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合同法基本原则
⑴ 合同法总则63条第三款举例
第二种情况，我想谈一下在违约情况下行使解除权的问题。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经济合同法》有一个规定，就是一方在履行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这个规定实际上存在很大的漏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履行期限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也不是说迟延了一天、二天、三天就会对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说我现在要家具，规定了是五月一日交货，但是晚了几天的话，也不一定影响到我的使用。我再举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双方买卖一种马口铁，购买了这种铁以后，一方开信用证，但是开信用证时因为银行的原因晚了三天，对方本来就不愿意交货，就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你违约，虽然只晚了三天，但是我有权解除合同。所以这样的话，这就给了非违约方太大的解除合同的权力，这就使他能够钻了法律的空子，解除了根本就不需要解除的合同。但实际上这个信用证晚了三天根本没有造成他的任何损害，根本不需要解除合同。所以我们一定要限制违约解除事由，就是以根本违约来限制违约的解除。
所谓根本违约，就是说只有在一方的违约造成另一方的订约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才构成了根本违约，非违约方才能解除合同。所谓订约目的不能实现，就是说他通过订立合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落空了，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解除合同。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违约，不能解除合同。之所以要限制它，是因为解除合同实际上也是消灭一个交易。如果我们允许当事人可以随意消灭一个交易的话，那和我们所说的鼓励交易的目标是完全违背的，甚至可能会让根本不想履行合同的一方钻了一个空子。所以新的《合同法》引进了这个根本违约的制度。根本违约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94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该条款规定实际上将根本违约作为了兜底条款，这实际上是将根本违约作为解除合同条件。关于违约的法定解除，《合同法》第94条第二、三、四款规定了以下几种情况。
1，预期违约的两种类型。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是指履行期前的明示毁约，所谓“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主要是指默示毁约。我们刚才也讲到了预期违约，预期违约解除合同这是引进英美法的经验，大陆法中没有这个规定。以前大陆法规定，在履行期没有到来之前，债权人也不能找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债务人也可以不用履行债务，所以不管债务人怎么表示都没有关系。但是英美法认为即使履行期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一方明确表示他将会不履行合同，或者他已经是负债累累了等等，但是他又不提供适当的担保，债权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可以等待到履行期到了以后再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合同就解除合同，并要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这种办法就是等待，这就是看你有没有耐心了，因为你觉得等待对于你还是需要的，因为你还想使这个合同继续有效，这就可以等到履行期到来后再说。第二种办法就是不等待了，就可以从预期违约行为中直接认为他构成了违约，可以直接就解除合同。因为他已经构成了预期的违约，因此你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并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这必须是构成了明示的毁约或者是默示的毁约这两种情况。所以我们的《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就引进了英美法的经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是可以有这种选择的，就是他可以等待也可以不等待，不等待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地解除合同。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表明毁约当事人根本不愿意受合同约束，也表明了该当事人具有了完全不愿受合同约束的故意，合同对于该当事人已形同虚设，在此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应有权在要求其继续履行和解除合同之间作出选择。当非违约方选择了合同的解除时，合同对双方不再有拘束力。只有允许非违约方在违约方已构成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解除合同，才能使其尽快地从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迟延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举一个例子，比如甲方向乙方购买马口铁，迟延了三天交货，货物的价格也没有发生变动，买受人也很难证明自己遭受了损失，买受人能不能以迟延三天交货为理由解除合同?该条第三款就专门解决了这个问题，买受人要解除合同，必须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催告，所谓催告就是你必须明确地催他、要他履行。必须经过债权人的催告履行，如未催告则不能随意解除。这个规定和大陆法很多的国家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比如德国法，它规定迟延以后债权人可以不必要催告，因为这个期限就代人催告了。我们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好，因为你如果没有催告就解除了，这好象太简单了，太随便了，所以你还要催告，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在催告以后，你还要给债务人一个继续履行的合理期限，就是说一个准备履行的期限。比如说我今天催告你了，然后我给你五天的时间，你必须要在这五天之内准备继续履行，如果你在这五天之后还不准备继续履行，那我就要解除合同了。至于宽限期多长才算是合理的，我认为对此要根据每一个合同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不能由债权人或非违约方自行进行确定。所以这个第三款实际上还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是催告和合理期限。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这样才可以解除合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定解除的条件是比较严格的，不是非常随便就让你解除，我觉得这是符合鼓励交易的精神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⑵ 民法中，合同法解释二11条12条内容请简单举例说明
a以b名义与c签了买卖合同，b不知道。过了两天，b知道了，b觉得a这个买卖很划算，于是告诉c，这个合同是a带我签的，都是我追认。所以合同生效
⑶ 举例说明合同法的某一制度或者原则！！！！急求！最好是案例分析！！！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案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案例简介」1999 年10月2日，原告郭某与被告某村委会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房屋租赁期限5年，形势变化随时变更；年租金1500元，村里将13千瓦用电权借给郭某使用。2000年7月初，郭某因租赁的房屋年久失修，加之遭受水灾，屋顶漏雨，间墙倒塌，村里又无力维修，故提议出卖。村委会经研究同意将租赁房屋卖给郭某，双方协商价格为3万元，但郭某表示征求家中意见后再定。郭某征求家中意见后，口头表示价钱太贵不买。此后，张某提出购买此房，村长托人询问郭某是否购买，否则就要卖与他人，郭某仍表示不买。村委会便与张某达成协议，将此房以3.2万元的价格（包括17.2千瓦用电权）卖给张某，张某预付了定金 l万元。但因郭某租赁房屋未到期，郭某提出继续使用房屋，并不同意归还13千瓦的用电权。村委会经研究决定，以2.8万元的价格将此房卖给张某，用电权由原定17.2千瓦变为4.2千瓦，张某必须允许郭某租用房屋到合同期满，房屋的所有权归张某。 2000年9月2日，村委会和张某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郭某也未提出异议。房屋产权转移后，张某维修了房屋。2000年9月21日，张某与郭某达成协议，郭某迁出承租的房屋，张某向其支付损失费2000元。村委会也退给郭某预交的承租费3000元。事后，郭某以村委会将争议房屋租给他，却于2000年8月未经其同意而维修了房屋，并将争议房屋出卖给张某，其是承租人，应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理由，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争议优先卖给他。村委会答辩称：郭某提出购买争议房屋以后，双方议定价格为3.2万元，但事后郭某表示不买，才以3.2万元之价卖给张某。后因与郭某的合同未到期，郭某不同意迁出，村委会才以2.8万元之价将房屋卖给张某，并允许郭某使用房屋到合同期满。在买卖成交及产权转移过程中，郭某均表示不买，且村委会多次征求过意见，郭某均表示不买。故郭某现提出房屋优先购买权没有道理，不应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上述事实属实。「问题提出」对于本案可从不同角度进行法律分析，在此结合此案说明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合同法基本精神的体现，是合同法的指导原则。「法律依据」《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相关法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案情分析及处理结果」对于本案，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原告对被告出卖的出租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从案情看，在被告向原告两次作出卖房提议时，原告均作出了否定的意思表示。至于价格低于原先与原告商议的3万元，是因为张某的得到的用电权较少。在被告与张某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时，原告也未提出异议。而且原告还从张某处得到了补偿，从被告处取回了预付租费，因此原告得行为表明其已放弃了作为承租人而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在张某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进行了维修以后，原告又对其所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被告将房屋卖给他，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存在的问题」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对于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原告对被告出卖的出租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从本案情况来看，被告在以低于与原告事先商定的价格将房屋卖给第三人，未在同等条件下让原告行使优先购买权，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应判决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原告的确享有优先购买房屋的权利。但是，原告在本案中实际上通过作出拒绝购买的意思表示，并且与第三人达成补偿协议，从被告处取得预付租费等行为表明其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可以说，原告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被告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原告在以自己的行为放弃自己的权利之后又要求对其权利进行保护，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应讲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其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但是，应当认识到，诚实信用原则基于作为合同法甚至民法基本原则的属性，其外延将随着社会变迁而相应发生变化。我国《合同法》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法》第 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按照合同法的要求，要求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履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本着诚实信用的态度。法官在处理合同纠纷时，也要以诚实信用为最高指导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以及裁判违约责任。具体说来：（1）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地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进行欺诈、胁迫；双方当事人不假借订立合同进行恶意磋商，企图通过损害第三方或集体、国家的利益而获利；双方当事人不得借订立合同企图规避或违反国家法律和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2）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告、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当事人的有关商业秘密、技术资料等负有保密义务等等。（3）在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些被称为后契约义务。（4）在合同的解释方面，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必须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使其能维持公平正义。此系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解释上的功能。（5）在法官裁判违约责任时，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从公平的角度确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均衡之利益，从而使破坏这一均衡状态的一方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是应当认识到，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已成为包括合同法在内民法领域的最高准则，但遍观各国民商法，均无直接规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内涵广泛的弹性条款，法官拥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去决定当事人是否违反了这一原则以及应承担的相应责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合同法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构成违约行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违约的概念应当区分为两种：—种是狭义的违约概念，只有在违反合同所明确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才构成违约；另一种是广义的违约概念，它是指合同当事人违反各种合同义务的行为。这种义务既包括合同规定的义务，也包括依法令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主要是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原则的性质实质上是从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定，转变为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当事人不得援引可由法庭依职权适用的强制性规定。合同约定条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为无效。当事人履行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使对方遭受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仲裁和诉讼中，纵然当事人未主动援引诚实信用原则的，仲裁庭或法庭也应依职权主动予以适用。究其本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定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解和道德调解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官因而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能够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⑷ 合同法案例分析 高手进！！
1、李某不能取得字画的所有权。因李某采取上述方式取得字画的所有权是不合版法的。
2、字画的权所有权归张某。张自始至终也没有出让过字画，也没有委托过谁出让字画。
3、张某完全可以请求返还字画。这是法律授予他的权利。
4、张某的损失肯定要由李某承担。
⑸ 民法中，合同法解释一20条内容，请简单举例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11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可见，代位权的行使应符合如下要件：
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必须合法、确定，且必须已届清偿期。所谓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必须有合法的债权债务的存在，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不享有合法的债权，当然代位权不存在合法的基础。所谓债权必须确定，是指债务人对于债权的存在以及内容并没有异议，或者该债权是经过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判后所确定的债权。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必须到期，债权人才能主张代位权。这一点是代位权与撤销权在构成要件上的区别所在。在代位权行使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必须到期，然而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我认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不必要到期。其原因在于，代位权针对的是债务人消极损害债权的行为，除保存行为外，债权人应在履行期届满前方可行使代位权，而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积极损害债权的行为，若不及时行使撤销权，等债权期限届满时，将无法补救。
第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的债权，意味着债务人不仅应当对次债务人享有债权，而且此种权利必须到期。因为没有到期，则谈不上怠于行使的问题。 对于"怠于行使"，在学理上则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怠于行使是指应当行使而且能够行使权利却不能行使。怠于行使权利的表现主要是根本不主张权利或迟延行使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能够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一直未向其主张权利。根据解释（一）第13条，"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显然，采取的前一种观点。
第三，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已经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如何理解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学术界存在不同不同观点。根据解释（一）第13条，"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第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根据本条规定，债权人可以代位行使的权利必须是非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一》第12条的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费、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值得探讨的是，代位权的客体，即代位权行使的对象是什么。在日本法中，代位权的客体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除专属于债务人本身的权利以外，都可以由债权人代位行使。例如，因欺诈胁迫原因产生的撤销权，无权代理的追认权、撤销权，在为第三者订立契约中接受利益的意思表示，以及选择权、买回权、解除权、抵销权、减价请求权、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等的形成权、债权代位请求权、债权撤销权也都能成为代位的客体。甚至登记请求权等也可以代位请求。我认为，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可代位行使的权利应当概括为"属于债务人的权利"。
至于代位权的行使方式，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可见，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一》第16条的规定："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另外，根据本条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解释一》第19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次债务人承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
另外，本条规定，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这就是说，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时，其代位行使的债权数额应与其债权数额大致相等。当然，要求债权的数额绝对一致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之后，因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当如何分配，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遵循"入库原则"说。此种观点认为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应归于债务人，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然后再依债的清偿规则清偿债权人的债权。这一规则被称为"入库原则"。第二，债权人平均分配说。此种观点认为，代位权属于债权的范畴，因代位权的行使所获得的财产应当在债务人的债权人之间平均分配，这样在次债务人清偿债务以后该财产应当由法院进行保管。法院应当通知债务人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在确定所有的债权人以后，才能按债权的比例进行分配。第三，代位权人优先受偿说。此种规定认为，如果在代位权人行使代位权后所取得的财产完全在债务人的全体债权人之间平均分配，对代位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由全体债权人"免费搭车"，共享代位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成果，不仅有欠公允，还将使代位权制度对债权人的激励因素丧失殆尽，无法体现其区别于破产还债制度和参与分配制度的特殊功能。
我们认为，既然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就应当采用代位权人优先受偿说。
⑹ 《合同法》的公平原则
------合同的签订，一般都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如果乙方放弃对甲方的违约责任约定版，属自愿行为，自权然不涉及显失公平的问题。
------如果签订合同的时候，乙方遗漏了这个环节，而且甲方出现了违约行为，那么这种遗漏对于乙方而言就不公平了，但谈不上显失公平。遗漏条款，不等于“不得主张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尽管没有甲方的违约责任条款，但乙方依然可以主张甲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合同法当中的显失公平，说白了具有非常不公平的意思，一般意义上的不公平，不构成显失公平。所以说，显失公平的合同是可以申请撤销或变更的。
------你所举例子当中，甲方的违约行为是否会发生，是不确定的。如果没有发生，乙方权益不会因为没有约定而受损；即便发生违约行为了，乙方仍可以依法要求赔偿，也同样能够找回利益。所以这种遗漏并不会实际造成乙方的绝对不利，故不属显失公平。
⑺ 合同法中有“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原则，我不理解，其举例说明
“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规则的意思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列明了特定的款项，未采用专更为一般性的术语属，其意图就是排除未列明的项目，尽管未列明的项目与列明的项目相类似。
举例如下：
2009年3月14日，金达纸业在其住所地与华能建筑集团签订建筑施工合同，其中约定“合同履行中如有争议，可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可在合同签订地起诉”。
上述合同条款中明示的争议起诉地是合同签订地，因此就排除了在其它地起诉的可能性（比如合同履行地）。也就是说，当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只能起诉到合同签订地的法院。这就是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
⑻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⑼ 试举例说明对合同法原则的理解
律师解抄答：
逐个为您解答：
公平原则就是说签订合同的双方是平等，例如甲乙两人签订合同，甲乙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存在地位上的悬殊。
公平原则就是签订合同公为公正、合理，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平指平等、平均。你给我钱，我给你货，给我多少钱，给你多少货。
诚实信用就是不存在欺骗，童叟无欺。
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更简单，所签订的条款不得违背法律。比如说：某人被强奸，签订一个合同，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合同就是无效的。
⑽ 合同法解释二15条的内容，举例说明
【劳动法司法解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解释：【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请求权】
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请求权的解释。
【条文理解】
多重买卖合同，又称一物数卖合同，或者一物多卖合同，即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在出卖人一物多卖时，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能否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涉及一物多卖时多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和买受人的债法救济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和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规定直接相关。掌握本条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多重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在一物多卖时，只能有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取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在此情形下，其他没有达到物权变动效果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这涉及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规定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奥地利民法典》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通说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合同法》第133条、《物权法》第9条和第23条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模式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物权发生变动时，除了当事人之间签订债权合同之外，还需要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该模式的特点为：第一，基于法律行为转移物权，事先需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合意是依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基础。但此种合意不是所谓的物权合同，而是债权合意，即当事人是否设定物权以及物权内容等方面达成的协议。第二，在合意基础上，还需要履行一定的公示方法(登记或者交付)才能达到物权变动的效果。第三，该模式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的，是否登记或者交付，影响到物权变动的效果，但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对债权合同效力的判断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52条等相关规定。对此，《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原则统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
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标的物未交付(动产)或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动产)，标的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在此情形下，出卖人再与后续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由于出卖人此时出卖的仍为其享有所有权的标的物，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出卖人此后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应为有效的买卖合同。
假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将标的物交付(动产)或为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出卖人事后再与后续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在此情形下，由于出卖人已非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后续的买卖合同实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对于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素有争议：一为无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二为效力待定说。该说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即属于《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依据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财产权利的，该合同有效。”三为有效说。该说认为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存在的，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并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后续买卖合同应为有效。该说为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