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变迁

❶ 近代婚姻制度的变迁有哪些参考文献

一、 封建统治下的传统婚姻
在传统文化中，婚姻不仅仅是当事人，更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的实务。所以，家庭夫妻关系的形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男女当事者个人，对自己的婚姻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大多以“门当户对”或家庭经济情况为标准，对于年、貌、品、才，甚至身体状况，是不管的，更别提感情，青年男女毫无自主权可言。男女双方婚前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婚后的感情状况普遍不理想，没有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传统婚姻酿成了许多悲剧。在电视剧与文艺作品中，此类例子枚不胜举。清末的许多学者，都有过失败的第一段婚姻。
传统婚姻中，早婚恶习，近亲结婚的习俗的风行。在清末社会，早婚有相当的普遍性，一般青年多在20岁之前完婚，甚至有“有年30抱孙子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少年男女结婚带来的结果是身体易为情欲所伤，父母也不能给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给整体国民素质影响很大。近亲结婚，出于种种考虑，在偏远地区和皇族内甚为流行，给下一代的质量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严重影响国民素质。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的宗族制度之中和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中，女子的婚姻全力基本被剥夺。蓄妾，三妻四妾，是旧时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分化和阶级制度的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男子可以退婚再娶，女子则不能退婚再嫁，这是封建婚姻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平等的地方。
二、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状况的改变
——传统婚姻制度与新式婚姻形式共存
清末民初，新世纪初的婚姻在一片热闹沸腾的变革中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旧时婚姻陋俗的大批判。在新婚姻观的引导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婚姻习俗开始出现了现代文明与自由的曙光。
辛亥革命对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近代留洋后回来的人带来的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给城市的青年以重大影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让众多的城市民众开始渐渐改变旧的观念，接受新式的婚姻顾念也开始成为新式婚姻制度的开端。
青年男女开始先谈恋爱，再结婚。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新式观念的影响，原来的旧的观念被渐渐摒弃，慢慢的解放天性，从自由恋爱开始，也接受一夫一妻制度，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偏远乡村和传统的家族依旧是传统的形式。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婚姻即为林觉民和梁启超两位家长包办的。 婚礼的形式开始从简，花费也节省了许多。旧式婚礼的程序极为繁琐，规范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礼必要的程序。民国早期，众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于是婚礼形式上开始趋于简单，，“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结婚者，此亦嫁娶从简之好现象也”。礼俗趋于简朴，摒弃旧婚俗
的繁文缛节，更是社会趋于文明，合理的的具体表现，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利于社会进步。
男女的婚姻的年龄也开始正常起来，早婚的现象变少，人们开始重视起自己的教育，事业和革命，结婚年龄从原来普遍的16,7岁到20岁出头，这是社会显著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的质量。
三、 建国后的婚姻状况和婚姻观念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一切都刚刚起步，当时急需一部法律为新的婚姻制度作为新的婚姻规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废除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陋习于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其颁布为起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一夫一妻制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出现提倡“婚姻自由”，这一切都是过去的年代所没有的，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婚姻法》的颁布给中国的婚姻制度带来了质的改变，长足的进步。就在《婚姻法》颁布前一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藉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当然，在这一时期婚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自50年代“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其时所谓的“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所谓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身份条件。与政治条件相比，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
1978年以后，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日益松动，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少了过度的政治负担，人们的婚姻重归朴实的爱情。1981年，新《婚姻法》颁行，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婚礼也跟上了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新人穿上了套装西服婚纱、喜宴排场越来越大，婚庆事业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然而，进入新千年以后，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80后相继步入婚龄，成为这时期结婚的主力，此时的婚姻染上了80后鲜明的个性色彩-在中国，一些人的爱情开始以“无政府”的方式蔓延，正如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在《婚姻革命》里说的，“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的。”同时，随着物欲与自由主义的膨胀，结婚的决定开始掺杂着更多无关爱情的考量??
四、总结
婚姻家庭制度是指被一定社会所公认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体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始终受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可以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根本上推动了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的变迁，当然这不是唯一因素。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婚姻制度的未来做准确预知，但是纵观变迁，我们
并且发展趋势将是趋于合理与完善。 不能说着将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

❷ 1983年前的中国法定结婚年龄

中国抄1950年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1980年修改婚姻法时，考虑适当提高法定婚龄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等原因，因此规定“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❸ 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的女性主体意识

毋庸置疑，我国50年代制定和实施的婚姻家庭政策，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政策，超前于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基本觉悟、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这种以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妇女整体解放，大大加快了广大妇女摆脱封建等级制婚姻家庭束缚的步伐，使她们的生存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广大妇女带来了权利和利益，但也掩盖了某些忽视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倾向，这种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依赖”性质。当国家行政力量的保护作用不够强大时，女性的发展很可能会陷于困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益原则的冲击下，广大妇女处于不利的发展地位，参政、就业、入学等方面的权利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妇女的解放面临新的挑战。而国家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婚姻家庭政策和法律体系的措施，来保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已经取得的独立地位，并为妇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同时，鼓励广大妇女“自主、自信、自立、自强”，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这种完善法制建设的举措，促使妇女从过去的过分依赖国家保护的心态中走出来，逐步地走向自我觉醒，自主应对。可以说，50年来，中国女性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升，主体意识在不断提高，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年3月）
参考资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3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巫昌祯，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
3． 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4． 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5．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6． 孟昭华王明寰吴建英，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7． 巫昌祯，《新婚姻法》：完善对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保障，《人权》，2002年，P35－39；
8． 王歌雅，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9． 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2004；
10． 相关法律文档。

❹ 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婚姻法治的历史变迁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从中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变。
第一，反映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换。
1950年《婚姻法》是一部废除旧式封建婚姻制度、树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宣言。从所用术语来看，“包办强迫”、“男尊女卑”、“重婚”、“纳妾”、“革命军人”等暗含了从“旧制度”变为“新制度”、从“革命”变为“建设”的巨大历史转换。后两部《婚姻法》开宗明义指出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从内容来看，“计划生育”、“夫妻财产”、“感情破裂”、“家庭暴力”、“婚外恋”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术语表明了与1950年《婚姻法》在立法主旨上的巨大差异，也表明后两部《婚姻法》出台时不同的时代背景。
第二，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婚姻法治发展变迁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加快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就没有婚姻法治的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大包大揽，《婚姻法》的制定和颁布也不例外。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个人生活干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计划经济下的大包大揽解决问题转变为赋予个人更多权利，这就使个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也必将促使婚姻家庭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平等的方向发展。从1950年《婚姻法》制定中的国家主导逐渐变为民众广泛参与2001年《婚姻法》制定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
第三，反映了人治与法治之争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对婚姻的治理、人们对婚姻家庭的重视、社会法治观念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要求加强“革命法制”的要求，也有60年代“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张，有20世纪50年代“重视法制”的良好开端，也有60年代“砸破公检法”的狂热；有20世纪80年代“人治与法治”的争鸣，也有90年代“依法治国”思想的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框架和权力运行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在法治问题上的抉择对当代中国婚姻法制的嬗变至关重要，《婚姻法》的历史演进折射出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和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
第四，体现了国家不断走向富强和人民生活日渐富足的社会现实。
从三部《婚姻法》法律文本的对比中，这一事实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条款：1950年《婚姻法》中对此只是较为笼统和粗略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在此方面的规定虽做了少量调整，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整体的分割办法和相关细则；2001年《婚姻法》对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详细和明确的补充。这既是法律不断走向完善的表现，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百姓生活日益富裕的事实。此外，关于“感情破裂”、“计划生育”、“家庭暴力”、“婚外恋”等相关条款相继写入《婚姻法》，也表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维权意识的增强。
总之，《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经历了60多年的变革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在立法与现实之间不断进行调适和整合的过程中日渐表现出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良好成效。但是，在立法与现实之间又时而存在一些社会冲突现象，这也表明，任何法治实践只有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变革紧密关联和平衡中才会更加完善起来，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

❺ 新婚姻法主要有哪些变动

新婚姻法的变动：

一、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针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专一些新问题，此次新婚姻法颁属布在总则中增加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将法律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在法律责任一章，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对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修改后的婚姻法在离婚一章中明确规定，因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修改后的婚姻法还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二、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新制度新修改的婚姻法与以前的婚姻法相比，增设了许多新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和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便是其中的一个。新婚姻法颁布后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龄的。修改后的婚姻法还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三、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更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