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儒法合流产生的社会影响

⑴ 结合所学的知识谈谈商鞅变法产生了哪些社会影响

1、影响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封建经济得到发展，逐渐成国七个诸侯国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2、简介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3、评价
①进步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②局限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⑵ 急求“中国传统宗法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1500字

a、“人道亲亲”（亲爱自己的亲属）的人伦关系。“人道亲亲”指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个人的权力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就是所谓“人道亲亲”。

b、家族本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发生关系，各个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因此，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就使得“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没有用武之地。

c、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态的形成。其作用是以伦理修养来沟通政治关系和家族关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强调从个人修身开始，由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到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最终到天下国家秩序的稳定它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道德为核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

d、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在组织结构方面，“家国同构”，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这种模式，形成了忠孝两全的政治伦理和传统，宣扬孝悌为“忠”之本，忠是孝的极致。当然这种学说也形成了中国古代重道德、轻法律的局面，往往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从而影响了法律的效力。

e、专制主义的充分发展，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一方面使中华民族在心理文化上普遍认同整体利益和集体原则，因而成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的源泉；另方面也培植和强化了国人迷信权利、服从权威的官本位心态。

⑶ 中国的儒释道合流特点及其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响

南怀瑾老先生论儒释道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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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些地方讲解《论语》，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自“五四运
动”以来，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
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
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
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
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
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
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
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
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
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
只有到中国来。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
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
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
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
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
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
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
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并且，我们
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政体，大致都以司
法为中心，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
所谓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精神而来。我们
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汉、唐、宋、元、明、清，有我们“中国系统”的一个
法律系统。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例如过去中国
许多判例的根据，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所以这部四书五经，在过
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
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这是讲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讲坏的一方面，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
这是必然的。但为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
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
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
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
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现在我们有个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宝库。因为现在中年以下
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尤其现在中学以上到大学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
的宝藏。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开始讲四书，并从《论语》讲起。

⑷ 儒家思想对汉代司法的影响有哪些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因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这就孕育出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董仲舒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等罪名。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 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以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他主张以教育和法律的手段相互补充，减少肉刑，给犯罪者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所以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第三，“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思想指导在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雏形取向便初步显现。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第一,刑事立法方面。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该原则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 “先告自除其罪”原则，这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儒家认为这是内修出了问题，只要能够“先告”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对其的刑罚。也就使之近乎法定情节。
“先请制度”原则，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
“造意”与“非造意”的原则。在汉律立法中开始在“故意情节”中区分出“造意”与“非造意”，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区分，“造意”即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从而可以看得出，而区分的目的直指主观恶意的程度，而主观恶意则直接表现了其心性的“恶”与“善”的区分。第二,刑罚方面，汉朝多次减轻刑罚，与秦朝广泛使用死刑连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刑罚上，汉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指导下，礼法合并，崇尚忠孝，对君要忠，对尊长则以孝为先，即百善孝为先。以礼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礼入律”后的结果。其直接后果是将法律的行为与后果对等这一法律内在价值破坏无遗。
，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形成了仕、学、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进而在民商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如汉代在财产法律制度的立法方面其取向并不重视规范市场秩序而是在交易合同方面依惯例或民间习惯，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连马车都不可以用）。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最上层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还有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家庭制度上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女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在继承方面，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较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出来。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 “春秋决狱”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如董仲舒的《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秋决狱》232事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 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第一，法的胜利。从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能看到这两个派别后来的遭遇。秦国采纳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种充满活力，并具有残酷性的理论，从而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法家所倡导的法变成帝国全境通用的法律。公元前213年，强制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凡不属于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国历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书籍，一概焚毁。焚书坑儒标志着法家学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法家的胜利颇为短命。公元前210年，秦朝覆灭后，汉朝国对于秦朝所保留下来的官僚政府体制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与此同时，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是：历史出现翻转，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学说已开始获得作为正统官学的承认。从此以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在中国社会消失了。法家与儒家在秦朝与汉朝短短几年中出现翻盘这实在让人回味，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法的本质思想。第三，法的本质思想。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第四，儒的胜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儒法的本质不同在于所以说“礼治”和“法治”，其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也即其失败的原因除了本文第一部分第2节的社会原因以外，其内在原因还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其实，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要实现从治民到民治，也许我们非得在儒法两家之外另辟蹊径，在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谋求另类思维。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可“三纲五常之道”成为行为规范的核心这一点照搬不误，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更直接将其经典条文化，法律化，“三纲五常、纲常伦理”近乎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习惯法，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而法律对其维护倍至，“仁、义、礼、智、信”则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与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适应。但到封建制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内容已不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有少部份改动，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和“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如清律中的“秋审”和家庭制度等。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导致了法家作为独立思想而消失，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作为独立的思想逐渐消失，但其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深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代以后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后世传人也要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在其思想深处某一派学说占主导地位，但并不影响其他学说在其思想中的存在。宋代大儒朱熹是个重刑主义者，他在湖南任上亲自上阵捉获数千农民打入牢房。而且扣押了宁宗即位颁发的大赦令，直到杀死十几名起义农民领袖后，才予以公布。儒法两家思想已经溶入他的血液里，只不过时代需要他以儒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瞿同祖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为“儒家”，如贾谊、陈宠、公孙宏、郑冲、崔浩等等，陈寅恪也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以立法参与者的出身来论法律的性质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纯本”于法家，贾谊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别如后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并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样。况且，上述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为儒生。” 许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张作为治国手段时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张法高于道德教化，因为他们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乱”；而儒家主张在于礼教优先于法或刑，“出礼则入刑”，刑是实现礼义教化的保障。并不能说儒家反对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对道德教化手段。这只是一个优先选择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已经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础。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都已经解体，现存的共三大法系。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及汉代初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汉代初期的法律儒家化，直到到隋唐时期才真正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法系有了雏形。在汉代初期法律儒家化后的思想逐渐成为了封建统治主流思想。此后，经过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特点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第二，礼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第三，刑法发达，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从这四个特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⑸ 宗法社会的社会影响

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1、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地中海沿岸国家较早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中国人则过着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较多地保留了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
2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
3 、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1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2 、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断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耕田制等。
3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中央集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
4 、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直延续。
5 、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夫权和族权。族权是从父系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即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无法起到的特殊的社会作用。宋代以后族权膨胀与宋明理学学发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7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的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8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
9 、商鞅制定连坐法，把百姓按5 家一伍，10家一什的户籍办法编制起来。
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1 、欧洲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
2 、欧洲封建皇权的专制一直受到宗教力量的抗衡，宗教势力一直制约着皇权。
3 、中国从迈向文明开始，统治者就凭借武力使神职人员成了它的奴仆，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权力专制体制。
4 、中国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5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有四：一是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二是经济基础稳固，土地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护了专制者的统治；三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以皇帝与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共同决策的机制逐步被皇帝独断所取代；四是对人身控制严密。
6 、从春秋时期开始，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产生，这种新的专制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7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⑹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6)分析儒法合流产生的社会影响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⑺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消极影响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后人生意
各为章句。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24]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图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5]这一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强调德治。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成为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论依据与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传治者总结了汉以来运用礼刑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1）“八议”制度为《曹魏律》首创，是中国封建法律形成的维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诉讼中的法律特权的制度。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晋及南北朝各国修律，一直沿用魏之“八议”。北齐制律时，进一步完善“八议”的内容，规定凡犯有严重危实统治阶级利益的“重罪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2）“八议”入律之后，西晋统治者又规定了“官当”制度。晋律规定免官可当三岁刑。南朝《陈律》正式将“官当”入律，并创立了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官当制度，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但因“公坐、过、误，罚金。”[26]官当制度是“八议”制度的扩大与延伸，其目的在于维护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吏的法定特权。
（3）“晋律”首开以服制论罪的先例，明确提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来规定亲属的范围、等级，亦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称为“服制”。所谓“五服”就是将服制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度级。亲属相犯是以服制的轻重来确定罪与非罪，或刑罪的轻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置愈轻；以卑犯尊，
处置愈重。服制愈远：以尊犯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北齐修律时，吸收晋律的立法原则，单修《五服制》一卷，作为刑律的附则，《隋书•经籍志》将其列于刑法部分。“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儒家纲常名教在刑法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礼法合一的特点。法官判案，须先明服纪。从此，历代法律均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4）《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儒家宣扬的纲常伦理道德，核心是维护君权和父权，随后各朝封建法律都把损害君权和父权的犯罪行为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封建政权和封建礼教的十种罪名列为“重罪十条”，置于律首，进一步集中了封建法律的打击目标。这十种罪名是：“一曰反逆（谋危社稷、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二曰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叛（叛国投敌），四曰降（投降敌人），五曰恶逆（指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等谋害尊亲属的行为），六曰不道（指残忍酷毒，如杀非死罪家人、肢解人体等），七曰不敬（指对皇帝、家长的各种失礼行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九曰不义（指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十曰内乱（指家族内的犯奸行为）犯此十种大罪者，不在八议、赎刑之列，通常是极刑处死。”“重罪十条”进一步把礼与法律结合起来，使法律成为推行礼治的工具。“重罪十条”是我国法律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开皇律》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把其定为“十恶”大罪，并为以后历朝法律所因袭。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之外，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创制了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1）“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指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无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汉代其成为决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
全的犯罪的理论根据之一。这一法律观点由儒家尊尊亲亲原则而引伸出来。
（2）罪止其身。指只应当惩罚犯罪者本人，不可惩罚因他人犯罪受牵连的无辜者。而汉武帝时期有族殊连坐，儒生桓宽提出反对意见。“《春秋》有云，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闻恶恶及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这里根据《春秋》之义“恶恶及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邻里的法律观点。
（3）“以功覆过”。此论点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汉代春秋决狱者常以此条经义为据，为有功于国者犯罪辩解，使他们免受法律追究。该观点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权，为以后的法定“议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上述具体法律观点外，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形成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如“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恕及妇孺”等观点，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在引经决狱，以经注律过程中形成的儒家法律观点，对历代封建立法、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封建法律的礼、法融合奠定了基础，充实了内容。
4、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汉书•隽不疑传记》记载：西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诏使公卿大臣们辨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有人说：“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逃，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于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大批儒家进入司法机关，并且，在司法队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学习儒家经义以提高儒家素养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儒家化，司法队伍也越来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实践产生了实际效果。

⑻ 儒，道，佛三大哲学思想对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何影响

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薪火传承。儒道佛三家思想体系在我国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文明的瑰宝。三家思想在发展上各有渊源，又互相影响，占据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主体地位，在古代尤其是近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阶段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鼓励人积极入世，通常所说的“三十而立”不仅是描述一种人生状态，更是传统文化对青年人的一种无形的要求。儒家思想下的年轻读书人唯一愿望就是“士优而仕”，十年寒窗读破万卷后能金榜提名，衣锦还乡。他们憧憬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风光；他们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多少年来多少读书人皓首穷经、潜心于骈四骊六之文，去追寻书中的“颜如玉、黄金屋”且至死不渝。范进的故事在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回，不过范进与更多的人比较还算幸运的。多数人直接实现自己蓝图的理想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把自己变成达官的心腹，贵人背后的智囊，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充当幕僚师爷，为贵权们出谋划策。即使如此能圆梦的人仍少之甚少，消极失落时他们选择的精神寄托是道家的避世思想。
都知道老子思想消极，庄子思想更消极，但老庄的思想却是最奥妙的，乃至成为世界哲学的源头。有人曾问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受世界上哪位思想家哲学家影响大，托尔斯泰说：“受中国的孔子、孟子影响很大，受老子的影响巨大”。庄子认为道的境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的。与道同在者只是那些“圣人”、“神人”、“真人”、“至人” 他们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是非，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生死，超越了物我界限，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无名”“无功”“无己”“无待”，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这样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样的人是天人合一的人。无疑，道的境界是一虚构的境界，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真人、神人是一理想人格，所以，对于世俗之士来说可望而不可及。我们所知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活的悠闲自得，但这样的大隐士、桃花源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社会里是找不见寻不着的，更不用说在饱受列强凌辱蹂躏的近代中国。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睡意沉沉的封建文人，他们惊呆于世界的变化，在痛苦中反思，终于低下高贵的头，承认了自己的落后。晚清的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天生异禀，魏源出生前，母亲魏陈氏怀孕已11个月了，这日悄然入梦，恍惚间却见一紫袍仙人头戴紫金冠，一手持一支金色巨笔，一手拈一朵金色莲花，盯她片刻，突将笔和花往她怀里一送，说：“且把这送与你做儿子”，第二天魏源出生了。魏源字默深，此字源于自他小时侯与常人相异的举动。祖父见他小小年纪便离群索居，独自呆坐，许字“默深”，期望他能寡言多思，成就一番事业。魏源写下了《海国图志》，提出了近代中国人最早的救国方案，其主张却不被世人接受，而《海国图志》一书却飘洋过海，在日本落地生根大放光彩。象吉田松荫、久间象山等给予明治维新重要影响的人士无不竟相捧读，《海国图志》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审强弱之势，决胜败之机”更新战略意识的武器。这其中的反差，只源于那腐朽落后的国家，源于思想家往往是孤独的先行者，他们的思想超越了世人。晚年的魏源因苦于中国近代步履困顿，举步维艰的状况，加上个人官场的不顺屡遭坎坷，最后看破红尘于1854年正式归依佛门，终日里沉默不语，木鱼声中以谴残年。1857年3月的一天，杭州西子湖畔夕阳西下的美景里，在杭州僧舍佛香缭绕中，魏源飞向了他向往的佛国天堂。每每讲到魏源，一种悲哀的感觉油然而生，是为魏源，也是为了整个近代中国人。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静。”是佛教义的基本特征，当一个人苦于改变不了现状，摆脱不了世事，烦恼悲观厌世时，可能很多人选择最终的唯一寄托是佛，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涅磐重生。近代文人萌生此意，与佛有关系的举不胜数：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章太炎、弘一法师，就是今天歌手李娜、名人陈晓旭不也是归依佛门了吗？
少林寺有一个供奉释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少室山还有一幅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其中的内涵也是说儒道佛相互影响，出现三教合流。但在现实中当人们奋进时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出人头地建功立业；颓废时是道家的逃避现实清心寡欲，失望时看破红尘只有佛了。从入世到避世再到出世，正是人对命运的思索，从抗争到无奈，正是人在思想上的三重境界。
儒道佛影响着古人，仍在影响着今天，它们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们的世界观并不能改变我们的世界，美好的未来仍需要我们勤劳的双手去创造。

⑼ 宗法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生和传统文化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回国文化的影响有三：
一是社答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
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⑽ 中国文化史的论文，关于儒佛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2000字左右，急急急~~~~~~~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