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的目的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
《劳动合同法》第一条表明，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
《劳动合同法》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立法标本，不仅仅在于其演示了一场极为复杂、激烈的立法博弈，它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立法，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工标准，用工成本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动力，间接可能推动劳工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对于处于世界工厂核心的制造业工人而言，可以改善其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虽然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长期来看，《劳动合同法》对工人待遇与利益的促进应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主体双方中劳动者一方处于弱势地位，因而 《劳动合同法》更加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同时也对保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因此，只有正确全面地理解法律的立法宗旨，自觉增强法律意识，认真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全面推进法律的贯彻实施。
(1)合同法的目的扩展阅读：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劳动合同法》从立法伊始，就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全国人大第一次审议之后，2006年3月20日至4月20日，《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191849件意见，这一数据创造了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立法史的新纪录。
在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劳动合同期限、劳务派遣、经济赔偿金等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各方通过各自渠道发表意见，以期能在草案的修改中发挥影响力。尽管各方讨论的议题有所不同，但却最终以各种形式回归于劳工标准的提高与否上。
经历了各方的争论和角力，《劳动合同法》几易其稿最终颁布实施，和初次公布的草案相比，部分条款发生了变化。虽说立法过程中有多方的参与，但很明显资方作为一个整体，发出了较为一致的声音，具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此最终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资方的强大压力下，作出某些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
『贰』 合同解释原则的目的
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国合同法第125条也明确规定，合同解释应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这是合同解释的目的。何谓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一般认为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内在意思，是指意思的内容；二是指外在表示，即意思的外部表现。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要解释合同，就必须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存在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两种理论。意思主义认为，意思表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表示行为是实现行为人意思自治的手段，仅仅起从属的作用。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时，应以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解释表示，不能以表示本身解释表示。而表示主义认为，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表示的意思，法律行为依照外部表示成立，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时，应以行为人的表示解释意思，从而使相对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意思主义侧重于个人主义自由，表示主义侧重于保护交易安全。现代各国为了取长补短，一般都兼采用折中主义。但是，仍然存在偏重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区分。法国、日本以意思主义为主，表示主义为辅；德国等多数国家以表示主义为主，以意思主义为辅。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表示主义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叁』 什么是合同法，为什么要制定合同法
1 立法目的：
合同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它涉及到生产、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订立的合同大约有40亿份。法院每年受理的合同纠纷案件，大约300万件。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合同法，规范各类合同，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及时解决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这三部合同法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国内经济、技术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这三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不能完全适应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国内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和技术合同分别适用不同的合同法，有些共性的问题不统一，某些规定较为原则，有的规定不尽一致；第二，近年来，在市场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诈，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情况较为突出，在防范合同欺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方面，需要作出补充规定；第三，调整范围不能完全适应，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融资租赁等新的合同种类，委托、行纪等合同也日益增多，需要相应作出规定。
『肆』 什么叫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是指合同双方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最终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或者达到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条关于合同一般条款的规定中并没有提到合同目的条款，以前的三大合同法也没有对合同目的条款的规定。合同法中多处涉及到合同目的，如合同法第六十二条 第一款“（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第五款“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又如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不一一列举。虽然合同法在很多地方使用了合同目的的概念，但并未就合同目的的含义进行明确的规定
『伍』 《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意义
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专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属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属于《劳动法》范畴,是专门调整劳动合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相关程序的法律,所规定的是劳动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劳动合同制度。通过《劳动合同法》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陆』 合同目的的作用
合同目的表明了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作为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合同的完整性。合同的本质在于意思表示，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是意思表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合同的目的不明，有损于意思表示的完整性，从而影响合同的完整性。对合同完整性的破坏可能导致合同的理解分歧，并影响合同的正确履行，从而影响当事人订约意图的最终实现。在合同中明确合同目的至少有如下作用：
（一）对合同的其他具体条款进行补充完善。
1、对合同具体条款约定不明确的完善。
合同目的反映当事人的订约意图，而合同的标的、数量、质量等具体条款是为实现该目的而确定的具体事项。合同目的相当于“纲”的作用，而合同的其他具体条款则是“目”。如果当事人考虑很充分，合同具体条款很完善，则合同的目的可以得以实现。但是，人所能考虑到的事项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合同条款的篇幅时有限的，很难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充分考虑。当考虑不周时，可能导致合同具体条款的漏洞，即合同约定不明确，此时，合同目的就可以成为对这些漏洞的补充完善。
为此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即总共约定不明的六种情况，有两种可以根据合同目的进行确定。而且该条并非强制性条款，所以合同目的对合同具体条款的完善作用并不限于上述二种情况。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具体条款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合同目的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确定。”，则只要通过合同目的的规定可以确定的事项都应当根据合同目的来确定，而不必受限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2、对合同具体条款解释的作用。
合同的具体条款可能相互矛盾或者意思不唯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结合合同目的对合同进行符合双方真实意思的解释。合同目的可以被认为是合同双方合意的基础，在出现合同具体条款意思不明确或者相互矛盾时，根据其合意的基础往往做出判断符合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式。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确立了合同目的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
（二）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义务
1、对合同附随义务的确定。
合同附随义务，是指合同条款中没有规定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商业习惯、交易惯例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如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 “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虽然合同中并未对该款规定的义务进行明确，但合同当事人根据法律应当承担上述义务。这些义务可以根据合同的目的而定，因此，合同目的具有对合同附随义务进行确定的作用。
2、确定合同解除权成立与否。
对不可抗力导致合同解除的决定作用。
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作用时，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享有依法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受到一定限制。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作为其中决定性的条件之一。
（2）对根本违约以及根本违约所导致的合同解除权的确定。
根本违约的概念来自英国法，用于描述一种违约形态。英国法将合同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两类。条件 “直接属于合同的要素，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义务对于合同的性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方不履行这种义务，令一方就可以正当的认为对方根本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对合同“条件”的违反即构成根本违约。合同目的可以被认为是对合同“条件”的概括，所以违背合同目的必将导致根本违约。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一规定确立了根本违约行为和一般违约行为的界限，即如果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构成根本违约。可以看出合同目的对于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具有决定作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二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所谓“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可以理解为合同目的的具体化以后所对应的东西。因此，剥夺该东西实际上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部分解除合同也与合同目的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对其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该批标的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标的物解除。 出卖人不交付其中一批标的物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以及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买受人如果就其中一批标的物解除，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的，
可以就已经交付和未交付的各批标的物解除。“ 对于分批交货合同的部分解除、完全解除的条件做出规定，其判断标准也是根据合同目的而定。
当出现根本违约时，法律赋予非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所以，合同目的对于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取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3、确定是否承担定金责任。
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从该条规定看，不履行合同义务肯定应当承担定金责任，但是对于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是否应当承担定金责任仅从该规定无法得出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适用定金罚则。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适用定金罚则的条件上使用了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作为一个标准。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定金条款，但对于定金承担的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可以采用合同目的是否实现作为一个违约方是否承担定金责任的标准。
（三）可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享有撤销权。此种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决定合同是否效力待定。合同目的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的体现，如果合同的标的等等重大条款符合合同目的，则不应当认为存在重大误解。如果不符合，显然就存在重大误解。这种情况下，明确的合同目的对于确有误解的当事人的主张具有比较强的证明力，而且证据也易于取得。所以，当合同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合同目的可以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并且，合同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程度可以作为误解是否重大的标准。
『柒』 合同目的的特点
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条款的比较
合同目的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对订立合同抽象概括性的要求，而不对具体权利义务做出规定 .合同目的在合同中可能是独立的合同条款，也可能是通过分析合同的具体条款而进行推定得出的。它与合同其他条款的联系在于：
1、合同目的是订立其他合同条款的指导原则。
合同目的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当事人订立其他合同条款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合同目的，目的指导行动，因此，订立其他合同条款应当以达到合同目的为指导原则。如购买一栋房子，如果目的在于居住，则其他合同条款须规定该房屋能够适于居住，从宜于居者健康的角度看要通风不能太潮湿、阴暗；如果是用于作仓库，则希望进出货物方便，防火、防盗性能好其房门宜大而坚固。不同的目的指导下，对于房屋的大小、位置、面积等的具体要求不同。
2、合同目的包含其他合同条款共同的目的。
当事人订立所有其他合同条款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合同目的。合同的其他条款一般包括合同的标的、数量、规格、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地点、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当事人具体合同权利义务，合同当事人确定具体合同权利义务必有其原因，而其最终原因就是合同目的。因此每一个具体条款是当事人未实现合同目的而确定的具体行动，该具体行动可能体现出合同目的的一个方面。各个具体条款体现的目的综合构成合同目的，合同目的包含每一个合同具体条款所隐含的目的。这种包含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有机的融合，是一种综合。由于合同目的包含独立的合同目的条款和具体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合同目的，所以，合同目的的范围包含并且不限于其他合同条款所反映出来的目的。
3、合同目的是其他合同条款的有益补充。
由于篇幅所限，其他合同条款并不能穷尽所有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所欲达到的目标。合同目的通过高度的概括准确描述当事人的目的，可以起到其他合同条款的具体规定所无法达到的效果。明确目的对于理解具体行动的深层内涵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因此，合同目的可以阐明其他合同条款的深层含义，并且对其不足之处进行补充。
4、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条款最终具有共同的目的。
尽管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条款存在本质上的联系，但其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决定了他们无法相互代替。
首先，其表现形式不同。合同目的表现为抽象概括的描述，而其他合同条款表现为对具体的合同权利义务的规定。由于目的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而反映当事人目的的合同目的其表现形式必定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并且合同目的因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而在作用范围和灵活性上优于其它具体条款，因此对于合同目的其恰当的表现形式是抽象概括的描述。其他合同条款的作用在于确定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必须具体明确，否则难于履行，所以，只能是具体的规定，表现为确定的名称、数量、质量标准等等。仅从抽象的目的无法推定具体的权利义务，而只有订立具体条款才能确定权利义务。因此，其他合同条款的规定应具体。
其次，二者在合同中的作用不同。合同目的的作用在于确定根本违约的界限从而决定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辅助对具体条款进行解释，对合同具体条款约定不明确之处进行合理的补充和推断，对矛盾的条款进行决断。合同目的对合同权利义务的确定是间接的、补充性的、决断性的。而其他合同条款的作用在于直接确定具体的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其规定具体明确，直接用来确定具体权利义务。
最后，二者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同。合同目的处于合同总纲的地位，而其他合同条款是具体的规定，一般而言，合同目的的效力优先。合同当事人对于二者的地位可以约定，即约定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何者效力优先。当没有约定时，则只能依法而定。笔者认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合同目的的效力优先。这是合同目的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合同目的即合同的最终目的，其他条款只是为实现该目的所设定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应当服从于最终目的。另外，当事人如果依据合同的具体条款享受合同权利履行义务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显然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对于合同存在重大的误解，就可以主张撤销权。
综上，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条款相比对于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其他条款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合同目的的抽象性，其作用范围比其他合同条款更为宽广，从而可以起到弥补其他合同条款漏洞、缺陷的作用。因此，合同目的应当成为合同的重要条款之一。
『捌』 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合同法
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制定本法。
『玖』 合同法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是建立稳定劳动关系
立法的目标是“稳定劳动关系”
在学术界，也有学者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前景表示出了忧虑。
“有人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对劳动者来说只是阵痛，但是我认为华为‘裁员门’事件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改变立法思路，《劳动合同法》带给普通劳动者的就不仅是‘阵痛’了，很有可能是‘长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劳动法专家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华为事件来看，《劳动合同法》的实际操作结果可能与预期事与愿违。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对企业实行‘严出’政策，对企业的结束劳动关系的措施设置了重重‘关卡’，这令劳动关系僵化。企业必定采取更加严格的‘严进’政策应对。这就使得企业会尽量招有经验的员工，不但初次就业或缺乏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就业更困难，就是已经就业的普通劳动者上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限制。劳动者是分层的，对中上层劳动者可能是福音，对底层劳动者则可能恰恰相反，甚至是灾难。”董保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董保华认为，《劳动法》本身也是宽进严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再度收紧。劳动力市场就如同一个蓄水池，本来其具有流动性，有进水阀和出水阀。但是《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将出水阀门关闭了，只进不出就会使劳动力市场变成一潭死水。
“立法需要在劳动者、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过分向一方倾斜。我认为立法的平衡点是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但恰恰现在的立法思路不能保护最普通的劳动者。”董保华认为，正是由于平衡点倾斜，导致立法的失控，实际上使得中高层劳动者也得不到保护(比如华为事件)，更别说保护底层劳动者了。这使得劳动关系从短期化变得更短期化，并没有实现立法者的稳定劳动关系的意图。
董保华表示，劳动法是以“强资本、弱劳工”作为基本状态来进行研究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常识，甚至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演变为劳资对立，对劳动者缺乏更精细的分层研究，则会流于表面，一部原本应该雪中送炭的法律，变成了一部在《劳动法》基础上锦上添花的‘贵族法’、‘观赏法’。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理念去起草法律，在当今社会只有共赢才是真赢。”董保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
面对各方对《劳动合同法》发出的种种质疑，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劳动者的，而不是劳资双方同时都保护，这一点非常明确。劳动关系是一个双方形式上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的关系，劳动者是弱势，法律的作用是扶持弱势达到双方权利的平衡。《劳动合同法》一个基本的主旨就是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具体说来，就是在劳动合同制度当中，要能够通过《劳动合同法》的制订实施来保证就业的稳定、职业的安定。劳方的“宽进严出”是《劳动合同法》的特点，各国劳动立法都是这样，“进来的时候有个就业权的问题，解雇的时候有解雇限制，工人不能随意被解雇，这是基本的要求”。
常凯认为，中国短期劳动合同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的一个特点。劳动力低成本在劳动力资源充分的中国是一个优势，不能轻易放弃，但是劳动力成本低到什么程度，持续多长时间，需要认真思考。《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中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将面临重大历史转型，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低劳动成本竞争思路，不光国内外不允许了，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允许了，所以如何建立劳动法制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选择。
常凯认为，很多企业担心《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认为是企业的枷锁，其实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劳动合同法》加大了企业负担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成本很低，没有达到适度的成本或者公平的成本，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高速发展，低劳动成本几乎已经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另外，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经济贸易和劳工标准必须挂钩；同时，低劳动成本的恶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反倾销、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等，所以，这种以低劳动成本为竞争手段的现状必须改变。”
常凯表示，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加重负担，但是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为成本不是压得越低越好，适度成本可能对于企业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常凯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麦当劳已经宣布9月份全面增加员工工资12%-56%，平均30%；上海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今年4月份全员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企业的发展将有新趋向，整个市场恐怕也面临着洗牌，谁能适应这一点谁就能有发展，有竞争力，这个严峻的挑战企业应该注意把握。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要有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的构建，与此同时HR要提出具体的劳动关系战略下的新策略。这一方面，对于众多企业来说都是薄弱点甚至空白点，这也是它们感到压力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压力，恰恰应该成为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