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的起源

❶ 社会学的发展历史

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一门研究社会的学科。依照发展程度和时间顺序，社会学理论一般分作古典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当代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之父——孔德创立第一社会理论——社会演化理论。在19世纪，三大社会理论分别是社会进化论、社会周期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1830年代到19世纪末叶普遍被视为西方社会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特点是：（一）与哲学关系密切；（二）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极大；（三）创立社会学的目的在于维护协调现存的社会关系。
社会学形成学术规模的成长期大约处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被看作为对例如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现代性问题的积极回应，或是对社会理性化的理解和反思。在社会学创始初期这段时期期间，社会学领域在欧洲大陆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与英国的人类学和统计学遵循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举头并进；但踏入二十世纪以后情况开始逆转，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活跃在所谓的“盎格鲁势力范围”（Anglosphere），即以英语为主的地区。与此同时，社会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独立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而研究范围越来越具体化和专门化。很少早期的社会学家会限定于特定、狭隘的研究主题，例如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哲学等理论相关领域也是其关注范围。自社会学在十八世纪奠基以来，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研究架构等一直经历着扩展和分歧，形成百家争鸣的情况。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埃米尔·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路线，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路线和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调查的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局面。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以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为主线展开，坚持社会唯识论和社会整体观，主张在社会整体层次上进行实证性研究。同时他还对社会反常现象和社会偏离行为产生兴趣。韦伯则是倾向于个体主义，即主张对特定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背后的个人动机及隐藏的秘密进行解释。他试图验证任何社会现象背后都一种无形的、精神的力量

❷ 法的起源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应该是在夏朝。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到底要将中国古代法的原点选在何处？同许多大陆文明一样。它的法制更加强调等级，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制。这有异于一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虽经反复，但终究选择了民主。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文明体系不断碰撞，以中华法系的崩溃而告终。这应该就是中华法系的原点，其实也是大多大陆文明的原点。
原始社会究竟有无法律，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
原始社会究竟有无法律，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在中国法学界，围绕法律的起源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至今没有明确定论。由于某些原因，我国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制定法来进行，法是随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只有国家才有资格制定法律，原始社会无法等等，这些观点已被我国法学界奉为不易之正宗，写进了教科书， 传授给学生。

笔者基于以下几点考虑，认为在原始社会存在法。

其一，法律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孕育、演化过程，不能以国家作为法产生的"分水岭"进行简单的一刀两断，在国家产生前，已孕育着法的胚胎，国家的出现，更多地是为法提供了强制性、权威性和统一性，法成为一种有文字记录的更加理性的机制；

其二，"凡社会该有其法"，任何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规范，都有广泛意义上的法。法是与人类社会机体相联系的用以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机制，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这种机制，而且都需要这种机制。在国家产生前，禁忌、习惯或习惯法就是这种机制的表现形式，充当了原始社会的法，因而，我们不能用现存的、成熟意义上的法观念和法律形态去衡量、尺度原始社会的法；若如此，当然只能得出原始社会无法的结论。

一、禁忌：原始社会最早的法律——法律的源头

禁忌(taboo)，来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禁止用"神圣"的东西，禁止触犯和接触"不洁"的人和事。最早的禁忌是原始人对大自然充满崇拜、畏惧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蒙昧、低级的阶段，这时，生产力和认识水平十分低下，原始人的思维相当简陋和感性，是一种本能的"纯粹畜群的意识"，它们不能把自身与外在世界, 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精神与物质区分开来，日月星辰的泯灭，春夏秋冬的交替，山川草木的枯荣兴衰，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都会令原始人不可思议。自然界作为一种现存的、外在的、给定的存在物，对于原始人来说是一种变幻莫测, 既无法离开，又十分陌生、恐惧的世界。

当原始先民对外界超自然力（mana）的恐怖、畏惧无法解脱, 对日月星辰变化的疑虑和担心无法理解，特别是各种矛盾缠绕他们又无法解决时，在生存本能的驱使和"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为了避免灾难、保护自己、控制自然，便由对超自然力神秘力量的笃信和敬畏而给它加上若干禁制。祈求通过自我的约束控制，鬼神的神秘力量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武器，从而避免可能遭至的厄运和惩罚，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禁忌。禁忌一方面表现了原始先民对不可触犯的万物有灵的乞求和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原始民族消极地为自己规定的这也不准那也不行的规范准则。它被原始先民恪守不移，奉若神明，受到严格的遵守。有这样一段话代表了我们的理解："我们怕天地之间的一切精灵，所以天长日久，我们的祖先才定下这么多规矩；这是从世世代代的经验和才气中得到的，我们不知道，也猜不出原因在那里，我们遵守这些规矩，是为了平平安安过日子，凡是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怕，身边见到的东西我们怕，传说和故事里讲的东西也怕，我们只好按老规矩办，只好遵守我们的禁忌"[1]。

在各类禁忌中，无论是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产生的禁忌，还是各种生产禁忌、行为禁忌、宗教禁忌等禁忌形式, 几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对人的本能行为进行限制，制止和预防潜在的危险，保护原始先民的生存，达到控制危害性自然力的企图。可以说在原始社会，原始禁忌是一种最早、最特殊的规范形式，它扮演着法律的角色，事实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是阶级社会法律的萌芽。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冯特说"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它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产生还要早。"[2] 法国学者倍松也说："说得好听一些，图腾主义便是原始人民的宪法。"[3]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是， 禁忌不仅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个别的、偶然的生活现象，也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暂时生活现象，而是几乎伴随了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现象，是全世界共有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没有国家和成文法出现以前，禁忌事实上也必然是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是法律的源头和种子，是原始社会的法，影响和支配着当时原始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 禁忌具有法律的警示、扼制、保护功能

无论各类禁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提醒人们在生产劳动，婚嫁丧葬, 祭祀仪式时必须小心行事，千万不能乱来。它就象一个"危险的符号"（这犹如现代法律中的禁止性，义务性规范一样）随时指令人们的行为模式。警戒人们采取禁止、回避的方式尽量不与某些危险的事物相冲突或者发生接触，一味地进行妥协、让步、屈服，否则将导致灾难，受到报应和惩罚。如纳西族严禁任何人砍伐神树，认为砍了神树会刮大风下大雨；赫哲族外出打猎, 见烧火堆要磕头，否则认为不顺利；我国的苗人在图腾禁忌方面就有八条,(1)祭祖祀社时，应参加者都须参加，应做的事都须做，不该做的事就不能乱来；(2)鼓石窟和鼓头家供奉的祖像、木鼓、芦笙、牛角等不准乱动；(3)鼓社的鼓醒鼓之前，不得乱动；(4)祖像到村寨看访，各家要认真接待，不得怠慢，亵渎；(5)藏木鼓的山上一草一木，都不得任意攀摘、砍伐；(6)从播种至吃新谷期间，禁止吹禄笙、敲鼓和斗牛；(7)寨中敬奉的古树和风景树,要以神相待，不准亵渎或砍伐；(8)过鼓社节后至蒙鼓的三年间，男女不得婚嫁。在我们最近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禄春，江城的调查中，仍有大体稳定的禁忌惯例或规则，用以规范、约束人们 的信仰行为，如，父与女、母与子、翁与媳、 岳母与女婿之间在一些场合回避的规矩。

如果说现代法律是以"明确、肯定、具体"的规范形式指引着人们的行为，且这种规范指引依据的是客观、必然的现实, 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那么禁忌则是通过几代人不断传承与重复，是被模式化了的在潜意识中带有神秘的、传统的精神观念。依据这种精神观念和想象的因果关系，相沿成习，充当了在原始社会，调整人类行为的功能，告诉了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并且人们也自觉地屈服于这种禁制，维护这种禁忌准则。

(二)禁忌具有法律的惩罚功能

在我国《礼记·曲礼》中记载"人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忌"，这说明只有先了解了禁忌, 才可能避免麻烦或招受惩罚。《周礼》中也说"犯禁者,举而罚"、"戮其犯禁者"，一般来说,对触犯禁忌者本身最常用的处置办法是献祭和忏悔，严重者族则实行鞭打、罚款甚或驱除村寨、处于死刑。如在埃及王朝形成之前 ,埃及人将鳄鱼、山羊等被敬为图腾动物，凡有杀害者， 概处死刑；"在南非有个野兔部落，倘若有人误食了野兔肉，无论他是一般部民，还是酋长、显贵，都要按照禁规敲掉他的若干颗牙齿。"[4] 在我国纳西族，虎被认为是自己的祖先，如猎人打死了虎，轻者要受到鞭笞，重者要罚款，有的还要杀水牢。在旧西藏，禁忌汇入法典，具有法律一样的约束力，违禁的处理方法与违法的处理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被判为"枇杷鬼"、"撒魂鬼"的女子，将受到最严重的刑罚——逐出村寨，其他如泄露村寨机密，屡次偷盗，乱伦行为等也将受到严厉惩处，或罚款或赎金抵罪。特别是随后巫术和神判方式的出现，更强化了这种威慑、惩罚功能，在少数民族中，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壮族的"师公"、苦聪族的"比莫"就是禁忌习俗的解释者、 宣传者和执行者，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景颇族的闷水、捞开水、煮米, 彝族的打鸡、打牛、抱石块等方式就是惩罚违反禁忌习俗者的表现。

这种被禁制的行为，向人们设置了无数条警戒线，虽然没有任何文字上的公告，却没有人可以逃脱它。如有违反，就必须付出代价，遭到惩罚。有的学者将这种性能看作是人类刑罚系统的一个基础，就不无道理。当然禁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对社会的规范和调控，除依*人们对法的自觉遵守外，更多地带有国家的强制暴力作后盾。而禁忌主要依*共同忌讳下的"自我扼制"的集体意识，*人们精神上自发的力量来控制，它是非理性和缺乏真实验证的。它的约束力会随社会的进步或生活的某些变化而逐渐削弱,会随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自动消失。

(三)禁忌具有法律的社会协调、整和功能

禁忌作为一种较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 它是一种约束面最广的社会行为规范。从吃穿住行到心理活动、从行为到语言，人们都自觉地遵从禁忌的命令；禁忌象一支看不见的手，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起着一种社会协调、整和的功能作用，有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我国学者朱狄在他的《原始文化研究》中，总结、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禁忌的功能、目的概述为以下几条：(1)保护重要人物如酋长、祭师等，免受伤害；(2)保护弱小者如妇女、儿童和普通人等不受酋长、祭师等有力的玛那（mana）所伤害；(3)预防由于扶模或接触尸体，或误食某种食物等所引起的危险；(4)保护一些重要 的生活行为如生育、成人礼、婚姻和性机能等免受干扰；(5)保护人类不受来自神的精灵的愤怒或力量的伤害；(6)防止个人的财产、庄稼、工具等被窃。显然地，这些功能和作用为其后的法律所吸收，充实了法律的内容。可以说，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种承先启后的过渡、推动作用。如调节食物分配、限制饮食本能的禁忌使人在质态上远远高于动物，乱伦禁忌和图腾外婚制保证了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固和种族的繁衍，其后法律中的禁止打猪、捕杀动物、禁止通*、实行一夫一妻制等无不是这种禁忌特性的缩影或扩张。

针对这种功能特性，弗雷泽明确指出"禁忌在很多场合是有益的，考虑到社会的状况，法律的缺少和民风的剽悍，它可以相当不错地代替一个政府的职能，并且使社会尽可能地接近有组织。"[5] 德国学者卡西尔也说过"禁忌是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6] 因此，禁忌在繁衍后代、协调劳作，维系社会组织结构方面，都"和我们所谓‘文明人'的生活中的道德、法律等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7] 可以说，法律是从原始的禁忌习俗中摆脱出来的，是在原始禁忌的母体内孕育成长起来的，当建立在错误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的巫术、禁忌不能再直接调节重大的现实社会关系时，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接触、冲突、矛盾，法律就产生了。据此，笔者同意任聘的观点，即"禁忌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有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族、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带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8] 日本法学穗积陈重也曾说过"太朴（即禁忌）者，为人类至有制裁之行为规范之起源，法律实为此原始的规范之进化者也。"[9]
二、习惯：原始社会基本的法——现代法律的前身和盟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原始禁忌在实践的传承中会发生分化和变异，一部分禁忌将被淘汰、废弃；一部分禁忌将为习惯所吸收（或者其本身就是习惯的一部分），经过一番扬弃和改造，融入其后的法律、法规中。著名学者郑拯铎指出：习惯"是从很古远很古远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原始的‘禁忌'的一种。在古远的时代是一种‘禁忌'。到了后来便变成了礼貌或道德或法律的问题了。"[10]

可以肯定的是，习惯这种在人们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共同的行为模式或行为标准，这种许多人在实践中共信共行的规范，对法的产生和影响比禁忌更直接、更重要。在任何民族的法律体系中，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是最普遍的法律渊源。"[11]为此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每个很早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况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

在原始社会，习惯反映和受制于社会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双重限制, 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神秘性和受动性，与法律相比，在调整层次上低下，在调整范围上狭小，然而它却是人类对自身外部行为自觉调节的开端，是人对动物性超越历史进程中了不起的胜利，比禁忌更前进了一步。种种理由表明，原始社会的习惯事实上已蕴藏着法的最一般规定，逻辑地构成了法的前身和萌芽状态的的法，我们今天来看摩尔根在调查美洲土著民族时总结的几种原始习惯制度，事实上就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习惯制度。(1)氏族成员有选举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权利；(2)氏族成员有罢免世袭酋长和普通酋长的权利；(3)氏族有相互继承已故氏族成员遗产的权利；(4)在氏族内部不得通婚；(5)氏族成员有相互援助，保护和受屈复仇的义务；(6)氏族有给氏族成员命令的权利；(7)氏族有收养外人于本氏族的权利；(8)氏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9) 氏族有共同的墓地；(10)参加氏族大会。显然地，这些习惯和制度已为后来的成文法律所吸收采用，构成了法的最一般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复仇和对复仇限定的习惯规定，更能说明法律的产生和演变。复仇最早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行为，但复仇的无度和滥用，必然带来骚动和战争, 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必须在实践使用中作出限制, 如复仇程度只允准以同类同程度的损伤加于加害者；复仇的条件须经氏族部落团体批准；复仇的期间和次数只准对现在之侵害行为复仇；且复仇以一次为限。如此等等的习惯规定，以及赔偿、差押等变通方法，已含有刑事审判，民事诉讼等因素，氏族及有关团体也实质上承担着原始法官，原始法庭等社会职能。

根据习惯来调节社会关系，解决各种纠纷，在我国民族史的有关资料中，也能得到证实。如我国的鄂克温族，在近现代仍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习俗，他们由若干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组成叫做"尼莫尔"的游牧集团。他们一起游牧，互助互利，权利平等，共同选举"毛哄达"和"嘎申达"各一人，管理族内的一切事务。"毛哄达"的主要责任是通过劝说，教育本族的成员。对屡教不改的成员则在氏族会议上解决。再如清代苗族地区，没有本氏族通用的文字，不能形成统一的法规，《苗例》是苗族人世代相传，年久而成的习惯警言、诫语,是清代处理苗民间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具有普遍约束力。景颇族的习惯法，它的行使是由辖区范围内的最高领袖山官来负责，司法权操纵在山官手中，每当山官处理纠纷时，吸收寨中的头人、长老和"董萨"参加，程序是：起诉人可直接到山官家，送上酒一筒申诉事由，山官决定评定理后，通知双方评理的日期，整个评理过程采用民主协商方式，在裁决方式上，通常以交纳赔偿金的办法代替惩治，如故意杀人罪，按习惯法一般不判偿命，群众认为：杀人本来已不是好事，再把活着的人处死，那就更不好了，按习惯法的规定，除凶手必须交给死者家属若干头牛偿命外，还实行象征性的同态赔偿，头颅要赔胡芦一个，眼睛赔宝石两颗，牙齿赔斧头一把等。在我们最近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习惯的调查中, 一些村寨至今仍规定了许多具有习惯法内容的规约，如不得偷挖乱撬别人的田水；不得盗别人猪牛；不得偷别人柴草、瓜果、疏菜；不得砍伐护寨林、风景树等，这些规定具有大家必须遵守的法律效力，如有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进行处理。习惯和习惯法，作为法律的重要渊源，不仅在每个法律传统里都存在，而且对法的产生有重大影响，是法律的前身或萌芽，这点我们将作如下理论分析。

(一)原始社会的习惯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内, 由社会群体共同确定的社会行为规则，它是一代又一代通过模仿，权威和传统的力量而沿袭下来的，从时间上讲，它源远流长，经过了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从内容上讲, 它是在群体中统一而普遍适用的，人们彼此知晓，权利、义务清楚，习惯的这种规范性、统一性必将为法律所认可、吸收，也就是说，法律的产生制定必须在原有的习惯中寻找立足点，深深根植于习惯之中，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不管其在历史发展中如何丰富完善，表现为千姿百态的存在形式，都应该贯穿着一些共同要素和共同规定，从而成为法的一般本质和特性。我们不难设想当法律抛开用来巩固社会，维持大众利益的习惯时，法律就失去它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权威，就潜伏着失去效能的可能性。所以萨姆纳认为"法律起源于或者说应该起源于民德，民德渐渐演化为法律, ——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寻找立足点。立法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13]法律运行的实践也清楚表明, 违背习惯的法律不仅很难推行, 而且有可能成为一堆废纸。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也精僻指出"在早期习惯法的实施过程中 ,大众的观点，惯例和实践同官方解释者的活动，始终是相互影响的。对早期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法律模式, 甚至连权力极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加以干涉。"[14]

(二)著名历史学家梅因曾说"在人类初生时代, 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于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用一句法国成语，它还只是一种‘气氛'。"[15]正是得力于这种惯行或气氛，保证了原始社会的和谐和有条有理，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都把一切调整好了。"[16]霍贝尔在他的《原始人的法》一书中对北极地带的爱斯基摩人、菲律宾北吕宋岛的伊富高人、北美洲印地安人中5个民族的原始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法律是无法从全部人类行为方式中截然分开来的"，"在尚无文字的人类文化中，我们称之为原始法律，如果在刚跨进文明门槛的古代社会，就称之为古代法律；在发达的文明结构中，我们称之为现代法律。"[17]大量资料表明：习惯在经历了由偶然到必然，由经验到理性，由局部到全局的概括和上升，在经过自发到自觉的不断总结积累，特别是发展为习惯法之后，已成为调控原始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普遍的一般的行为规定，历史地发挥着类似法律的功能作用。

(三)原始社会的习惯除主要依*道德舆论的调节，公共权威的约束，自由平等的管理办法维持、推行外，事实上，原始先民刚摆脱动物状态，还带有很深的动物兽性的痕迹，如乱伦的血缘婚制，母系血统与父系血统之争, 不同氏族集团的冲突斗争等，都不可能如我们美化的那样美好、和谐，而是经常出现各种违背习惯的野蛮行为。因此，为了维持社会不致于崩溃，保证习俗把一切都调整好。必须赋予习惯以一定的强制性，由氏族集团或集团的代表以原始法官的身份行使原始的司法、审判职能，对于各种违背习惯的行为作出包括处死在内的严厉惩处。夏之乾先生在其著作《神判》中就指出"为了要有效地排除早期的血族相婚, 从而实行一系列兄弟和不同血缘的另一列姊妹之间的相互婚配，没有一定的制约手段是不可能的，固此，必然会产生某种限制措施。同样，为了保证集体的采集，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无一定形式的组织安排和纪律制度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18]神判这种习惯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它是在当时依*人类本身的智慧和力量，无法解决某些疑难纠纷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神"的意志而加以解决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判决手段。据《贵州通志·土民志》中说，在贵州苗区，对裁决不服，则驾锅，用油米和水贮锅，置铁斧于内，柴数十担，烧极滚，其人用手捞斧出锅，验其手起泡与否，为决输赢凭天地神明，公断有无冤枉。这表明, 原始社会的习惯并不是凭简单的共同遵守，酋长的威信所能奏效的，习惯仍含有每种外部强制性，国家的出现，加剧了这种强制性，使法律带有了明显的强硬的国家意志性，对人人都有约束、强制力的习惯变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暴力强制的法律。雷德菲尔德曾对此总结到"如果解决冲突的具体办法（包括支付罚金的数量）是由部落习惯根据不同案件的分类事先规定好的，那么必须会产生一种不成文的法典。由习惯来确定受害人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论是用武力报复还是收取罚金），这样就产生了法律程序的原始形态。"[19]

总之，法律与原始的禁忌、习惯在规范的性质上是一致的，从生物学的原理讲，禁忌、习惯是孕育法律的胚胎或种子，缺少了它，法律不可能突发产生；从唯物辨证的发展眼光分析，禁忌、习惯是法律孕育的准备过程，禁忌、习惯作为法律的过渡桥梁和联系中介，在法律形成演化的漫长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保证了社会从非准则性规范向准则性规范的递进，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随着文化型态的改变，禁忌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渐渐地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20]

处于社会规范的大系统中，原始禁忌、习惯与法律的重要区别在于：禁忌、习惯是未得到立法者颁布的，或未得到受过职业的法官以书面形式加以阐述的；禁忌、习惯是无文字历史的"共同规定"，而法律则是有文字社会的理性选择；禁忌、习惯是个体适应群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标准，而法律则是群体（指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对个体行为的调控和引导。我国著名教授杨坤就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和道德、宗教的起源同时的，即在原始社氏族社会阶段, 但这时的法律还不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 并由国家用强制的办法保证执行的成文的行为规则，而仅仅是作为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用某种公共的强制办法，保证使人人都按照一定的由传统习俗逐渐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一般可称为习惯法，这种习惯法开始是和道德、宗教混在 一起的。"[21]

法律取代原始禁忌、习惯，其根本动因、终极原因应归属于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归结于私有制带来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对立所引发的阶级矛盾，撇开这些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从本文的探析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管理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它是氏族组织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需要，是原始禁忌、习惯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法律的出现，不仅有阶级根源，经济根源，而且还有重要的文化根源。在我国发法学界长期奉行，法只出自国家，只与阶级社会、国家紧密相联系这种一元化观点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产生的真正轨迹，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述，对法律是国家产生前还是产生后停留于书本上的争吵、辩论，忽视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都无助于揭示法律起源的真相。

* 原文发表于《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法律的起源——从禁忌、习惯到法律的运动》，出版该书时略有变动。

[1] 转引自《宗教与习俗》云南人民出版社91年版第100—-101页.

[2] 冯特:《神话与宗教》转引自《图腾崇拜与法的起源》《内蒙古社会科学》91年1期第60 页或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86年版第32页

[3] 倍松：《图腾主义》胡愈之译，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2页

[4] 高明强《神秘的图腾》江苏人民出版社,89年8月版,第57页

[5] 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东方出版社,88年版 ,第20页

[6]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7] 钟敬文《中国神化之文化史的价值》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8] 任聘《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第14页.

[9] 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09页.

[10] 郑振铎《原始崇拜纲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89年10月版第104页.

[11] 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90年3月版第43页

[12]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

[13] 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第22页.

[14]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87年12月版第373页.

[15] 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84年版第5页.

[16]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3页.

[17] 霍贝尔《原始人的法》,贵州人民出版社,92年8月版,第4-5页

[18] 夏之乾《神判》上海三联书店,90年版第96页.

[19] 罗德菲尔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90年版第39页

[20]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86年版第39页

[21] 杨坤《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4年版第291-292页

❸ 法社会学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产生先于国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为权威性价值准则的法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呢？
法的强制力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首先，在原始习惯法产生的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习惯法产生于血缘家族之后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主要靠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其次，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和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再次，随着国家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阶级对抗社会的法能够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就越多”.
法的实施之所以要以强制力为后盾，国家法之所以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乃是因为法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必然会触犯一定社会主体的某些既得的或预期的社会利益，从而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抵触甚至反对。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法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由于法律由国家创制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权威性。

❹ 法起源于物的争议

争议是：法是人格化的超人类力量的创造物，各种各样的神为人类创造法，还是认为法是暴力斗争的结果，是暴力统治的产物。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到底要将中国古代法的原点选在何处？同许多大陆文明一样。它的法制更加强调等级，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制。这有异于一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虽经反复，但终究选择了民主。

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文明体系不断碰撞，以中华法系的崩溃而告终。这应该就是中华法系的原点，其实也是大多大陆文明的原点。

原始社会究竟有无法律，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

由于某些原因，我国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制定法来进行，法是随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只有国家才有资格制定法律，原始社会无法等等，这些观点已被我国法学界奉为不易之正宗，写进了教科书， 传授给学生。

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由心灵“正、反、合”的“对反、重复、超越”原则支配，这是辩证法。费尔巴哈则提出“唯物质才是真实”的世界观，这是唯物主义。马克思结合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学说而创造出“唯物辩证法” 。

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及其与法的本质学说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和对应的关系，如神创说就与法的本质的神意论观点一致，是神学法学的主要内容；契约说则是自然法学派的观点，与法的本质的理性论观点紧密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❺ 法律经济学起源

法律经济学是近4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战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世界顶级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当代法律经济学的诞生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中包括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芝加哥大学教授亚伦·戴雷科特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以及当代法律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等等。

知识点延伸：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来看，法律经济学已明确将自己定位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用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学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管制的领域，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W·赫希曾指出：“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者对法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构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这一点，甚至连法律经济学中的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麦乐怡就一针见血地说，“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

❻ 谁能帮我介绍一下从中古时期至18世纪期间的法社会学思想

古代社会
（一）古希腊时期
关于人、国家和法的联系的的思想，最早可以见诸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批哲学家的理论中。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主张人们应当遵守法律、守护法律，用法律武装与巩固自己的城邦。为此他曾经表示“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 表达了法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德谟克利特认为法律为控制国家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颁布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某些威胁社会和谐的人。
智者学派提出社会秩序盖由人为而非神创，“国家……是个人意志直接表示，是人们互相缔结的契约的产物……国家和法是人们用来保障自己权利的人为的设施”。 智者的这一观点可说是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的社会契约论。 智者学派的普罗塔哥拉则从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出发，把政治、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归结为人的自保的要求和技术、功能的目的。
在方法论上，柏拉图开创了整体主义社会分析模式的先河，他把政治社会看作是一个由分工而组成的功能互补的系统。他认为城邦起源于分工，分工又是基于人们相互需要及内在能力的差异，人们只能做适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不相互僭越才是正义的，而“立法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 柏拉图提出立法应遵循整体美德原则，也就是正义。正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在国家中执行最 职务， 也就是使人按本性特点从事职务，从而达到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受干扰，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都认为国家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但亚里斯多德又被称为网络全书式的思想家，所以在论及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亚里斯多德所探索的领域较前人更为丰富。首先，他把正义分为“平均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平均的正义”指的是所有权思想，“分配的正义”指的是赏罚思想，而他的法律观就是基于这种正义论的基础上，这样他就为民刑法的划分和以后的公私法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亚里斯多德推崇建立共和政体。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政体中，由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执政，统治权才不会由个人所把持，而只能寄望于法律的统治。在这里，亚里斯多德表述了他的法治优于人治的观点，为法治学说做了开创性的贡献。再有，亚里斯多德也论说了一系列影响法律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他认为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所制定的，只有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才是正义的。 他还论述了了地理和人口因素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律就是某种秩序，而如果疆域过大，人口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 这种把地理因素可以影响政治生活的观点，对后来的孟德斯鸠有很大的影响。
伊壁鸠鲁也提出了他的法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契约论和个人主义基础的政治哲学之上。区别于智者学派的契约论的设想，伊壁鸠鲁第一次从理论体系上系统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打开了此后西方政治思想中契约论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家与法乃是作为有利于人际交往的的一种契约而产生， 社会上自私个人为防止彼此的损害而妥协的产物。 他还把法的公正与人的利益权衡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法的公正与否只以人们相互交往的利益为转移，一旦法的制定和实施被证明是不利于人们交往的利益，那它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二）古罗马时期
尽管罗马法学家普遍秉承的是自然法学说，但他们中许多人以此为前提推导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平等观。在古罗马的政治思想家中，西赛罗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确立了“真正的法律是和自然一致的正确的理性”的思想。以此自然法思想为出发点，他认为，不论人的社会地位是如何的不同，却都是与上帝共享理性的公民，所有人都服从同一个普遍的、人神具有的法，因而在自然法之下，人类必然一律平等，这就突破了亚里斯多德认为只有在同等人之间才才存在平等的观点。乌尔比安也认为，奴隶制度违反自然，提出在理性上解放奴隶的主张。罗马法学家还认为，政治权力根源于人民，法律之所以有效力也是由于人民参政的结果；现实的罗马帝国皇帝集大权于一身是由于人民已经将权力让渡给皇帝。
（三）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的法律思想是一种基督教神权政治的法律思想，同时神法与人法的划分又说明了它是一种自然法思想。奥古斯丁从原罪论的人性论出发，把人类行动盲目性与自然欲望的力量联系起来，认为法律（人法）是为了对付人性堕落的情况而依据神意惩治和救济罪犯的手段。 人法的产生是人类原罪的产物。奥古斯丁还指出，人法是维护和平和秩序的一种手段，它通过对犯罪的惩罚来维护和平和秩序。 阿奎那则把从公共利益为目的视为人法和法与否的根据 ，尽管这只是阿奎那为其等级秩序的法律观辩护的论据。
文艺复兴时期通常是指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三个多世纪。这时期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最终摧毁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反对神学的旗帜下，一些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以写作《君主论》而著名的马基雅维利，以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现实，注重人的心理活动。他认为现世的人都只是自私的动物，他们只注重符合符合自身的功利，人性都侧重于恶，所以在世人面前谈道德尊严丝毫没有意义。以此为据，他推导出法治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性，他认为完善的法律是公民爱国美德的源泉，“政府保持稳定的首要条件也在于法治”；君主在日常政务中也必须以法为处事依据，“君主如不受法律的约束，那会比同样情况下的人民更不文雅，反复无常和轻率”。
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同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也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莫尔认为，理想国家的法因为简单才显得公正，“一切法律的颁布，仅仅是为了使每个人记住自己的职责”， 只有简明，才能为每个人掌握，而只有人人精通法律的情况下，才不会有人可以利用法律欺压其他人的现象发生。

❼ 理解社会学的起源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随着理性的实验科学在欧洲的兴起,在用科学的精神认识社会问题上,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然主义、客观主义思潮相对立的“理解”的传统。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G.B.维科在《新科学》中，已提到关于自然界的科学和人类理解自身产生的“历史科学”的区分。他的这一思想在18～19世纪的社会科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一时期关于理解的论述包含两个基本观点：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与历史的、理解的方法之间作出区分；强调历史的、理解的方法在社会认识上的真理性，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可疑性、假设性。

❽ 司考法理学中什么是法的起源

1.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1）神创说。即法是由神创造的，如自然法、神法，人定法源于自然法，或是从神法派生出来的。
①在西塞罗看来，作为最高理性的自然法来自神的理性，人定法源于自然法。
②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来源于上帝永远的正义和永恒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从神法，是从神法派生出来的。
③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认识，如认为法源于天。
（2）暴力说。即法是暴力斗争的产物。如中国法家代表韩非子认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有斗争有暴力才需要解决冲突的规则。
（3）契约说。该说认为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有一个自然状态，无国家无法律，但存在一些危及人类发展的因素，人们为了安全，为了进一步的发展，相互缔结契约，放弃部分自然权利，从而进入了政治社会，该契约就是法律。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者大部分都持此说。
（4）发展说。该说认为，法是人类物质、精神或历史传统演化发展的结果。
①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发展到自然界阶段，才有了人类，人类精神的发展产生法。
②民族精神论者提出法来自民族的精神或历史传统。
（5）合理管理说。许多法社会学者持此观点，认为一个群体的法律秩序，是基于合理性管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塞尔茨尼克。
2.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的学说
（1）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在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形态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它们与阶级社会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❾ 在西方,法学最早起源于哪里

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教育和法学学派 ，第一次出现了法学著作。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最早的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西方法学著作。

到中世纪中期和后期，出现了一种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学，即自12～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以及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个法学流派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 ，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9)法社会学的起源扩展阅读

法学大类包括：法学类、监所管理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社会学类、民族宗教类、政治学类、公安学类等。

1、法学类

法学，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诉讼法，法律，国际法，刑事司法，律师，涉外法律，经济法律事务，公安法制，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法律硕士，法律实务。

2、监所管理类

监狱学，犯罪学，狱政管理，刑事执行，劳教管理，罪犯管教，罪犯教育，矫正教育学，罪犯心理矫治，涉毒人员矫治，司法管理，民事执行，行政执行，监狱管理，刑事侦查技术，司法鉴定技术，安全防范技术，应用法制心理技术，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毒品犯罪矫治。

3、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❿ 社会学起源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社会学”一词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创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他用“社会物理学”来称呼这个新的学科。他的贡献主要是他使得社会科学终于脱离了人文领域。他的社会学理念是典型18世纪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一致地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可以抓着这个阶段，它就可以为社会病开出有效的药方。
2、科学与数学：
社会学家研究时常常分析群体，如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及商业组织。他们研究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跟踪源头及发展过程、分析群体活动对各个成员的影响。社会 学家关心社会群体的特征、群体间或成员间的互动影响及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种族）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效果。这些社会研究结果能够协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员、社工等解决社会问题并制定公共政策。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有多项专长，例如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种族关系、教育、家庭、社会心理学、城市、农村、政治及比较社会学、性别角色及关系、人口地理学、老年学、犯罪心理学及社会学应用。
今天，社会学研究人类组织、社会群体、社会互动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较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对其它科学带来额外的需求，这对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社会学朝着微社会结构发展，例如：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及家庭。因为有很多罪案发生、家庭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急需要社会学来寻找解决方法。
社会学家透过量性研究来研究社会关系以预测社会变动。他们希望透过质性研究，如面谈及小组讨论，对社会运作有更深入的理解。有些社会学家正辩论着从中作出平衡填补两者之间的空隙。例如：量性研究描述大型社会现象而质性研究描述个人如何理解大型社会现象。
社会学之间：
在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对人类学作出了贡献。要留意一点的是人类学家都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今天社会学及人类学主要分别在于研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对象。
社会生物学是综合社会学及生物学的一门新科学。虽然它很快获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争论的地方因为它尝试使用进化及生物过程来解释社会行为及结构。社会生物学家常被社会学家批评过份倚赖基因对行为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家却说在自然之间和哺育存在一个复杂关系。故此社会生物学跟人类学、动物学、进化心理学有密切关系。这仍然是其他科学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社会生物学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会学来研究非人类社会。
社会学跟社会心理学有关系，前者关心社会结构，后者关心社会行为。
3、社会学涵义：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客观事实：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主观事实：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学科。主要有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agency）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因此社会学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下。
社会学在研究题材上或研究法则上均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传统研究对象包括了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越轨行为等，而采取的模式则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由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社会结构、个体机构的影响下塑造而成，所以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学进一步扩大其研究重点至其他相关科目，例如医疗、军事或刑事制度、互联网等，甚至是例如科学知识发展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一类的课题。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方法（social scientific methods）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20世纪中叶以来多样化的语言、文化转变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具诠释性、哲学性的社会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