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于欢案

㈠ 从法理学的角度如何看待山东辱母杀人案

嫌疑人于欢（或被害人于欢及其母亲），被害人（或嫌疑人）放高利贷的。于欢角度出发谈及伦理道德，个人意见认为于欢做的很对，警察到场后并没有立即组织犯罪只是口头劝阻然后出去探明情况，我认为于欢在警察离场后拿出刀来正当防卫无错。反而错在警察（不作为），然后防卫过当捅伤三人一人致死，防卫过当，背叛无期徒刑，这里需要谈及美国的不退让法：一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武力自卫，有合理理由相信非法的威胁，没有义务先撤退。

而中国法律不够完善每年都在修缮（其实各国每年也在修缮法案）只有遇到某一大案特案，以此为戒。然而从法理出发我认为判处无期也太过，防卫过当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有很大区别，虽然他们为受生命威胁，可高利贷者涉嫌强将未遂，这足以证明于欢不是故意杀人。虽说他没有故意杀人可也不能无罪，防卫过当也是要负刑责的，但是，对方有多人，正当防卫是让犯罪嫌疑人失去犯罪能力，可因对方多人，一个失去能力还有多个，案件细节没有纰漏，所以如果在于欢阻止犯罪时还有人要进行犯罪于欢绝对无罪。

从个人角度出发，如果我是于欢，在场所有放高利贷的都要死。

㈡ 如何看待于欢案于欢被判无期徒刑

作者：启蒙江
链接：https://www.hu.com/question/57618865/answer/15408702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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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据媒体报道，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创办人苏银霞向地产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此后，遭到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杜志浩等11人暴力催债。
2016年4月14日，在经过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长达一个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当晚，接到工人报警后，当地民警赶到案发地了解情况，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后随即离开。警察走后，情绪激动的于欢拿起桌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于欢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在对方未使用工具且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案情走向
1.最高检察院派员调查
近日，媒体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根据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于欢等人上诉
关于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的情况通报于欢故意伤害一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此案，已依法组成由资深法官吴靖为审判长，审判员王文兴、助理审判员刘振会为成员的合议庭。现合议庭正在全面审查案卷，将于近日通知上诉人于欢的辩护律师及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的代理律师阅卷，听取意见。我们将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审理。
3. 聊城市政府回应“辱母杀人案”
关于于欢故意伤害案经媒体报道，聊城市成立了工作小组，针对案件涉及的警察不作为、高利贷、涉黑犯罪等问题，已经全面开展调查。下一步，聊城市将全力配合上级司法机关的工作，并依法依纪进行查处，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案情之后，微博充斥着看似一边倒的愤怒声讨，然声音太多且挟裹着强烈的情绪，或愤怒、或无奈、或嘲讽，也有分析与期盼。
那么舆论界和理论界具体观点立场如何？
舆论界观点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一文让此案迅速发酵后，各新闻媒体、评论人、法律服务平台陆续发声，我们从28篇爆款文章中进行了观点整理，统计如下：
观点一：同情当事人，质疑判决（15篇）；
观点二：支持判决，同情当事人（4篇）；
观点三：客观解读判决，无明显观点偏向（4篇）；
观点四：质疑警察不作为（2篇）。
其余三篇为汇总展示。
从以上数据看，超过半数舆论主流媒对当事人给予同情，直击案件中的伦理困境，这场判决里的伦理困局的重要程度甚至有辩驳法律司法正义的社会意义之势。
声音一：“于欢该不该改判”问题是“标”，其后的系列经济、行政等问题才是本，但事情走向可能是因标略本
vista看天下：这是一起由媒体曝光的，由媒体调查的案件，连带暴露了多个社会问题：小企业破产保护、非法民间借贷乱象、黑社会的猖獗、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媒体的作用与尺度、小城市中产阶级的现状等等。这些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却很有可能结束于一句「于欢要改判」，便不了了之。
声音二：法院判决给了被告上诉余地，应该对二审抱有期待
@正义边缘：从案件结果上看，被告人情绪激动挥刀乱刺确实造成了一死四伤的严重后果。纵使被告令人惋惜痛心，我们也应该尊重法院的判决，毕竟被告人还可以上诉，还有法律救济手段。我们静待二审结果。
声音三：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不能罔顾人性
@唐映红：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
声音四：应该充分体会法律的涵射意义
@凤凰评论西波：在法院审理此案之前，吴学占等人已被定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被警方摧毁。在11名黑恶势力面前，不能苛求弱者的反抗姿势，否则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逼迫公民做窝囊废。法律本应援助受困的弱者，如果没有援助而迫使弱者自卫，应该反思原因。我并不主张自卫权是无限的，但法律应该充分体察自卫者所处的境地。
声音五：警方过错应当成为量刑关键
@江玉楼：从新闻报道看，对于警察到来又走，警方的解释是“进一步了解情况”。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解释相当牵强。既没有带走暴力催债人调查，又没有将双方隔离，出警的缺陷及其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之间构成因果联系，法庭忽视这一量刑因素是让人费解的。实际上，警方过错是理解整个杀人案的枢纽，不只要批评，还应该追问刑责。
声音六：法律需要实现程序正义，也需要考虑人情伦理
人民日报：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法学界观点
声音一：法院未认定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值得商榷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本案中，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难道对这种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能采取防卫措施与其斗争，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种认为只有生命健康权受到紧迫威胁才能进行防卫的说法，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不当缩小了一般正当防卫的范围。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声音二：属于正当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院教授阮齐林：我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于欢致人死伤后，交出刀子、随警察到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符合办理自首立功案意见第一条规定的地（二）项规定，知道有人报案留在现场接受调查的情形，成立自首。另，为索债而扣押人质，属于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因此应当追究索债人的刑事责任。另被害人从事暴力讨债，应当预见到可能招致报复，反抗，因此应当承担相当的责任。自担大部风险。辱人者招杀身之祸乃咎由自取。其雇主难辞其咎。高利贷乃罪恶源头，强烈要求制定法律将高利贷入罪。
暴力逼债屡禁不止，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公权力不便管，不好管。高利贷者和暴力逼债者越发有恃无恐。被暴力逼债者不得不自力救济。认可暴力逼债的不法侵害性质、被逼债者反击行为的防卫性质，有利于制约暴力逼债行为。
声音三：反思司法的社会功能，以及刑法的法定要件合适程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多年来，我们学的正当防卫理论是，行为人必须是为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才构成正当防卫。但是，当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正在遭受令人难以忍受的凌辱时，行为人奋起反抗，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这究竟算不算正当防卫？对此，刑法理论是不予承认的。
具体到本案，当行为人亲自目睹自己的母亲受到极端凌辱时，法官是否应扪心自问：任何人在此情形下，会平心静气的忍受凌辱吗，刑法究竟是在鼓励人们依法抗暴，还是逼着人们忍受凌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被辱也不反抗？即使是防卫过当，判得是不是太重了。
我们期待着司法人员反思：司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刑法要不要调整正当防卫的法定要件？刑法理论要不要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和经验常识？法律人不要过于自负，以为自己才是法律精神的权威阐释者，否则，没有人会把恶法和错误的司法实践当回事的。
声音四：于欢构成防卫过当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秉志：本案性质上是故意伤害，但是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定罪，还是以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定罪，是不一样的。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否定行为人的防卫前提来定罪判刑，我认为是不准确的；一审判决所谓从轻量刑判处无期徒刑，我认为也是量刑畸重的。”
正当防卫是中国《刑法》第20条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指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20条同时还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于欢和他的母亲实际上受到了三种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第一是限制乃至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一种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是侮辱行为，包括语言侮辱和行动的侮辱，这种侮辱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警察离开房间时对方不让于欢和他母亲走，还殴打他。而且，警察来了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于欢母亲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现实侵害的情况下，他感到情势比较危险亦义愤填膺，他基于保护自己母亲合法权益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对围在自己身边要群殴他的几个违法犯罪分子展开反击，刺死刺伤了他们。这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目的的反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不能否认其正当防卫的前提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于欢拿起武器进行防卫，不能说因为对方没有凶器，他就不能用武器。因为对方人多势众，而且对方已实施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于欢的防卫行为导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这样的严重后果，应该说，尽管有防卫的前提，但于欢的行为还是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符合《刑法》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规定，因而应当以防卫过当构成的故意伤害罪定性，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㈢ 从法律社会学角度分析对高考的看法

在当今社会说抄，高考算是唯一一个比较公平（不是绝对）公平的地方了。
因为社会阶层很多人都需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
但是高考的决定又太过于武断了。所以高考也是算一个扼杀人心的东西了。
不过时代在进步，高考也会不断的发展的。
不管怎么说在社会没有发生变革之前，中国还是需要高考制度的存在。

㈣ 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分析于欢杀人案

依唐朝法律化外人相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依其本国法律来自不同国家的，依唐律

㈤ 从社会学角度怎么分析

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看看自己的观点，不过把自己的观点和社会学家的观点和在一起就行了，像功能论、冲突论、社会变迁理论等都可以去分析房地产

㈥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怎样看待“赔钱减刑”这一现象

不同利害相关方的参与和合意即使不是对“是否正义”真理性的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证明——也是对“正义”的指示器。而“矫正正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多方间寻求平衡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与“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从其犯罪行为中得到其不应得的“所得”，这时他就违背了分配正义，成为了一个不公正的人，要做的就是对他进行矫正。既然刑罚和赔偿不能同时施行，那么，仅仅刑罚能否对这个不公正予以矫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论，只要让他不应得的东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矫正，而刑罚恰恰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连提倡刑罚宽和的贝卡利亚也不会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只要刑罚所带来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会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丧失。”
（2）被害人
“给予每一个人任何所需要的补救，只要他的权利为他人所违反”，是“矫正原则”的核心。因此，必须恰当补偿犯罪人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中不应失的“所失”。被害人的受损首先是尊严和精神上，这种损害可以用对犯罪人的刑罚来补救，其次是非尊严的损害，可以用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来实现。这种补偿可由国家来承担，即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可由犯罪人来履行，而其履行结果就是 “应得”刑罚的相应减轻，这一制度或者体现为我国“赔钱减刑”的司法操作，或者规范化为“强制赔偿命令”制度。
“强制赔偿命令”，又名损害赔偿命令制度（Compensation Order），是指作为缓期执行、缓期宣告、缓刑（probation）及假释的条件而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的制度。这一制度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之际几乎为所有的欧洲国家所采用。如意大利1921年刑法草案规定，以履行赔偿损失作为刑罚减轻、宣告缓刑、假释的理由或条件，前联邦德国刑法规定恢复因犯罪所引起的损害，是对犯人实行保护观察和假释的条件之一。1972年，英国从“让犯罪人赔偿犯罪损害，比目前用以对付重大犯罪的主要武器——拘禁更具抑制效果”的见解出发，强调其回避自由刑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根据该制度，法院对一定的犯罪案件在宣告有罪判决之时，有权依职权或者依被害人的申请，做出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质损害及治疗费予以赔偿的命令，并以命令的执行作为从轻、减轻刑罚或缓刑的考虑情节。“强制赔偿命令”制度既保证了规范逻辑的自洽，消弭人们对“赔钱减刑”的争议，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程序扞格，进而解决民事赔偿无法实际执行的实践困境，完全能够成为刑事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完全分离后，实现被害人正义的有效途径。
（3）国家
在国家看来，犯罪人的行为是对法律秩序和国家政权的侵犯，犯罪人必须通过“刑罚”的矫正才能使国家的权利得到回复。“刑罚”对国家最直观的功能就是它的经济补偿，包括财产刑的执行和无偿占有犯罪人强制劳动的财富。而从根本上看，作为排他性、垄断性国家暴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对犯罪人道德上的否定和精神上、肉体上的严厉惩罚的过程中，国家的侵害也得到了矫正。
作为一项从一系列实践性假说中选取的命题，“赔钱减刑”制度一方面需要规范的和价值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它的正当化论证又依赖于社会常识和大众常情。如何将法律人的判断与理解和公众意识与心理相联结，从而相互交流，彼此认同，仍然是一个重大艰难的问题。因此，“赔钱减刑”的正当化并非一劳永逸的，而须不断接受实践理性的检验。在这一意义上，一种正当的制度必须在逐步的质疑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建立，而建立的过程无疑又是长久和漫长的。

㈦ 法社会学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产生先于国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为权威性价值准则的法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呢？
法的强制力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首先，在原始习惯法产生的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习惯法产生于血缘家族之后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主要靠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其次，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和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再次，随着国家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阶级对抗社会的法能够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就越多”.
法的实施之所以要以强制力为后盾，国家法之所以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乃是因为法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必然会触犯一定社会主体的某些既得的或预期的社会利益，从而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抵触甚至反对。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法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由于法律由国家创制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