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合同法的发展

⑴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⑵ 我国的合同法产生于何时

我国由计复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过渡。原〈经济合同法〉(1981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5年)、〈技术合同法〉(1987年)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夕(2001年11月10日加入WTO)，中国急需制定统一的合同法，与国际接轨。
意义：《合同法》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并称为三大框架性法律。

⑶ 合同法的起源是什么

大约在12世纪西欧出现了罗马法的复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约18-19世纪。

在此基础上，1804年法国制订了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对于调整商品关系的合同法律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标志着大陆法国家的近代合同法的正式形成。

1900年德国制订了《德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在合同法律制度方面相对于法国民法典作了某些调整，成为大陆法国家近代合同法的另一个标志。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关于合同的内容及历史发展来看，近代合同法主要有以下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交易原则。

第一，合同自由原则，近代合同自由有三层含义：当事人地位平等;当事人意思自愿;当事人行为自由。《人权宣言》发布后，人人平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宪法性原则，当事人地位平等也就不言自明。因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主要是针对当事人意思自愿和行为自由，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是一种合意，以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承担给付、作为和不作为的债务”，德国民法典定第154条规定：“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愿和行为自由，从而奠定合同自由原则的基石[1][1]。

第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术语的诚信原则源于古罗马，近代民法中，诚信原则被保留下来，《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 《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其他大陆法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第三、公平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当事人在信息占有、资金等方面的不对等，讨价还价能力不同，如果机械的要求平等自愿，则交易难以完成或交易成本大增，因此在实际中对于平等自愿则并不是绝对要求，同时作为补充，强调合同公平。格式合同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对格式合同一般以公平原则进行严格审查与解释，如德国规定，凡共同条件不能按照诚意原则妥善安排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的。

差不多在大陆法国家形成近代合同法的同一时期，英美法国家通过法院的判例和制定法也奠定了近代合同法的基础，其基本原则与大陆法国家相似。

一是合同自由原则。英美国家的近代合同法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而19世纪的英国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方面自由竞争理论占统治地位，在法律方面梅因的《古代法》揭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合同自由主义得到空前强化，英国著名的法官乔治.杰塞尔伯爵在Printing and Numerical Registering CO. V. Sampson一案中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2][2]。在美国，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将公民自由作为法律保护的重要对象。

二是诚信原则。英美法认为诚信就是诚实、公平地对待合同当事人的方式。在英国，衡平法早期主要处理涉及欺诈的合同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就已经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3][3]。美国则在《统一商法典》中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确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法典第1-203条规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义务，在其履行和执行中均负有遵循诚信原则之义务。当然具体到个案中，诚信原则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如在一假设案件，一地质学家检查一片土地，发现有极具开发价值的地产，于是买下地产，但未告知真实情况，对于是否违背诚信原则有不同意见，科隆曼认为没有，方斯.沃斯认为违反了[4][4]。

三是公平原则。衡平法中有获利不公制度，如允许当事人拥有某种利益，显然不公正，将允许对方取回该利益，决定是否构成获利不公时，受损人自身是否存在合理的机会避免这种不公现象是一个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格式合同方面，美国法律授权法官拒绝执行他认为“不公正”的合同。

合同自由、诚信、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却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这三项原则定义十分抽象，要将其运用到具体案件中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内涵及其适用范围;二是如何认识这三项原则的内部关系;三是它们为什么会成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

⑷ 19世纪的劳动法发展状况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逐步兴起，工人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工人法规”，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对女工及未成年工给予特殊保护以及实现社会保险等。资产阶级政府迫于上述情况，制定了限制工作时间的法规，从而促使了劳动法的产生。英国在1802年通过《学徒健康和道德法》，这就是现代劳动立法的开端。到1864年，英国颁布了适用于一切大工业的工厂法。1901年英国制定的《工厂和作坊法》，对劳动时间、工资给付日期、地点以及建立以生产额多少为比例的工资制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德国于1839年颁布了《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法国于1806年制定了工厂法，1841年颁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护法》，1912年制定了《劳工法》。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主要的国家大都相继颁布了劳动法规。从1802年以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劳动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涨，西方国家陆续制定了不少劳动法。德国1918年颁布《工作时间法》，明确规定对产业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还颁布了《失业救济法》、《工人保护法》、《集体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对资本家的权益作了适当的限制。

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劳动立法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不仅把已经颁布实施的改善劳动条件的法令一一废除，而且把劳动立法作为实现法西斯专政、进一步控制工人的工具。另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它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工人采取了一定的让步政策。英国于1932～1938年间，先后颁布了缩短女工和青工劳动时间，实行保留工资年休假以及改善安全卫生条件的几项法律。美国在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华格纳法》），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和工会有代表工人同雇主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利。1938年又颁布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作时间限额，以及超过时间限额的工资支付办法。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1918年颁布了第一部《劳动法典》，1922年又重新颁布了更完备的《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体现了工人阶级地位的转变和国家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它以法典的形式使劳动法彻底脱离了民法的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动立法 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一批现代的反工人立法。如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把工会变成一种受政府和法院监督的机构，禁止工会以工会基金用于政治活动；规定要求废除或改变集体合同，必须在60天前通知对方，在此期间，禁止罢工或关厂，而由联邦仲裁与调解局进行调解；规定政府有权命令大罢工延期80天举行，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工会的职务等。又如1947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保卫共和国劳动自由法》，同样是镇压工人运动的法律。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出现了新的趋势。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各主要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的法律，如法国颁布了关于改善劳动条件、男女同工同酬、限制在劳动方面种族歧视的法律，日本于1976年重新修订了《劳动标准法》，还制定了关于最低工资、劳动安全与卫生、职业训练、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70年代以后，苏联的劳动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70年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劳动立法纲要》，其后，各加盟共和国又根据这一立法纲要颁布了自己的劳动法典。东欧国家在50年代先后颁布了劳动法典，到60～80年代，除有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对他们的劳动法典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外，大部分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波兰、南斯拉夫等，都曾再次颁布了劳动法典。经过近2个世纪的历程，劳动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劳动立法 中国的劳动立法，出现于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时期 ，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23年3 月29日公布了《暂行工厂规则》，内容包括最低的受雇年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对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制，以及工资福利、补习教育等规定。国民党政府则沿袭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劳动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载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颁布的《工会法》，实际上是限制与剥夺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为了维护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1922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立法运动，并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等等。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大纲》并未得到当时政府的确认。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才产生了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劳动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政府也曾公布过许多劳动法令，如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过《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对解放区的劳动问题提出了全面的、相当详尽的建议，对调整劳动关系提出了基本原则。各个解放区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后颁布过不少劳动法规。这一切，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同年，劳动部公布《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经修正后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1954年7月，政务院公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1956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1956年国务院公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的劳动立法有了进展。1958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等4项重要规定。1966～1976年，劳动立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982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察条例》、《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等3项法律文件。1982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98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同年劳动部发出了《关于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92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这些劳动法规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6年，中国曾起草《劳动法》，由于历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劳动法》，1983年7月曾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但因很多问题难以妥善解决，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劳动法》，1994年7月5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标志中国劳动法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劳动法》共13章107条，包括总则；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劳动法》是中国的基本法，为劳动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劳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是：①充分体现宪法原则，突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②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规定统一的基本标准和规范。④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尽量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指导思想保证了《劳动法》的制定工作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申张正义团队为你解答

⑸ 合同义务的历史演变

早在罗马法时期，就有了附随义务的雏形。在罗马法中，合同领域的诚信是课加于合同主体的具有明显道德内容的义务，该诚信虽然要求使用客观的标准评价当事人的行人，但并不排除对主体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因素的考虑。罗马法中的诚信（bona fides）[1]契约要求债务人除了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外，还要履行诚实、善良的契约外义务。与之对应的诉讼称为诚信诉讼，审判员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善意（ex fide bona）去探究当事人达成的是什么东西[2]，对合同义务予以扩张，以补充合同内容，使当事人的合同利益得到法律全面的保护。在诚信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向审判员提出任何涉及诚信的请求，而不必采用抗辩等方式[3].承审员可斟酌案情，根据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应该诚实信用，按公平正义的精神为适当的判决，不必严守法规。除某些约定的不公正性，在法律关系中依诚信应为的标准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要求当事人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而且承审员还根据正义、衡平的原则对契约的内容进行干预，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衡平。在这种契约及诉讼中，基于诚信而要求当事人承担的义务用现代法的眼光来看，即为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进入到立法的规定中最早是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第1135条规定：“订约人不仅要履行他明确承诺的义务，而且要履行根据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赋予的义务。”也就是说罗马法在司法实践中衍生的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立法的规定。在法国法中，公平、习惯和法律是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的法源基础。如法国法中医生的义务就包括“告知对方以必要信息”义务，尤其是外科医生，应向接受手术的病人说明手术的危险性。[4]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从罗马法的司法义务到《法国民法典》的法定义务，应当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法国法院并没有在审判活动中明确适用它，而是在对合同义务进行分类来扩张合同义务，以实现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当时法国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光辉照耀一切，意思自治原则主宰一切。因此法官在审判中，更多的是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处理案件。附随义务因此与法国司法实践失之交臂。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附随义务（Nebenpflicht）的第242条被称为现代契约法的一般条款。它再次阐述了《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善意、诚实补充义务的规定。该条款的内容是：“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用这一条确定和补充契约当事人的义务，甚至是契约履行后的义务，是立法者制定该条款的目的所在[5].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的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注意义务、合作义务、告知义务等，大大丰富了附随义务的内涵。1902年第二届德国法学家大会上律师H.Stanb发表了名为《论积极侵害契约及其法律效果》的论文，1904年再度刊行时，改称为《积极侵害契约》，该文列举了瑕疵履行的情况，即为积极侵害契约。当时的德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不足以进行救济，因此提出积极侵害契约理论来保护瑕疵履行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补充此法律漏洞[6].德国法院通过判例建立了积极侵害债权制度，从而弥补了原有法律的不足，使得附随义务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在对契约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概念法学的衰落，利益法学的兴起，受社会本位思潮的影响，人们逐渐开始在对主给付义务之外的其他的附随义务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扩大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所以说“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并为各国判例及学说接受。”
从司法上的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到成文化的法定义务的曲折过程，附随义务走了一段漫长的过程。罗马法为适应经济生活的变化，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承审员”的自由裁量权，发展出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但19世纪契约自由原则霸占着契约法理论以及实务，附随义务被掩埋在契约自由的呼声中。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现了“法律的社会化”。现代关系契约主张根据当事人在契约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要求他们承担不同的义务，而所有这些义务可归纳为一个原则，即诚实信用和公平法则。诚信原则的崛起使古典契约向着关系契约发生位移。可见，垄断是附随义务出现的经济情势，判例应用是附随义务出现的技术前提，法学学说是附随义务出现的理论基础，社会本位思潮的兴起是附随义务出现的思想基础，附随义务独特的社会利益平衡功能则为其发展提供了余地。
（一） 附随义务的涵义
各国立法对附随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涵义，故学界对其表述也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附随义务是依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于契约及法律所定内容以外，尚负有的义务[9].有人认为，附随义务是为使债权能圆满实现，或保护债权人其它法益，债务人除给付义务之外，还应负的义务[10].还有人认为，附随义务是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亦无明确约定，但为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依社会的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负担的义务[11].从众多对附随义务涵义的表述来看，附随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附随义务包括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势力范围涉及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的整个过程。狭义的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为协助实现主给付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履行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后者排除了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理由在于这三者在义务功能、违反义务的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倾向于采用前者，即广义的附随义务涵义。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实践诚实信用原则，保护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上更多的是一种共同性。因此应将其统一在附随义务的涵义中，以构建完整的现代合同法义务群。
在合同义务群中，给付义务是合同义务的核心。在学理上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前者指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的，并用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如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交付租赁物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简称从义务，是不具有独立意义，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起辅助作用的义务。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在学理上可分为三点：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债之关系的类型。附随义务是随着债之关系的发展，于个别情况要求当事人的一方有所作为或不作为，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对任何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都可以发生，不受特定债的关系类型的限制。2.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而附随义务原则上非属对待给付，不发生同时履行抗辩。3.因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就其所受损害，得依不完全给付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关于如何区别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应以能否独立以诉请求履行为判断标准，能够独立以诉请求的为从给付义务，不能够以诉请求的为附随义务（德国通说）[13].换言之，从给付义务是可以请求履行的，与此不同，对于附随义务通常仅发生请求损害赔偿之问题。
附随义务种类很多，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促进实现主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辅助功能），例如花瓶的出卖人应妥为包装，使买受人能够安全携回；牛肉面店的出租人不得于隔壁再行开店，从事营业竞争等等。第二，维护对方当事人人身或财产上利益（保护功能），例如雇主应注意其所提供的工具的安全性，避免受雇人因此而受损害；又如油漆工人应注意不要污损定作人的地毯。须注意的是，附随义务兼具上述二种功能者，亦属有之。如锅炉的出卖人应告知其使用上应注意事项，一方面使买受人给付上的利益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亦维护买受人的人身或财产上利益不因锅炉爆炸而遭受损害
（二） 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
通说认为，附随义务的形成，其理论基础为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债法的基本原则，为法官解释及补充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提供了法律前提。在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被奉为民法的最高原则，有“帝王条款”、“超级调整规范”之称。为了平衡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的公平正义精神，当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加以明确时，法官应依诚信原则，对合同义务予以扩张，以补充合同内容，使合同当事人的合同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得到周全保护。诚信原则偏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弥补了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利益为本位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乃至当事人事实上的不平等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达到衡平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的目的，它是道德价值在法律上的具体化。诚信原则是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附随义务是诚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附随义务具有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合同当事人很难在合同中约定附随义务的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具有抽象性和效力的强制性，从而为确认与履行扩延合同义务提供了相应的模式。诚实信用原则使得合同中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从给付义务扩张到以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甚至还扩张到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即特定合同一经成立，不但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债务人对于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亦负有照顾、保护义务，从而在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以诚实信用为基础，以照顾及保护等附随义务为内容之法定债之关系[16].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先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相继确立，使附随义务有了完整的理论基础。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扩延合同义务产生的源泉，也是确认和[判断扩延合同义务的依据

⑹ 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consideration)的历史发展过程谁知道啊 请问！急~

对价（Consideration），也称约因，它是英美法上所独有的概念。在英美法上，对价最初来源于合同法上的对价原则。按照1875年英国高等法院在Currie V. Misa案的判决中所下的定义，所谓对价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种权利、利息、利润或其他利益，或是合同另一方克制自己不行使某项权利或遭受某项损失，或由此而承担的某种责任。
约因学说的确切起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英美法上的约因学说起源于16世纪中叶，经过17-18世纪的发展至19世纪集其大成。关于约因的起源，有人认为，约因产生于债务的补救；也有人从英国合同法的交易性质方面寻找其起源；有人认为，约因是由关于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始侵权性质决定的。在霍姆斯之前，一般认为约因是由衡平法院从罗马法中借用、在做了修正后引入了普通法；但是，霍姆斯认为这是有疑问的。他认为，最早是以quid pro quo的形式将约因和公平联系起来的。科宾也认为，“当今的著述者们都相信，从来没有人找到过任何具体而明确的‘起源’，也没有一个单独的定义可以被说成是唯一‘正确’的定义，而且，也从未有过一个可用以推论地确定强制执行性的简单而统一的‘学说’。”不管怎样，基于上述观点，可以肯定的是，约因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衡平法的产物。
自产生以来，约因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由19世纪英国法官们提出的“获益—受损规则”和由霍姆斯提出的互惠交易理论；之后又产生了允诺禁止反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约因学说的衰落。

⑺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的学说：

（1）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在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形态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它们与阶级社会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产生的根源有以下三个：

（1）经济根源：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2）阶级根源：阶级的产生。

（3）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导致原始社会既有的社会规范无法适应社会冲突，为了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国家产生了，法也产生了。

(7)19世纪合同法的发展扩展阅读：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连。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

西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份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

旧约圣经大概是仍然和现今法律系统有关的最古老的法律体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采取道德责任的模式，作为对良好社会的建议。古雅典（古希腊的小城）是第一个由除了妇人和奴隶之外的广大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

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法律科学，且古希腊也没有和“法律”有关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腊法包含了对雅典式民主发展政制上的革新。

罗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腊学说的影响。它形成了当代法律世界的桥梁，在罗马帝国的盛衰之间的时代里。罗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进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编成了《民法大全》。这部法典在黑暗时代时遗失了，直到11世纪才被重新地发现。

中世纪的法律学者自此开始研究罗马法规，并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纪时的英国，国王权威的判决开始发展成了先例的体系，这成为了英美法系。同一时间，在全欧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规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来交易。

作为当代商业法先趋的《商人法》强调著合同的自由和财产的可让与性。当18世纪、19世纪，国家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法》即并入了国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国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的德国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民法典。

相对于英国的一般法之中充满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写在小本书籍中的法典较易于输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会同的趋向。欧盟法即以条约作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欧洲法院发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且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学派和实务。《政事论》（约编于公元100年左右，虽然也包含一些较早的资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条约，被认为是可信赖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学为容忍和多元，并流传在整个南亚之中。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法在印度变为大英帝国的一部份时被一般法取代掉。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时接受了一般法。东亚的法律传统则反应了对世俗与宗教影响的一种独特的混血。

日本是这之间第一个开始将其法律系统依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国家，引进了少许的法国及大量德国民法典的概念。这也部份反映了德国民法典在19世纪末期逐渐兴起的实力。相似地，传统中国法律也在清朝末数年开始转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参考日本民法典，引进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国当代第一部民法典。

该法典仍然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时期所制定的六法全书，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架构很大程度地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所影响，其型式主要在于牺牲私法而扩大了行政法的领域。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进行，中国的法律架构已经开始出现变革，至少在经济上（若非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话）的权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显示出其对行政优先的立场转向。更甚者，在历经了十五年的协商，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随着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将指日可待。

⑻ 中国合同法的发展历史

合同也称为契约，是一种合意或者协议，我国《民法通则》给出了合同的定义，即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通常包括民法上的合同、行政法上的合同、劳动法上的合同。在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民法上的合同主体是平等的，而行政法和劳动法上的主体则是不平等的。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而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即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

作为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或者是在我国，合同法与其他法规范一样，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条件下经历了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法制发展史上看，合同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根据合同法的特点、作用及其在法制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将合同法的发展划分为古代合同法、近代合同法和现代合同法。
在这里，古代合同法主要是指奴隶制和封建制合同法。
合同作为财产流转的法律形式，其产生必须基于财产流转的事实，没有财产流转就没有合同及其立法。人类社会最早的合同法是由习惯发展而来的，称为习惯法。它与氏族习惯中的规则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诉权的发生。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时，对方当事人便获得诉权。《汉漠拉比法典》直接规定合同或与买卖有关的规范有 120 余条。其特点是：第一，奉行严格的形式主义；第二，合同种类较多，适用范围较广；第三，对违约行为进行严格的惩罚。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关于合同的规定比《汉漠拉比法典》还有进步：第一，其合同规范更接近于近代大陆法系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概念化立法方法，用抽象的、具有一般特征的概念表述合同，从而使合同上升为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了明文规定的法律效力。第二，将合同视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用合同作为确定当事人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法锁”，以保证交易的安全与稳定。第三，规定了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从而使合同可能脱离物的实际交付而单独存在，这意味着诺成合同开始同实践合同相分离，成为一种新的合同形式。
公元五世纪，随着日耳曼各部族联盟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产生了各王国根据本部族的习惯编纂而成的法典。这时，合同担保制度很发达。日耳曼法虽然晚于罗马法，其中合同规范也远不及罗马法那样巧妙精深，逻辑严密。但因它发达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了由日耳曼人生活习惯所决定的立法上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罗马时代概念立法技术的同时，却从实践的角度对合同法作出了贡献。第一，它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注重强调个人权利对公共利益的服从，这就在限制当事人合意的同时，发展了订立合同以维护社会公益为宗旨的思想。第二，它在立法技术上注重采用业已存在的日耳曼人的习惯，尽量使法律条文通俗实用，避免用概念替代习惯作法，这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立法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它对近代英美法系立法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它在制度上有创新，保证、违约金制度即为例证。
在英美法系，合同法产生的较晚。大约自十三世纪开始，英国普通法通过债务和合同两种诉讼形式解决合同问题。但这些合同不适用非要式合同。在十五世纪，普通法法院开始推行一种使非要式合同得以执行的诉讼形式。在十六世纪，确立了相互允诺原则。这些为合同法的继续发展和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总的说来，古代合同法是简陋的，欠缺许多具体且重要的制度，合同主体仅限于少数人，不要说奴隶不得订立合同，妻子儿女在罗马法上也无人格，重形式而轻内容，只要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即使内容违反道德，合同是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也仍然有效。所有这些均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终将被近代或现代合同法所取代。
近代合同法，是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合同法，以 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中的合同制度为典型代表，以合同自由原则为明显标志。但近代法时期却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结束的相对较长的历史阶段。
近代合同法在合同主体方面，认为人人有不可剥夺的合同法律人格，唯一有所限制的是人自身的行为能力。在合同的内容方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自由意思的选择或真实意思的表现。在合同形式方面，主张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严格的形式主义被抛弃。在合同的适用范围上非常广泛，连夫妻财产制、收养关系都进入了合同领域。
现代合同法是指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合同法。在基本原则等许多方面，较近代合同法有所变化。第一，定式合同普遍化；第二，“强制缔约”在公用事业中普遍存在；第三，“团体协约”应运而生；第四，表示主义取代意思主义；第五，合同解释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当事人意志的探寻逐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所代替。当代合同法具有统一化的趋势。国际贸易在当代越来越发达，各种合同不限于只在一个国家内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一直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更高，发挥的作用更大。
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合同立法的发展相比，古代东方国家的立法就暗淡了许多。
在我国，因为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在法制上具有“重刑轻民”特点，虽然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质剂”、“傅别”等契约制度，但与商品经济低水平发展的社会状况相适应，合同法在我国的发展处于比较缓慢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合同法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行，为合同法的健康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合同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从 1950至1956 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方针政策是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方针。 1950年9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合同规章 ---- 《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对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 1957至1966 年，我国合同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8至1960 年，取消了合同制度， 1961 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八字方针以后开始，加强了对合同的行政管理。从 1966 年 5 月至1976 年 10 月，合同法再次被废弃了。1976 年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1 年 12 月由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是我国合同法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合同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5 年 3 月，六届人大十次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 1987 年 6 月六届人大二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至此我国合同法体系呈现出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废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统一的原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现代经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三部有关合同的法律在实施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国内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技术合同分别适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问题不统一，某些规定较为原则，有的规定不尽一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来，在市场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诈，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较为突出。在防范合同欺诈，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需作出补充的规定。第三，调整的范围已不能完全适应，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融资租赁等新的合同种类，委托、行纪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观也需要作也相应规定。
纵观新中国合同法的历史发展，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在我国承认并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合同立法就发达，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滞，甚至被取消。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迎来了合同法的春天，与此同时，合同法为市场经济和微观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将更加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⑼ 合同的发展演变

合同，亦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形式，是指体现合同内容，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方式，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外在表现。人类社会最早的合同法的来源是习惯。古代合同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形式主义。没有具备法定的形式，合同就不能成立，法律保护也无从谈起。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交换规模和范围逐渐扩大，但合同形式与法律效力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古代合同形式各异。公元前十八世纪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第七条规定：“自由民从自由民之子或自由民之奴隶买得或为之保管银或金、或奴隶、或女奴、或牛、或羊、或驴、或不论何物，而无证人及契约者，是为窃贼，应处死。”强调订立合同必须有证人在场合同才有效，严格保护合同的形式。法兰克王国时期（公元五—九世纪），交付标的物，要用一定的语言，象征性的动作配合，违反法定的程序则合同无效。订立土地转让合同，在证人面前，双方当事人要用语言公开表示转让的意思。由于土地不可直接交付，出卖人把象征土地的草皮、护手甲、长矛等代替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合同方告成立。有的民族用身体某部位接触或用舌头舔标的物，用以表示交换顺利完成。

合同在我国产生很早，其形式因朝代、种类不同而有差异。西周时期，借贷合同称傅别，写于木片或竹片上，一劈为二，双方各执一半为据，合则见清其全文。买卖合同称质剂，在木牍（狭长的木板）或竹间正反面各书写一遍，一劈为二，各执一半，每半皆见合同全文。质剂有长短之分，最长二尺四寸，最短六寸。牛马、奴隶买卖用长券，兵器、珍宝买卖用短券。赠予和收受合同称书契，书写于两片木牍或竹简上，边缘刻上一定数目的齿形标记，防止验证困难。双方各执一片。三国曹魏以后出现“合同契”的合同形式，在每张合同上各带“合同”两个半形字，表明缔约双方意思一致。隋唐以后不限于“合同”二字，使验证标记更加严密。两汉时期，合同里出现画指。当事人用中指或食指（男左女右）的二到三节签约。因为指纹可显示人的年龄和身高。唐代以后，押字用于合同。有文化者书其名，不识字者画“0”、“十”、“七”等字样。

合同形式的完备当数罗马法。罗马法要求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形式为要件。例如：订立买卖合同时，一人拿天平，在五个证人面前，买方念规定的套语，拿块金属片敲一下天平，然后把金属片交付卖方，合同于是成立。罗马共和国早期，合同种类较少。帝国后期，合同形式日益增多，共分为四种。（1）要物合同：由一方把合同规定的标的物转移给另一方，合同成立。（2）口头合同：当事人以一定的语言约定交付标的物。不按规定次序问答，答非所问，不连贯或迟延答复，合同都不能成立。（3）文书合同：以文字拟成书据。（4）合意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罗马法中还有一种准合同，虽然合同没有订立，但其行为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也发生债的关系，包括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

古代对违反合同形式要求的法律制裁极为严厉，并且往往采用刑罚手段。之所以如此，一则是经济发展要求法律明确规范合同行为；二则，在古代商品交易中，当事人注重的是安全和可靠。为此，宁愿履行繁琐和严格的程序。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律性日益显现出来。因此，要求订立合同的法律行为趋于简便。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合同自由原则便成为近代民法中的三大原则之一（另两个为所有权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古代合同法中形式主义的束缚随之被冲破。当事人“合意”成为合同成立的前提，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当事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合同自由给资产阶级广泛的、随心所欲的权利，他们凭借手中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劳动人民，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合同自由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

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中行业分工的精密化和专业化，国家职能的加强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合同自由原则难以继续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从而导致合同形式由任意性走向标准化，法律从保障合同自由逐渐转变到限制这种自由。规定某些合同必须采用特定的形式。这些合同的订立，不再是双方“合意”，而是由经济上强有力的一方提出，他方只能接受。这类合同叫标准合同。如：铁路、电力、煤气等部门同其他当事人订立的运输、供电、供气合同。合同中的价格、使用程序、违约责任等都是事先规定的。坚持履行本是合同自由的重要内容，但现在规定：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可不坚持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大陆法系叫“情势变迁”，英美法系叫：“合同落空”。

试举两例作佐证。其一，法国行政法院最高机关一一参政院，1916年审判波尔多煤气公司一案确认：原料、劳动力价格上涨，煤气使用费可以提高。其二，1901年，英王爱德华七世继位前夕，某乙为了观看登基典礼，在游行的必经之路租某甲屋一天，但登基典礼因故取消，某乙便拒付房屋租金。某甲起诉，法院认为合同目的已落空，某乙已无支付房租的义务。此外，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规定：一旦发生来自社会或自然的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双方都可以迟延履行或解除合同义务，任何一方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国家用行政手段对缔结合同的干预也日渐增长。法国1940年法律规定：土地被抛弃或荒芜两年以上，按强制程序订立租赁合同租给他人，以转移土地所有者的使用权。英国1947年《农业法》宣布，农业用地的租借期限由法律规定，双方不得协议。有的合同由国家规定主要条款，细节部分双方当事人才能自由协商。

在法律形式上，合同可分为要式合同和非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必须按照法定的形式或手续订立的合同。非要式合同是指在法律上不要求特定的形式订立的合同。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简化手续，在合同形式问题上，大多采取非要式原则，只是某些标准合同除外。这是因为这些特定的标准合同，有的是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有的是作为合同存在的证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合同形式并无特定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加入该《公约》时，对此提出了保留，坚持在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由当事人签字。理由是涉外经济合同往往金额较大，具有涉外因素，规定书面形式以示慎重。再者，一旦纠纷产生，书面合同可作为解决分歧的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合同形式上持灵活的态度，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

纵观合同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可见：合同由繁琐、复杂走向任意性，形成合同自由原则，尔后又出现某些合同的标准化，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但又不消灭合同自由，而且现代资本主义合同法体系还有不断详细、精致、完备和复杂的趋势。我们应该看到，合同法的发展同时也有统一化、国际化的趋势，这正是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外在表现。无容置疑，从简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是合同形式演变的动力。

⑽ 中国合同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废除了“三法”鼎立的局面。合同法统一的原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现代经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三部有关合同的法律在实施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国内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技术合同分别适用不同的合同法律，有些共性问题不统一，某些规定较为原则，有的规定不尽一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合同法。第二，近年来，在市场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诈，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较为突出。在防范合同欺诈，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需作出补充的规定。第三，调整的范围已不能完全适应，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融资租赁等新的合同种类，委托、行纪合同也日益增多，客观也需要作也相应规定。纵观新中国合同法的历史发展，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在我国承认并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合同立法就发达，反之，合同立法就停滞，甚至被取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迎来了合同法的春天，与此同时，合同法为市场经济和微观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必将更加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