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的产生
1. 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经济主权原则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
全球合作原则
有约必守原则
2. 论述题：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对于经济法的概念众说纷纭，而对经济法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展开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先对本文中所称的经济法及经济法的产生作一界定。所谓经济法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关系的总称。 这以界定表明所谓经济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以市场规律为基础，旨在修正市场缺陷而非取代市场的作用。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含义由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的制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本文所称经济法的产生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法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是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主客观条件成熟和发展的结果。
一、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们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及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立法或是市民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经济法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缺少需要进行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一基础，经济法就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和理由。在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对经济主要依靠革命措施、执政党和国家的政令、领袖及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权威和指示，实施组织管理。总的来说并不重视法律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管理经济的法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体制改革，虽然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使用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最终采用“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国改革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沿着减少国家计划，增强市场作用前进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得到发展，适应国家管理经济需要的经济法也就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我国确定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有十多年，但我们还只能说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经济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只能说是在迅速的的完善之中。
（二）大量的经济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范基础。
所谓法律部门是人们为了更好的研究和运用法律的学术分类，是指具有同一性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独立都必须以大量的同类法律规范为基础。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和存在的价值。但是，一国的经济立法与一国的经济法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一国单有经济法的立法并不足以产生本国的经济法学，美国即是如此；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也有可能产生以他国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无真正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却产生了经济法学。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将会因没有本土性的资源而停滞。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的经济法学者能够远隔重洋很好的研究美国的问题，我们同样无法想象，中国的学者对纯粹的他国法律现象保持旺盛的热情。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1979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的，重视以法律为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这一时期的经济法立法总的来说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分不明确，宏观调控的计划色彩明显，并且经济法中非常重要的市场秩序法立法缺位。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了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反垄断法》的制定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经济法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对经济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经济法的认识的加深，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观条件。从1979年起，“经济法”一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叶剑英同志早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曾提出“我们还需要各种经济法”，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法概念首次在领导层提出。当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普遍是模糊的，随意性大，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也不甚明确。随着经济法的发展，各种经济法现象不断丰富，层出不穷，垄断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问题等等，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同时，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在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也摆脱了纯粹的抽象争论，经济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3. 日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明治维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体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颁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能通过自由竞争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被统制经济所代替，而统制经济法[2]正是国家实现统制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处于战局之外，但却是参战国的市场，这为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战时需要，保护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强权的战时经济统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关战时工业源料出口取缔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黄金出口禁止令》和《战时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对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军需工业动员法》、《战时海上保险法补救法》、《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等。二战爆发，日本社会又进入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重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保证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同时还颁布了各种战时临时经济统制法令。
2、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经济法这一用语最初是从德国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并且是以经济统制为其基本特征的。
日本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是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开始的。孙田秀春于大正14年（1924年）发表的“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最早把经济法的概念介绍到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法律对德国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国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经济立法活动，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当时德国的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理论，将经济法与经济统制法视为同一概念，从国家强权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一立法目的来认识经济法的现象。
善长逻辑思维的德国学者曾从不角度来定义经济法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对日本的经济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各种含义。一些行政法学者们从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来认识经济法，并使用过“经济警察”这一概念[3]；民商法学者也对政府所实行的官民企业一体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业组织和事业者团体组织十分关注。
当时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各部门的法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以阐明各自的观点。如公法学者田中二郎的《经济统制法的发展及现状概况》，民商法学者末川博的《加强统制法与对私法的关心》、川岛武宜的《经济统制法与民法》等[4]，都是从经济统制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法。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法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统制”。
总之，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一直是处在统制经济体制之下，这种否定私人企业经营自由的统制经济，必然要影响立法目的。强调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垄断特权，忽略甚至不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法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日本经济法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经济法是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时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从德国引入经济法概念时，曾对经济法问题展开过大讨论，但对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研究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1、经济法的新理念与经济法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根据美国的经济思想，要求日本经济非军事化、民主化，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垄断与确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的制定。
随着《禁止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的学者开始主张要以的竞争理念为中心开展对该法律制度的研究，并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当时为九州大学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试论由“统制”概念而形成的经济法的统一体系》的论文，作者以带引号的统制概念为基础，提出应当把《禁止垄断法》体系中自立性的“统制”这一本国的经济法与战时经济统制法体系中他律性的“统制”这一外来的经济法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既不是什么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有必要将经济法从行政法、商法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地研究。[5]但是，由于长期受战时统制经济法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学者中政府与经济一体化的意识依然很强，为此要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并使其成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经济法理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由于“统制”是一个包含着对多种经济活动加以规制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经济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此，如何将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与新的以《禁止垄断》为中心的经济法联系起来，进行继承性的研究，如何将新的经济法与既存的法学领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相区别来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何具体地整理出具有统制特性的新的经济法的概念，均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占领军想将日本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为了将支撑这一经济体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垄断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于是就有“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这一说法，同时试图来确立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但是，关于在美国干预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来由于东西冷战的日益尖锐、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2年日本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出来，日本经济又很自然地转向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保护垄断的产业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禁止垄断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主张应当平衡地把握促进竞争与适当地限制竞争的关系，于是“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说法也渐渐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谈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当前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并提议应当恢复以往经济法有关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理念时，也没有人再度用“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提法。因为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产业政策法，而《禁止垄断法》却一直处在不正常的“冬眠”状态，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说当政府过度地利用产业政策法去保护某一产业而有损于市场竞争机制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有关的经济法学者就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来抵抗政府有关产业政策法议案的通过。[7]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反垄断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经济法学的重要话题。
2、有关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中心说”与“非中心说”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经济法理论。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的“中心说”（即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即不认为《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说”而言，以金泽良雄教授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法是应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用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即因市民法自动调节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领域，能够这样来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的内容既可以是促进垄断法，也可以是维护竞争秩序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要求说，金泽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为此，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禁止垄断法。因此，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不赞同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8]
就“中心说”而言：以代表竞争法核心说的丹宗教授为例，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即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这样定义经济法是为了说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把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市场支配的各类现象（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状态及可能性）作为自己独自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从而形成经济法自身的体系并与相邻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加以区别。在竞争法中，有关于禁止市场支配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如《禁止垄断法》。也有促成市场支配而限制竞争的法，如禁止垄断的适用除外法和经济统制法，他们都与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
3、两种观点对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从两种不同学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非中心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禁止垄断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政府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活动的规制包括鼓励与促进，也包括禁止与限制。经济法的功能对“市场失灵”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后的纠正性。与之相反，“中心说”则认为，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禁止垄断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由于两种观点的分歧使日本经济法的教科书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一个是由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在该法的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垄断法》命名的经济法教科书。但是有关“事后介入说”[9]在日本始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少数人所坚持的观点。
三、经济法学会的成立与各时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
1、 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动
如前所述，《禁止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竞争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从战前的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统制经济法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经济法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经济法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5月4日在东京成立。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大大地推进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学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学会研讨会，事先确定大会报告议题，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如第一次的研究会（1952年）的议题就是《我国禁止垄断法中的诸问题》。这一时期大家所关心的重点是经济法自身理论的建设，学术界力争明确经济法的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现代经济法理论体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完成战后的重建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对与《禁止垄断法》相关联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作为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1961年有斐阁出版的法律学全集中的金泽的经济法和今村的禁止垄断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学专著在质与量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并且在他们三者之间分别形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学说，即以金泽为代表的纵观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禁止垄断法》的今村《禁止垄断法》机能说以及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
2、新一代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课题与相关学会的成立
进入七十年代中叶，出现了直接从经济法学入手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一代研究者。他们在业已建立的日本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以及与《禁止垄断法》有关联的各种事业规制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研究，如电气事业法、邮电通讯事业法、道路运输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限制政策的缓和化，也同时带来了限制政策下的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这为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活跃的气氛。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磨擦不断升级，美国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产业界也利用美国的压力，要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及对国际贸易的管制。面临国内外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本思路：“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的规制[10]应当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规制”。围绕着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的规制缓和化，经济法学界及时提出了在规制缓和中导入竞争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针对过去产业政策法中的有关促进垄断发展的倾向，提出缩小《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立法的范围；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及安全与竞争法的关系，因为这是《禁止垄断法》终极目的（――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些理论为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活动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场机制及时地提供了法律保障。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终于逐渐出现了规制日益缓和，竞争日益强化的倾向。
伴随着国际贸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国关于对不公正贸易制裁的措施的运用，促使人们注重对外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法从经济法学会分离出来，由研究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的学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与关税、国际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研究会专门研究；证券法、银行法等由商法学会加以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经济法和私法学会共同研究；税收法律由税收法学会进行研究。此外，公益事业学会主要研究事业规制法。在这些学会里，既有经济学者、经营学者，也有法学者。最后是公法学会，他们主要是研究财政法，但其研究活动很少。
近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表现为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这主要是受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Low and Economics）的影响，运用价格理论来研究法律现象，并且在研究《禁止垄断法》中引入产业组织论[1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探索运用数学的方法，在现实中能对禁止垄断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释，并继续讨论“规制缓和”政策的有关问题。具体地讲，日本虽然确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业规制中，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或者说，在日本不断趋向高龄社会和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实施竞争法，是日本社会的最大政治课题。在国际经济法方面，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是该领域的中心话题。
参考文献：
[1] 本文的许多历史性资料是由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科长来生新教授提供，并将他新写的、尚未发表的著作提供给作者进行参考，在此作者对来生教授为了中日经济法学的交流而在学术上表现出的无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谢意。
[2] “统制经济法”是指为维持统制经济体制的法，或者说是对经济进行统制的经济统制法。经济统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以行政作用。（参《新法学辞典》第三版 有斐阁 1055页）
[3] 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警察，是指本来原则上讲对国民的经济活动应当给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对其某些方面如若放弃不管就会产生社会弊端（如损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经济行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预防这一社会弊端的发生的行政活动。如餐饮业经营许可制度、汽车驾驶的行车执照制度等。如果对此活动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会出现因不卫生的设备与不规则的操作以及无一定技术水准的操作而带来损害国民身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因此对那些不能满足一定设备基准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术水准的人应限制其经营或驾车。
[4] 《经济法概论》金泽良雄著 达满人译 甘肃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页
[5] 《经济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页
[6] 由于1947年在美国占领军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又称“原始禁止垄断法”）加入了美国人理想化的反垄断规定从而超越了日本[现实，于是1953年日本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了较大的“缓和性”修改，主要是认可了“不景气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维持再销售价格合同”、“公司间相互持股及合并”等。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进行了一些个适用别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垄断法》便被认为失去了经济宪法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大倒退。
[7] 详细内容请参阅1963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及该法案最终成为废案的有关资料
[8] 参《现代经济法入门》丹宗昭信、厚谷编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页、《经济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6年，38页。
[9] “事后介入说”强调：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中心，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经活动加以干预，只有在出现“市场失误”之后，政府才可以针对纠正市场的失误而介入市场经济活动。
[10] 政府以确保消费和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防止灾害为目的的规制。
[1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产业组织论是以应用价格理论为中心所构成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将市场结构、市场行动及市场成果作为判断市场竞争状态的三要素。但是，最近产业组织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这一经济学界新的成果，出现了新的产业组织论。本注所说的产业组织论即为“新产业组织论”。如何运用新产业组织论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禁止垄断法》是日本更年轻一代的经济法学者关心的问题。
4. 国际经济法案例分析
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可分为两大类。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包括在国际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国民个人（自然人）及各种法人。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尽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秩序建立起来和固定下来，使它具有拘束力、强制力，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就是秩序创建的固定化和强制化。法律与秩序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为维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它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诸历史事实，上述第二种见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 ，国际经济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而每一个大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5. 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从何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国际经济法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而出现。
国际经济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大发展的产物。
6. 简述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
从宏观上分抄析，迄今为止国际经济袭法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
历史背景：际经济秩序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实力对比。各国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建立于有利于自己的秩序，使这种秩序成为具有约束力、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秩序是内容，法律是形式；秩序是目的，法律是手段。
现实动因：国家，法人，个人相互间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中，经过反复的斗争和妥协，逐渐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此同时，各国统治阶级在相互妥协，斗争与合作的基础上也逐步形成维护这种秩序的，具有一定约束力和强制力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
7. 国际经济法包括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内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容个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
国际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关系、国际投资关系、国际技术转让关系、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和国际税收关系，是由于货物、技术、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所形成的。调整这些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别形成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和国际经济组织法，这些实体法规范和解决国际经济贸易争议的程序法规范构成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内容。
国际经济法的存在形式，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两大类。其中，国际法规范包括国际条约、国际经济惯例，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规范性决议等；国内法规范主要是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国内立法，在某些国家还包括法院判例。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列举了15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国家经济主权、公平互利和国际合作以谋发展三项基本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8. 国际经济法的问题
（一），请分析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和国际惯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三类：
第一类是国际条约主要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
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有两项保留：1，必须采用书面形式；2，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第二类是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华沙---牛津规则》。对于前者，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第三类是有关国家的国内法：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二），这些法律问题和国际惯例的效力如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解答：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最重要渊源。我国和美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如果合同中没有排除该条约的适用，即使没有约定也适用该公约。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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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完整的法理简述》
国际货物买卖法的渊源有三：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际贸易惯例；三是 有关的国内法。
一、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重要渊源。有关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
我国是该公约的成员之一。我国对该公约的态度是：基本上赞同公约的内容，但在公约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两项保留：
1、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保留。
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不一定要以书面方式订立或以书面来证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这就是说，无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认为是有效的。这一规定同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涉外经济合同（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是有抵触的。因此，我国在批准该公约时对此提出了保留。我国坚持认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不采用书面形式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2、关于《公约》使用范围的保留。
《公约》在确定其使用范围时，是以当事人的营业所处于不同国家为标准的，对当事人的国籍不予考虑。按照《公约》的规定，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处于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又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就适用于这些当事人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即《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的缔约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对于这一点，我国是同意的。
但是，该公约又规定，只要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分处于不同的国家，即使他们的营业地的所属国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如果按照国际私法的规则指向适用某个缔约国的法律，则该公约亦将适用于这些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
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使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适用于营业地处于非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对于这一点，我国在核准该公约时亦提出了保留。根据这项保留，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二、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惯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该通则制定于1935年，1953年做了修订，近年来为了适用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变化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又于1980年和1990做了两次修改。现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订本。该通则在国际上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采用，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2、国际法协会1932年制订的《华沙---牛津规则》。该规则是针对CIF合同制定的，它对CIF合同中买卖双方所应承担的责任、风险与费用做了详细的规定，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3、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年修订本）和《托收统一规则》。这是两项有关国际贸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惯例，它们确定了在采用信用证和托收方式时，银行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普遍使用。此外，还有一些惯例，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国内立法：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9. 对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有何疑问
影响国际经济法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国际条约、国际经济管理、重要国际组织的规范性决议和国内涉外经法立法。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是指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能够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并具有法律人格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国家和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主要有：（1）国家经济主权原则；（2）公平互利原则；（3）国际合作以谋发展原则。
10. 国际经济法是如何产生和法展的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可分为两大类。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包括在国际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国民个人（自然人）及各种法人。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尽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秩序建立起来和固定下来，使它具有拘束力、强制力，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就是秩序创建的固定化和强制化。法律与秩序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为维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它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诸历史事实，上述第二种见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
，国际经济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而每一个大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一、萌芽阶段的国际经济法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三）中世纪的国际性商事法典
公元10-15世纪间，欧洲许多自治城市国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适应频繁商务往业的需要。必须设法排除各地法律歧异，遵守共同的行动准则，于是逐渐形成独立于东道城市或东道国立法的另外一套行为规范。行会组织设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与外国、外地商人组成混合法庭，依据商业习惯或共同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判决，往往被编纂为各种商事习惯法法典，成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约编纂于13世纪的《康索拉多生活费商法典》。
（四）“汉萨联盟式”的商务规约
欧洲中世纪时期城市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建立共同商法规则，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约作为近现代国际商务条约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义，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萨联盟”的商务规约，其目的在于互相保护它们的贸易利益和从事贸易的公民，并且共同对付联盟以外的 “商敌”。对于联盟内部各盟员城市之间的商务争端，则应当按有关规定交付仲裁。
二、发展阶段的国际经济法
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相应地，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国内立法，大量出现，日益完备。
（一）双边国际商务条约
这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双边商务条约可以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缔约国双方都是主权完全独立、国力大体相当的国家，缔约时双方都完全出于自愿，条款内容是互利互惠的，这就是平等条约。反之则是不平等条约。
（二）近现代国际习惯
与双边国际商务条约并存的，还有许多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习惯，都贯串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精神。这是强者用以维持当年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恶法”。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
除了双边性商务条约和协定之外，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多边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各缔约国对于专门针对某些常见的商务问题作出的统一规定都有遵循、执行的义务，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关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关于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协定》，等等。
（四）多边国际专项商品协定
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使各利害冲突的有关国家为了避免两败俱伤，针对某些“商战”激烈的专项商品，达成多边性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国际卡特尔专项商品协定。早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就已陆续出现，特别是经历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后，更是层出不穷。其独特之处：第一，内容和范围具有特定的专题性或专项性；第二，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主要用来调整私人之间的涉外经济关系；第三
，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出现，对缔约国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近现代国际商务惯例
为了减少和避免误会和纷争，提高国际商务活动的效率，有些国际组织或者学术团体，归纳和整理商务活动中的某些习惯做法，制订和公布各种商务规则，供各国商事当事人自由选择采用。一经采用，就成为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经济行为规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规则》；1928-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3年，《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等。其特色在于：第一，有关文本都是由国际性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制订的；第二，所定各项规则，本身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或强制力，仅供各国商务当事人立约参考和自由选用，但当事人一旦采用并订入正式合同条款，即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国家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如以一般法人身份参加国际商务活动，而且在有关经济合同中明文规定选用某种国际民间商务条规，即同样要受它约。
（六）近现代各国商事立法
近现代各个民族国家中商事立法逐渐完备，是因为：第一，近现代较大规模的商事活动向来具有越出一国国境的特性，各国国内商事立法大多参考和吸收了国际商务活动中所约定俗成的各种惯例；第二，由于主权国家享有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因此各国的商事法规也同时适用于本国商人涉外的商务活动或商事行为，从而成为国际经济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前述历史阶段时的许多事实表明：近现代各民族国家的商事法制中，不论是“民商分立”、 “民商合一”，还是英美方式，其共同趋势有二：第一，作为国内法的商事法规，内容日益丰富完备，并逐步走向国际统一化；第二，这些国内法同时被用来调整一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此类涉外商务活动的行事准则或行为规范，从而大大丰富了国际经济法的内容，推进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三、转折更新阶段的国际经济法
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0多年来，国际社会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变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争斗，异致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发生重大转折，出现机关报的格局，相应地，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逐步进入“除旧布新”的重大转折时期。
（一）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贸总协定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1945年12月分别正式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47年10月，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随即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迄今为止，参加前两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8个以上，参加后一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25个以上，从而使这三项协定及其相庆机构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国际社会开始进入以多边国际商务条约调整重大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阶段的新特点：第一，上述三个多边协定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往来等牵动整个体制的重大问题、要害问题，影响到各国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根本。第二，过去许多双边性的商务条约只简略地涉及到关税、贸易、货币汇兑问题，其有关规定的广度和深度，远逊于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第三，过去这些双边性商务条约，规定不一，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缔约双方，而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具有广泛得多的国际统一性和普遍性。
但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它是旧时代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延续，不能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斗争
二战结束50年来，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始终不渝地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废除国际经济法旧规范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而进行斗争，有几个重大回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
1955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问题，并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首先吹响了发展中国家共同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团结战斗的号角。
2. 《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下，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底通过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宣布“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1962年底又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它们为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据。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倡议下和大力推动下，1964年底组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逐步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联合组成了“77国集团”，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都采取统一行动。
4.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在除旧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为70年代国际经济法的重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来，南北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发展中国家开始要求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结构，从整体上逐步实行根本变革。
联大于1974年4月召开了第6届特别会议，围绕着“原料和发展”这一主题，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多年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其确立的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是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后进一步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又增添了相当数量次要的、带技术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体现了国际范围内商事法规统一化日益加强的客观趋势。1952年签订了《世界版权公约》；1964年签订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66年，联大第21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在其主持下，制订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商务专题公约，诸如1974年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通常简称《汉堡规则》）、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等。从此以后，国际商事法规的统一化和法典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四）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经济公约的出现
二战结束以来，形形色色的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不断出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第二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基本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庆组织，第三类是以发展中国
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间，“77国集团”中的46个国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过并签署了《全球贸易优惠制协定》。这有助于它们在经济上实现集体的自力更生，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这将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并将推进整个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五）国际商务惯例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商务惯例的编纂成文，不断更新并日趋完备。例如，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历经多次修订补充，内容大为丰富发展，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1933年公布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历经五度修订，并自1962年起改名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又于1958年草拟、1967年修订公布了一套《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并于1978年再次修订，并改名为《托收统一规则》。这对于减少国际商务纷争、促进国际商务发展，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六）各国涉外经济法的发展
各国分别制定的涉外经济法也有重大的发展和转折，主要表现是：
第一， 发达国家中，各国的经济立法，包括涉外经济法，层出不穷，日益细密；
第二， 战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互相渗透和逐步交融，内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参照。欧洲共同体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今后联盟内部两系各成员国涉外经济立法的互相渗透与交融，势必更加广泛和深化。
第三， 战后各种区域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条约、规则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这些国家各自对国内的经济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这些成员国的涉外经济法在有关地区或有关领域内渐趋一致或统一。
第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的众多弱小民族，都极其注重创建自己的涉外经济立法体系，在投资、贸易、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制定有关有法律和条例，借以保卫国家经济主权，维护民族经济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