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

㈠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则
强调全球各类国家开展全面合作。特别是强调南北合作，以共谋发展，这是始终贯串于《宣言》、《纲领》和《宪章》中的一条主线。 ：南北合作
当代国际社会各类成员之间，存在着许多对矛盾与合作的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北北关系”。
在这许多对矛盾与合作的关系之中，南北关系是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第一，南北之间的矛盾与合作关系是全球性的，牵动和决定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全局和全貌。第二，南北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渊源。第三，当代南北双方在经济上的利害冲突是极其尖锐的，双方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关系也是最为密切的。简言之，南北矛盾已上升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南北矛盾的根源在于世界财富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力图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起而抗争，力图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南北合作的根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极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补益关系双方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对方，或与对方长期处在严重对抗的地位，而又不作任何妥协退让，势必造成生产的严重萎缩和破坏，导致现实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南北合作问题总是伴随着南北矛盾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已被国际社会的一切政坛和论坛列为同等重要的议事日程和谈判主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同等重视。
但是，要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南北合作，阻力颇大。相对而言，第二世界各国的政、法界人士中，也出现了一些能够比较冷静地正视南北互相依存现实的明智人士。他们意识到继续缰硬地全盘否定第三世界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破旧立新的正当要求，强行维护甚至加剧国际上贫富悬殊的现状，归根到底，对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很不利的。
在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下，在第二世界部分国家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的现实考虑下，南北两大类型家的对话和合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首推1975年至1989年先后签订的四个《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的全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在当前的南北关系中，是最大的经济贸易集团，缔约成员国已达80个。
1975年2月，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会同属于第二世界的欧洲共同体9个国家，在西非国家多哥的首都洛美签订了贸易和经济协定，通称第一个《洛美协定》。1979年签订了第二个《洛美协定》；1984年签订第三个《洛美协定》；1989年签订第四个《洛美协定》。综观上述四个《洛美协定》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是有生命力的。它表现在：
第一，实施协定15年来，参加缔约的南北两大类国家总数不断增加，从55国逐步递增至80国。
第二，南北合作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欧洲共同体向非加大地区国家提供的优惠条件，从总体上说，都有所改善。
第三，每次续订协定的谈判，都是历经艰难，最后总能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使南北合作有所前进的新协议。
第四，每一个新的南北协议，从总体上说，都更有利于双方在各个领域谋求更全面的全作，建立更稳定、更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
但是，《洛美协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北双方之间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经济关系：
第一，在两类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等价交换；
第二，关税上普惠待遇往往伴随着种种非关税壁垒的重重限制；
第三，用以稳定非加太地区国家出口收入的补贴和给予这些国家的财政援助，相对于这些积贫积弱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说来，差距仍然很大；
第四，《洛美协定》在实现南北合作、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方面，虽已取得初步的重要成果，但距离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目标，还有相当漫长、艰辛的路程。
三、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南南合作
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国际上通称为“南南合作”。这是一种新型的互济互助、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关系。
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都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南南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内在实质及实践效应，却与南北合作有重大的差异。
南北合作，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妥协，南南合作则是国际经济关系中被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弱者与弱者之间的互济，也是对弱肉强食规则的联合反抗。
南南合作的这种实质决定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效应，具有重大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的经济实力越大，它们对世界经济大政的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就越大，对某些在南北关系问题
上坚持僵硬立场和专横态度的发达强国，也就能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摆在首要地位。
第二，经济上过分领带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经济的发民彩为不利。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才是它们争取经济繁荣、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可靠途径。
第三，实行南南合作，把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就能够提高这些国家在南北对话、南北谈判中的地位，打破僵局，开辟改革旧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局面。
第四，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争端，如果处理不当，势必成为南南合作发展的障碍。但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有关各方面能够排除干扰，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耐心协商，就定能化解矛盾和纠纷，消除争端和分歧。
第五，南南合作，有助于推动南北谈判，改善南北关系，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南北经济合作，以实现全世界各类国家普遍的经济繁荣。

㈡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它构成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国家经济主权表现在国家对其全部财富和资源的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以及对经济活动的支配权等。

在内容上，该原则包括国家对其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权，以及国家有权决定对境内的外国资产实施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等。

2.平等互利原则。

平等互利原则指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应以平等的资格参与经济活动，并平等分享成果。平等互利是国际经济交往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其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

平等是实质上的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互利指不能只谋取本方的利益，而置其他各方的利益于不顾。平等互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最惠国待遇是平等互利原则的一个典型范例。

3.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

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指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并消除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以促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

依《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国际合作以谋求发展是所有国家的一致目标和共同义务。该原则首先强调的是承认和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就应加强各国间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当然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2)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扩展阅读:

就国际经济法中所包含的各国涉外经济法或民商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处在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众多弱小民族，或根本没有立法权，或只有形式上的立法权。

二战结束后数十年来，被压迫弱小民族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陆续胜利，众多新主权国家相继兴起，逐渐形成了第三世界，开始有了独立的国内立法权。尽管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有着共同屈辱历史，共同斗争经历，共同现实处境，因而有关彻底改变这种现状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并且正在从事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共同斗争。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求和平共处的努力，当然会遇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各种阻力和障碍。因此，在当代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更新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争取平等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这乃是当代世界“南北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最近四五十年来“南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可以大体上归纳为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以及有约必守原则等四个方面，以下各节，分别予以阐述。

参考资料：网络-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㈢ 简述国际经济法在我国开放性经济建设的作用

（一）可以从法律上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好的法律环境。近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日益增多，认真学习、研究有关国际投资和国际融资等方面的法律，有利于我们签订好融资和其

他引进外资的合同，有利于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好的法律环境，从而更好地引进外资。
（二）可以从法律上保障引进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十分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而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专利、专有技术、许可证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引进方既要防止对自己不利的、不公平的限制性条款，又要遵守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而学习国际经济法，就可以使我们正确签订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可以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开展了国际租赁、三来一补、合作开采自然资源、土地批租、发行B股等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这些都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和各类涉外经济合同. 只有学好国际经济法，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经济建设。
（四）可以及时为我们合理处理涉外经济纠纷提供法律武器。在同各国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一些争议和纠纷. 这不仅涉及争议的实质问题及其法律规定，也涉及到按什么法律程序和规则去解决这些争议和纠纷；甚至还要考虑到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同外商谈判的原则和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我们的城市真正成为万商云集的国际都市。 （五）有利于我国涉外经济法制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的政策，很多经济贸易政策及其体制同国际惯例或国际习惯做法是不相一致的. 在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中，如果我们不仅善于总结和正确运用本国的法制建设经验，而且也善于从国际经济法角度，更多地和更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一些国际经济法原则和规则以及国际惯例，使我国的法规、政策及其通常的经济贸易做法尽快向公认的国际公约、国际惯例靠拢，这对于加快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尽快形成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㈣ 怎样用国际法解决一带一路中的问题

一、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但这一构想旨在通过通商和友好关系而非武力征服或殖民掠夺来实现，其应该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构想。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除了少数国家心存芥蒂，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成功筹建即为例证。这些积极态度表明，发展仍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主旋律，“一带一路”的构想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发展国际经贸关系离不开国际法。近代国际法始于欧洲基督教文明。当时的欧洲各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的完善，迫切要求利用海洋开展国际贸易，海洋自由论开始盛行，并最终导致公海自由原则的确立。
为了开展国际通商，美国还与不少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航行条约”，以此规定相互的权利、义务。这说明，国际经贸交往需要国际法，并依赖于国际法的保障。公海自由原则的提出和确立，对于促进欧美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年代，国际法包括公海自由等原则和制度，成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工具。这是另一个话题。国际经济法的诞生也能说明国际经贸发展离不开国际法。二战以后，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驱使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多边贸易体制，比如GATT 和WTO。由于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需要，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而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投资，都需要资本的支持，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应运而生。国际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出现。

㈤ 我国当代经济法律的特点是什么

【摘要】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有一定制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关键词】经济法;公法;私法;市场

【正文】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1]归纳起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是国家干预,二是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三是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2]从我国的改革看,我们是在认识和实践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使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变动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假如没有共同的规律和性质,经济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部门就很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如有合理的地方,这些合理的地方应该是共通的。

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相一致,是属于市场本位的一种认识。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于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法律干预方法就是这种性质,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利益集团的社会经济力量得以极大发展,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与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来取代市场自发机制——经济计划化。亚当·斯密所颂扬的处于完全竞争中的大量小单位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汇合的“无形之手”,让位于“有形之手”——即“国家之手”。这样的计划化意味着配备充分的法律手段,并使法律规则在计划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3]从而产生了崭新的第三类法律——经济法。[4]它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

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总体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作为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控制自由竞争。所以有学者说“经济法就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5]这不无道理。

对经济法实施统制,在本世纪后半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个人和企业方面以及在整个经济生活方面都有表现,经济政策的手段逐渐讲究起来,从“凯恩斯革命”起,经济学家就致力于对预算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收入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尤其明确提出了利用这些手段实现国家总目标的条件,充分利用资源、稳定物价,提高国民产值增长率。[6]

国家对经济的非系统化干预存在已久,但对经济的系统干预,则是在垄断产生之后,经济法是国家系统干预经济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与国家紧密相关。所以,作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纪至15世纪出现的商法。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本世纪以来,经济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7]法律秩序要发挥整个社会价值准则体系的作用,因为与单独的经济效率相比,社会价值准则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8]可以说,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谐一致的要求。[9]正是由于对社会法的需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法与法律之间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

二

第二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协调性质。国家在总体经济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如在总量控制、各方利益协调上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种认识。

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国家对经济的协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国改革初期,也就是我们提出计划为主、商品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这种对经济法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政府与市场在运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这种国家本位的对经济法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问题的。

按照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处于国家的计划的管理之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是整个社会“大工厂”的生产单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是处于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关经济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规。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是不需要经济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模式由于其僵化性而不断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经济的缺陷。由此,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在计划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场的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法都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经济法的产生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的产生是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后者是在完整的市场中加入国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计划中不断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场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都导致了经济法的出现和对经济法的强调。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一些本质上的特点。首先,经济法并不是以市场或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对经济的调整,经济法并不存在国家或是市场本位的问题。其次,经济法可以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国家垄断为主要内容,在原先是公法调整的领域逐渐加入或是加强私法的内容和力量。经济法的作用可以是扩大公法,也可以是扩大私法的功能。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特点。第三,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谓的国家协调的性质。是在形式上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市场经济有完整的私法体系和竞争市场,以及有深远的私法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逐渐加深和扩大。因此,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家逐渐进入和加强其作用,由此表现在经济法上就是国家的作用、公法逐渐侵蚀私法,也就是所谓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在GATT和WTO的努力下,国际市场急剧扩大,垄断在某一国家的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甚至是消除。国家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消极作用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些国家逐渐从市场中有条件或是无条件退出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内容,但若再将这些法律看成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合理了。而我国在现阶段,大量的经济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为了消减或是消除过分的政府力量在经济中的阻碍作用,经济法的性质或是理论却不能体现经济法的这一功能,这种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

第三种理论中经济法的调节性质是为了克服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过分强调。这种观点在国家的强调上低于第二种观点,但对国家的本位的观点仍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之所在。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当然是经济法的一个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经济法的性质,在我国的经济改革条件下,经济法的本位仍放在国家这一方面是不足的。认为经济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权利主体,以国家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而这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全能政府作用的转换不相一致,并没能达到政府职能转换的作用,因而,与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10]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法律性质的划分的意义是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内容,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对法律体系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而它的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它的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TO”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FROM”,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所要达到的是使二者关系是一种“FOR”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我们的经济法理论应该反映这种状况。

经济法是处于公法和私法交界处的一个部门,它是集中和综合的产物,它的统一性在于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经济活动。[11]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有具体特点的部门出现的,[12]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与全部传统法律规则并存的一项新法律,[13]是从其经济后果来看问题的法律。[14]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四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实现体制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我国法院系统规定1999年为执行年,这说明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大量的执行难问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职能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否则,政府职能的转换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一部分宪法的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宪政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而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那么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由于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则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WTO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何况一个体系不完整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国际经济谈判的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否则,无法在经济领域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WTO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WTO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被排除在WTO之外,不仅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将长期被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争端的解决机构,但是,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强,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15]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二个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美中WTO谈判之后,双方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法律环境,以及能获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这种环境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个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于外国人的标准。

WTO的文件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完整的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经济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文件,是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法,也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次机会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WTO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许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不可能在WTO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来进行规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法来完善和发展,应该讲,对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而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长期的工作,而且在我们的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是我们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是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会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停滞。

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在一个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的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构成一个含有WTO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一方面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是有困难的。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是艰巨的。二是如何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WTO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WTO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WTO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加入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注释】

[1]参见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以下。

[2]另外,还有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而仅仅是一种思考法律的方法。由于它否定了经济法作为一种独立规则存在,这种观点在国外比较流行。(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国内倒无这种论点,而且限于主题的关系,在此暂不作讨论。

[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5]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6]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7]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8]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9]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10] 参见沈敏荣:“政府、市场与经济法的定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1]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12]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页。

[1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1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15]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㈥ 一带一路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

期末考试考完了吗？祝你重修愉快。

㈦ 为了一带一路我国经济法理论应有何改变

为了一带一路我国经济法理论。要帮助和扶持弱小和经济落后的国家。带动他们和我们一起进步。

㈧ 山东政法大学与山东政法学院什么关系

只有山东政法学院 在济南历下区 ，没有山东政法大学．当然 山东政法学院的目标就是升内为山东政容法大学． 山东政法学院原是山东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在2007年正式升为山东政法学院. 先成为二本院校 ,有专科本科在校生.学校规模也不算大,住宿条件比较差些 教学还是不错的.

㈨ 国外有哪些著名的大学开设有国际经济法这门课程 回答的好，或者给的资料详实，我再加100分。

1、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以下简称“大学”）于1992年根据乌总统卡里莫夫的命令成立，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和提高乌世界经济、外交、国际经济关系、国际关系、国际法、国际新闻等方面专家的教育机构，依据乌国家宪法、教育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开展各项活动。大学校长由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卡米洛夫兼任，负责日常事务的为第一副校长（前外交部副部长）别克姆拉多夫。大学下设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法学院，共有学生1000余人。
国际法学院创建于1993年，下设六个系：（1）公民法系；（2）国家机构与法律系；（3）国际比较法系；（4）国际私法及人道主义法系；（5）国际经济法系；（6）国际法中的英语系。
2、华威大学
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又译：沃里克大学） 为英国的一所校园式大学，创建于1965年，现有超过17000名学生及4000多名教职人员，学生中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4000名的海外留学生。作为一所年轻的大学，华威大学在英国乃至全球都有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近年来一直都保持在全英前二十所顶尖高校的行列。
法律与商学

3、海德堡大学
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继布拉格和维也纳之后开设的第三所大学。十六世纪的下半叶，海德堡大学就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
海德堡大学(Ruprecht-Karls―University of Heidelberg)：法学系有法学、外国和国际私法与经济法、法学史、社会经济法、刑事法、财政税和德国与欧洲管理法等专业；
4、杜塞尔多夫大学
杜塞尔多夫大学，即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Düsseldorf）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塞尔多夫的一所国立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成立于1966年，由一所医学院发展而来，逐渐成为一所拥有医学、法律、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注册学生约18000人
杜塞尔多夫大学(University of Dusseldorf)法学系的经济法专业闻名全国。
5、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始建于1921年，具有悠久的历史.建校初期的校名为白俄罗斯国民经济学院。原苏联解体后改名为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该大学不仅是原苏联时期大型的经济类高等院校之一，而且是目前白俄罗斯共和国唯一的、大型的、配套齐全的经济高等学府。

对外经济法专业
6、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一所四年制私立大学，原名小李德兰斯坦福大学，由当时的参议员、加州铁路大王、曾任加州州长的老利兰斯坦福和夫人为纪念他们在意大利游历时染病而死的儿子于1885年创办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旧金山半岛圣弗朗西斯科城南约30英里的地带，1891年开始招生。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美第5名明星级大学，全美学术排名第一。2002年《美国新闻》公布了最新的全美研究生院排行，工程学院属全美第二，教育学院全美第二，商科研究生院更是高居第一，企业管理研究所和法律学院在美国数一数二，法学院在美国法学院排名中也一直位于前列。
7、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青藤盟校之一。学校创建于1740年，是美国第四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法学院 创建于1790年，是美国最早开设法学教育的大学之一。也是美国最负声誉的法学院之一
8、赫尔辛基大学
世界名牌大学—赫尔辛基大学是位于北欧芬兰的最高学府。1640年创建于芬兰古都土尔库，1828年迁至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藏书，一流的设备， 齐备的专业以及杰出的成就，闻名欧洲。它同时也是芬兰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高等学府，世界排名为第60位左右。
9、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
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始建于1796年，是苏格兰第三大大学，十九世纪以来逐步成为全英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它在500英亩的校址上建有67栋大楼，大学现有在读生22,000多名，共分五个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工程、自然科学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商学院。每年有50,000名学生就读于该大学(包括函授、短期课程、专业进修和夜校),这使它成为英国第一大提供研究生和教育的大学。斯特莱斯克莱德商学院享誉世界，在工程、通讯、法律、科技、生物科学和商科等领域尤为突出。
10、悉尼大学
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和最负盛名的大学，被称为“澳洲第一校”，在世界范围内亦是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该校创建于1850年，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悉尼，目前的在校学生达到40000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高校之一。

㈩ 一带一路涉及哪些国际经济法问题

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

“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

(10)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扩展阅读：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

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