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⑴ 法团主义和统合主义是一个意思吗

法团主义试图提供关于社会结构的若干理想型，用来描述国家和社会不同部分的体制化关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单位和体制的合法化关系。法团主义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或非制度性的关系。
“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
根据这一界定，法团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体系的概括。这个体系包含以下要点：
（1）有国家参与，社会参与则以功能团体的形式，它们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资格和权利；
（2）它的中心任务是将社会利益组织、集中和传达到国家决策体制中去，因而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结构（制度化）联系；
（3）进入体制认可的功能团体对相关的公共事务有建议、咨询责任；
（4）进入体制认可的功能团体数量是限定的；
（5）进入体制认可的功能团体间是非竞争的关系；
（6）体制内的各功能单位以层级秩序排列
（7）功能团体在自己的领域内享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
（8）对功能团体的领袖选举、利益诉求和组织支持等行动，国家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以国家掌握的限度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或“社会法团主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
很明显，这种理念试图的传统的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框架之外寻求对利益整合的解释，它抛开了体制内外的分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国家——社会”分化的视角，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讨论。它帮助研究者观察到了“国家——社会”框架容易忽略的问题，背后的理论假设，或者是“国家法团主义”，或者是“社会法团主义”，但已经不是“极权主义”或“多元主义”。这表明，多年来支配中国研究的主流模型正处在转变之中，这种转变对于研究者的意义在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设问方式也在随之转变。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

⑵ 什么是法团主义能否通俗地解释一下

法团主义（corporatism）也被译为“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以及“阶级合作主义”等.
“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

⑶ 法团主义理论是什么

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合作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被译为“法团主义”、“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以及“阶级合作主义”等等。通常情况下，这一概念指示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也被用来指示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形态，但是很少被用来描述一种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
最早用“国家合作主义”解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是旅居澳州的陈佩华。在中国大陆，最早用法团主义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创造希望》一书中，我就明确提出，对于中国来说，法团主义应该成为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随后，我又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宣扬这一观点。张静对法团主义做了一个出色的综述。但是，她把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来讨论，而没有讨论它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来说，“合作主义国家”首先是一种“理念”。这一理念所推崇的是一种有效、公正、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它承认社会分化的事实，承认社会冲突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合作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理念进一步体现为一组“原则”，即“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在市场社会中，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是四个最主要的社会阶级。因此，所谓“自治”是指四大阶级的自治，所谓“合作”是指四大阶级之间的合作，所谓“制衡”是指四大阶级之间的制衡，所谓“共享”是指四大阶级公平分享合作的成果。第三，这些理念和原则又进一步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即“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权威主义”保证统治阶级自治。“市场经济”保证资产阶级自治。“法团主义”一方面保证劳动阶级自治，一方面提供了阶级合作机制。“福利国家”保证劳动阶级能够比较公平地分享社会合作的成果。而“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保证了四大阶级的分权制衡。第四，任何制度都需要“合法性理论”，所以我提出了“现代仁政论”。“现代仁政论”规定了权威主义政府的价值取向（民本主义）、行政原则（富民教民）、权力更替规则（禅让制）和社会理想（大同世界）。“现代仁政论”一方面为合作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参照系”。最后，有效的合法性理论必须有民族文化渊源，所以我提出“文化民族主义论”。
可见，“合作主义国家”具有特定的理念、原则、制度、合法性理论、文化渊源，而“合作主义”仅仅相当于“合作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团主义”），所以，我所提出的“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流行的“合作主义”不可混为一谈。

⑷ 人类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经历了哪两次重要变迁

摘 要 ： 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不恰当的权力配置使国 家自主性的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要抑制两极分化趋势，促使社会阶层结构走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必须重建国家自主性。重建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深入推进行政改革，调整国家与地方的自主性维度；另一条是培育公民社会，促使各种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
关键词：国家自主性； 社会结构； 两极分化；权力配置；公民社会

一、 研究的目的、意义与视角的一般性说明

在进入正文以前，先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问题，是当前国内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都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中国市场化带来的必然现象，同时也大都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存在着社会差别扩大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在分析问题之后，学者们提出了如何应对的策略。
虽然人们认识到变迁中存在问题而且已经在相关研究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但客观事实是，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国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实现社会控制，及时而有效地解决差别扩大问题，而且在现在和未来实现这一目标也还有不少困难。这里，理性认识还需要继续深化。笔者认为，近几年，理论界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国家自主性的实质是什么？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国家自主性的演变有没有关联？如果有，它们是一种什么关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国家能不能自主地加以解决？在审视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后，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国家自主性问题密切相关，而国家自主性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趋势紧密相连。本文的目的在于理清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国家自主性演变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提供一种理论分析。
（二）国家自主性理论及其应用
马克思之后，西方开始有一批学者从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的思考出发研究“国家自主性”问题，比如普兰查斯、密尔本德、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都曾在自己的著作里或多或少地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对马克思论述的展开或补充，而且基本上都是抽象思考，缺乏实证研究，因而影响并不大。在这一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是一个所谓“组织现实主义”（Organizational Realist Approach）的后马克思主义流派。该理论流派的名称来源于其代表人物西达·斯科波尔1979年出版的成名作《国家和社会革命》。她在书中建议研究国家的方法可以合适地标以“组织的”和“现实主义的”。该流派中学者众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斯科波尔、吉安弗郎科·波吉、E·K特林伯格、A·斯蒂潘、埃文斯、F·布洛克等。
组织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国家自主性（他们用“可能”一词来表示国家具有自主性的场景）。组织现实主义认为，一个有意义的国家理论必须能够在方法上将自主的某些因素结合进去。而所谓自主的某些因素指的是国家与资本之间历史和政策上分离的可能性。更具体地讲，国家的自主性指的就是国家机器所拥有的权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组织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如果国家能够获得行动的自主性，建立全面协调的机构来制订政策，有效地垄断暴力执行制度，有效地动员国内物力和人力资源，抑制市场自组织扩张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国家能够成功地实现社会控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那么这种国家的自主性就比较强。如果国家难以在市场自组织秩序中实现社会控制，不能创造出政治集中和高度整合的社会，无法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这种国家的自主性就比较弱。对现代国家来说，国家自主性的程度应该有一个限度，一方面，它不应该使自身强大到成为一种任意干预市场和社会生活的专制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也不应该使自己弱小到无法整合社会利益诉求而等同于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自主性。现代国家自主性应该是一种在民主体制内获得广泛支持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自主性。
组织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混合型的方法论，它从组织学的方法论来研究实现国家自主性的权力组织体系，从政治学的方法论来研究国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础。
本文对国家自主性理论提以下几点理解，作为立论的依据。1、对现代国家来说，国家的自主性就是国家对特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的超越性，它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在现代社会，利益逐渐多样化、民主日益成为价值共识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不超越于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势力，就不能进行统治，因而国家或者说“国家组织”不得不在它阶级性的基础上体现其植根于社会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市场和社会，用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以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在这个时候，国家就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它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行动者。2、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相对于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性，那么它应拥有相应的自主的权力（自主权）及权力的组织体系。国家权力的自主行使可以看作是国家自主性的标识，因此，自主性的发挥需要凭借自主行使的强大国家权力及相应的权力组织体系。但是，国家的自主性和自主权之间不存在某种正比关系。当国家排斥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或成为某些社会势力的工具时，可能发生国家权力相对社会权力的扩张或被侵蚀。这时，国家自主性就会出现所谓的“超强”或“过弱”的情况。3、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国家（权力）的自主性须以自身权力的合理组织为条件，同时，也以公民社会政治参与中的认同和支持为合法性基础。国家应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以保证通过权力的自主行使为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提供条件，同时应在公民及其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中获取合法性资源，不断增强自身的自主性。4、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会对国家在现代化中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国家超越于市场和特定社会集团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能否有效地付诸实施。马梯斯对一些非洲国家农业政策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缺少独立于私人精英的自主性的国家，往往会同某些社会势力相粘合，从而用一种妨碍社会发展的方式发挥作用。其主要目的是要在形成某种支持力量，以提高政府在直接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结果是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自主性丧失或削弱，政府的作用只是为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类似的情况同样可以见之于拉丁美洲。5、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国家的自主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它就能依照自己的价值追求调节社会阶层结构和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其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变迁；反之，它就不能依照自己的价值追求调节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会在市场中自生自发，导致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两极分化趋势，从而打乱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
最后，针对国家自主性在本文的应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国家自主性略去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因素。在使用国家自主性范畴研究问题时，国内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因素排除在国家自主性概念之外。这种排除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显著地把国家自主性与国家主权区别了开来，本文承接这一做法。

二、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趋势与国家自主性演变
这章主要分析了国家自主性演变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趋势的影响及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国家自主性合法性基础的影响。
（一）现阶段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变迁趋势
1、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形态
社会阶层的结构形态是指的社会各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形态，它描述的是社会各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一般认为，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应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最稳定、最有利于社会持续有序地向前发展的。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阶层结构形态里，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整个社会呈现两极分化。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发展进程的中断。
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要对此作出正确判断，就必须弄清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层级分布。如果我们把中国社会阶层等级结构划分为上、中上、中、中下、底等五层的话，那么，它们各自在中国总人口中的大致比例为：上层现有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中上层现有人数也不多，中层现有人数多于中上层人数，两者相加不到人口总数的20%；中下层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占总人口的70%以上；底层现有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夏禹龙：“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展望和导向”，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3年7期）
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育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有的学者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描述成生梨型结构形态。这个认识不仅有上面所列的微观数据作为事实依据，而且从社会变迁形势的宏观分析上来说也是有道理的——中国现在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社会阶层结构不可能是处于两个极端，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橄榄型或金字塔型的，而应该是介于两者的一种。这就是说，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描述成生梨型切合实际，是可以成立的，本文赞成这一描述或者说判断。
2、阶层结构变迁中的两极分化趋势
生梨型社会阶层结构本身是介于橄榄型社会结构和金字塔社会结构之间的社会结构类型，在这种结构形态里各阶层都处在剧烈的分化重组中。生梨型社会结构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运动型的社会结构类型，它有两种可能的运动方向，一种是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运动，另一种是向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运动。那么，中国这种生梨型社会阶层结构是在向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运动，还是在向金字塔社会阶层结构运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 在中国，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1倍，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地区差别同样令人瞩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GDP是贫穷省份贵州的12.9倍。所以，虽然还不能下结论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呈现两极分化，但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将继续扩大的情况来看，可以说中国存在着生梨型社会阶层结构向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运动的趋势。这就值得警惕。因为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就会真的发生两极分化。而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经验看，两极分化就会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导致整个社会处于碎裂混乱之中，从而割断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为了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发展，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关系考虑，我们必须找出国家自主性演变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途径，以遏止两极分化，防止社会阶层结构继续向金字塔型运动，并进一步促使社会阶层结构向橄榄型发育。
（二）国家自主性演变中的问题与阶层结构变迁趋势
国家自主性演变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趋势有什么关系？概言之，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获得超越于社会力量之上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也被不适当地削弱了。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两极分化趋势的出现。
1、“政策执行变通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削弱
“政策执行变通化”是指在实际运作中，地方政府基于地方的甚至是自身利益等原因对制度或政策的变通。政策执行变通化往往使国家制订的制度和政策被扭曲，甚至违背国家制订制度和政策的初衷。这必然会使国家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
在过去十几年的 “放权让利” 改革过程中，“放权”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另一条是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的放权。这里,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没有（一时也不可能）对它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作全面规范。这就使日益扩大的地方政府权力在许多方面缺乏有效控制。由于要集中力量快速发展生产力（这在指导思想上并不错），国家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上强调经济建设成就而相对忽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它方面的建设可以少搞或不搞，社会公平问题、各阶层的利益差别以及两极分化问题可以不问或少问。一方面是地方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的扩大，地方“不作为”自由空间的获得，另一方面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外的诸多领域（包括经济管理）对地方控制和约束的相对弱化，这样，在较大范围内，地方成了一个“准自治体系”，非大局观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就是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执行变通化”的现象迅速普遍化和常态化。变通的运作方式在一些地方成了“对抗”国家的惯常手段。
地方政府是国家维持其国家自主性的重要组织基础，它通过政策执行的变通化隐蔽地“对抗”国家，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支持国家发挥其自主性的组织基础，国家自主性因而不适当地被削弱了。
2、“准法团主义”现象对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削弱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变通化”是在一种利益驱动下形成的，而这种利益驱动又同一种特定的利益关系相联系。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增强，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准法团主义”的社会利益关系。尽管对于法团主义的概念存在种种歧义，但有一点获得了共识，即所有的法团主义强调的都是利益分化基础上的合作，以及在这种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新的结合关系。之所以说中国社会结构日益法团主义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虽然改革以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国家改革的始终如一的主题，虽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脱离出来，并赋予企业以经营的自主权，但是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实际上处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对经济组织（企业）的依赖。他们往往把权力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从而使自己和经济生活重新粘合起来；虽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从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地方政府却不是更加超越于市场之外，而却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资本利益集团逐渐结成利益联盟。

⑸ 法团主义的主要体系

根据这一界定，法团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体系的概括。这个体系包含以下要点：
（1）有国家参与，社会参与则以功能团体的形式，它们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资格和权利；
（2）它的中心任务是将社会利益组织、集中和传达到国家决策体制中去，因而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结构（制度化）联系；
（3）进入体制认可的功能团体对相关的公共事务有建议、咨询责任；
（4）进入体制认可的功能团体数量是限定的；
（5）进入体制认可的功能团体间是非竞争的关系；
（6）体制内的各功能单位以层级秩序排列
（7）功能团体在自己的领域内享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
（8）对功能团体的领袖选举、利益诉求和组织支持等行动，国家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以国家掌握的限度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或“社会法团主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

⑹ 什么是法团主义能否通俗地解释一下

法团主义（corporatism）也被译为“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以及“阶级合作主义”等。
“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

⑺ 法团主义的基本定义

法团主义试图提供关于社会结构的若干理想型，用来描述国家和社会不同部分的体制化关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单位和体制的合法化关系。法团主义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或非制度性的关系。
“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

⑻ 能否通俗地解释什么是“法团主义”

法团主义试图提供关于社会结构的若干理想型，用来描述国家和社会不同部分的体制化关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单位和体制的合法化关系。

⑼ 法团主义的三种概念模型

（一）同意型
1、国家准许利益中介组织存在，反过来它们也准许国家享有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行动权力；
2、合作系统内各组织在价值和目标方面有着较高程度的一致，因而国家只需实施有限的控制，中介组织和社会行动者有明显的自主性； 3、合作结构建立为的是促进认同。
（二） 权威型
l、国家准许利益中介组织存在，反过来它们也准许国家的行动，否则社会行动者的经济自由将受到限制；
2、合作系统内各组织在价值和口标方面存在有限度的 一致，国家控制的存在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和社会秩序；
3、合作结构建立为的是尽可能地保证国家的控制权；
(三)松散的合约型
1、国家通过保证合约实施、或同生产者集团的谈判取得支配权，功能团体的领袖保证召集其成员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约定(有时在国家的帮助下)，其中较弱的合约也可能缺少约束力；
2、各团体原则上同意支持现有秩序，但特别的需求和冲突不时威胁着秩序； 3、合作结构建立在很高程度的自主决定基础上;与上面一匹种类型相比，.这礼朱掣的正式制度化程度较低。

⑽ 精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多元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法团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精英主义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
精英主义认为一些特定阶级的成员，或是特定人群，由于其在心智、社会地位或是财政资源上的优势，应当被视为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应当被更加重视；这些精英的观点及行为更可能对社会有建设性作用；或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们尤其适合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