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立法的法社会学研究
㈠ "法律方法综论"是什么
一、法律方法综论，应是指专门、全面研究法律方法的综合性论述。
二、相关基本概念：
法律方法的概念，随时代发展而改变，至今尚无定论。目前大概有以下三种意义上的使用：
1、法律方法的最初意义。在我国80年代初，认为只要是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就被称作是法律方法。今天在法学界已经很少在这种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了，但是并不排除在法学界之外，人们仍在此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如《论宏观调控中的法律方法》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法律方法”这个概念的。
2、法律方法的广义说。其指在法律条件下，为解决“法律问题”而使用的一些手段、办法、步骤、方式的总和。具体应该包括立法的方法、执法的方法、司法的方法、法律监督的方法等。实际上也就是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所要用到的各种方法。
3、法律方法的狭义说。专指司法过程中，为解决各类案件纠纷所要用到的手段、步骤、思维方式等。更具体说，可专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所运用的各种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方法、步骤与技巧。
三、相关背景资料：
2011年12月13日，第六届全国法律方法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儒家法文化学会副会长陈金钊教授对法律方法有段论述，现与你分享：
陈教授认为，如今对法律方法的研究已经日臻成熟，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已经有所定位，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清晰，诸如“法律方法究竟有什么用”“法律方法理论无法联系实际”的问题都已经成为伪问题。他总结了理解、认识法律方法论的三把钥匙，即逻辑角度的法律方法论、修辞角度的法律方法论和解释角度的法律方法论。首先，法律方法作为逻辑规则的运用，分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强调自我证成、自我思维，强调个人作为主体来进行思维。其次，法律方法还需从逻辑向修辞转向。因为理解法律不能仅仅靠逻辑，更应该注重表达，比如言辞，比如论辩，这就需要修辞方法。于是现在也有了法律言辞的会议。最后，法律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更需要解释角度的研究。陈教授强调的解释主要是司法的角度，他强调司法者眼中的法律是活的。但是，他又强调，这里的法律是活的不等同于法社会学研究的“活法”。在阐述了自己的总结意见之后，陈教授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需要法律方法的，若不需要是因为法治还没有起步，还需要发展。他期望法律方法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建设共同进步。
㈡ 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历史
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从法学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后,因受4种思潮的影响，西方法学界内形成了法律“社会学派”。这 4种思潮是：①历史主义。强调追溯法律思想和立法制度的历史根源，认为法律发展的模式是各种社会势力行动的意外产物。代表人物有英国法学家和法律历史学家H.J.S.梅恩、美国法律史学家和法哲学家O.W.霍姆斯等。②工具主义。号召将社会知识与法律结合起来，研究什么是法律及实际上法律在起什么作用。代表人物有英国法学家J.边沁、德国法学家 R.von耶林和美国法学家R.庞德。③反形式主义。贬低法律规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鼓励人们充分认识行动的非理性动机、人对社会支持的依赖和自身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代表人物有奥地利法学家E.埃尔利希。④多元主义。认为法律不仅存在于正式的政府机构之中，还存在于习俗、社会组织、群体生活的现实规定之中。代表人物有埃尔利希。这 4种思潮的法学家都感到有必要越出传统的法学界限，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法学问题。法国的□.迪尔凯姆、德国的M.韦伯、美国的E.A.罗斯和W.G.萨姆纳等社会学家有关法律、犯罪和惩罚问题的大量论述,促进了法学中的社会学派的形成,推动了法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此外，英国的H.斯宾塞、奥地利的L.龚普洛维奇、法国的G.塔尔德和美国的L.F.沃德等社会学家分别从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角度研究法律和解释法律现象，被称为早期社会法学的代表人物和法律社会学的奠基人。1892年，意大利法学家、社会学家D.安齐洛蒂首先提出“法律社会学”的说法。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社会学不断向古老的法学渗透，一批热衷于将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形成了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阵容庞大、支派繁多的社会学法学派。主要支派有：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现实主义法学派、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社会心理法学派和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尔利希1913年发表的《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为法律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它趋向成熟。他强调法律来源于社会，揭示了法、法律规范及法院判决的社会基础，提出作为法律结构所有不同因素总和的“活的法律”，主张社会学与法学结合。自由法学派的倡导者H.坎托罗维奇对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也有突出贡献。被称为法律社会学权威的庞德，力求综合各有关学科的知识以解释法律现象，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能有条不紊地促进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安定，并提出法律概念的社会利益说；他认为法律社会学着重于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内容，强调法的社会目的而不是它的制裁，认为法律规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指针，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模型；他将法律当作一种社会制度，认为可以通过人的努力予以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社会学内部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向,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的法律社会学着重探讨在法律思想与法律现实之间、“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之间的差距，强调法律是不完善的，是可以改进的一种解决冲突的机制。这一研究方向在法律社会学中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70年代，在社会学冲突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激进的法律社会学家集中研究法律在使冲突制度化方面的作用，法律如何为统治者的经济利益服务，以及法律的理想和实践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打破了与激进的犯罪社会学和异常行为学说的界限，更加注重对司法系统和审判制度的研究。70年代后期，激进的法律社会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律发展进行了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研究。此后，西方的主流法律社会学日益变得注重微观经验研究，注重行为分析，借鉴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技术。
美国是当代法律社会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家，在考察法制在个别社会部门内的发展和法律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对法律机构的职能、法律的社会监督和调节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苏联的法律社会学注重研究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法律意识、人们有目的性的法律活动能对社会发展进程起调节作用，因此强调通过法律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知识水平。波兰、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都有专门人员研究法律社会学，并在一些大学开设了法律社会学课程。当代世界各国的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都缺少真正的合作，研究者各执己见，自行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法律社会学同以美国社会学为基础的法律社会学，在观点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㈢ 将法学分为立法学，法律解释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是
从法的制定到实施，法学分为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
从认识论角度，法学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
从法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角度，法学分为法学本科和法学边缘学科。
㈣ 法社会学的多元主义法律观
在西方语汇中，“法”和“法律”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如拉丁文中表示“法”的词是“jus”，含有抽象意义上的法、权利和公平等意味；而表示“法律”的词是“Lex”，含有规范、规则之义，原指罗马王政时期国王制定的法律和共和国时期各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即制定法。在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中，也都有类似的区别。故而，西方学者常常把“法”和“法律”二元化：“法”指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即自然法；而“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与颁布的具体行为规则，即实在法。法律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但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二元化，很难说与法律社会学有直接的关系。
在法社会学中，法律多元主义（Pluralism）意指法不只是出自国家，国家的法只是社会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而且不必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是由权威机关——国家、教会、公司、学校或其他社会团体确认并保障实施的规则，就是法律。法律多元主义突出地体现在埃利希的“国家法”（“审判规范”）和“活法”，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法人类学者的“国家法”和“非国家法”等理论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刑、法、律可以互训。“从时间顺序上看，今天称之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秦汉以后则主要是律。”“法”与“律”复合，作为“法律”独立合成词，最早出自《庄子?徐无鬼》：“法律之士广治”。除了个别情况外，上述的刑、法、律和法律，基本上都是在国家法的意义上来讲的，因而都不属于法律多元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法律多元主义。范忠信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一种是国家制定法，古称“刑”、“法”、“律”或“刑法”；另一种是社会生成法（由国家默认、容许者），古称“礼法”或“德法”。它们之上的共同指导原则是“天理”、“道”或者“德”。元代苏天爵（1293～1352）就曾指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古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在苏天爵看来，“律”指的是成文法，是“行乎法”、即以“法”为内容的。这显然也是一种“法”和“律”的二元化观念。事实上，除了国法以外，古人还常谈到家法、宗法、族法、习惯法等等。也就是说，在古人心目中，除了国家法之外，还有民间法。
将法和法律混为一谈，既导致了法学理论的混乱和贫弱，又极大地局限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在法律实践中，则一方面不利于对自然生成的社会秩序的关注与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国家制定法的认识、评价与完善。因此，最好是将“法”视为类（属）概念，即用“法”这一概念来指称自然法、民间法（包括习惯法、宗教法）、国家法（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超国家法、世界法等等的集合；而将“法律”视为种概念，即用“法律”来特指国家法，尤其是国家成文法。
㈤ 法律社会学的内容结构
法律规则无疑具有重要性，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罗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关的一点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法律变革并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时候相似的法律变革却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坏的问题吗？显然很难这样回答。
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法律社会学正是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欧洲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比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农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许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会即现代商业社会设计的。
另外，法律社会学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所描述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每个人对法律都会有所反应。
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最高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单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考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放到社会中去，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有可能触犯这一条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回旋余地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举证责任会有什么变化由此检查机关的资源配置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见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
法律社会学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
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关于法律社会学，本课程旨在介绍一种思路、方法性的东西。而不是过多的实质性内容。
二、
法律社会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杂家，他们的思考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边界来进行的，而是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如柏拉图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法治的问题的，强调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后来又发现这种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考虑也是关注了与政体相关的国家疆土问题以及中产阶级问题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奥古斯丁、阿奎那讲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虽然是谈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内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如《利维坦》虽然说的是自然法，却主要谈的是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法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是随着律师和法官职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的先驱是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地理、气候、政体、国家大小以及人种等的关系，虽然其某些结论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揭露了很多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历史学派的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族精神，虽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社会综合条件。
近代意义的法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实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
在欧洲是一个传统。即宏观角度的传统，关注大的宏观的结构。其创始人是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传统出发，揭露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虽然其有些结论比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对后世是有重大影响的。纠正了法律职业化所带来的对法律自身过多的关注的状况。此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又有哈贝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个传统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它是从法官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经验的色彩很浓。即使理论化较浓的法律经济学也是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的发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美国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适应，由于在侵权法、刑法、公司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制定法并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临着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状况。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将来法律的主宰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都是体现了对法律形式主义、法条主义的反动。他们注意把非法律学科与法律结合，如心理学的知识，认为法官的审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被重新发现，此外还有福柯以及阐释学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更加强调一个学科依靠多种学科知识解决某一个问题，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
总的来说，从宏观的角度讲，法律社会学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往往限于理论，对部门法虽有启发性，但对适用法律并无太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比较弱化。而微观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它是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包括具体关系和综合关系。它又包括两个传统：一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社会生物学、法律人类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统计学等（如心理学对刑事诉讼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单靠法条主义不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最佳路径。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上
法学研究中，经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说上。比如说法律文化，真的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吗？如果说中国人厌讼是一种文化的表现，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又不得不归结为厌讼等表现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当剔除概念的东西，应当观察一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的影响。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变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男女谁比较心软，“心软”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变得非常经验化，支持女性比较心软的人会举出很多有关女性心软的实例，比如女性关心人，看见别人的悲伤会表示同情，等等。又如“这个人太坏”，为什么？肯定有一些事实让你这么认定。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图，其实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行为推测出来的。所以，在奸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应该太过强调什么是否明知十四岁。）
我们这一讲主要来谈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把法律看作是永恒的。黑格尔看到了变化（绝对理念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被达尔文的研究印证。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同构性。 法律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现。（不要否认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所以我们才视同性恋者为异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生活条件允许了，才会有保护动物的善举。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会参加什么保护动物组织。又如，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株连九族，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刑罚残酷，实际上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如一个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块、容易互相包庇，跟当时国家力量弱小，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而现代社会为什么强调罪责自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的法律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等综合考察分析。（以后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谱系学的研究中其实就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在里头。如谱系学，把思想放到社会结构中研究而不认为是前人思想的影响。有如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正是马克思的所说的：人是创造历史，但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 运用阶级分析、利益群体的分析。（“是我们禁止流浪，但问题是谁流浪”。又如所谓“自由选择”，真的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解释。
为什么自由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突然发现；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需要双方都是自由人，是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对方和第三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个人，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不仅如此，交换过程也应当是平等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强调“主观价值”而对这一命题持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而发生联系。？
恩格斯从经验的角度，从更广泛的社会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资本主义法律的相同，与资本、劳动力的流通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法律塑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钱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刑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个体形，不再株连九族。（考虑一下“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强调独立、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隐含的原则，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构性。（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否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马克思是批判者。他认为，由于法律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延续下去，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产。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人权等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推广而得到正当性的。
※关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流落欧洲各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种行业，不允许他们做农民，只让他们做商人、从事金融业。（基督徒是不能放贷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纪末，西欧的犹太人享有了许多权利，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吗？但是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获此待遇？
是因为犹太人从事贸易，其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法律平等的规范剔除了种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人被一般化了，而犹太人由于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最早介入了这个一般化的过程。由此犹太人最早获得了解放。而且犹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完善的西欧国家。
问题的产生不是哪个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这正是谱系学的方法。
※美国的民权运动。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制定了三条宪法修正案。（13、14、15），规定了禁止畜奴和选举权利等等。在南方，随着北方军的撤离，南方开始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投票税、文化考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96年的普兰西诉弗格森案，最高院判决隔离但平等。后来美国社会也曾多次提出异议，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个判决指出：隔离不平等。1964年，民权改革。
为什么同样的法律会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结果？
美国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而美国则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内战发生时，北方已工业化，而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北方自然而然的对奴隶的歧视少；内战后，虽然试图改变南方，但没有有效的进行。南方的大土地生产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赖和服从，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这样，种族歧视就在南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只要大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改变，黑人就没有办法免于歧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原因促成了美国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南方农业科技的发展，技术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灾害对南方大农场的破坏，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攻诘必须作出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权运动得以发展。
（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农村与城市）
※刑罚形式的变化
两个德国学者在1930年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刑事惩罚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
19世纪以前，刑罚形式是罚金、鞭笞、肢体刑、放逐等。而现代社会却主要是监禁等自由刑。
学者们拒绝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作用。他们调查了许多档案，认为刑罚形式是与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当经济发展过快时，劳动力需求多，刑罚便轻。反之则重。而最早的监狱首先是用来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力的需求与监禁有明显的关联。
但为什么劳动力过剩时监狱还能存在呢？两位学者认为是路径依赖。认为监狱既然已经建立就很难再撤销。这又掉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
美国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不仅刑罚形式与经济相关，刑罚的严厉性与经济也有关。成反比。他们做个一个实证实验：失业率和监禁率之间有着共变关系。（头一年失业率增加，第二年监禁率增加。）
苏联的尤金认为：监狱的惩罚形式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质量，但不可计算；而监狱却按照数学方式进行处罚，讲求精确。这种处罚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常见。监禁刑体现出一种赔偿，这种惩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价值相联，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强调数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抽象化，人们也以抽象的价值、用抽象的时机那计算社会上的一切。总之，监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人权是一体而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货币化构成了社会基本的思维格式。资本主义生产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产方式。
※ 19世纪英国的刑罚变革
主要内容是：法律统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罚，废除许多死刑。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贝卡利亚、边沁观点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观念的产物。
有一位学者指出：其实我们把封建社会理解的太残酷了。其实中世纪英国适用的死刑并不多，大概50多种。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才严酷起来，大概200多种死刑。根据国会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种罪可立决。这是由于当时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罪行的变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动产犯罪的增多），同时陪审团由于宗教传统和社区情感也不太满意，商业城市也反对，商业组织（而不是边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变革，使刑罚更加确定而不那么严厉。这些变化是经济上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要求。
第三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下
参考文章：《为什么朝朝暮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婚姻制度。
第四讲 马克斯。韦伯 上
参考文章：苏力，“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74页。
韦伯，德国经济学家。其主要兴趣不在于法律，但他的观点对法律有很大的影响。
1、要理性的预算法律的后果。法律制定出来后，到底有那些影响，又会影响谁？
2、文化、精神、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于参与市场经济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的。资产者、经济参与者特别注重对长期利润的精细的系统的计算，即数目字的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规模经济，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长期的投资和规模性的经济，使得机会成本和风险增大，于是要求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则，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保证收到预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这种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法律使得人们的预期在原则上得到了满足。反过来，这种市场经济又要求法律必须是理性的，即坚持逻辑原则的始终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有预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欧洲产生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非常久远，同时业已形成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保障作用。
3、法律的类型
形式理性
实质理性
形式非理性
实质非理性
形式：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则、原理。
实质：具体的，个别的，不系统的。
理性：运用法律的状态，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对于最佳手段的合理选择。特别强调法官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冲突。这种理性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认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就是指规则的适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实质非理性
例子：所罗门国王对于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判决。
分析：没有人知道国王运用的是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运用之。只知道结果是非常合理、公道的。（没有人知道其规则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规则，但推理过程没办法预测。
（3）、实质理性
例子：张金栋案。法院似乎把公愤也带了进去。
分析：推理过程是理性的。但规则是不明确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规则和政治原则。法律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了。换言之，法律规则不是明确的，确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A偷了一架飞机，从一州飞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据是：禁止盗窃机动运输工具。但A上诉至最高法院，声称自己偷的是飞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法院最后同意了A的说法。释之。
分析：有固定的规则，推理过程也很明确。但结论未必是合理的。
韦伯本人比较偏好形式理性。认为形式理性是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但他也认为无法论证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韦伯承认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认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几种类型于一身。
但总体上来说，西方法律与东方还是不同的。
4、行为的意义和理解
韦伯强调意义和理解。先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么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为人赋予行为什么意义。（对刑法也有作用）
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其中的意义，但我们要尽量的去理解之。
这对于理解一个法律文化的产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实施的一种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种秩序。这带有行为主义的意味。强调法律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种合法的秩序。强调人的主观的下意识的认同。由此区分了基于认同的秩序和基于暴力的秩序。
再次，强调了专门人员的作用。强调法律的职业化。现代的法律职业是与现代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现代法治是同义语。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员根据工作能力决定其位置，其活动根据组织规则和国家法律，其权限有法律规定，并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不是服从作为上级的那个个人，实际是服从法律。（注意这也不是绝对的。）
只有这样，现代经济、政治才能大规模的、理性而有计划的运作。现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它是维持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公务是连续的，不因个人的原因而中断
○机构是依明确的规章组织进行的
a. 官员适用非个人化的标准。
b. 给予官员执行公务的必要权力，并不受追究
c. 权力和实行权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个官员的职责和权威都是等级的构成部分
○雇员都不拥有行使职权必要的物质，但可使用之
个人收入和公务收入是严格分开的。可以使用执行公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但必须对使用负责。
○官员没有权力处理他的职务，无权出售和继承
○所有的公文必须通过文件，保证机构能够运转起来
（3）官僚制的优点是可预测，有效、稳定。缺点是没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乃至形成一个铁笼。（韦伯是最早预见到现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对于中国的启示。
第五讲 马克斯。韦伯 下
参考文章：《认真的对待人治》
第六讲 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近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自杀》等。
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韦伯强调的是解释（个体解释学的传统），而迪尔凯姆则注重实证研究和宏观把握。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当中的个人。（与韦伯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考虑行为人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当真的。迪尔凯姆强调总体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这正是功能主义的观点。）
其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有迪尔凯姆的影响。
迪尔凯姆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只有把人放到社会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社会是怎么维系的。由此，他非常关注整个社会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或社会的团结问题。
与此相适应，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反个体主义，总是在把握总体的情况下研究个体。
比如他对于自杀的研究。个别看来，似乎自杀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经历、情感等等有关，但迪尔凯姆却把欧洲各国的的自杀统计数据总结起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域、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等因素对于自杀都有影响。这样自杀就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强调从经验和事实研究社会，这是可能的。但事实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觉到。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才理解社会、国家、家庭、教授等等现象。这些事实与我们看到的太阳、石头等不同，它们是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就是不易改变的、对个人有强制的、对人的行为有社会制约的、凌驾于个人或某个集团之上的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社会具有制约性的方式。
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并不需要明文规定和执法，却还是存在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规范都写在法条上。
那么怎么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呢？借助可见标志。通过这种可见标志来观察之。（仍可以男女谁有同情心为例，把同情心转化成可测量的事实。）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兵不一定需要通过法条规定、法律执行来表征。
法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可见标志。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一体化过程。
社会整合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性一体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有机一体化的社会。
在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社会分工，人们是通过社区的、每个个体的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标准。人们缺乏个性，关系亲密，有共同的集体良知代表特定社会的共同观念、情感。这种集体良知不是个体能改动的，是一种保守势力，任何人侵犯之都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看去每个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实不是。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通讯的发展等，使得社会分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人们日益专业化的同时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体良知碎裂化，个人主义取代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但集体良知的碎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瓦解，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使得人们必须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社会仍然能保持连带，这种连带对维系社会更有力，是一种有机连带。
不过，我
㈥ 当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法学理论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革及法学研究的进步，我国的法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苏联的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是，仍然存在过多注重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法”，而忽视“实际上是怎样的法”；过分强调“书本上的法律”，而忽视“行动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逐步走入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它注重法的社会性，重视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强调法与民族传统模式及心理结构的关系，要求法学家走出书斋，改变繁琐的注释方式，从事社会实证的考察分析，致力于解剖社会的“活法”，这些对旧有的法理学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化理论不啻是一种强有利的冲击和改造。受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的法学家，他们从社会对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习惯法”、“民间法”等概念纳入法学研究的范畴，并试图从“本土资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适合于中国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创新的观点，逐渐推动着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会学在中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随着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及我国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看到了我国社会中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的现象，在对原因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体现了法及法治的最终目标和追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义，也不是将法治理念单单界定为正义，而是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平衡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这种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种法社会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与社会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进行处理和总结，从而得出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提出来以后，全国各地除了理论上认真学习和体会以外，还将其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联系起来，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将该理念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并取得了很多切实的成果，使我国的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为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法的价值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困境之一。法的价值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案件，甚至冤假错案的出现。冲突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入手，必须将法与社会融合起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最佳利益原则。
在当代中国，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包括法定价值优先原则、合阶级性原则、综合测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在适用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其他原则作为补充，最佳利益原则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权利冲突是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最佳利益原则是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统一，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利益原则源于庞德关于法律任务的理解。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受到了耶林社会功利主义法学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当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利益进行一种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一种成本，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应有之意，这里被称为是效益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很复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利益与效益统一结合，从而实现一种最佳的利益。至于选择的方法问题，庞德的理论是立足社会利益，通过经验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权威性观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碍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我国目前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主体认同方式和外在统一方式、民主方式与专制方式、不违法方式与违法方式。在法治实践中，这些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方式还不够具体。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理性的途径。
（一）谨慎立法。这不但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价值冲突的前提。谨慎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确的、统一的法价值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须要明白法的价值是什么，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立法者的价值观，也指导着我国的法治实践。谨慎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正确、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适合于一国实际的可以被普遍实施的法律。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一国国情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法的价值寓于“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据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变“送法下乡”为“下乡寻法”，然后制定出适合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确的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预防并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解决法价值冲突的必要途径。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到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长期以来，法官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被动地适用法律，使法律适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那是立法机关的事，法官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生灵。事实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于此，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职业者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实践中，法官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埃利希作为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主张“自由判决”，发挥法官个人对法的创制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一书中说：“法律是社会有机的基础，法官只适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即：第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一旦当它被制定出来时，它在实际上就变成了旧的东西了。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它就会根据本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霍姆斯，美国一位重要的法社会学家，也是法官，他认为“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历史，也不像分析法学家认为的完全来自自身逻辑的演绎，而主要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经验。也就是说，发展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两位法社会学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中，在没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价值冲突。
（三）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
类法律规范包括党的政策、组织纪律、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等。这些类法律规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庞德说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时，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击，以及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类法律规范在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调解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们的法制，还可以在价值冲突时多一种选择，从而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更顺利地进行。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㈦ 如何认识法社会学
1、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2、哲学基础是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透过问问题来进行哲学实践，他们所提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类为三类，这三类问题分别形成了哲学的基础学科，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以及伦理学(Ethics)。
最初的三类问题分别是:
* 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
* 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
* 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3、法社会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方法律社会学产生的背景分析
1：从19世纪未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各种社会矛盾趋向激化，战争、经济危机等灾难频繁来临；旧的利益结构急剧变动，新的利益结构正在形成，新旧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些社会问题都需要法律进行回应与解决。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到用17、18世纪形成的传统思想已不可能解释日益变化着的社会需要，必须冲破传统的概念法学、分析法学的束缚。通过调整法学的结构，创立新的理论，如果法学与社会脱节，仍然在传统的思维空间和法律范畴内工作，仍然只是注释现有的法律，不为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服务，不为政府解决蜂涌而至的社会问题出谋划策，不去考察法律的实践效果，法律就没有多大用处。
2：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法治理想之间产生的空距越来越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关注以往法律没有涉及的领域，如劳动、福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的社会化”的主要内涵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精神是义务，强调人民服从国家的权力。从17、18世纪“天赋人权”的观念流行以来，法律精神转向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进入20世纪后，资产阶级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和各种法律手段来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法律不仅要注意保护个人利益，而且更应强调保护社会利益，因此用“社会化的法律”代替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律。法律社会化的结果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立法，如劳工法、最低工资法、环境保护法、住房法等，这是20世纪初席卷西欧、北美的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这些社会化问题和法律实践当然要求对法学理论作出调整，如果法学研究依然与现实生活脱节，象分析法学那样局限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结构分析，进行纯粹的法律探讨，机械地注释成文法和判例法，不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见，就不能适应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社会法学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和积极的社会推动下，并借助于社会学家提供的新观念和方法应运而生的。
3：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一贯主张把法放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斯多德的社会观念，从中世纪的阿奎那到启蒙学者对人和社会本质的看法，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因子。自17-18世纪开始就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应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中或在法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法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就认为，法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它起源于社会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一直试图探讨社会环境对法的影响，强调地理、气候、国土和人口等自然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注意在社会现实中研究法与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把法的精神解释为“法律同各种政制、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应有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被奉为法社会学的先驱。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和英国法学家梅因等历史法学家也很重视探讨法的发展动力，强调法与社会环境和在社会环境与社会历史中发现法的真谛，当然，休谟、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家们的论述只是预示着社会法学，还不能把他们的学说冠以“社会法学”之名。
4、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来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们认为确保知识内容可靠或科学的唯一途径，是将知识建立于观察经验的基础之上，哲学不应以抽象推理而应以“社会学”为根据,知识的进步只能通过观察和实验。社会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启发了一大批学者运用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观察和研究法与和法律制度。
㈧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法律社会学是以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等作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在西方国家兴起。但对我国来说，它还是一个正在创建的新学科。我们在一个新学科的创建时期应该讨论有关这一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或基本设想，例如这一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与原有的相近学科的分工、学科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研究意义等等，以便在以后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尽可能地避免因缺乏这些基本理论或设想而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本文旨在对法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或设想作一探讨。
一、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本章所指的法律社会学是法学中一个分支学科。按照国际社会科学中的传统，不仅法学，而且社会 学，都有法律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社会学也可以说是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事实上，法律社会 学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法学、社会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因而法律社会学也具有“软科学”的特征。
二、法律社会学是我国法学中的一个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
在创建一个新学科时，我们要注意这一学科与原有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分工。一个新学科之所以需要创建，通常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或人们主观认识的提高，使研究者感到新的研究对象难于容纳在原有学科中。
法律社会学和法学中的一些原有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之间如何分工？
法律社会学并不是像民法、刑法那样单一的部门法学科，也不像法学理论、法制史那样的基础学科。它是同这些学科既有交错但又不同的横断学科或综合学科。它仿佛是在一个市区中穿越许多直行道的横行道。它所研究的范围中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很多部门法的实际问题。
法律社会学有它自己的理论，但总的来说，它不是理论法学而是应用法学，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法律的实行、功能和效果。它不是我国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学派，更不是用来代替原有的法学理论。它能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但它本身是以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的。它与原有的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主要差别是：法学理论，作为法学的一个基础学科，要研究法律的产生、本质、作用（功能）、形式、发展，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和实行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法学，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通过现实社会问题，着重研究各部门法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问题。如果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一般论述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例如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科技等的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它与法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复，就会使人怀疑法律社会学是否有创建的必要。
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学不同，法律社会学要研究各部门法问题，但它通过现实社会问题来研究部门法；它不是一般地研究部门法，而是要着重研究这些法律的实行；在通常情况下，它所研究的课题不是一个部门法而是兼及几个部门法的问题。例如以青少年犯罪问题而论，法律社会学要通过这一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刑法、行政法、家庭婚姻法、劳动法等各部门法的实行，而且还要研究法律以外的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法律社会学也可以从法律的实行这一角度去研究法制史、外国法、比较法以及国际法等。总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横断、综合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极为宽广的，其内容也是很生动的。
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981年初，笔者曾与陈守一合写的《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一文中提出，法律社会学应是我国法学学科之一。“法学还应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即如何实施，是否实施，怎样得到保证实施，这种法律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效果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在法学中称为法律社会学。”（4）
在当代中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对加强法律建设和改进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社会学着重研究法律的实行，而法律的实行正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阻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已制定的许多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应有的实效。由于过去长期不重视法制，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几年中人们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加强立法，迅速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但随着立法的逐步增多，有法不依的问题就成为主要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制定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法律的实行，通过法律的实行才能实现法律的间接目的或主要目的，即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如果很多法律不能真正实行、缺乏实效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将有助于法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法律社会学的任务既然是通过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来研究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行、功能和效果，那么它本身的研究必然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必然要“以社会为工厂”。如果一个法学论著，不接触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就很难称为法律社会学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法律社会学，由于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有可能在法学领域中为贯彻这一原则而作出突出成绩，从而推动整个法学学科向这一方面迈进。
在法学领域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过去长期以来之所以贯彻得并不理想，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研究工作者本身主观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包括原有政治体制上的缺陷；统计资料的严重缺乏，难于进行定量分析以及人们对法学研究的错误观念，等等。过去法学研究工作者在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的各种困难因素，对今后志在从事法律社会 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同样是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可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法学领域中注释法学占有优势的局面。欧洲中世纪中期就盛行以注释罗马法而闻名的法学。我国历史上自东汉开始出现的律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注释法学。这里所讲的注释法学主要是指从文字上或逻辑上（就律学讲主要指以儒家经义）对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对传播或实行法律来说，这种注释法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在近几年来的法学中，注释法学或具有注释法学倾向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课堂讲授、法学教材或论著的主要内容一般都围绕制定法的条文进行文字上、逻辑上阐释，而对这种法律实行的具体问题却不加涉及或很少涉及。在阐释法律条文时，也举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甚至介绍某些案例，这样做法当然胜于单纯阐述条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仍在于帮助正确地阐释条文，而不在于研究法律的实行和效果。法学不能仅限于注释法学。就法律的制定到实行而论，法学还应包括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等。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并不否定注释法学的价值，但如果法学仅限于研究条文的注释则显然是不够的，对促进法制建设以及法学本身发展来说，也是不利的。
㈨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学术界一般认为主要有：①从社会的整体出发研究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能；②研版究法律与社权会之间、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法律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③对一切与法律现象有关的社会实际问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④研究社会的立法制度、立法条件和立法基础，以及法律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法律的实际作用比法律的抽象内容更重要，主张通过考察法律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寻求更有效的立法和司法手段，设计出一套对法律现象具有指导作用的科学法则，为修改、补充旧法，制订、实施新法，进行司法改革，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参考方案。在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社会治安等问题上，不应局限于法律手段，而应重视综合治理。
㈩ 什么是法学的社会学分析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法学中主要指通过对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作调查并进行实证分析作出结论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对立法学的研究和法律实施质量的研究特别重要。在采取重大的立法行为之前，通常要对社会现实进行调查从而决定选择何种立法方案，如何在法律中实现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