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不真正连带责任

A. 合同法当中那些属于霸王条款

这个条款应该是双方协商后定下来的，不属于霸王条款吧，但是理论上包工头逃不掉连带责任的。

B. 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相关问题

1、可以是多种关系，如承揽

2、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不包括对他人造成侵权
3、看第三人与承揽人的关系而定，如是承揽关系，则由第三人承担。无论如何，不由定作人承担。

C. 请解释一下合同法中的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以及适用范围

一、关于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实际上也就是民法理论上讲的补充责任保证。补充责任保证包括代为履行的保证和代为赔偿损失的保证。代为履行的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要求债务人履行，如果债务人确实不能履行时，债权人才可要求保证人代替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如果保证人没有条件代替债务人按主合同标的履行，就需要以代为赔偿损失来履行保证义务。代为赔偿损失通常用金钱来进行，亦可由当事人协商选定以实物折价、财产权利转让等方式进行。我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对一般保证作出了明确规定。在这种保证中，保证人享有自己特有的抗辩权──先诉抗辩权（检索抗辩权）。所谓的先诉抗辩权，系指债权人先就债务人的财产已为强制执行而得不到满足时，才可请求保证人履行，否则保证人可拒绝履行。现代各国立法也都规定保证人享有此项权利，从而使保证人处于第二债务人的地位。一般来说，债权人向保证人请求履行，有四种方式：1、债权人必须证明已向主债务人实际执行而无效果，否则，保证人可行使抗辩权。旧中国的民法和瑞士的债务关系法均作了这样的规定。2、债权人必须对主债务人进行诉讼上或诉讼外的催告，否则，保证人可以拒绝履行，如奥地利民法；日本民法还规定，债权人向保证人请求履行前必须先向主债务人催告，催告后若保证人证明主债务人可以履行前，债权人必须对主债务人强制执行，否则，仍可拒绝履行。3、债权人必须向保证人出具证明可以向主债务人提出请求的文件，并将担保该请求的权利转交给保证人，才能请求保证人履行，如前苏联民法典。4、一些国家法律又规定，如果保证人抛弃先诉抗辩权；保证合同成立后，主债务人住所、营业所或居所有变更，致使债权人向其请求清偿发生困难；主债务人受破产宣告或根据情况推定对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仍不足清偿债务的，保证人不得提出先诉抗辩权，如德国民法典。我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也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⑴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⑵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⑶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代为履行特定标的比如代为供货、代为运输、代为保管、代为供电等，在实践中不多，也不太现实，归纳起来，还是以约定承担代为履行金钱义务或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保证居多。这是因为，经济合同多种多样，要求保证人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不仅要求保证人有必要的财产实力，而且必须具备特定的履约能力，如履行运输合同要有运输能力，履行工程承包合同或加工承揽合同还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设备等条件。如果要求保证人必须承担实际履行合同的责任，那么，保证人只能在具有履行该合同能力的单位中选择，这样势必将保证人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经济交往的开展，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不现实。比如在购销彩电合同中，保证人承诺供方向需方如约供应彩电，否则，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说这是典型的保证合同履行的担保，担保人将承担的是代为履行责任，然而，如果保证人是彩电生产企业，那么它的保证义务是能够完成的，但如果它是银行的话，银行又没有经营彩电的范围，就恐不能尽到这一保证责任。这时，在作有利于债权人──需方解释的前提下，就应当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解释为代为偿还金钱责任，或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此种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对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时，保证人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不论是代为履行或是赔偿损失的责任，均是一种补充责任，这是应当予以明确的。

二、关于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分别就同一债务对债权人承担全部清偿义务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因合同关系产生的债务，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时，债权人既可要求债务人清偿，也可要求保证人清偿。债务人和保证人对债权人履行债务并无顺序和主次之分的限制。债权人可以不问债务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或赔偿损失的能力。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加重了保证人的负担，对债权人却更加有利。就债务人的内部关系而言，各债务人可能依约定或依过错按份承担责任。就债务人的外部关系而言，各债务人对同一债务不分先后均负有全部清偿的义务，也就是说，债权人既可以向全体债务人主张债权，也可以向某一个或某几个债务人主张债权，各债务人不得以其内部另有约定对抗债权人。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属同一顺序的债务人，在具体承担实体责任时不分先后，谁有偿付能力谁先予偿付。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或主债务人具有履约能力并已开始实际履行时，债权人不能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只有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且主债务人以种种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偿付金钱义务时，债权人才可向保证人主张债权，此时主债权人既可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也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还可同时向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主张权利。比如甲公司为确保乙公司合同债权的实现，与乙公司签订一份担保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如丙公司不依约履行偿付义务，则由甲公司无条件偿付，并可单独诉讼。这种约定显然是连带责任保证，在合同到期丙公司不依约履行债务，或乙公司向丙公司主张债权，丙公司不予理睬或暂时无力归还的情况下，乙公司可直接向甲公司主张债权，并可就保证责任纠纷单独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异同

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以放弃先诉抗辩权为前提的。因此，是否具有先诉抗辩权，是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最重要区别；保证人代被保证人承担债务，则是两种保证的相同之处。当一般保证人放弃抗辩权或不得行使抗辩权时，一般保证实际也就转变成了连带责任保证。我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还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实践中，由于大量保证合同条款、内容笼统，保证承诺书过于简单，加之出具保证的当事人法制观念不强，难以做到文字严谨，所以出现保证责任约定不明确的相当多，比如有的仅在担保单位栏内加盖公章、只写保证偿还或写承担保证责任等，有的法院将其推断为一般保证，有的法院则将其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审判实践中的掌握很不一致。根据担保法规定和当前审判实践中掌握的基本原则，对保证当出现理解不一致时，应当作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也就是说，当保证责任约定不明时，应当将这种模糊的保证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以更加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D. 新修正的《劳动合同法》中；连带赔偿责任问题。

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劳务派遣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工单位专不应该去承担连带责任的属。毕竟派遣职工与派遣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之间只是用工关系。不是用工单位造成的损失，不应该由用工单位承担责任的。

E. 江平的民法学中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过错责任原则

三言二语说不清，慢慢说吧

一、你说的是二个领域里的责任归责原则。完全是二码事。

你说的江老民法一书我没看，老人家有没有错，我也不好评判。另外，归责原则也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只是民法在适用上的一种规则。

一般而言，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领域的通用原则，即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应当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合同领域是特殊领域，其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对于违反合同行为的认定，不需要你有过错，只要你违反合同的约定，你就要承担责任。这也叫严格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

当然，在侵权、合同领域，都还有其他原则作为补充的。

二、下面，先说说侵权领域的责任归责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指任何人因自身的过错（故意或过失）而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无过错，则无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过错责任原则。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该款是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作为一般条款，意味着：只要证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的要求，就足以令其承担过错侵权责任，除此以外，无须更多。

【例一】甲因出现重度中毒症状住院，乙医院对甲进行了当时医疗条件下所有可能的检查和诊断，依然不能查明病因，甲不治而亡。三年后，乙医院才得知，甲属于铊中毒，并且甲得病时，已有美国科学家发表科研论文，详细介绍铊中毒的诊断与治疗，但不为中国医疗界所知。1、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医疗过错，应判断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是否达到了当时医疗条件下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应当达到的行为标准。2、乙医院诊断和治疗行为符合前述表述，虽不能妙手回春，但不具有过失，不承担医疗过错责任。

2、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款规定了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

对过错推定应作如下理解：1、过错推定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它隶属于过错责任原则。2、过错推定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故：《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二款不能单独作为起诉的依据。3、对过错的证明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基础事实，推定加害人具有过错，由加害人对相反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加害人如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免责。4、加害人仅证明第三人具有过错，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能免责。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以下过错推定责任：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人身损害的，推定教育机构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38条）。

2、患者因下列情形之一遭受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a）违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b）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c）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侵权责任法》第58条）。

3、动物园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推定动物园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81条）。

4、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推定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具有过错（注意：建筑物倒塌适用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6条）。

5、堆放的物品倒塌致人损害的，推定堆放人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88条）。

6、林木折断致人损害的，推定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90条）。

7、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推定施工人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91条）。

【例一】李某到电影院找人，在一楼找寻未果，来到二楼，见一门虚掩，内有稀松人声，便贸然推门而入，不料此门为检修影院大厅天花板的入口，李某不明就里，踩破天花板，跌入影院，将观众张某砸成重伤。此例中：1、应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5条，由电影院承担过错推定责任。2、电影院即使证明李某具有过错，也应承担责任，因为电影院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例二】某野生动物公园为了安全起见，用高约8米的铁栅栏设置了坚固的防护网。不料一精神病患者于发病期间从外面攀爬至防护网内，被老虎伤害致死。1、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1条，动物承担过错推定责任。2、动物园如能证明以上事实，则表明其没有过错，免责。

（二）无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以下无过错责任：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2条）。

2、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

3、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5条）。

4、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为无过错责任。销售者具有过错的，承担最终责任；销售者无过错的，生产者承担最终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

5、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8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6、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5-68条）。

7、高度危险责任中，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高度危险物品的经营者、占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9－77条）。

8、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动物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8－80条；第82－84条）。

9、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6条）

10、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5条）。

11、因医疗产品致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与产品提供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为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9条）。

12、在道路上倾倒、堆放、遗撒妨碍通行物的，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9条）。

（三）法定补偿义务，即公平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一）公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

2、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

3、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4、不适用公平责任将导致显失公平的后果。

（二）公平责任的承担：

1、结合双方的财产状况以及受害人遭受损害的严重程度，由双方合理分担损害。

2、可以部分补偿，也可以全部补偿。

（三）《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三种适用公平责任的法定情形：

1、因见义勇为遭受损害（《侵权责任法》第23条）。

2、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陷入无意识或不受控制致人损害（《侵权责任法》第33条）。

3、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且加害人不明（《侵权责任法》第87条）。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例一】甲下夜班回家途中，发现有人抢劫工友乙，甲对乙暗恋已久，上前制止，抢劫未遂，抢劫者于逃窜前将甲刺成重伤。①甲遭受的损害由加害人承担责任，如果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充足，无公平责任的适用。②仅在加害人不能确定或者无力赔偿的情况下，才适用公平责任，由受益人（乙）对受害人（甲）的损害适当补偿。③见义勇为失败的，公平责任不因此受影响。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三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例二】小S患有梦游症，但自己并不知情，某夜，小S在梦游中侵入邻居大S家中，将大S打伤。此例中：①小S在给大S造成损害时无意识，无过错，小S不承担侵权责任；②应适用公平责任，由小S对大S适当补偿。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例四】某日，李某行走于北京市国税局楼下时，被某办公室扔下的一个烟灰缸砸伤，难以确定烟灰缸从那个办公室扔出。①《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适用有两个前提：第一，形成区分所有；第二，难以确定加害人。②此例中加害人能够确定（税务局拥有整栋楼房），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5条，税务局承担过错推定责任。

三、下面是合同领域的归责原则

合同领域主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客观责任原则，是指违反合同当事人无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的总则中予以明确规定，因而是合同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它在合同法中的适用具有普遍意义。

但我国合同责任实际上并非奉行单一的归责原则而是采用了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因而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尚有例外，在下列情形下不能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1、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

我国合同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主要发生在以下情形：

（1）无偿合同的场合。 由于在无偿合同中不发生对待给付的问题，因而对无利益一方的要求应该低一些，合同法对此类合同均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平衡二者利益。合同法第189条、第374条、第406 条对赠与合同、无偿保管合同、无偿委托合同都作了如是之规定。

（2）手段债务的场合。 所谓手段债务即债务人对债权人仅允诺将自己所具有的手段向债权人提供，而并不保证一定能达到某种结果，如医疗服务合同、委托合同等。由于其不能以债务人是否达到某种结果来衡量其是否履约，因而债务人应仅承担以合理注意和技能处理问题的义务，如果债务人的行为达不到一个正常而谨慎从事的人应做到的标准，则有过失并应承担责任。如《合同法》第406条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委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2.适用绝对责任原则（即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场合。

我国合同法上的绝对责任主要发生在以下场合：

（1）金钱债务。一般认为， 当事人的履约能力不足并不能成为免责的事由，因而，在金钱债务未能及时履行时，无论其是因何种原因引起，债务人均应负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对此虽未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早已确认了该原则，在合同法的解释上应以此解释为宜。

（2）种类物之债。如果种类物即使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在交付买受人之前造成毁损灭失，也应对其不能给付负担责任。我国合同法虽对此未予以规定，但从法理分析，应认可该规则。

（3）安全保证债务。 即合同当事人负有使对方避免遭受损害的义务。其中最典型的是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在该种合同中，承运人不仅应负责将旅客运送到约定地点，而且应负责旅客的途中安全，这是承运人必须承担的义务，并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免责。如《合同法》第301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4）迟延履行后的责任。我国合同法也明确了此项原则，该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5）违反担保义务的合同责任。所谓担保义务， 是指在有偿合同中，债务人对其所提出的给付应担保其权利的完整和标的物质量合格，如果债务人违反此项担保义务，无论该瑕疵系由何种原因造成，均应承担合同责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瑕疵担保责任，其又分为权利的瑕疵担保与物的瑕疵担保，我国合同法仅规定了前者（见《合同法》第150条），对后者则是作为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来对待的。但1993 年的《产品质量法》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质量担保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既然规定了担保义务，自然无须证明其违反者因何种原因而违反义务，故应属绝对责任。

（二）严格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

严格责任有别于过错责任，过错是一种积极的观念，它告诉我们归责的必要条件。严格责任是一种消极的观念，它告诉我们责任可以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存在，并通过法律承认的免责事由而免除其责任，因而，何种情形可以成为免责事由就成为严格责任原则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严格责任下的免责事由应限为以下几项：

1、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通常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国家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职能等。此种情形虽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但由于债务人的行为与损害之发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因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发生不可抗力并非完全绝对地免责，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2、债权人的原因。如果债务人违约是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引起的，则债务人应当可以被免除或减轻责任。在奉行过错责任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此采用的是过失相抵原则，即在债权人对违约也有过错时，减轻或全部免除债务人的合同责任由于我国合同法采取的是严格责任，因而过失相抵原则在此没有适用的余地。但是《合同法》第120条规定，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是对过失相抵原则的变通适用。但由于“同时履行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的引入，“双方违约”目前即成为一个存有相当争议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承认双方违约，该条的规定显然将因债权人的原因而免责的事由限定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因而在解释上应理解为如果债权人自己的行为助成了对方当事人违约，不管该行为本身是否构成了违约，均可减轻或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责任。

3、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虽然合同责任同其他民事责任一样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其所具有的财产性、补偿性体现了其作为一种私法上的责任更具有“私人性”，因而对其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范而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自愿协议免除合同责任的，法律自无强行干涉的必要。因而各国大都允许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得以协议免除合同责任，我国《合同法》显然对此也予以了肯定。但免责条款如果适用不当，则会对债权人造成极大的不公，进而危害社会正义的实现，这在标准合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方面，《合同法》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对免责条款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第一，免责条款不得排斥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如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的规定等，否则该免责条款无效。

第二，免责条款不得排除给对方造成人身伤害的民事责任；

第三，免责条款不得排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

四、在合同领域为什么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首先为合同的履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是符合合同严守原则的。其优点在于，原告只需证明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事实即可，不需要证明违约方有过错，也无需违约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在于免责事由的存在，而免责事由也属于客观事实，证明起来相对容易。所以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有利于方便裁判,及时解决纠纷。尤其是在严格责任原则下，违约责任与违约行为直接相联，两者直接的因果关系极为明确，十分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维护合同的权威性、严肃性。诚然，严格责任原则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不利于准确认定责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根据当事人的过错来确定责任，而且，严格责任原则也不利于在一些清况下分清双方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来确定责任。另一方面，不利于惩罚有过错的行为，实现合同正义。

总之，责任归责原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每种原则的适用，都有其适用的环境，如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是通用的普遍的归责原则，但这种通用原则也必然意味着在一些特定领域或特殊情形下又是不能适用的，在合同领域有其特殊性，所以规定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F. 您对合同法83条的解释很通俗易懂，问你一下，承担连带债务和连带共享债权，和连带责任一个意思吗谢谢

你提到的“连带债务”、“连带共享债权”和“连带责任”中的“连带”含义是相类似的，关于“债务”、“债权”、“责任”当然含义不同，相当于“义务”、“权利”、以及不履行义务或怠于行使权利后将承担的“责任”。

G. 民法66与合同法48条，出现了矛盾，请高手分析下谢谢

答：选C。民法通则第66条与合同法第48条并不矛盾。分析如下：《民法通则》版第66条：没有代理权、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合同法》第48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通过上述条文，可知乙由开始的无权代理经丙的未予否认，视为有权代理。因为当甲托人向丙核实时，此时的丙已知有人以他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且了解相应的内容，这时再怠于否认，是在损害甲的利益，因而要视为丙同意。此时甲行使的不是催告权，因甲催告时，丙并不知道催告的内容，所以为保护本人的即丙的利益，就有了《合同法》第48条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H. 合同法问题

是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您可以先在12315先投诉他。

I. 合同法问题

由abc承担连带责任。
三方协议的效力对内有效，不能对抗对外第三人。
采纳谢谢

J.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