反映宪法的所有制关系。西方国家的物权法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作为其基本的功能[3]，而我国物权法虽然也具有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功能，但它对财产权的保护不是单一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因而我国物权法必须确认平等保护原则，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和维护多种所有制的需要，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物权法草案中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正是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物权法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宪法的基本精神的反映。

之所以说平等保护原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是因为该原则符合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形态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构成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正是对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充分反映和具体体现。

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内容上包括了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高低差别。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强调各种公有制对国计民生、经济安全以及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也是为了保证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属性。我个人理解，“主体”的本意更多的是强调公有制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力和对经济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说，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钢铁、交通、汽车、能源等大型产业实行共有制，有利于保证基本的经济制度和属性，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实现政府的调控能力。只有保证公有制的主体性的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述宪法条款虽然在措辞上存在着主体和非主体的差别，但只能理解为各种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有差异的，而不能理解为各种所有制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不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就意味着公有制处于优越的法律地位，其它所有制处于次要的法律地位。正是因为在宪法上，多种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因而决定了物权法草案需要规定对各类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原则。

其次，平等保护完全符合宪法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核心条款和关键条款，两者并不能是平等和同等的，否则不能表明我国物权法和西方国家物权法的区别。物权法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与宪法的相关规定是不符合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宪法的误解。现行宪法第12条的规定，作为一条宣示性的条款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在1982年制订该条的时候，针对文革期间一些人大搞“打、砸、抢”，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在宪法中宣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是必要的。作出这种规定，从强化国家主权的角度，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些国有自然资源与国家主权具有密切的联系，有必要从强化国家主权的角度有必要宣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但这一条的规定显然不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不能因为存在“神圣”两个字就认为宪法所确认的各种所有制是不平等的，更不能从“神圣”两个字就引申出要对国有财产优先保护，而对私人财产另眼看待。当然，宪法第12条的规定并不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宪法》第6条 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的规定才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

第三，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强调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而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平等保护。一方面，按照《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形态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虽然规定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同时维护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根据这样一种所有制所采取的战略取向，就是我们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多元化，鼓励和保护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既然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就要对其它经济成分给予同等保护。所以，强调物权法对不同所有制的平等保护，这也是对宪法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成分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没有平等保护就难以有共同发展，失去了共同发展，平等保护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应有的目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的原则，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宪法规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实践证明，只有努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长远来看，物权法之所以要确认平等保护原则，就是要使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存在。通过平等保护，促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物权法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

第四，平等保护与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并不矛盾。应当承认，在我国，不同的所有制在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准入、银行贷款等方面有所区别，对不同的类型的企业，国家在税收、信贷、市场准入和用人指标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异，对一些国有企业在贷款上确实存在这倾斜。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但这些区别与平等保护原则并不矛盾。物权法是私法，它确立的是财产的归属和利用，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关于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特别规定，其属于公法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物权法的内容。事实上，各国在产业政策上针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主体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与统一的保护。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差异主要影响的是财产的取得，而并不影响对已经取得某一财产权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保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涉及的是民事主体取得财产权之后的平等保护问题。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它们取得财产之前的差异，在取得财产以后，法律对它们的财产当然要给予平等的保护。物权法并不涉及有关取得财产的优惠的调整，也不应该介入政策性优惠的领域。从物权法角度出发，具有不同来源和不同性质的财产，一旦确定其具有确定的归属之后，它们在交易关系中，就应该适用同一法律规则。

之所以说，平等保护原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是因为我国宪法不仅确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规定了对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宪法本身对财产的保护，就贯彻了平等原则的要求。例如，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同时又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4]宪法强调对国有财产的保护，但是，宪法对各类财产规定的实际保护规则，并没有差别。尤其应当看到对各类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国家的义务。例如，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该条实际上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对非公有制经济义务，国家机关在行使各自的职权过程中负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害的义务。所以，按照我国宪法学者的一致看法，从宪法本身的内涵来看，实际上也体现了平等保护的精神[5]。而物权法的平等原则，只不过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具体表现。

之所有说，平等保护原则是符合宪法的，是因为对各类财产的平等保护符合宪法平等保护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也是基本的宪政原则。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6条就宣称，“法律对于所有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般认为，宪法中的平等既是一种基本权利，又是一项宪法原则。因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概念，是一种以宪法规范的平等价值为基础，在宪法效力中体现平等的内涵。”[6]所谓“法律面前的平等”或“法律上的平等”这一类的宪法规范，对于国家一方而言，即可表述为“平等原则”，而对于个人一方而言，即可表述为平等权。[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也包括了财产权的平等。一方面，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权利的平等，财产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依据平等原则，必然应该与公共财产一起受到平等的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作为主体的基本权利，对于保障其主体资格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财产不平等就谈不上主体的平等，尤其是对企业而言，企业与其财产是不可分割的，企业财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血脉。从一定意义上将，企业本身甚至是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才财产。在一些企业买卖中，企业本身也是当作财产来作为交易的对象的。如果财产不平等，这也就意味着主体是不平等地，势必会动摇法治社会的根基。在我国，已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而法治国家的特点就是要对各类主体进行平等保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仅仅是所有制形式本身要求平等保护，而且各类财产权要求平等保护，法治社会的根基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体都要平等对待。

二、平等保护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准确、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要看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除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一面之外，还包括另一面，就是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整表述。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全面的理解与认识我国宪法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据此，作为调整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物权法，应当把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作为其基本的任务和目标之一，为此，物权法草案就必需要确立平等保护原则，保障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平等地位，确立起点的平等，使得每一主体能够进行平等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第一，坚持平等保护，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基本的产权制度框架。平等保护原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所谓市场，是由无数的每天重复发生的纷繁复杂的交易所构成。交易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财产权和合同，因为交易要求以交易主体各自享有财产权为前提，并以财产权的转移为交易追求的目的。因而产权的构建是市场的基本规则，但作为市场经济规则的产权制度，必须建立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天然要求平等，因为交易本身就是以平等为前提，以平等为基础。否认了平等保护，就等于否定了交易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否认了市场经济的性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天然要求市场竞争主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实现竞争的平等。任何企业无论公私和大小，都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并适用同等的法律规则。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平等地位需要通过物权法的平等保护来实现。如果对不同所有制的财产给予不同的保护，就没有所有制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将财产所有权区分为三六九等，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本身也被区分为三六九等，因为财产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必然决定占有财产的企业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这必然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而这和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第二，平等保护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运行交织着各种矛盾、冲突。因此，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以及微观上对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加以协调与规范，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而通过物权法确立平等保护物权的原则，有助于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确立基本的条件。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物权法，首先就在于物权法确认的是平等保护原则，充分鼓励市场主体广泛深入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即使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以国有资产为基础，参与各类民事活动，如发行国债、发行国库券、对外担保等，国家也应该和其他民事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并遵守民法调整民事活动的一般规则。国家从整体上作为民事主体的时候，和其他民事主体都是平等的，同样，国有企业、国家控股参股的公司参与民事活动时，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对其支配的国有财产设置一些特殊的保护规则，否则就限制了此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尤其是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上，强调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一律平等，这就意味着只要是从事民事活动，无论民事主体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都要平等的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否则，其所从事的民事活动就不能称为民事活动，这类主体也没有资格被称为民事主体。

第三，平等保护是市场主体平等发展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保护的平等不仅仅为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和公平交易创造了前提，而且也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段时期内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一大二公”的政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就严重压抑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财产保护的不平等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差异，甚至对一些企业实行明显的歧视性待遇，这就会严重的损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各种所有制平等保护、共同发展的方针，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潜力，调动了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经济二十多年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也正在于此。可以说，正是在政策法律上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实行平等保护，才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只有通过平等保护，才能为市场主体的平等发展创造基本条件。

受到平等保护的权利是各类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一方面，财产的平等意味着企业的平等。企业作为进行市场活动的主体，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对一定财产的支配和控制，而市场的交易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体现为企业对一定财产的处分，如果对于财产不能进行平等的保护，企业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市场交易根本无法进行。如果将各类财产根据其财产归属主体的不同，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将市场主体划分成不同等级，这就根本无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平等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平等保护意味着要遵守共同的财产规则。当前，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是否是市场经济，关键看市场是否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是否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规范市场经济的民商法体系是否建立和健全。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旨在维护和保障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而物权法则是通过对各类财产的平等对待和一体保护，来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对待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在享有并行使财产权，以及在其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都要遵循共同的规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如果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物权法摒弃了平等保护原则，对不同财产进行不平等的对待和保护，就很难证明我国真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美国法学家庞德有一句名言，即“在商业时代里，财富多半是由许诺组成的”[8]，既然合同构成财富的主要内容，它天然的就要求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而财产的归属是进行交易行为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在物权法上对各类财产的主体要进行平等保护。只有确认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足够的动力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促使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平等保护原则不仅要求强调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而且也要求将个人财产权的保护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财富是由芸芸众生创造的，充分释放个人创造财富的潜力，是搞活经济、迅速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缺乏对私有财产权平等、充分的保护，则人们对财产权利的实现和利益的享有都将是不确定的，从而也就不会形成所谓的“恒产”，也很难使人们产生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通过物权法强化对这些财产的平等保护，才能鼓励亿万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爱护财富、合法致富。如果我们对各类财产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私有财产“低看一眼”，甚至采取杀富济贫的办法，公民不敢置产创业，企业不敢做大做强，就会出现许多财富的大量浪费、资产大量外流现象，民穷国弱，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

三、平等保护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有财产

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作为确认财产归属和利用，尤其是对财产进行保护的规则，不仅可以适用于已经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而且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没有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即使对国有财产来说也不例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并不一定都会进入市场交易领域，所以物权法对财产的平等保护，不一定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于许多国有财产并不进入交易领域，因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对国有财产关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应当承认，物权法草案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着密切联系，它首先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存在的，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是说，平等保护原则仅仅只是调整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关系，也适用于大量没有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关系。一方面，平等保护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也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反映。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已经包含了对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对待的要求，因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就不仅仅是与交易关系相联系，其适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任何类型的财产关系不管是否进入交易领域，客观上都要求在物权法上平等对待，在其财产权遭到侵害时受到物权法平等保护。物权法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并不仅仅只是规范交易关系，也不仅仅是调整与交易相关的财产权，而应当确认和保护各类财产权，如果平等保护原则不能适用于各类财产，那么，这与物权法作为基本财产法的属性也是不符合的。另一方面，任何类型的财产，在有关财产归属和利用的规则上，都不可能不受物权法的调整。财产如果不受物权法的调整，就意味着它不是一种财产，正如布拉曼特所言：“准确地说，财产导致了民法的产生，没有财产就没有法律和政府。”[9]而只要受物权法的调整，就必须适用物权法的规则。因为任何财产归根结底都是民事权利的客体。在财产被侵害的情况下，只有采取民法的方法，才能获得充分的救济。

从实践来看，确实有一些国有财产并不进入交易领域，例如许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占有的国有财产，并不发生财产的移转，对这些财产是否可以不适用市场经济的平等保护原则？我们认为，平等保护原则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财产，同样也适用所有类型的国有财产。因为任何类型的国有财产不管其是否进入交易领域，都要适用平等保护原则。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类型的国有财产都要在法律上表现为一种财产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必须通过物权法来确认。这就是说，国有财产本身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或者说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尽管国有财产在财产的管理、监督，以及国有财产的行使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所有权和行政权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开。但当国有财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表现的时候，它只能以民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国有财产属于公法确认而非物权法确认的权利，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财产权利。而物权法在确认国有财产权的时候，必须要将国有财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同等对待，承认其平等的地位。所以，国有财产无论是否尽管国有财产在取得和行使方式以及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已经为我国民事法律、经济法所确认。即使没有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仍然是财产的一种类型。不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可能要受到多个部门法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就具有优越于其它财产的地位。即便是国有自然资源，它们虽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甚至关系到国家主权，但它们仍然要适用民法的财产规则。我们也很难设想去设计一种让其具有优越地位的法律规则。当然，我们可以在物权法上根据其自身特性设计一些例外规定，比如说，关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