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昌祯老师认为婚姻法是最体贴生活的法律

『壹』 巫昌祯老师认为五十年代的中国有多大比例的包办婚姻

看完巫昌祯老师的讲解，她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谈吐，让人很难相信这位长者已经年过八旬。婚姻法学泰斗、著名法学教育家、法学活动家、著名法律援助律师、妇女权益的保护者……这些闪光的头衔都无可置疑地集中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身上。在五十余载法学人生中，巫昌祯始终执著于她所钟爱的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和实践事业，用不息的热情与奋斗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婚姻家庭法的每一步发展。
在中国，从古代的男人三妻四妾到现在外边包养，妇女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而巫昌祯老师一直为妇女的利益而努力争取，见证中国妇女地位的逐步提高。巫昌祯说：“我把一半的时间和心血给了学生和书，另一半给了社会和妇女。我要用我的爱心与同情心，用法律人的责任感，用我的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为姐妹们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学习老师的奉献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坚定自己的信仰，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生命不息，奉献不止’。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建设做自己应做的努力。奉献是光荣的，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来呢？我们的奉献不用说去建设社会、建设城市。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承担自己的责任。积极的投入公益活动中，知行统一、脚踏实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做“理想远大、热爱祖国，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有志青年”。
“大学生应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每一个对社会明天抱有乐观期许的年轻人都会感到义不容辞，大学生是社会的生力军，是中国前进的又一波浪潮。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大学生投身于理性的公益活动，在健全的理念指引下，实现光荣的公益诺言，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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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巫昌祯的主要事迹

学习与从教的坎坷经历
1949年10月1日，巫昌祯和她未来的丈夫庚以泰，走在了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中，庚以泰还是大学生队伍的总指挥。当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欢乐的人群顿时沸腾了，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巫昌祯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
1948年9月，巫昌祯从江苏南京北上，庚以泰从河北唐山进京，他们一道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学习结束后，他们双双进入新成立的由谢觉哉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和终身携手的伴侣。1954年，他们以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生的身份毕业。由于建国初期院校创建、调整的原因，4年大学念成了6年。告别学生时代，他们一道走进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双双登上讲台，巫昌祯教民法，庚以泰教刑事诉讼法。
然而，此时极左思潮开始涌动，个人命运只能随波逐流。1958年，民法教研室被撤销，巫昌祯改教毛泽东著作和古汉语等课程，不久“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大好年华从此蹉跎。
70年代初，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劳动，一年后就地解散。庚以泰被分在安徽省公安厅工作，巫昌祯回到北京留守，照顾幼小的孩子们。因为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她只好提前退休了。当时，她只有40多岁。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建。那纸退休令被撤销，巫昌祯在离开心爱的讲台数年后，又满怀激情地重新登临，“ 叹韶光过尽，功名未就，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此时，庚以泰已调回北京工作，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他是满族人，从此在少数民族法学领域耕耘努力。
几十年间，他们都有机会离开讲台。上世纪50年代参加民法典起草的时候，见她整理材料既快又好，全国人大很想让她留在机关工作；80年代第一次修改完婚姻法后，全国妇联也有意把巫昌祯留住，请她出任中华妇女干校(中华女子学院前身)的领导工作，她委婉地回绝说：“做行政，我不行。”庚教授也一样，80年代初，北京市高级法院一位熟悉他的老院长曾热情邀他去法院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依旧留恋在讲台上。他们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日本，兼职做法学教师，大儿媳从事法律职业。小儿子也是学法律的，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只有女儿从事金融工作，与法律没关系。
亲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
巫昌祯一生中亲历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1955年，她参与了民法典的起草，到1957年起草小组解散，当时共起草了五百多条。参与起草的有法学大家芮沐、佟柔、杨怀英等人，巫昌祯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外宾来中国，老问中国有没有法律，法律起草成为新中国很紧迫的任务，而民法又是备受关注的。起草工作很艰难，旧中国的民法典被废弃不用，而其他国家的民法典在国内还很难见到。于是多方搜集，看看英、美、法等国家的民法是怎样的，共收集了十几本资料，然后按项目分解组织起草。
资料的缺乏还不是最难克服的，更难克服的是当时的政治观念。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民法一定要服从政治，不能出现 “私”字，不能出现“债”字，起草起来顾虑很多。比如总则如何写就是个大问题，而“买卖合同”、“所有制”都是难点。为了不提“私有制”，就把所有制规定为“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规定“农村宅基地、房屋可以个人所有 ”，而“汽车不允许个人所有”。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相比较，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民法典的第二次起草工作，由史怀璧、孙雅明、朱世平等人牵头。但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起草工作始终处于讨论阶段，很快就不了了之。
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政法大学派巫昌祯参加。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新中国的法律头生子，自然备受关注。这边刚刚参加婚姻法修改小组工作，那边民法通则的起草也启动了，也想让她参加。因为与婚姻法有约在先，她便对民法通则说了对不起。这次参与立法的经历，成了她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此后，她把研究和教学的重心转移深入到了婚姻法。
上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全国人大制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规划。巫昌祯任起草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寒暑更迭3个轮回后，这部法律于1992年提前问世。此外，她还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7年，婚姻法第二次修改。巫昌祯参加了民政部的专家组，又成为人大法工委立法小组的专家。修改稿第一稿出来后，巫昌祯随全国人大去广东进行执法检查，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随行采访。调查发现，广东地区婚外性关系比较严重，在记者问到婚姻法如何应对这种情形时，巫教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夫妻应互相忠实，有过错就要付出代价，无过错方可以请求赔偿。”记者在报道时，却出现了她“主张处罚第三者”的字句，一时间说她“保守”、“倒退”的声音高涨，但这不是巫昌祯的本意。她并不为一时的舆论倾向所动，仍赞同并坚持把“夫妻相互忠实”、“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损害赔偿制度”等内容写进了修改后的婚姻法。
接着，巫昌祯全情投入了计划生育法的起草。但这部法律的起草很困难，最终也未能完成。当时的顾虑包括“一胎化 ”能不能提，一旦把“一胎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来出现大量的“两胎”现象怎么办？也考虑过在法律上规定“两胎” ，但也有许多隐患。这部法律起草了三次，最终不得不放下。
而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1月，巫昌祯参与民法典编撰。民法典的起草是构建国家法律体系的系统工程，是非常繁重的一项任务。它的起草修改至今仍在进行，巫昌祯期盼着它的早日通过并付诸实行。
见证中国妇女地位的逐步提高
在上世纪80年代，经常有陌生妇女敲开巫昌祯家的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巫教授替她做主。原因是丈夫做了陈世美，抛弃了她，而她不肯离婚，死也不离婚，离了婚就去死，法院却判决离婚，求巫教授为她申冤。巫昌祯只好解释，自己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只有反映意见和进行监督的权利，不能干预司法办案。有的妇女不理解，你巫教授这样的大名人还管不了我一个小小的离婚案？
而后来，这样上门求助的妇女越来越少。我国妇女普遍接受了“夫妻感情破裂就应该离婚”的观念，可以接受离婚的现实了。当然，这也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转变。
但损害妇女权益的状况依然严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也任重道远，包括人们的观念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妻子有了外遇，就是“红杏出墙”，就是“破鞋”、“贱货”，就是丈夫的奇耻大辱，丈夫就“戴了绿帽子”；而丈夫有外遇，社会舆论的谴责就宽松得多，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是“有本事”，也没听说妻子戴什么“帽子”。妇女被强奸，会被周围舆论冷嘲热讽，受害者再次蒙受羞辱，最终选择了轻生；有的妇女为抗拒强奸跳楼自杀而死或被摔成重残，这样的人间悲剧的制造者，除了犯罪分子，还有人们的思想观念。巫昌祯认为，法律的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保护妇女权益的重要内容。
法律武器保护妇女权益
在经济多元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从属和依赖于男性。在婚姻生活中，妇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五十多年的法律生涯中，巫昌祯始终关注着妇女权益的保护，对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重婚、“第三者”插足、家庭暴力增多等现象，身兼全国妇联执委、北京市妇联副主席的巫昌祯站出来进行强烈抨击。经常有妇女去找她，向她哭诉不幸的婚姻生活。她更多的是感到要用法律来保障在婚姻中权利受害者：“婚姻法的修改势在必行，必须加大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
晚年投入公益活动
巫昌祯教授晚年热心投入到30多项社会公益活动中。上世纪80年代，巫昌祯就领导创办了专打公益诉讼的第八律师事务所，开了中国公益诉讼的先河。巫昌祯参加社会活动也坚持公益性，上到最高法，下到居委会，请她讲课她都讲，但从不收费。

『叁』 关于第三者的法律法规（请专业人士回答，2小时内选答案）谢谢！

9．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与自己配偶重婚、同居的第三者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以自己配偶和第三者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2009

应负的责任——关于婚姻法修改系列述评之四

本报记者吴兢柳晓森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婚姻法被称为“软法”。而婚姻法的“软”并不是它缺乏硬性的规定，而是它就算有“不许”、“不得”等禁止性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惩处后果，一些条文形同虚设。

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对一部法律至关重要。它是一部法律最迫切的需要、最有力的威慑、最强劲的保障，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软法”如今变“硬”了！在本次婚姻法修改中，针对当今婚姻家庭关系中存在的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重婚、侵害配偶财产权益和第三人合法债权等行为，新增了整整一个章节的“法律责任”，被誉为“中国婚姻法的一个创举”。一位社会学家说，它更明确地提醒我们的公民：婚姻的责任，是不可逃避的。

在这一章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离婚赔偿责任、假离婚真逃债等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第三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是否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呢？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刑事责任；二是民事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三者除非犯了重婚罪，否则是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里，我们暂不多论第三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主要来探讨一下与婚姻法修改密切相关的民事责任问题。

婚姻法修改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因一方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对于因重婚导致的离婚，无过失方能否向“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呢？

一些人认为，无过失方不但有权向构成重婚罪的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而且也应该有权向未构成重婚罪的第三者要求赔偿。因为第三者插足实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它违背了《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有关保护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法律规定，对合法婚姻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

一些人则认为，第三者插足属于道德范畴，法律不应管也管不了婚外情。如果法律对道德过度干预，就会偏离法治的精神。

一位资深律师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如果追究第三者的法律责任，将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隐私权的随意践踏、私人侦探行业的兴起等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王胜明，是承担修改婚姻法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他说，法律是否要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法律如何界定“第三者”。与夫妻一方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是否就是第三者？街头巷议的第三者是一个社会现象，法律上至今并未对其作出规定。男女异性一起出去喝喝茶、看看电影、吃顿饭，这算不算第三者？是否发生一次性行为就是第三者？

其次，应该弄清楚第三者是不是一定有过错？过错到底有多大？有的第三者是玩弄异性；有的却也是重婚罪的受害者，本身并无过错……王胜明说：“从现实生活中来看，第三者的情况非常复杂，对第三者的认定较为困难，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规定，需要听取更多人的意见，进一步认真进行研究。”

那么，婚姻法是否要用“责任”套住“第三者”呢？我们拭目以待。

离婚———无过失方可要求赔偿

在草案“法律责任”这一章中，第四十七条关于离婚赔偿责任的规定受到了最多的关注。按照这一条规定，因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4种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这一条规定，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可。

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女士，研究婚姻法已有20余年了。她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东北一对夫妇，生有两个孩子。不幸的是，丈夫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对妻子拳脚相加。妻子忍了一次又一次，忍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忍无可忍向法院要求离婚。法院将两个孩子判给母亲抚养，并本着“在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处理原则，将财产的绝大多数，包括房子，判给了母亲一方。

一年后，这位母亲长胖了，变得愉快而自信：“现在我有足够的能力抚养好孩子和平静地生活。”

巫教授说：“在离婚时，财产分割对于弱小的妇女一方相当重要。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判给母亲抚养的比例高达80％。所以，从司法部门现行的‘在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处理原则，到如今婚姻法修改明确提出的离婚过错赔偿制度，是一个巨大的、令人高兴的飞跃。”

在赞同婚姻法修改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同时，巫教授认为这条规定还存在不足：只列举了4种可以提起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况，范围相对太窄了。

她说，婚姻法修改草案第四条规定：“禁止重婚和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重婚者，不但要受到刑法制裁，而且在离婚时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姘居等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所造成的离婚，无过失方却不能要求损害赔偿。这未免太不公平。所以，她建议将第四十七条改为原则一些的规定：“一方因重大过错而造成离婚的，无过错方有要求赔偿的权利。”同时用司法解释对“重大过错”予以认定：重婚；姘居；通奸，情节恶劣的；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暴力。

巫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扩大过错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吴晓芳认为，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观点，婚外性行为就算“过错”，就可以“索赔”，那么，我国的婚姻法在世界上恐怕就要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严厉了。她认为，感情问题是很复杂的。夫妻的相互忠贞应属私人契约，法律管不了、也不应该管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假离婚真逃债———此路不通

如果说几年前“假离婚真逃债”还鲜为人知的话，如今这类现象已不再是新闻。

山东省的张某欠一公司原料款13万元。法院多次通知张某履行债务，张某就是赖着不还钱。等到法院执行人员到张某家中扣押财产时，张某的妻子却堂而皇之拿出一份盖有人民法院大印的离婚调解书，声称家中所有财产都归她和孩子所有；要钱，直接去找张某本人要。

这正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助审员韩延斌说，像这样的假离婚真逃债的案例，近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债务人往往将所有财产归另一方或子女所有，而将所有债务都由自己一人承担，造成了他自己欠债却没有一分财产可供执行的被动局面，致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假离婚、真逃债，不但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法律的严肃和公正，危害甚大。针对假离婚真逃债的猖獗，本次婚姻法修改在第四十八条特作出专门规定：“夫妻对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约定，逃避债务的，该约定无效。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韩延斌说，这一条规定正是针对夫妻利用对婚前和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进行约定，以逃避债务的制裁规定。把它特别规定在婚姻法中，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假借约定或离婚而侵害债权人合法债权的问题，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合法有序的交易关系。

《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0日第十一版)

http://www.wsjk.com.cn/gb/paper7/5/class000700002/
http://www.wsjk.com.cn/gb/paper7/5/class000700002/hwz55557.htm

『肆』 关于婚姻法的问题~求解决!!!

你所说的离开,是指让男方离开双方共同居住的房屋吗?如果房子是女的名下,那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对方不走,报警就是了,象这类简单的个案,巡警就直接让对方走了.

如果你是指担心男方一直纠缠女方的话,可以在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正面象对方说明分手的决定.如果对方再找你,同样报警,一般警察都会给对方警告的.

『伍』 新婚姻法关于重婚最权威最具法律效应的司法解释

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4日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中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后，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结婚证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 （2）与配偶登记结婚的，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与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记结婚，但与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时以夫妻名义同居而重婚，此即两个事实婚的重婚。 （4）与原配偶未登记而确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又与他人登记结婚而重婚，此即先事实婚后法律婚型。 （5）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而重婚。。由此可知，重婚在一定程度上和事实婚姻挂上了钩。
事实婚姻出现在“重婚”行为中时，重婚罪的认定。 事实婚姻出现在“重婚”行为中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1、前一个婚姻是登记婚姻，后一个婚姻是事实婚姻。 2、前一个婚姻是事实婚姻，后一个婚姻是登记婚姻。 3、前一个婚姻是事实婚姻，后一个“婚姻”是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第一种情形构成重婚罪，理论界、实践界争议不大，问题在于后两种情形（以下均称上述两种情形）下，重婚者与相婚者是否构成重婚罪？理论界、实践界争议较大。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在于《刑法》第258条中的“配偶”是否包括因事实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双方。有学者认为，上述两种情形也构成重婚罪，依据是， 就主体而言，当事人“自己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是重婚的主体要件。何谓配偶？词典的解释为：“夫妻双方互为配偶”,是指男子有妻，女子有夫，这种夫妻关系既包括依法登记结婚而成立，也包括事实上形成的夫妻关系。婚姻无非分为“登记婚姻和事实婚姻”两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我国法律有条件地承认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事实婚姻（指自1994年2月1日以前，男女双方均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并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事实婚姻既为法律承认则应受法律保护，所以是合法婚姻，因而在这两种情形中，重婚者和相婚者的行为无疑侵犯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中的一夫一妻制，其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构成重婚罪，而《刑法》第258条中的“配偶”应当包括因事实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双方。 我国现行《刑法》颁布实施于1997年，在此之前的1994年，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该条例把办理登记手续规定为结婚的必要形式要件，凡是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男女双方，均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配偶双方。因此，从最初的立法本意上讲，重婚罪中的“配偶”与“结婚”都是单指“登记结婚”，而不包括“事实婚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4日作出的《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该批复对重婚行为进行了扩大解释。因此，目前来讲，重婚罪中的“结婚”应当包括登记结婚和事实婚姻。 至于重婚罪中的“配偶”是否包括因事实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双方，有人认为不包括，原因是上述司法解释没有对“配偶”进行解释，只是对“结婚”进行了扩大解释。笔者认为应该包括。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30号）司法解释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既然该时间断的事实婚姻受法律保护，既然是合法的婚姻，当然婚姻当事人是“配偶”。更何况最高法院1994年12月14日《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认定的重婚行为是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不认可的非法同居。如果说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不认可的非法同居行为刑法可以认定为重婚行为，那么婚姻法认可的事实婚姻怎么不能与登记的婚姻结合（或两个事实婚姻）构成重婚行为

『陆』 巫昌祯是什么年代从民法转向婚姻法研究

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政法大学派巫昌祯参加。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新中国的法律头生子，自然备受关注。这边刚刚参加婚姻法修改小组工作，那边民法通则的起草也启动了，也想让她参加。因为与婚姻法有约在先，她便对民法通则说了对不起。这次参与立法的经历，成了她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此后，她把研究和教学的重心转移深入到了婚姻法。

『柒』 巫昌祯的学术成就

1955年曾参与《民法》起草。
1979年、1997年两次参与《婚姻法》修改。
1989年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任起草小组副组长。
2002年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四十年（上） 政法论坛 1989年4期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四十年（下） 政法论坛 1989年5期
离婚新探 中国法学 1989年2期 与夏吟兰合著
弘扬家庭美德建设文明家庭 中国法学 1996 06
中国妇女儿童的法律地位 中国法学 1984年1期 与王德意、巫昌祯合著
个体户家庭财产问题初探 政法丛刊 1988年1期 与夏吟兰合著
完善离婚制度的几点设想 法学杂志 1989年1期 与夏吟兰合著 中国婚姻法/巫昌祯主编.--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0页
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祯主编.--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0,409页
新婚姻法学习读本/巫昌祯，丁露主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82页
新婚姻法百问/巫昌祯，丁露主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44页
我与婚姻法/巫昌祯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3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巫昌祯等主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26页.--(法律法规释义系列)
新婚姻法指南/巫昌祯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8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巫昌祯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83页
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祯主编；田岚等撰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397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问答/巫昌祯主编.--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3.5.--125页

『捌』 巫昌祯什么时候从民法转到婚姻法研究

可以问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