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颁布社会救济法

⑴ 1. 社会救助法的立法原则有哪些

社会救助法的立法原则有
1、分类管理与按需提供原则(全面救助原则)
所谓分类管理与按需提供原则就是指，针对不同的社会贫困原因和不同种类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不同的社会救助方式，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全面救助的目的，因此，也可称为全面救助原则。
2、救助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基本保障原则)
社会救助的标准应是维持被救助者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而不是提供满足其生活所需的所有费用。因而应确定合理的社会救助标准。各地区救助标准应当与当地的生活水平、平均收入、经济发展状况、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中央政府应该提出和确定社会救助支出在当地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和在社会保障资金支出中所占比例。
3、普惠与特惠相结合原则(实质公平原则)
社会救助的对象应是符合条件的所有社会成员。只要救助对象的收入或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救助标准，通过法定程序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经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符合条件者即可获得救济。同时，在实现普惠的前提下，对于存在特殊困难或临时性困难的公民，予以及时有效的专项救助或临时救助，以达到社会救助及时、有效、公平的目的。
4、无偿与有偿相结合原则(权利义务相适应原则)
社会救助作为一种针对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最基本的保障，决定了这种救助应以无偿原则为主。另一方面，从法律本质上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而言，享受社会救助权利的公民，必然应承担相应的义务。被救助者应如实申报家庭财产及收入状况、所负担的抚养或赡养义务等。同时，这种义务也可能以物质形态承担，如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社会救助中，存在救助对象的危困仅仅是临时性的，在开发式扶贫、临时救助或危困原因消除之后，救助对象恢复经济实力的条件下适当的实行有偿原则的补偿措施。
5、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原则(积极救助原则)
社会救助并非纯粹的金钱资助，还应当考虑如何为贫困者脱贫，对于有劳动能力者，救助的方式可以是提供职业培训，或者是以工代赈，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则可以采取各种扶贫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救助方面坚持物质资助与帮助自立相结合的原则，在对生活困难者给予物质帮助的同时，根据救助对象的具体情况，可采取“生产自救”、“科技扶贫”等方式，帮助救助对象走上自立之路。
6、物质救助与精神安抚相结合原则(人本主义原则)
社会救助应体现以人为本主义的原则。在社会救助过程中贯彻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关心爱护被救助者的身心健康;要在精神上予以支持，维护并体贴他们的财产和人格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使之认识贫困的社会性和阶段性，减少社会隔离。这是消除贫困不可缺少的条件。

⑵ 从国际社会救助立法的发展中,中国的社会救助法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先阅读以下国际救助法，根据国情从中而取。争取一下民众意见。调查一下实际情况。

⑶ 中国社会救助政策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
这书里面说版的
你对权中国这方面的历史了解吗??!!
近代中国就有社会救济制度 老实说一千多年前就有
只是建国初期才完善 所以非要说个时间
1941年政府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准备制定《社会救济法》。1943年《社会救济法》公布实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济贫大法。
那就1943年吧

⑷ 社会救助法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承担为公民提供社会救助的基本责任，为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组织保障。
第三条
本法所称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帮助和服务。
社会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本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专项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救助。
第四条
社会救助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
（三）保障基本生活；
（四）鼓励劳动自救；
（五）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本法享有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公民应当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接受相关部门的核查。
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社会救助工作，财政、教育、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管理相应的社会救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社会救助工作。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接受民政部门以及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的委托，协助做好社会救助的申请、调查和审核工作；通过开展社区服务、邻里互助等活动，照料本社区分散供养的贫困孤残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对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专项救助待遇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并通过职业介绍、扶持从事个体经营、安排公益性岗位、办理劳务输出等方式促进其就业。
第九条
社会救助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对财政困难的地区和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地区，中央财政按照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开展救灾募捐并接受国内外的社会捐赠。受赠的财产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公益事业捐赠的规定使用。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社会救助款物的使用情况依法实施监督。
第十条
国家提倡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支持、发展社会救助事业，为社会救助事业捐赠资金、物资和提供服务，支持以社会救助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
国家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国家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一条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二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参考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指标，并适当考虑必需的衣物、水电燃煤（燃气）等因素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在公布执行前应当报所在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定期调整。
第十三条
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查询申请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或者持有有价证券等情况，申请人以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配合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情况。
第十四条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每月按标准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实物券，也可以给付实物。
第十五条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户主应当及时告知当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当对取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查，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者停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
第三章 专项救助
第十六条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给予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
第十七条
申请专项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交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情况的证明材料，经审核后上报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可以参照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申请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查。
享受专项救助的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相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办理专项救助增发、减发或者停发的手续。
第十八条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在中等、高等教育阶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助学金等救助，有关教育机构可以酌情减免学费。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配合政府做好教育救助工作。
第十九条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参保费用有困难的，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对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数额较大的，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条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住房困难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通过提供廉租住房、住房租赁补贴、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予以保障，在寒冷地区还应当给予冬季取暖补助。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自然灾害救助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基本生活因自然灾害受到影响的人员提供资金、物资、服务等方面的救助，保障其吃、穿、住、医等基本需求。
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需要采取救助措施的，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自然灾害预警和自然灾害发生后，紧急疏散、转移、抢救和安置受灾人员，并为其提供食品、饮水、医疗、衣被、临时住所、日常生活用具、心理抚慰等应急救助。
第二十四条 自然灾害的危害消除后，受灾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受灾人员恢复重建因自然灾害倒损的居民住房。
恢复重建应当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设计，保证建设质量，达到防灾要求。
第二十五条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第二年春季以及其他困难时期，受灾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提供食品、饮水、取暖、衣被、住所和医疗等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第五章 临时救助
第二十六条
对因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资金、物资、服务等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的标准和内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七条
申请临时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后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临时救助，依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的；
（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拒不签署同意意见，或者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挪用、扣压、拖欠、虚报社会救助款物，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社会救助水平的。
第三十条
申请人和救助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停止救助，必要时责令退回救助款物；情节严重的，处以冒领款项金额或者冒领物资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款物和服务的；
（二）救助对象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好转，不按照规定告知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相关机构，继续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向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如实提供申请人和救助对象的相关情况。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或者救助对象对于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相关机构做出的不予救助或者调整、停止救助的决定或者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公民实施的供养救助，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中国政府网）

⑸ 我国社会救助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从国际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的历程看，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当下，对贫困者和弱者进行社会救助，要有严格的资格审核制度，使真正有需要者得到救助。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突破现有的发展困境，笔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理顺管理体制，健全运行机制。建立协调平台和落实平台，构建跨部门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保证各项救助政策的落实，形成社会救助工作合力，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组织体系与救助工作的专业化。

进一步推广社会救助的分类分层管理。适当区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推广分类施助和差异施助。建立“以人为本，重在服务”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作用。建设正式救助与非正式救助相结合的制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

积极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立法。加强社会救助的法制建设，建立中国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推动社会救助法的出台，使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社会救助的公正度进行监督，逐步完善现有的具体救助政策和措施，确保社会救助制度的长效性和权威性。完善税收调节制度，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国民的收入分配，进而筹集救助资金，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减缓社会救助的压力。

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元化。建立规范灵活的救助机制，改变以往的资金筹集方式，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积极开展社会募集，合理分担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

保障社会救助的公平性。保障城乡发展的均衡性，促进城乡共同进步。改变“城乡分治，公民不同权”的理念，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努力实现社会救助的均等化。经济发展是社会救助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未来中国应更加重视社会救助制度效率的提升，着力解决公平问题，注重贫困缓解，坚持走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发展模式，更加关注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发展问题。

⑹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请参考：【差异而非统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构思路】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傅郁林
编者按:
社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威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法律服务在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们的目光不断投向“和谐社会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这一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所有的法律消费者提供同质同量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师的标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以此建构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实际上，那些活跃在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分工已渐渐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但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法律和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也要适应社会需要。法律服务“专业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有清晰界线；（2）法律服务职业内部具有高度同质化，亦即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化。那么，当社会需要的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时，法律服务专业化的层次必然也应当存在相应差异，从而形成分层建构的法律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服务体系内部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当时当地社会需求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也许看到，逐步统一法律服务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纳入“律师”的范畴，层次不同的律师则正在日益缩小职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据此主张加速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统一化进程，却过于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恰恰有意无意地认同或印证了涂尔干的上述结论——法律体系统一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各国内部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法律职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成为必要，而非通过政府人为或强制推行的结果；况且，即使在已实现城市化从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社会差异和传统惯性的不同程度制约，统一化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国学者在评述国内律师制度改革时说：“两次改革表明，社会的扩大和密集并没有允许分工不断发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断发展。它并不是实现分工的工具，而是实现分工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法律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推动，1971年法律将原来三种不同的职业即律师、一审法院讼务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诉讼代理人合而为一，律师从此获得了在普通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垄断性代理职能，当事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自行进行口头陈述。而律师业由单打独斗的执业模式向团队合作方式的转变，促成了1990年底律师与法律顾问这两种职业融合为一体，从此，律师执业的范围就从单纯的司法协助活动拓展到了在诉讼中代理当事人，随即又扩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等。目前，跨专业网络的发展又引发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把企业中的法律工作者并入一个大的律师职业范畴。在横向差异即地域性方面，法国律师的讼务代理活动原则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师只能在其注册的律师公会所在地的大审法院中行使讼务代理职能，在此领域以外，只能对案件提供诉讼协助服务。不过这种地域性原则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强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区，律师公会的注册律师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中提供讼务代理服务，只是在某些诉讼（例如不动产扣押、遗产分割、不可分共有财产拍卖案件）中不适用多元代理制。

英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为初级律师和出庭律师。二者的职能区别在于：初级律师是一般从业者，而出庭律师是专家；在诉讼中，初级律师是委托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师在初级律师（代表委托人）的指挥下专门从事需要专家介入的事务——典型的是出具专家意见，以及在那些从前只有出庭律师有权出庭的较高级别法院中提供辩护。这种区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历史上出现过试图合并这两个分支的种种努力，但由于传统惯性和大英帝国之内三套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了。

美国律师职业的“统一化”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当作我国律师职业改革的模板。然而，这种所谓的统一化或同质化，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乌托邦，至少是一种片面的假象。在纵向上，各州小额法庭的存在及其对于专业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国在满足底层民众纠纷解决需求中与英国一样，非专业代理与专业代理、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之间的界线模糊；而在级别越高的法院诉讼，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越强。在横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师业的地域性——各州律师只能在本州代理诉讼，已足以支持美国律师职业多样性这一事实，各州法律服务的层次自然是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可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法律服务体系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因时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借鉴”西方经验而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两个基础性差异：其一，在静态层面上，我国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而我国一方面实行单一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协调法律统一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冲突时无能为力。西方大国通过联邦制缓解地区性差异对于司法统一的冲击、通过律师制度的区域性解决法律服务与当地经济、文化层次一致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借鉴中值得特别关注。

其二，在动态层面上，西方社会正在由极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结构渐渐出现相对集中和统一化趋向，比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普遍走向，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中央集权的推动，都可能构成对法律服务职业的趋同发展乃至统一进程的需求。我国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从强调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经济转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高度中央集权到地方相对分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十个阶层；国际交往的剧增使得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轨道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限于经济水平，而开始直接表现在纠纷类型上……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和差距扩大的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在当下中国，法律对于纠纷解决的介入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但对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思路，却是以城市中心主义作为基础，以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似是而非的样本作为标准。这就导致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和服务于城市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群，难以获得“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在笔者随机抽样进行的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中，各县仅有的一两个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也全部在县城，很少接受农民当事人的或标的额较小的案件。

可以想见，当社会需求向着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时，法律服务体系却试图“统一”，如何可能创造“和谐”？！即使不考虑美国每322人拥有1名律师的事实，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务的“国际标准”，又如何想象这样的统一标准能够同时满足我国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对于法律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法律门类的细化程度、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各主体职能的混沌状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较低层次和相应简单、低廉的社会需求。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所需求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决不是简单的层次高低之分，而是有类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比如，农村法律工作者经常面临的宅基地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可能城市律师一生都不会遭遇；城市律师经常处理的公司重组、证券交易等纠纷，可能“乡村律师”闻所未闻。既然我们接受了乡村医师的从业资质可以有别于专业医师，为什么不能用不同于律师资质的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来规范乡村律师？因此，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即使给予农村基层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执业者以降分优惠，也仍然不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上的差异（是差异，不是优劣）。而司法考试如果以A、B卷将法律基础性（即共通性）测试与专业性（即差异性）测试区分开来，并对各自的执业资格进行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顾属人原则的限制（比如，基层律师的执业范围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区，同时允许其代理本司法区的当事人在外地诉讼），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

⑺ 社会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国民法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近几年来人大会议上倍受关注的人物。因为每年人大会议期间，他总能带来几份让公众瞩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议案。去年的人大会议上，他提出建议加快消费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议制定证券无纸化法等三项议案。今年的人大会议上，王利明带来建议制定社会救助法和制定民法总则两份议案。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灾害频发，某些群众因病致贫、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财产损害，仅依靠自身力量和现有的救助渠道难以摆脱困境，急需获得社会救助。王利明认为，制定社会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会群体中出现了自救性的乞讨儿童、生活极为困难的残障人士，缺乏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无监护人的孤儿等，这些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给予社会救助。此外，由于父母患病无力抚养子女以及父母不尽监护义务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儿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亟需获得社会救助。王利明说，制定社会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和未成年人的权利，也可以体现党和国家对弱势群体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
现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于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济的能力和稳定的生活来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会不给予关爱和帮助，可能使其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士，因为工作、生活中产生一些纠纷未能够得到解决，又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关爱，可能铤而走险甚至产生反社会的情绪。王利明介绍，我国近几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极为注重对纠纷的事后处理，对于那些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士，如果通过社会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维稳成本。
通过社会救助办法，关爱这些弱势群体，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这对于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有着积极的作用。 王利明强调。
有限的救助资金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认为，所谓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在必要时无偿提供的物质帮助。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对社会救助制度作出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非常简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假如发生车祸以后加害人逃逸、高楼抛掷物致害中无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却得不到赔偿，如果不能获得社会救助，其就处于无助的地位。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损害填补的问题，但是，它无法完全解决受害人救济的问题。更何况，在我国责任保险的覆盖率较低、适用范围有限，赔付率较低，大量的事故损害的受害人不能获得保险的保障。这就有必要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以弥补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说，社会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国多元损失救济制度的需要，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救助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因为我国还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救助资金的筹措相对困难，所以，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基金来救济受害人。通过明确社会救助的辅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资金运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强调，社会救助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在社会保障法的体系中应当居于基础性的地位。
有利于基本人权的保障
我建议尽快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救助机构的性质、救助的对象、救助的条件、救助机构的责任等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制度的救济功能。王利明认为，社会救助法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总则、社会救助的主体、救助对象、社会救助的实施程序、救助机构的义务和责任、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督。
王利明认为，社会救助立法要强调资金来源由政府主导、来源多元化，坚持保护弱者、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保护未成年人，保障残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条件，实现个人的尊严。
社会救助具有及时性、应急性、法定性和强制性等特点。王利明认为，对于受害人的救助应主要针对人身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况。除非财产权益的侵害，影响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毁损无处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权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会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救助者，即救助机构的设置。救助机构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时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资金。目前已经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等，都应当纳入社会救助基金之中。社会救助机构是独立于政府公权力之外的，其具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应当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其行为与权限。另外，由于政府在社会救助中权责的特殊性，必须通过立法界定政府的责任，使政府对社会救助的管理内容合法，权责明晰。
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包括弱势群体、经济生活极度困难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讨儿童。 王利明说，救助对象应当有便捷的认定程序，同时应当及时进行公开公布，接受人们的监督。并且要对于认定程序设置异议程序。
王利明强调，救助机构对侵权人的追偿权问题，也有必要规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暂时找不到侵害人时，由救助机构给予救助，找到以后，社会救助机构有权向侵权人行使追偿权。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偿而不追偿，就会使社会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偿权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脱责任。
社会救助法还应当规定，社会救助机构应当接受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王利明最后说。
王利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民法学家。

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社会救助法是属于行政法，还是社会法

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
(一)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使劳动者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减少或丧失劳动收入时，能从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保障基本生活。从社会保险的项目内容看，它是以经济保障为前提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不论其是否完善，都具有强制性、社会性和福利性这三个特点。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项目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劳动者，资金主要来源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缴费，政府给予资助。依法享受社会保险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或者遭受灾害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从历史发展看，社会救济先于社会保险。早在1536年，法国就通过立法要求在教区进行贫民登记，以维持贫民的基本生活需求。1601年，英国制定了济贫法，规定对贫民进行救济。中国古代的“义仓”也是一种救济制度。这些都是初级形式的社会救济制度。维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是社会救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社会救济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赠。
(三)社会福利
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总称。狭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向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人群提供的必要的生活保障。
(四)优抚安置
优抚安置，是指国家对从事特殊工作者及其家属，如军人及其亲属予以优待、抚恤、安置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优抚安置的对象主要是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残疾军人及其家属;优抚安置的内容主要包括提供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举办军人疗养院、光荣院，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

⑼ 在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是通过什么体裁得到落实的

全面贯彻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我们不仅要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其科学内涵，而且要在实践中全面贯彻实施，使其得到切实遵行。

第一，要进一步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实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人民权利的保护神。有了好的宪法条款，必须认真贯彻实施，不然，再好的宪法规定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为此，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必须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只有宪法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执政治国的全过程，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要进一步突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将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和各项公民权利具体化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建立健全以宪法为基础的行之有效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使公民各项人权的保障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确保侵犯人权的违宪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党政机关和审判、检察机关要各司其职，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模范遵守、坚决贯彻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依法执政行政，公正执法司法，正确履行人民赋予的职权，依法打击各种侵权犯罪，不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维护好、发展好。从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未来5年立法规划来看，人权主题非常突出，在列入重点立法的项目中，如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等，以及修改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义务教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都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息息相关。日前，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严格行政执法、强化对行政权监督等一系列推进依法行政、维护人民权益的重大措施。

第三，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动地位，确保人对发展的全面参与、对发展成果的平等分享。政治建设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健全民主制度，着力改变党和政府执政行政的方式，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切实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精神文明建设要更加强调对人的尊重，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努力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发展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第四，要创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使其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尊重和保障人权关键在人。只有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法律政策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变成公民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时候，尊重和保障人权才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实现。为此，要以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为基本内容，结合民主法制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之以恒地开展正确人权观和人权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努力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和价值深入人心，使每个公民在思想上全面正确地认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科学内涵，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依法尊重他人的人权，维护自身的人权。同时，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执政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传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确保其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始终做到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防止其滥用权力侵犯和践踏人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全社会得到遵行。

第五，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树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形象。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联合国的重要宗旨和原则之一，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联合国为主要舞台的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异常活跃，人权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国际交流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全面贯彻实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与世界各国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积极对外介绍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和实践，吸收一切有益于中国的经验和成果，不断增进国外对中国人权的了解和理解，推动国际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和共同进步，努力树立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和尊重人权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⑽ 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与社会福利法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社会保险法规范的是公民的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内险、失业容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行为；社会救济法规范的是公民陷入困境中需要得到社会救济的行为，比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红十字会救济，慈善机关 的救济等，社会福利法规范的是公民在福利方面的待遇行为，比如带薪休假，劳动保护福利、年终福利等行为。这三部法律都是为了不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