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法构建和谐社会

⑴ 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美好、和谐的社会，始终是全人类追求的梦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清楚地表明执政党抓住了解决当前社会转型期种种矛盾和问题的突破口。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也指出，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所谓法冶，即“法律的统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发达的政治文明和先进的治国方式，它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法冶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法律的具体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古希腊政治学家柏拉图曾提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而体现正义的法治，按照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的说法就是“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一个对社会生活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必须服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变革、经久不变与变化无常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始终以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的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石，失去这个基石，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秩序便会荡然不存，人类就会倒退到类人猿的初始社会中。
二、 法治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文明的社会。如果说物质文明建设体现了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不懈追求，精神文明建设体现了人们对主观精神世界的追求的话，政治文明建设则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三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我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徐显明曾指出：“文明的最主要标志是社会法治化。其中所有的人都能有尊严地进行生活和交往，尊重人、爱护人和无差别地对待入的观念和行为成为社会主流道德，这种文明依赖于法治状态下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没有法冶，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
三、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和谐社会的纲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最为清楚地表明执政党抓住了当前社会种种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入手处。
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应当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
法冶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法治另一层重要的含义是，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法律支持。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会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
法治政府，恰；哈就是权力有限的政府。在法治政府下，民众自由地创造财富，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民众又可以自愿合作起来治理自己的大部分事务。至于政府，则一方面为市场和社会的发育提供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弥补这两者的不足，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政策，支持民众的自我治理。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探究以民主来约束政府行为之道，必须探索以司法改革为民众提供法律救助之道。
四、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要素，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法治的秩序，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治的权威，从而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在法治原则下，一切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离开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是没有根据和效力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主体的诉求需要充分表达，使各级政府面临着大量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为此，要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以法治精神为基本理念，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个体的生活幸福为终极目的。

⑵ 怎么学习法理学

法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很多同学认为它太抽象,不容易懂,没有好的有效的学习方法。下面谈一下我对法理学的一些认识和对学习方法的一点思考。 (一)理论性很强的书,必然会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就像一棵大树,零散的知识点是树枝和树叶,而线索则是树干,把各个条目和知识点贯穿起来,使其系统、完整。法理学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概括出法理学的线索为：法的本体，法的运行，法的演进，法与社会。有了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构建一个提纲似的框架，有针对性的理解和记忆。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当你慢慢地完成框架的构建和枝叶的修饰，你会觉得法理学的学习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二）人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在这里法理学是理论，那么什么是实践呢？我认为，大量具体的法律规范条文、日常生活中的案例事件及每天都在上演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作为实际。如果觉得理论像难啃的骨头，那就不必为了啃骨头而啃骨头，何不多关注一些实际，反过头来从实际中概括和提炼出法理理论所体现的方方面面——山不一定必从正面翻越，盘山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处有很多，既可以加深对法理理论的记忆和感知，又可以培养你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你的法律素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习目的。 以上两点不成文的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给对法理学困惑的朋友们一点启迪。

⑶ 构建和谐社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什么意义关于法理学第五章的问题

对我国国民文明素质是紧密联系的；是不可分开的,是提高工民的思想道德的

⑷ 法理学论述: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人治是和谐社会的敌人。法治的基础是宪政，宪政的基础是人民的选择权的确立，选择权的基础是多党竞争。打破垄断，还人民的选择权，还权于国，打破党国不分的一党窃权制度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⑸ 法理学的三大法理流派的基本观点

（1）、自然法学派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关于法的本质。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

其四，法律及其观念应当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

归纳而言，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论如天空之流云，绮丽却飘渺，它宣言法的未来，但无力构筑通达未来现实的路径。更令人忧虑的是，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还有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

（2）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主要观点是：

其一，着力分析真正的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国家法”，而不是什么自然法，由于这种法律能为经验所感知和真实存在着，因而也叫实在法或实证法。至于其他所谓的“法”，如自然规律、自然法、荣誉法则，只是有比喻意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不值得研究。

其二，实在法或国家法是由法律规则构成的，是一个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的体系。

其三，法律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技术性和工具性的东西。至于政治道德等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法律并无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对法进行评价，即不存在什么道义与不道义、良与恶的问题。“恶法是法”。

其四，一个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好的法律规则体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规则体系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为宗旨的，执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规则就可以审理各种案件，也就是说，执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机器，不应当有任何的自由裁决权。

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指导下，西方社会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法律规则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在西方法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完成了对自然法学这一纯思辩、理想的批判和清算。它运用实证的方法，否定了那种不可捉摸、虚无缥渺的“自然法”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法学的进步。正是从奥斯丁开始，法学研究重心才开始从法律的外部关系，如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道德等方面，转移到法律的内部结构、范畴体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因而，这种研究方法，对法学研究、对法学家们的思维方式有启迪作用，开创了法学研究的新领域。

但如果将法律仅停留在作实证的分析，不研究法的理想和正义，割断法律与道德和社会的关系，主张“恶法亦法”，这对法律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有可能发生法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法的暴政与专制。法律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旦法律“理性”的面纱被撕去，法律前景就极为可悲和可怕。法律一旦脱离了价值判断的领域，仅作形而下的理解，法律的社会意义也大为逊色。因为这种方法，无助于人们培养对法律的感情，法律就会僵死，就会变成支离破碎，就会失去了它的神圣性与可爱，从而使法律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去源头的活水而趋于枯竭。它的最可怕的结果是最终导致法学走上极端形式主义的道路，使具有丰富内容和极大活力的法律变成了一套单调、死板、枯燥和毫无生机的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范畴的堆砌，把活生生的法律概念、范畴变成了纯逻辑的推理和演绎，在面临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时，难以提出多样化的法律方案。

（3）、社会法学派的主要观点

社会法学派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引进到法学领域，在社会中研究法律，并通过法律研究社会，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

其一，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真正有效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立法中的秩序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

其二，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并非一定由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所制定和实施，在没有国家的时候和地方也存在着法律。

其三，法律绝非仅仅是规则的体系，而是由规则、原则、政策多种复杂的要素构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单纯的一种规则。

其四，法律不仅是一个规则体系，还是一项过程和事业。

社会法学派的观点，表明了他们坚持在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以法的实际运作为对象，目的是揭示法产生于社会之中，消解彼此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而且，他们把法律置于整个社会之中，分析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诸因素对于法及其运作的作用和影响。应当说，法律社会学有助于对法的外延的理解，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⑹ 大家踊跃回答啊！问大家一个有关法理学的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该是秩序优先还是正义

同学，我不知道是你们的什么科目，如果是马哲之类的课程，那么应该回答秩序优先，因为没有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没有党的绝对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很难取得成功。如果是法律类或是历史类课程，应该回答正义优先。因为恶法非法，现代社会，人民越来越要求人性的回归和自由的进化，没有正义，任何秩序都是非法的，不光没有意义，还要被推翻。

⑺ 法理学在我国是怎么样发展的

从早年受前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更新，到20世纪90年代的法理学范式转换，再到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文化自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时下正在逐步形成、更新、发展和成熟。近年来，学界围绕权利、法治与社会和谐及科学发展、法治与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行政与社会主义宪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法理学学科发展概况

法理学是研究法的一般理论的基础学科。它为法制建设和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指导，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在法律科学的发展史上，法理学一直是一门处于“龙头”地位的传统学科。

法理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关于法的存在、概念、进化、结构、运作以及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原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法理学的研究重点、表现形式和发展水平有所不同。总的看来，法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时期较长。西方法理学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了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法学共存相处的局面，并有历史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法人类学、批判法学等多种流派。西方法理学在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拥有一批世界性的经典论著，对当代各国法理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西方法理学继续沿着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道路发展，在深化人权、法治、宪政、法的概念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呈现出跨学科和某些“后现代”的特点，兴起了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学等新的学术研究运动。与此同时，法理学在国际法领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

我国法理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法理思想，对于法的缘起、特征、作用等形成了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理解和阐释。总体上，我国古代法理思想受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学影响较大，还没有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法理学。自19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运用新的观点、术语和方法探讨法的一般理论，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法理学在名称上经历了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到“法理学”的变化过程，法理学研究不断更新和发展，学科体系也逐渐丰满和完善。

建国初期，法理学研究者积极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若干原理、原则，建立了关于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历史类型、发展规律、法的制定和实施、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基本理论。当时的法理学研究受到原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体系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到现在，法理学经历了恢复、更新和发展深化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尤为迅速。除继续深入研究法的基本理论外，我国法理学者还先后着重讨论了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立法体制、法律文化、法律发展、人权、权利与义务、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公法与私法、法治与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宪政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西方法理学和中国历史上的法理学说也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和讨论，一方面，更新了观念，提高了认识，为引导、论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些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推动法理学研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有中国风格的独立学科体系，奠定和巩固了法理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来，如同我国社会的发展一样，法理学也处在不断变革过程中，从早年受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更新，到20世纪90年代的法理学范式转换，再到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文化自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正在逐步形成、更新、发展和成熟。近些年，关于我国法理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研讨也是法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论著、评论和会议都比较多。

1．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和建设

2004年4月，中央召开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编写全国通用的《法理学》教材也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200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理学》教材的编写提纲基本确定。提纲的内容包括了法的概念和本质，法的产生、发展和历史类型，法的价值、渊源和效力，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技术，法理学的对象、历史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法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从内容上看，《法理学》教材的提纲既涉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原理，也吸纳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理学的研究成果，还与现实的法律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联系紧密，体现出用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特点。目前，《法理学》教材正处于编写阶段，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大型课题也正在展开。

2.文化自觉与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

在自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一直遭受着强烈的贬抑和批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现代化是以摧残和破坏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在一种视中国文化为“前现代文化”、“落后文化”的扭曲文化观的支配下，我国学术在话语权上较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和失语境地，以致中国法学一度被人评价为“幼稚的”。近些年来，文化自觉以及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更趋明显．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主体自觉”。放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下看，大体可以说，中国法理学正在逐渐从前苏联国家学说乃至西方法理学的支配和影响中挣脱出来，努力寻求和开拓自己的主体性。在这种趋势下，学者们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在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寻求着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国内一些学者日渐自觉地沿着中国文化的理路开拓我国的法理学、研讨我国的法理学问题。这种趋势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2004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多处提到“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民族文化”；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由此看，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彰显与全国范围的文化自觉是正相契合的。

3.我国法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

在一些学者强调文化自觉和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了我国法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近些年来，法理学界加强了对法律职业的研究，一些学者主张构建“法学家的法理学”，并强调法理学者要有法律专家的“法学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与这种对法律性的强调略有不同，有学者突现出法律的政治性，也有学者力图把国家和政治重新纳入法理学思考的中心，提出从“法律人的法理学”到“立法者的法理学”的转向。从发展趋势看，法理学今后可能会受到政治哲学的更大影响，随着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近年来在学界呈兴起态势，法律与政治哲学、法律与社会理论将成为重要而前沿的学术领域。我国法理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社会科学方法、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应用。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学术也在发生从传统人文科学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向，今后有必要推动和加强我国法学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方法对我国法学的确显得必要。这十年多来，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也一直是一些法理学者的努力方向。不过，强调社会科学的运用并不必定意味着人文学科的衰落，对中国法理学而言，如同社会学方法需要补充和加强一样，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其实也亟待加强。因此，也有学者提醒学界要适当注意社会科学方法应用的限度，避免社会科学方法最终沦为一种学术“修饰”。

把世界因素和中国因素放在现代化进程中综合起来看，我国法理学现阶段大体面临着三个大的问题。一是推进和反思现代化问题。现代化带来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因此，西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思现代化。对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在进一步拓展关于权利、法治、民主政治等的研究的同时，我国法理学也需要对一些现代法学概念和传统文化概念从基础理论层面作更深的考量，未雨绸缪地考虑“现代之后”的问题。二是全球化问题。从“现代化”理论，发展到“世界体系”理论，再发展到“全球化”理论，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也体现了权力关系在全球的新变化。法律与全球化是我国法理学目前面临的一个前沿问题。从西方法理学看，法律与后现代主义以及法律与全球化理论目前也是比较前沿的理论问题。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大国，有着久远的中华文化，然而，传统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遭到巨大摧残和激荡。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中国文化，突显法理学的中国风范、中国气派，可谓中国法理学的一项紧要任务。

重大问题研究

1.权利理论

权利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最耀眼的政治和法律现象之一，至今，人权成了支撑世界舞台的重要支柱之一，也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和法律实践的一个共同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范式上，一些学者倡导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权利本位”，并强调以权利和义务这对范畴来重构我国的法学理论。目前，权利已成为我国法理学的一个主导性论题。

法学界近几年有关权利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涉及内容广泛，而且更新、更具体。例如，有些学者研究了结社权、学术自由权、环境权、权利救济以及“动物的权利”、“自然的权利”等。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权利理论，其中诸如动植物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等概念，对于权利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这种提法本身是否足以成立仍需要深入而细致的论证。二是在理论上有所深化和提升。如果说权利最初在我国法学界的提出多少带有一定的热情和意气，那么，要进一步使权利在我国政治和法律领域根深叶茂，维护和巩固权利的重要地位则还需要更深厚、细密的理论论证。有些学者对“自然权利”提出批评，认为人权源于人的天性、德性和理性，也源于人的社会属性。而有学者则认为，我国传统思想已发育出天赋权利的要素，但讲治者以民为本较多，讲民之所本较少，而且缺乏应有的抽象概念，更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因此，要实现民从他本到自本的转变，在理论上把民权贯通于天道人性，在实践中把民权落实于制度程序，倡导民权的制度规范主义。有学者提到，权利实现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法律途径，二是社会途径。有学者分析了现代社会中人权与德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注意“现代权利话语”与“现实利益话语”的协调，也要注意“现代权利话语”与“传统德性话语”的协调。此外，法学界也一直持续着关于权利概念、权利冲突等问题的研讨。总体上看，尽管近几年有关权利的论著很多，但有些权利基本理论，如权利的道德基础等，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2．法治理论

从近年来的研讨看，法治仍然是我国法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与现实相联系。关于法治的理论讨论涉及一些新的内容，呈现出新的动向。

第一，法治与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与坚持科学发展是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对于法治建设及其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从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历史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忽视乃至严重破坏法制的情况；到70年代末，经过拨乱反正，法制得到重视和加强；到90年代中后期，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被确立起来，法制建设从此进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法略的新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重视和加强法制是对忽视和破坏法制的纠正，实行依法治国则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观的发展和深化。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提出，进一步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法治理论研究指出了新的价值导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要求既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品质要求，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外提出了与人本身密切相关的一些价值要素。这些为从目的论和价值论上更深入地思考法治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二，法治与民主。为纪念依法治国十周年，法学界于2007年度再次就法治展开了深入的理论研讨。在这些研讨中，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推行法治是否必须与之相应地推进民主？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与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主的普适性的质疑有着重要联系。一些学者否定民主具有普适价值，还有一些学者以民主实践的某些弊病，如带来暴政、导致腐败、不利稳定等对民主提出了批评。受这些声音的影响，一些学者将法治与民主对立起来，或者，将法治与民主视为两条并不相干的路径，认为法治与民主并无必然联系，历史上存在着没有民主的法治，我国应该走法治之路，而不应走民主之路。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以法治统合民主，先法治后民主，或者，缓行民主，强调民主政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特别是在法制的约束下有序展开。针对这些看法，一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有法制但无民主政制，致使法律成为治民的有力工具，而难以成为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建国后一段时期，我国曾出现抛开法制搞民主的做法，致使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鉴于这些离开民主搞法制、抛开法制搞民主的经验教训，有学者强调民主与法治应该结合起来，共同推进，相辅相成。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近两年来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和特征、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具体要求等作了讨论，一些理论刊物发表了一些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研讨和长篇论文。目前，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些大型课题也正在展开。

3.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宪政

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宪政是关于依法治国的深入研究必定要触及的两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探求依法执政的规律和原理是法理学近年来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如果说依法治国更多地涉及政治权力与法律在国家层面的关系问题，那么，依法执政则更多地涉及政党活动、国家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同人民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比公民、国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一样，政党、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要比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依法执政日渐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政党执政、政党领导等概念作了辨析，一些会议也对依法执政的某些方面作了研讨，但关于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政党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以及执政、行政、政治、法律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一些涉及依法执政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仍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近几年关于依法治国的讨论中，另一个时常被一些学者作为法治发展目标强调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政。在谈到宪法和法律改革时，有学者循着世界宪法史的经验，指出了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再到“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还有学者结合建国以来的法制历程，认为我国法制建设经历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阶段，以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阶段，目前则正在进入宪政这一法治发展的高级阶段。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能够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更具包容性、更具解释力、与国际通行讲法更接近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宪政。也有学者认为，法治中的“法”实际上已经包含有宪法，所谓宪治、宪政其实已经包含在法治概念之中；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有了宪法和法律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宪政和法治，宪政比法治包含有更为深厚的内涵，对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有更高的要求。

我国法理学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在世界法学大背景下，摆脱苏联或者欧美法律理论的主导，开创具有世界和历史意义的中国法理学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中国法理学在对外交往中的平等对话能力仍待加强，对外交往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与西方法学资源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弱；高深通透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显不够，深入实际的实证研究也待加强等等。这些都是我国法理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

⑻ 法理学的重要意义或法理学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可以查阅的书籍有哪些

在法律科学中，法理学是基石，是最为主要的理论法学，构成了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方法论。在法学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中，法理学是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统领着法学的教学，既构成了法学阶梯的入门课程，又高于部门法学，成为法学的理论集大成学科。

作 者： 张文显
出 版 社： 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1
字 数： 554000
页 数： 452
开 本： 16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3669224
包 装： 平装

第一编 法学导论
第一章 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章 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章 法学的历史
第二编 法的起源与发展
第四章 法的起源
第五章 法的历史类型
第六章 法的发展
第七章 法治国家
第三编 法的本体
第八章 法的概念
第九章 法的要素
第十章 法的形式与效力
第十一章 法律体系
第十二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章 法律行为
第十四章 法律关系
第十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编 法的运行
第十六章 立法
第十七章 法的实施
第十八章 法律方法
第十九章 法律程序
第二十章 法律职业
第五编 法的作用和价值
第二十一章 法的作用
第二十二章 法的价值
第二十三章 法与人权
第二十四章 法与秩序
第二十五章 法与自由
第二十六章 法与效率
第二十七章 法与正义
第六编 法与社会
第二十八章 法与经济
第二十九章 法与政治
第三十章 法与科学技术
第三十一章 法与文化
第三十二章 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⑼ 论法律与道德对和谐社会的作用

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懂得，和谐社会，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和谐，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和谐。没有法律，或者有了法律却不被执行，社会的和谐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什么社会，不能一刻没有法律。“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P220）即便是在初民的生活里，也是有自己的幼稚而简单的法律，我们在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的埃德蒙斯·霍贝尔《初民的法律》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中世纪专制统治下，也不是没有法律的，而且法律制度极其严密残忍。至于现代，就更不要说的，每个文明国家，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的法律体系。为什么需要法律，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是有秩序的生存，而社会秩序不像自然秩序那样没有意识的成分，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发挥作用的。因此，必须要有法律来规范这个秩序。法律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反映，就好像科学是对自然运动规律的把握一样。也正因为此，我们对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很高的。没有统一的法制，战争接连不断，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生灵涂炭。结束战乱，统一国家，建立法制，恢复秩序，促进了社会发展，这样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所以，德国法学家伯恩·魏德士说：“在人类共同生活中，人们宁可容忍有问题的、不符合目的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公正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也不愿意看到完全失去法律控制（没有法律判断）的状态。在那些由于没有规则约束而发生混乱，并完全失去法律控制的地方就是这样。混乱有时比有组织的暴政更不人道，更难以容忍。”（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P42）
我们都知道，和谐不过是良好秩序的另外一种表述。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了秩序，社会怎么能够保持和谐。而秩序和法律，就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律的作用，首先是维护社会秩序。譬如市场经济从表面上看，比起计划经济来，好像很难保证有秩序的发展。因为，市场主体都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似乎缺乏安排。然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市场经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有秩序地发展着。并且，还有一整套反映了价值规律的完善的民商法体系，加以保护。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次是纠正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仍然以市场经济为例，这个体制运作过程中，一旦出现不良现象时，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地干预经济发展。这样的干预，就是法律的干预。很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反托拉斯行为，通过国会制定一系列反垄断法律，坚决有力地支解庞大的垄断企业，恢复正常竞争的秩序。他们绝对不会只看到被支解的企业的发展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着眼于社会整体和未来，很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约翰·谢尔曼指出：“既然我们不能赞同作为政治权力的国王存在，我们就不能赞同一个控制生产、运输和经销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国王的存在，既然我们不能屈从一个皇帝，我们也就不能屈从于一个阻碍竞争和固定了商品价格的皇帝。” 在他的力促下，议会出台了《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典型的反垄断案例是支解美孚石油公司案。1911年，最高法院判定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石油公涉嫌垄断，必须解散，并处以当时美国历史上最高昂的“罚款”——2924万美元。美国的经济体制如此具有优势，法治建设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可见，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经济如此，其他社会事业莫不如此。
自然，社会的和谐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如果说在过去的社会里，秩序离不开法律，那么，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要建设文明的和谐的社会，就离不开法治了。法治，是法律历史从用法治人的法制发展到用法治权的成果。在当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良善的法律，并且被普遍地遵守，那它就是落后的国家。我们看一下那些强大的国家，哪一个不是法治文明的社会；而贫困的国度里，良好的秩序常常得不到保证，社会管理混乱，政局不够稳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从法律的角度讲，就是法治没有建设起来。关于这点，毛主席是老早就讲过的，据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前苏联是军事强国，但绝对不是富国。笔者注），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比如，国家领导人的接替交换是一件重大政治事项，法治缺失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常常酿成社会不和谐的悲剧，军事政变是一个极端的表现。而法治健全的国家，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小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时，选票的绝对数不及戈尔，但选举人票略胜一筹。于是，两位候选人闹得不可开交。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来却用法律手段顺利地加以解决了。可见，法治建设对于当代民主社会的和谐的重要性了。
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和谐。有了和谐，是因为有了法治。我们更要有这样一个高度的认识，破坏法治，就是破坏和谐。这，难道是上纲上线的极“左”之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