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临漳县绑架案
❶ l临漳法院很贪吗
此处仅提供2006年的圈地事件，之前的虽然也有很多，但均不提。
2006年2月份,临漳县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把城关镇三个村（王明寨，东前坊表，西前村）共计1100亩的基本农田划为工业园区。县里派镇里的干部，轮番恐吓村民，强迫村民在租地协议上签了字。2月，县里开始动员镇和村，3月上旬开始圈地，3月底，圈地宣告完成 。 同月，把500亩土地非法出卖给一些企业和个人，并大肆疯狂破坏耕地和建设工业园区。
从2006年4月份起，在那块地上修建了3条南北长1.5公里，一条东西长2公里余的水泥路。
事件发生后，部分农民到县法院上诉他们的这一违法行为，但是，法院以“土地问题涉及社会安定”为由，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县检查院，县国土资源局，也拒不接受这个案件的上诉和投诉。
事发之后，省国土厅不但没有纠正临漳县的错误，而且，为他们的错误开脱罪责。2007年，省国土厅分两次，将这片68.66公顷（计1029.9亩）基本农田全部调整为建设用地。第一次，是2007年4月，省国土厅下发“冀国土资函[2007]435号”，将城关镇东前坊表村西，人民路南的28.66公顷，调整为建设用地。第二次是2007年6月，省国土厅下发“冀国土资函[2007]664号，将东前坊表村西，人民路南的40公顷，调整为建设用地。至此，这片本来是违法圈占的的基本农田，被省厅以文件的形式合法化。使临漳官员一片欢呼，也使临漳土地遭到空前的洗劫。
由于省厅的行为，使临漳县政府有持无恐，开始了疯狂的毁地建设行为。目前已经建成了县消防队驻地和纺织厂等一些大型工地，还有两个占地200亩的啤酒厂项目正在建设中。。。。。。。
在整个事件中，河北省国土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临漳县违法之后又包庇它们，难道省国土厅不知道以租代征是违法的吗？既然是违法的，为什么不处理他们？为什么不把以租代征的非法合同废除？为什么不责令他们拆除违法建筑？为什么在他们错误的基础上再次犯错？为他们开脱罪责，而且还将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呢？
虽然临漳人民不断的前仆后继的上访，到国家信纺局和国土部反映省国土厅这一助纣为虐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中国太大，当地政府对于上纺者一贯的非法拘役，中央有关部门并没有重视这个发生了偏僻之地的案件。更遑论将违法分子移送司法部门了，因此也使临漳圈地毁地运动更加疯狂。这充分说明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混乱状态，证明了中国民意反馈系统的彻底瘫痪，证明了当局的无能和虚伪！证明了当局和CCTV的无耻谎言！
临漳圈地事件，虽然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县，但是，其造成的影响之恶劣，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事件的导演者无一受到处罚，反而皆得升迁。而上纺这件事的人多遭打击。这件事发生后，当地许多农民退出党组织。党的威信因此而一降再降。法院和检察部门被当做最无耻的人，所有的官员被人们排在禽兽之列，人们对中国的统领者已经彻底失望，在人们的心目中彼已经变成靠无耻威胁与哄骗而存的组织。导演者原县长和县委书记成为临漳人民心目中的千古罪人，将被人民钉在耻辱柱上而万劫不复！
❷ 采样方法与技术指标
根据总的设计要求和研究实施方案，采样计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硒的生物环境地球化学样品；另一部分为综合地质地球化学样品。
一、生物环境地球化学样品
采样设计方案如图2-1所示。实际操作时按该区疾病发病率的高低，将采样组分为高发（H）、中发（M）、低发或无病（N）三组。每一组内分别选择5个采样村，每一个采样村选择5个采样点，匹配性采集5份土壤、5份粮食、5份人发样品和1份水样（因村内各家水源均来自统一水井，故每一采样村仅选一个水样采集点），并在个别研究区域有针对性地采集少量血液样品。
图2-1采样设计示意图
（一）土壤样品
土壤样品尽可能覆盖每一个村的各种土壤类型，全部采集表层耕作土。每个样品采于同一块耕地，采集时布置一20m×20m左右的方形，用取样钻（荷兰土壤钻）取4个顶点处地表下10～20cm土壤，10cm以上表土被抛弃。将4个点的土壤在塑料布上混合均匀，去掉石块、草根等，四等分，取对角线各两份样分别装入样品袋中。其中一份送交英国地调局分析，一份由地科院测试所分析。另外，每采集10件土壤样增加一个重复样，重复样在同一样品的4个顶点重复钻取，经相同处理装袋编号。除此之外，为了了解深部土壤硒的含量变化，同时采集了部分深度超过30～45cm的土壤样品。每件土壤样品重100～200g。
（二）粮食样品
粮食样品采集时，其品种的选择尽可能代表当地居民的长期饮食习惯。因此张家口地区选择小麦和莜麦作为主要采样对象，磁县研究区主要采集小麦和玉米，而恩施研究区则以水稻和玉米为主要采集对象。对于没有以上农作物的耕地则按照实际情况采集耕地中相应的作物品种如小米等。大部分粮食样品的采集均与土壤样品相匹配，恩施地区由于收获季节已过，样品大多无法与土壤匹配。采集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人为污染，直接从田地中采集农作物的籽粒。样品重约200～250g，混合均匀并分别装入2个特制的白布样袋中，以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受潮霉变。每20件样品采集一个重复样。
粮食样品取回晾干后，用木棍或橡皮锤在硬质木板上打击并研磨，脱去谷壳，过塑料筛后均匀分为两份，装纸袋后分别由地科院测试所和英国地调局保存。
（三）水样
原则上每一个采样村采集一个水样，每5个水样加一个重复样。样品采自村民共同饮用的井水、泉水、贮水坑或水库。
采样工具包括一个塑料注射器，一个前端带0.45μm滤膜的直径为25mm的滤筒和两个50ml聚乙烯瓶。采样前各种工具都需用注射器吸取该采样点的水冲洗两遍以免交叉污染。每一样点采水200ml。其中100ml经过过滤，100ml无需过滤，分别注入两个聚乙烯瓶中，加盖密封。野外采样工作全部完成前加入两个去离子水样品作水样空白样，同时在每个采样点加采一个不过滤的330ml水样装入塑料瓶，在现场或当天完成pH、Eh、重碳酸根和电导率的测定。
（四）人发样品
人发样品的采集按照不同研究区的疾病流行特点，在张家口地区，主要采于不同年龄段妇女；磁县地区主要采集20～60岁的成年人，恩施研究区集中于儿童（克山病区）和成年男子（中毒区）。发样取自枕部不超过5cm处，重约2～5g，混合均匀后分成两份，分别装入两个密封的塑料袋中，交由地科院测试所与英国地调局分别保存。发样的采集大多未能与土壤和粮食样品相匹配，但全部控制在采样村范围内。
（五）血液样品
因采集困难，仅在张家口地区病村中采集了少量人血样品。采集时抽取空腹静脉血5ml左右，置于玻璃试管中加塞防止污染和蒸发，并于当天离心分离，取上部透明血清液体2～3ml盛入加塞密封的试管中运回北京冷藏并由地科院测试所分析测试。
二、地质地球化学环境背景样品
沿综合地质地球化学剖面线采集本类样品。主要包括岩石样品、非耕作土表层样品和深度剖面样品、水系沉积物样品。在张家口设计了两条剖面，一条南起赤城县猫峪，北止沽源县后平头梁，呈北北东走向，长39.4km；另一条南起崇礼县海流图，北止张北县许家营，呈南北走向，全长35km。两条剖面穿越了克山病重、中-轻、非病村和坝上、坝下两个不同的地貌景观区。磁县设计的两条剖面分别穿越了山区—丘陵—平原地貌景观区和食管癌高、中、低发区。一条从涉县的关防—磁县北贾壁—峰峰矿区—磁县城关—临漳县城关—魏县城关，全长90km；而另一条剖面始于涉县与磁县的交界处合漳，经观台、西保障，到讲武城，长约40km。采集样品时一般按2～3km间距采集一个土壤样品，以及相应的岩石或水系沉积物样品（如果有岩石出露或水系沉积物存在）。恩施研究区由于收集了本区区域化探水系沉积物样品，故未作剖面测量，但采集了本区各类岩石样品。
本项目共采集样品1441件，各种类型样品数和各研究区样品数见表2-1。
表2-1各研究区采样统计表
❸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解释一】：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信服政府？”先师回答说：“政府的行政行为正确而有价值并放弃无意义的举措，人民就会心悦诚服于政府的政令；政府举措不当而废弃正确的原则精神，老百姓就不会信服政府了。”
【解释二】：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信服政府？”先师回答说：“选拔正直无私的人，贬黜邪恶不正的人，百姓就会服从政府的政令；选拔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贬黜正直无私的人，老百姓就不会信服政府了。”
【讨论】：“服”非仅服从之义；应该是信服之意；身为周公后代、生于享有文化礼仪特权的仅次于东周王朝首都洛阳的文化中心城市，并略知礼仪的鲁哀公问所想问的应当不仅是如何使百姓服从君主，而应是问如何使人民心悦诚服于君主。
“举”的古义，有举行、发动、举动之义，还有选拔之义，如汉代有举孝廉的人材选拔制度，中央政府从基层推荐的公认孝敬、廉洁而有才学的人中选拔各级干部。
“直”有正直、正确、有价值之义。
“错”有废弃、放弃之义，还通于“措”，是施行之义。
“诸”在此，是“之于”之义，之是代词，于是到、至于的意思。
“枉”有与正直、正确相对的弯曲之义。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府就是指全部的国家机构，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它可以视为等同于国家；狭义的政府，就只是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府行为就是指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出政府的特性：强制性和公共性即社会性。
政府行为的意义包括物质、精神、经济、文化、政治的诸内涵。但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有公信力。中国百姓是天下最善良的百姓了，只要不打碎他们最后一块饭碗，不夺去他们最后一口粮食，他们就会忍受所有的欺压和侮辱。平等、自由等人权观念仅是十九世纪刚刚登陆中国而已。
以往的2600年中，政府行为通常通过官员的行为来体现。如战国时期，西门豹治理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时，当地巫婆与官吏勾结假借祭河神欺诈百姓敛财害命，西门公智斗贼巫恶吏，大快民心，他还发动老百姓开凿了十二条大渠，把漳河水引到田里，灌溉庄稼。从此，漳河两岸年年丰收。当他用行政手段征发百姓开渠时，人们并不理解西门公的行为，以为是劳民伤财之举，西门豹说，虽然今天人们认为我让百姓劳苦，但百年后一定会记得我今天所作的事，完全是为着百姓啊!果然在汉朝时，官员们在修道路时计划改动当年西门豹所开凿的大渠，百姓们强烈表示不同意，大家慷慨地说：“这是西门公为我们开发的渠啊，我们不可以改动它!” 西门豹亲手主持兴办的引漳十二渠，使邺的田地“成为膏腴”，每亩粮食产量较修渠前提高了八倍以上。水利的开发加速了经济的发展，魏国也随之富强起来。此项工程的灌溉效益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德年间(公元756?58年)，有一千多年。《史记》称赞他道：“故西门令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在他治水的地方兴建了西门豹大夫庙和投巫池。宋、明、清三朝还为他树立了碑碣。直到现在，河北临漳地区还有一条渠，叫西门子渠。它也是一个纪念碑，记载着两千四百多年前这位良吏的政治功绩和人民群众对他的崇敬与感念。
同样还是这位西门公，还玩了一次献印弃官。他治理邺县，清正廉明，兢兢业业，可魏文侯派员“考核”的政绩是“差”，魏文侯一怒要“收其玺”。西门豹要求留职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第二年，他改弦易辙，搜刮民脂民膏，结果 “考核”政绩为“优”。西门豹取出印玺还给魏文侯说：“去年，我为你治理邺县，你要撤我的职；今年，我是为你的‘左右’，你倒评我个‘优’，我不干了！”
西门豹的献印无非说明是官场腐败和黑暗，他一心一意工作，“甚简左右”，当然也就没给魏文侯的“左右”塞“红包”、摆宴席，更没有让他们吃拿卡要甚至吃不完兜着走，结果以上佳的政绩获得“差”的评定，第二年，他“懂规矩”了，学“乖巧”了，把横征暴敛得来的钱财“急事左右”，也就是大把大把地塞到上级领导和监察人员的腰包去，考查团下来，更是“水陆俱陈”，于是从下到上皆大欢喜，于是什么实际能力、工作水平、业务绩效，统统不重要，关键是你会不会“拍”、 “捧”、“玩”，这三招用的得法，可以左右上级的“左右”，而上级的“左右”又可以左右中央领导。
这故事令人想到当前的反腐倡廉。反腐这么久，揭出了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案子，为什么不能警示后人？“吃喝风”“贿赂风”屡禁不止，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由明的变暗的，由礼物变票子，甚至出现了贿赂黑市的明码标价，买名誉、买功绩、买待遇、买官做，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问题就在于制度的不健全与法制的低能。还有每一个官员的道德素质。
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前都是人治社会，天下万民的祸福系于一人的德性。强调君主与官僚阶层的以德治天下，少数贵族们的实际行为导致了政府的行为是利民的还是害民的。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还说，领导者的任务主要是两条，一是出主意，二是选干部。政治的关键问题是官员问题，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懂得相关的道理。
春秋时期，公、侯、卿、大夫基本上是世袭的世官制。孔子反对建立在血统关系上的世官制，他蔑视当时的众多执政者。当子贡问当今从政者的情况时，孔子说：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容十升，筲容五升，斗筲之人即器量狭小之人。何足算，不足算数，犹如不值一提、不足道哉。
孔子提出了官员举荐制，“举直错诸枉”“举贤才”，具有进步意义。举用正直之人，废弃邪枉之人，则人民信服。话虽如此，但古代曾有一首诗说明道德判断之不可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人的道德往往与他的表现不一致，满口道德仁义者却可能是大奸大恶之徒；人的道德的复杂性远非人的智力可以把握；杀人犯同时可能是个孝子，小偷可能抢救过落水儿童；人的道德可能随着时间、地位、财富而改变，因此对一个人的当前道德判断并不能保证长期有效，一个原来忠厚的人，当了官之后反而贪污腐败、劣迹斑斑。
因此，中国古代根据人的道德水平来选拔人的制度固有些道理，但没有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来约束权力阶层的行为，也决定了封建时代人治社会必然要被法治社会取代。
道德品质靠学问修养来养成，而人是会受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比如，金钱、权力、地位、名望等，可以令一个人前后判若两人。比如司马光，在他编辑的《资治通鉴》中军宣称权力阶层应该谦逊纳言、兼听则明，孰料他一旦执掌大权，就执意毁坏王安石的改革成果，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创伤。但同朝代的王安石与苏东坡则相反，无论在朝在野都没有改变他们一惯的为人作风，然而他们却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们利民强国的宏图大略没有得到应有的施展就被守旧势力无情地毁灭了。
现代先进国家不片面相信权力阶层的道德，以法律制度达成权力的相互制约防止人性中的恶劣的成分。一切有了权力的人都有可能误用公共权力；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限制权力的误用。可以通过权力的相互制约，通过民主的公议，让公正压制着错误，民就会信服；让错误压制着公正，民就不信服。”
政府行为的 “公正严明”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老百姓几千年来的理想。只是过去，老百姓把这样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清官”或“贤君”的身上，数千年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希望合理的体制改革与法制的健全，可以一旦发现为政者不公正，能用和平的方式将其更换。对于为政者来说，能始终做到让公正压制着错误，在今天依然是为政的一条正道。这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达成。
历史证明标榜人治与德治的2600年来，中国政治上任人不一定唯贤，而贤人有可能误用权力，统治阶层一切仁义道德的口号在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一种小聪明的表演，而贪暴颟顸依然如故，民生凋蔽依然如故，令中国善良百姓对于政府大失所望。所以最终导致十九世纪初民主、法制的观念被从欧洲引渡到中国来。
有人说政治不过是连哄带骗，就历史与现实而言，政府所标榜的高尚道德的理论不如切实的合理的行政措施更为实际，因此无论政客们的道德素质如何，官员的行为、以及政府的行政措施是否合理、正当是国家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真正关键。因此，我们并列采纳了两种解释，但把最普遍常见的一种解释放到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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