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法立法模式

1. 我国发不正当竞争法采用的立法模式是什么

我国支持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模式。

从我国竞争立法的过程来看，最初起草的思路是合并立法模式，但是由于在反垄断条款方面争议太大、无法统一，而于1993年先行出台了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竞争无序问题、解决微观竞争秩序问题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至于涉及宏观竞争秩序的反垄断条款，大多被拿掉，仅保留了现实中亟待规范的若干限制竞争行为，有关反垄断法的原则性规定及企业合并控制、卡特尔控制等基本制度未有涉及。由此来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部主要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兼及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可以称之为综合的或混合的立法模式。至于反垄断问题，按照当时有关人士的看法，应“单独研究完善，争取在三四年中也能立法”。[2此后，反垄断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有关国家机关一直在进行起草、论证工作。显然，从近期的立法实践来看，我国选择了分别立法的竞争立法模式。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现实、合理的选择。

2. 附属刑法的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制定附属刑法规范时，主要采用两种立法模式，即散在型立法模式和编纂型立法模式。 这里所称的散在型立法模式，是指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模式被大多数国家附属刑法立法所采用。之所以如此，这是由其自身具有的附属性、辅助性及特定性所决定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散在型立法模式又可分为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和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两种。
1.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附属刑法规范不直接规定出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完整内容，而是对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有一定依附关系的立法方式。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立法方式不能规定出附属刑法规范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完整内容。其全部或一部分内容要依附于刑法典或单行刑法的有关条款的规定；二是这种立法方式既适合规定照应性、修改性、补充性或解释性规范，也可规定创制性规范。这种立法方式又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
（1）概括式
概括式，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仅概括地规定对某一种或某几种犯罪行为“依法处罚”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如何追究刑事责任，要依附刑法典或单行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附属刑法规范中最为常见。
（2）明示式
明示式，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指出或者标出该条款所要依附的是哪一具体法律或者哪一法律中的哪一条款或者哪一罪名。这种立法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情形：一是规定依照某一法律（刑法典或单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3）比照式
比照式，是指附属刑法规范对其规定的新的犯罪行为，只规定罪名与罪状。而其法定刑则比照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某一条款处罚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方式多见于我国附属刑法规范中。
2.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内容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法律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方式在各国立法体例上有下列两种情形：
（1）创制刑法总则性规范。
（2）创制刑法分则性规范。 所谓编纂型立法模式，是指对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的编纂。这种立法方式是以上述散在型立法方式的存在为前提的，它本身也应属于附属刑法立法的方式之一。它是指使现行附属刑法规范系统化的一种立法方式。它不限于对现行附属刑法规范的外部加工，而在重新审查全部现有附属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编纂对非刑事法律所调整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文件。这种编纂，既要整理已有的附属刑法规范，消除其中相互冲突和重叠的部分，又要补充一些新的规范，填补空白，加强刑法规范之间的协调，使之形成一个从某些共同原则出发的，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这种立法方式，既能够克服散在型立法方式的缺陷，同时也为修改刑法典创造了条件。
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尚未采用，但在国外刑法立法中则多采用之，较为突出的当为荷兰、联邦德国的“框架立法”。因两国在此内容上大致相同，因此，仅以荷兰的《经济犯罪法》为例，来说明这一立法方式。荷兰于1950年制定的《经济犯罪法》，是最早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典型。该法共计涉及50种经济法规的条款，具体可分为六类：一是农业经济法；二是生活必需品法；三是工资与价格法；四是企业合并法；五是运输法；六是零售商品法。该法既包括经济犯罪行为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也包括经济刑事司法组织上的措施。该法所规定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没有具体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这些内容由相应的经济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加以规定，在该法中仅仅标明该经济犯罪行为属于经济法规第几条款。这种只提纲挈领地指出某种经济犯罪行为的出处，其实质内容由具体的经济法规规定的立法方式，应称之为“框架立法”，它实质上也属于附属刑法编纂性质的立法方式。该法使本来分散规定于各经济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按一定的体例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法律文件，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散在型立法方式过于分散的弊端，为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该法也存在下列不妥之处：一是它只对现行经济法规中附属刑法规范的编纂，而不包括其他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范围过狭；二是该法把实体法、程序法和司法组织措施合并规定于一个法律文件中，不符合立法专门化的发展趋势；三是它不便于用来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

3. 保险法采用的立法方式

摘要：中国社会保险法经历了初创与调整、破坏、重建、全面建设和发展等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度框架已经明确；制度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立法开始提速。但社会保险立法存在理念落后，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规范不统一甚至混乱，法律实施机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济制度等问题。。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险立法必须树立科学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权，立法，社会保险法律
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是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客观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从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进而转化为现实权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险法》，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现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有利于为《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一、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历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的政策构成的社会保险法制体系。社会保险法制在相当程度上指引和规范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指南。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试点，中国特色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开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已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共济的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改变了过去国家包揽的状况，实行了国家、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并在主要项目上实行了社会统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险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全依附国家、单位转向责任共担，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保险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国家立法的宝贵资源，社会保险国家立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三)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作了两个重要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昭示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从以往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人权人宪，使得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原则依据以及宪法规范依据。
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开始提速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法的一部分，而劳动法尽管历史悠久，但在我国却是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门，至于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社会法更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作为与经济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也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护，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包括社会法在内的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自此，社会法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承载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功能，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曾经搁置多年的《社会保险法》，又被提到立法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规划，社会保险立法开始走上快车道。
三、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反思
由于社会转型、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我国在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今后的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现实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
(一)社会保险立法理念落后
当今社会，社会保险(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保险立法的起点和归宿。从法理方面看，社会保险法无非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确立和实现问题，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即社会保险立法的首要任务是规定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和保障。权利是目标与基础，权利处于基本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社会保险权利保障的理念远未被学界和立法者所认同，社会保险立法更多地定位于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单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保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自己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定位。缺乏先进的立法理念，必然导致在社会保险法的基本价值、原则、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导致社会保险立法基点不当，缺乏前瞻性、主动性和回应性，阻碍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
(二)社会保险基本法律缺失，社会保险法治化程度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在社会保险制度建构方面，我国虽颁布了大量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理应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据宪法理论和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险的重要事项的立法应该由法律规定。尽管，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把《社会保险法》列入当届人大必须制定的115部法律规划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劳动法》已于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会保险法》至今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社会保险基本法暂付阙如，对社会保险的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各部门的规章。在现行的社会保险的各项单行制度中，也鲜有专门的法律。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缺乏权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定型；导致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偏低，体系功能弱化，与社会保险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地位极不相称；导致遵从社会保险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的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及时建立起来，一些本应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保险关系一直游离于法治之外。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处于非法治化的、政府单方面主导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状态。这种不合理状态，既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三)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内容存在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规或政策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享有社会保险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险仅仅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专利”，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一，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尽管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内，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第二，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也比较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用人单位“固定”的就业形式而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就业方式灵活化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他们很难享有社会保险利益。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只覆盖城镇固定职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工延伸，但总体上看，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农民工，如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伤残得不到经济赔偿和治疗。”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职工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情况大大地破坏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原则。
(四)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和混乱
我国在保险法制建设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少，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立法主体多元，层级无序，规范分散。如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务院统一发布了通知，确定了两个试点方案，允许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结果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造成这项本应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近年来，还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养老保险条例》，进一步固定了养老保险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体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制度定型难度加大。立法层级的无序导致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门，互不统辖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给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险“有法难依”的困境。例如，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列为农民负担不许征收，有些地方也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视为增加农民负担。这些行政法规或政策性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保险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缺乏合理约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规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体现。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立法技术方面，缺少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导致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引、激励、规范、制裁和保护功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规不具有法律的权威，社会保险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社会保险权需要法律救济措施。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有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使社会保险方面的争议能够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我国不仅没有建立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没有便捷、高效的解决争议的程序，甚至还出现过由某市社会保险局和市高级法院“协商—致”，下发文件规定劳动者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金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的怪现象o。这剥夺了劳动者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成为纸上的权利。
四、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展望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让我们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树立科学、先进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险(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讲，社会保险权属于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基本范畴，其核心内容是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年老、伤害、疾病、失业、生育等)时，可以请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确保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险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社会保险权的保障和救济，社会保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并非仅是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法，更不是社会保险管理的权力分配法。这是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忽视甚至权利的被剥夺。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维护社会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或变革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从法律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才能从应然的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再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才能真正实现。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险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许多社会保障立法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对社会保险来说，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规范，更在于实现社会保障责任与权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国人大——民意机构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社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社会保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社会保障(险)的主要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有，制定《社会保险法》可以使社会保险主体权利义务和职责明晰化，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定型，形成社会公众确定的心理预期，维系社会诚信。基于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和巨大的权威性，可以使社会保险纠纷依法解决，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作并持续发展。总之，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完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部社会保险单项法律并存，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多项社会保险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立法模式。我国1994年在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规划中，采用的是综合立法即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模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社会保险的不同项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分别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社会保险基本法②。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分散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较灵活、便于修订等优点，但是，分散立法由于缺乏统摄全局的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约，非常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各单行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劳工局专家组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的建议，值得我们在选择立法模式时予以重视。第二，从国外的经验看，固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都经历了从某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立法内容逐渐扩展，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但综合立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就基本上是以其综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而著称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而原先采用分散立法的国家如德国，为了使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和明朗化，于1970年进行了《社会法》的法典编纂。美国、智利综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国的《社会法》法典编纂的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这也是我们选择《社会保险法》立法模式时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零乱、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粗疏的情况下，必须制定一部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以规范社会保险各项目所具有共性的内容，解决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确立法律框架。实际上，即使采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和事项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反而会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制定综合、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办法等具体事项，可以留待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解释等作规定，为社会保险具体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这是目前非常现实、经济、有效的选择。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应该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目标，制度框架应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脸、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社会保险法还应对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责、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做出规定。
(四)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发挥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权利救济措施做后盾。一方面，社会保险法要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对拒绝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社会保险支付义务的，挪用、侵占、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等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关于刑事责任，考虑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协调，可以在社会保险法里作一概括规定，然后由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释的方式，对社会保险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规定，从刑法方面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权利救济制度是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另一条保障线。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险的发展》中明确指出：“人们对他受到任何社会保障机构的对待方式应有提出控诉的明确权利。假如此种控诉在社会保障机构本身范围内的控诉程序不能满意的话，应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主管机构处理。”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险权利的救济，除了需要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行政救济外，还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按照我国1994年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一部分，争议解决必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进行。2001年5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改变了过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具体规定，扩大了社会保险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渠道，是我国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的重大发展。社会保险是涉及面广，与社会成员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争议带有特殊权益争议的性质，争议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保障人们社会保险权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社会保险法需要规定社会保险争议的解决程序，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审判机构，专门从事社会保险争议案件的审理，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在遭到侵害时获得及时、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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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中经常遇见哪些有关社会保障法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三、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四、社会保障法的本位
五、社会保障法的本质
六、社会保障法的价值
七、社会保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
八、社会保障权的构成要素
九、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十、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创新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早已迈出大步，社会保障改革却跚跚来迟，社会保障立法更是落后于市场主体立法、市场规制立法和宏观调控立法。这可能是许多理想的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或者出台后施展不开、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令人高兴的是，最高决策层和改革设计者已开始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改革和立法在近年来渐成热点。于是，我们就社会保障法的若干基本问题试作探讨，希望得到同仁的批评，更希望借此批评来改变法学界低瞧社会法地位和冷谈社会法研究的局面。

一、 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在中国，“社会保障法”这个概念是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尤其是1992年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后，法学界在研究和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更是不断提及。这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理论研究和现实需要的情况表明，对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由于对“社会保障”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对社会保障法的理解也稍有差别：(1)有的将社会保障法理解为社会保险法，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规定职工劳动者在其发生特殊困难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法律，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及其应用范围，用于包括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的求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2)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有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法律，”（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33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模糊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概念。(3)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总称”(覃有土、樊启荣编著：《社会保障法》第69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表述则过于宽泛和笼统。(4)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为了保障有困难的劳动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以及特殊社会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该定义的内涵比较具体，基本上能涵盖社会保障的内容，但对内涵的表述不够准确。鉴于上述不同定义，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解。

(一) 社会保障的界定
社会保障的涵义，在不同国家的立法例中往往不尽相同。综观各国立法所规定的社会保障项目，可以认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而依法建立的，在公民由于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灾害、战争等原因而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下，由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帮助，以维持公民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制度。其要点有：(1)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即有责任向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主体有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管理者、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国民收入的分配者，有责任组织社会力量为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保障；二是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者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获利者，有责任出让部分利益，通过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为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保障。(2)社会保障的权利主体是生活发生困难的公民。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公民，无论什么原因而陷于贫困，都有权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获得生存的条件。(3)社会保障的方式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来提供物质帮助。即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将通过征税、收费等方式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向生活发生困难的公民提供货币、实物、劳务等形式的帮助。(4)社会保障的目的是满足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需要，以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即社会保障有两个层次的目的，其表层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时仍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其深层目的是通过满足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需要，进而为实现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5)社会保障的依据是相应的法律规范。即社会保障的规则由立法规定，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的法定权利，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的法定责任。
根据上述涵义，在界定社会保障的外延时，应当注意下述几点：(1)社会保障不只限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的方式有保险式和非保险式两大类。保险式社会保障，即社会保险，是利用保险机制来实现社会保障，需要有广泛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求保障人、投保人和受保障人(即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一定契约关系，并且要求受保障人(即被保险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宜为多发生性、常规性风险提供保障。因而，它一般适用于给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提供保障。非保险式社会保障，即在不宜运用保险机制提供保障或者社会保险不足以有效保障的领域或层次，宜由国家和社会以单向提供帮助的方式予以保障，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由于社会风险的原因和形式复杂多样，不具备保险机制适用条件但需要社会保障的现象大量存在，现代社会对非保险式社会保障的需要有扩大趋势。因而，在强调社会保障的地位时，不能忽视非保险式社会保障，更不能忽视新出现的非保险式社会保险项目，如大学生贷学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2)社会保障不只限于城镇社会保障。在呈现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我国，难以建立一元体系的社会保障，城乡社会保障的水平、财源、方式必然不同。尽管如此，不应当把农村居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也不宜把农村居民排斥在由国家提供财源的社会保障范围之外。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应当构建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应当强调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力求使农村居民享有与城镇社会保障项目对应的社会保障。(3)社会保障不只限于国家基本保障。社会保障固然以国家基本保障即国家直接组织和面向全社会并且统一水平和规则的社会保障为主干，同时还应当重视具有局部性、内部性、差别性的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以社会保险为例，在城镇，已构建了国家基本保险为主、用人单位补充保险为辅的体系；在农村，由于经济形式、人口规模、国家财力、生产力水平等原因，现阶段国家未能提供基本保险，只宜将村民合作保障充当社会保险的主要形式。(4)社会保障不只限于普惠性保障。社会保障当然是惠及全民的制度，无论公民有无特殊贡献，只要生活发生困难，国家和社会都为其提供基本生活或最低生活保障。但同时，为鼓励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也有必要给对国家和社会有特殊贡献者的优惠的社会保障待遇，例如，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者实行离休制度，对军人及其家属、烈士家属、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等实行优抚制度。
(二) 社会保障关系的界定
作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社会保障关系，是指参与社会保障过程的各种主体相互之间以供给和管理社会保障为内容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主要特征表现在：(1)社会保障关系是发生在社会保障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换言之，只有构成社会保障运行系统中某种要素的社会保障关系，才属于社会保障关系。(2)社会保障关系是以实现公民的社会保障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关系，即是说，各种社会保障关系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利益而展开和运行的。(3)社会保障关系是体现社会连带责任的社会关系，参与社会保障供给和管理的各种主体，特别是政府、社会保险事业单位和企业，共同对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利益承担连带责任。(4)社会保障关系是以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为轴心的社会关系整体，即是说，社会保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大多以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为一方当事人，正是由于社会保障机构参与各种社会保障关系，才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供给系统和管理系统。(5)公民所参与的社会保障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属性和财产关系属性的社会关系，即公民的社会保障利益一方面是与自身生存不可分离，具有人身利益属性；另一方面是以获得物质帮助为内容的财产利益。
如果从主体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障关系包括下述几类：(1)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公民承担社会保障职责的关系。(2)行政机关与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和用人单位等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体向公民履行社会保障义务进行管理、监督和财力支持的关系。(3)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等事业单位向公民给付社会保障待遇和提供相关服务的关系。(4)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与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或投资、捐赠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费的关系，企业等单位向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投资或捐赠的关系，以及公民向社会保障事一单位缴费或捐赠的关系。(5)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即用人单位向其劳动者履行社会保障和劳动福利义务的关系。(6)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为执行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而分工、配合和制约的关系。(7)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与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之间以及不同项目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之间就社会保障供给而分工、协作和制约的关系。(8)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公民之间互助共济的关系。
如果从内容和性质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障关系包括下述几类：(1)社会保障基金形成关系，即政府和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各种法定渠道向社会保障基金供给主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特定的税收关系、财政补贴关系、缴费关系、捐赠关系等形式。(2)社会保障待遇给付关系，即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直接或间接向符合条件的公民给付社会保障待遇的关系，直接给付通常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直接向公民发放一定货币或实物；间接给付通常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有关服务机构向公民提供一定服务。(3)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关系，即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部分向特定领域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关系，如购买国债、委托特定机构投资等。(4)社会保障财务管理关系，即在社会保障基金筹分配、使用过程中发生的预算、决算、核算、结算等管理关系，既有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社会保障财务活动的管理关系，也有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财务管理关系。(5)社会保障管理、监督关系，即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有关非政府监管机构对社会保障业务活动实施管理、监督的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管理、监督。(6)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关系，即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构与社会保障争议当事人(或其他人)之间因处理社会保障争议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社会保障关系还可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多种分类。例如，依社会保障项目不同，可分为社会为社会保险关系、社会福利关系、社会救助关系、社会优抚关系；依社会保障对象不同，可分为城镇社会保障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关系和军人社会保障关系。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社会保障法体系，可以从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形式体系两个层面来理解。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立法，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体系均不完整。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设计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是从总体和宏观上把握和指导社会保障立法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
从法律规范体系的层面设计我国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应当考虑下述几个因素：(1)社会保障的项目。众多的社会保障项目一般分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大类别，各大类社会保障项目又可作进一步的分类。为使各种和各类社会保障项目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与社会保障项目的分类相对应。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不断出现新的社会保障项目，如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贫困学生贷学金等，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及时反映所出现的社会保障项目。(2)社会保障的通用性问题。各社会保障项目都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特别重要而需要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如组织体系问题、基金问题、争议处理问题等，在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就有必要设置通用于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若干法律制度。(3)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因而，城乡社会保障必然存在制度差别。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反映这种差别，就与城镇社会保障有重大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专门的法律制度。(4)社会保障的军民差别。军人在各国都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群体，对社会保障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需求。因而，在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应当给军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特别法的地位。(5)社会保障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社会保障涉及面广，与经济、社会的多个领域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受到多种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对此应当有所反映。
(二)法律形式体系的结构
社会保障法的法律形式体系，又称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其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多样化格局，主要有三种模式：(1)多法并立平行模式。即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社会保障项目，制定若干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分别调整某类或某一社会保障项目的社会关系。其特点是多部社会保障单行法律法规并存，互不隶属，共同规范社会保障。这种模式由德国首创，“铁血宰相”俾期麦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儿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立法体例，先后颁布有《劳工保险条例》、《军人保险条例》、《公务人员保险办法》、《退休人员保险办法》、《私立学校教职工保险条例》、《社会救助法》、《职工福利金条例》、《残疾人福利条例》、《儿童福利条例》、《老人福利条例》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2)一法统驭多法模式。即统一制定—部法律综合规定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基本问题，作为社会保障法部门的基本法，再依据基本法就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分别制定若干单项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这种体系由一法统驭、多法并行，呈现层次性，有利于社会保障法的一体化、全民化以及立法形式多样化。这种模式由美国首创，罗斯福新政时期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这种模式，既有利于宏观层次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和统一性，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和开放的体系，当产生新的社会保障项目需求时，可以基本法为依据进行立法。(3)混合立法模式。采此模式的国家，既颁布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同时将另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纳入到其他部门法体系中进行规范，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模式。此种模式既不利于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系统、协调地发展，也破坏了社会保障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发展格局。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保障立法系“分散立法”体例，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法律，只有就某种社会保障项目作出专门规定的少量法规和个别法律(如《残疾人保障法》，体系不完整，层次低，多以“暂行”性法规的面目出现，没有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步入宏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关键阶段，亟需重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围绕其模式选择出现了许多争论，其主流观点有两种：
一种是“一法统驭多法”模式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立法应由“多法并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统驭多法”的综合立法模式，即由社会保障基本法从宏观上协调、统一和指导各种单行法及地方立法。其必要性和意义在于：(1)传统社会保障立法在内容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规范。例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职责上的分工，多部门分管社会保障的协调，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职能划分和衔接，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布局和统一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单行法律法规不能解决的。(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和全面性，不是临时的政策、具体的措施抑或局部的规定，因此，必须由社会保障基本法作出整体规定，不能零星片段、不求统一、立一条算一条。(3)社会保障制度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因而社会保障法不应具有地方性，但我国近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立法，走着“中央试点指导、地方立法为主”的路子，客观上形成了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有一个基本法对地方立法进行统一、协调并指导其发展。综上所述，持此论者主张，同其他部门法体系一样，社会保障法体系应当以基本法为中心来构建，因此，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是社会保障立法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森永俣、刘豪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建设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另一种是“多法并立平行”模式论。认为在国外三种模式中，混合式立法显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种立法模式，但选择一法为主的母子法结构还是选择多法并重的立法结构，应当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由于社会保障的内容广泛和多部门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惯例、立法结构和经验，要制定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作为母法，再在些基础上制定若干社会保障法子法，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为这种立法模式会彻底破坏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成本高昂化。而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需要出发，亦并非只有母子法结构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尽管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曾经建议将“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国际劳工局：《展望二十一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第7页，劳动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但这种建议因社会保障内容的广泛性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到，中国就更不能以此为依据了。有鉴于此，持此论者主张按照多法并立平行的原则来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而是与其庞大的领域及独特的运行规律相适应，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体系的六大子系统，在尊重现有立法格局与立法传统的基础上，分别制定《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这种立法格局不仅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同样能够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郑功成著：《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第485—48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透过上述争论，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社会保障法的主要内容上已达到共识，即中国的社会保障法系统由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构成，争论与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社会保障基本法，以及是先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还是社会保障单行法律?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法应选择一法统驭多法模式其意义在于：(1)有利于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完善，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科学合理地发展；(2)有利于通过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统帅作用，克服社会保障法系统内的冲突与矛盾，以实现系统内的整体协调和平衡；(3)有利于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形成和发展，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法理论的繁荣与发达。
但是，我们还应充分地认识到，一个理想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俾斯麦的社会保障立法历程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障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独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经由一个由单项分步立法走向综合立法模式的变迁过程。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在步骤上亦可采用先分步单项立法然后统一的方式。
三、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一)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社会法
自古罗马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分类以来，西方法律体系中便有了所谓公法与私法的“两分法”，并沿袭至今。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分离和对立统一的；与此相适应，近代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个范畴，两者分别在各自独立的范围内发挥着保障市民权利的作用。但到本世纪，则产生了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此即社会法域(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第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们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出现了所谓的“法律的社会化”，因而在市场规制、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形成了作为中间法域或称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和环境法等。它们与近代社会形成的行政法、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是不同的。由于它们产生于现代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因而可称之为“现代法”。
从上述公法与私法的分类及其发展过程不难得见，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的；而把法律分为分法、私法和社会法的三元论，则是分别将国家、个人和社会作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本座”。三元论看到了国家、个人和社会的不同，认识到了社会法域确实更偏重于社会，并因而与公法和私法属下的法律部门有不同之处，但这只是社会法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社会法，它与公法和私法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并且，社会法自身的发展与公法、私法的发展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社会法虽然更具有社会性，更强调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以实现其在谋求社会福祉的基础上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这仍不过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法律上的体现，况且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法的重要主体。因此，社会法从传统的法律分类的角度，在实质上仍属于公法，或曰在原则上属于公法的范畴，它的独立是在公法中的独立。(［德］汉斯·F·察哈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法》，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1期。)
(二)社会法与社会利益
社会法是一个新兴的门类。起初，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个人主义法律观而言的一种学说。法国学者狄骥等人认为，根据社会连带关系，个人权利具有社会性，个人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在德国，第一次世纪大战结束后，试行了所谓重要工业社会化政策，采取社会干预(包括国家干预和社会团体干预)的政策，来管理和纠正自由放任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在日本，社会法一词开始也仅意味着对个人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修正。后来，也蜕变为“统制经济法和社会福利法的路上去了。”(参见潘念之主编：《法学总论》第40—41页，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鉴于此，现在所说的社会法，往往是指有关市场秩序和社会保障的法律类别。我国学者认为，“社会法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所带来的社会公害，使风险分散、转移，让公众来承担以减少损失，体现社会互助合作精神，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参见孙笑侠：《论传统法律调整方式的改造》，载《法学》1995年第1期。)社会法的出现与勃兴，就在于它是与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利益相联系。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是国家所能完全替代的，尽管社会利益表现在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利益阶层或国家。在利益分类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四者是并列关系，社会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其内容也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抽象得不可捉摸。它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的保障；(5)公共道德的维护(这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任何发展阶段都显得特别突出)；(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等方面。(参见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相互转化，社会利益通过法律确定为权利时，就转化为个人利益、法人利益。利益主体虽然本质上是社会公众，但表现在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却是个体。如环境保护本是社会公共利益，但经法律确认为环境权时，这一权利则由自然人或法人来行使。同时，个人利益也能转化为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被侵害达到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经济秩序或社会正义的普遍和典型意义时，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利益。比如向农民打“白条”，假药害人等，所侵犯的是社会利益。 心

5. 西方国际私法学说和理论的发展对中国国际私法有何启示

国际私法学从学说法到制定法，国际私法之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以自然法为中心，提出一些普遍适用原则。从而使得国际私法普遍的效力问题成为国际私法趋同化的种子 ；随后格老秀斯的主权与平等原则、胡伯的三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私法的发展和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发展；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提出寻找涉外民商关系的本身性质的“本座”的法律，既尊重国家之间的主权，又通过适用外国法能充分保障有关国家和当事人的根本利益，他的观点对整个国际私法学史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他将利益的概念引入国际私法，此后国际社会更大程度上接受本座说。孟西尼倡导通过国际会议来统一国际冲突法，使得缔结条约成为国际私法趋同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十九世纪后期，比较法学派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国际私法学的发展速度加快，国际私法涉及的领域深度加深，从而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和推动着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发展。
本文主要想通过寻找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原因，以及对其发展历程和现今表现的粗略分析，对比中国国内有关国际私法立法现状，找出中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既存问题，并致力提供解决的方法。

二、国际私法的趋同化浅析

国际私法的趋同化是指不同国家的法律随着国际间交往日益发展的需要，逐渐相互吸收，从而接近于一致的现象 。除了私法外，各国在国内立法实践中也相互效仿。
（一）国际私法趋同产生原因
国际私法趋同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不断的发展，各国间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间不同的法律规范阻碍了经济便捷、快速发展，所以有关于经济贸易交往领域的法律被期待做出改变。
国家间的政治交往也推动着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发展。法律是上层建筑，既受到经济基础的推动，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除此之外，其他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接近和交流也会对趋同化产生重要影响 。当今社会国家间交流尤其是政治交流日益频繁，必然影响到价值观的碰撞，因此法律趋同化也借力产生与发展。
随着文化交流层次水平的逐渐加深，尤其是不同的法域和不同法律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步加深，使得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对比研究涉及国际和国家法律的问题，并且在立法过程中相互借鉴与效仿，在法律适用中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法。
国际私法处理对象是国际问题，其对象的国际性使得国际私法趋同变得具有了必然性。国际民商事关系处理过程中要求各方综合考虑，尽量避免冲突。因此各国通过缔结条约或者公约来协调国际冲突，国际条约既表示各国基本立场一致又在各自国内立法转化过程中表现出法律的趋同。
（二）国际私法趋同化的表现
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寻求统一和各国立法模式逐渐趋同。
传统冲突法强调一致性，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一个国要想在法律选择问题上取得突破，以求得明确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有一种途径就是对传统型客观规范进行“软化”处理，例如采用“分割”方法对相同类案件中的不同争议规定设置补充性连接点等 。
其次，各国在涉外民事法律问题的选择问题和法律适用上都更加侧重于对当事人的利益的保护。国际社会对当事人属人法的适用更加普遍；重要的一点还有“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成为了各国普遍采用但又各具特色的原则，例如美国除了有些州的民法还保留有从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中借鉴的“动产随人”的原则外，其他各州都采用了“物之所在地法” ；又如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中就规定了“不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等。通过对各国的相关问题的法律分析可见，物之所在法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国际私法中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原则。
近年，各国都主动地相继抛弃了早先的立法模式——分散模式，而朝着集中化发展。主要表现在民法典中专章专节的方式进行集中立法、做出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并且在法典结构上抛弃了过去的只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单一做法，而是集法律选择，法律承认（主要是承认外国判决），法院管辖及判决执行等于一身，更充实和完善了法典体系。例如1974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等。另外，各国对条约、公约的国内转化也是国际私法趋同的一大推力和重要表现之一。
中国和国际私法

（一）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现状和问题
中国国际私法最早出现在民国后期。1918年8月5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法律适用条例》，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初期。但是，《法律适用条例》更多涉及的是法律选择问题，并简单的全部以国籍为连接点，缺乏灵活性和明确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私法立法工作未能被重视，立法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私法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不能不看到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国的研究工作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首先，导致国际私法立法出现不足的原因是因为缺乏科学的、一以贯之的现代化立法技术，没有正确地统筹立法工作和法律结构。
其次，我国冲突规范的数量有所增长，但是质量不高。主要问题是冲突规范不全面，如财产法方面主要规定了不动产的适用而未明确规定动产的法律选择规范；有些冲突规范已经不适应当代处理问题选择；有些冲突规范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有些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不和谐等。而导致这些缺点和不足的原因是缺乏应有的、一以贯之的现代化立法技术，没有正确地统筹立法工作和法律结构。
最后，在2010年之前中国采取分散式立法形式，主要以《民法通则》第八章规范为主。但很多新制定的法律和民法通则有冲突，或者产生重复立法的问题，给司法过程造成重大的并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产生大量的司法解释代替立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冲突和矛盾，可见我国的现行立法模式落后于时代。
（二）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完善的必要性
中国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综合国力薄弱，法律体系极不完善的模样，现今中国以经济综合实力世界第二和外贸出口大国的实力向世界昭示着其勃勃活力，中国必须以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期待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工作是我国坚持发展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需要。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法律体系，就必须综合考虑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世界经济交流频繁的社会现状下必须深入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和适用制度；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工作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
完善国际私法立法是解决我国立法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此前的涉外民商事立法都是分散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不同法律部门之中的，在2011年4月1日《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颁布实施之后，产生了关于新法实施旧法是否当然失效，是否废止的问题讨论。并且，两者间的关系是否有先后顺序，以及法律清理工作都处在讨论之中，所以只能通过更加完备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模式来解决立法遗留问题，推动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之路；完善国际私法立法是当代司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关于中国私法完善的建议
我国现行国际私法仍存在诸多问题是我国国际私法研究和立法工作完善的重大推力。要让国际私法与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中国特色法制体系相适应，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学习先进的立法理念。立法者要尽量地制定出能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尽可能的制定既能指定外国法律也能指定内国法律体系的开放式冲突规则。 所以要求我国立法者在国际私法立法过程中更多的和外国立法者以及国际私法学者进行交流，充分地借鉴世界范围内国际私法立法成功的理念和经验，用以完善和充实中国国际私法，从而形成中国国际私法特有的理论体系和理念。
其次，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技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面向世界，遵从国际私法趋同化的趋势，全面分析我国现当代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总结经验技术，发展和完善有中国法律特色的国际私法立法技术，不断改革和发展立法方式，用先进的立法方式武装我国国际私法，赋予其先进性和生命力。
再者，要处理好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转换和适用问题。综合考虑条约和公约在国内立法中进行转换或直接立法对我国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响，处理好转化问题和保留问题，使我国国际私法成为综合性法律适用规范。
最后，要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尽快对《法律关系适用法》和《民法通则》等法条之间的适用关系，优先性问题等加以研究和解决，处理好潜在的冲突，确立其法律适用地位。同时应不断加强对国际私法的研究和讨论，用法学理论研究成果推动立法进程的发展，不断将国际私法理论加以研讨和完善，尽可能的使《法律关系适用法》涵盖到涉外关系的方方面面，使我国拥有完备的有中国法律体系特色的中国国际私法法典这一美好愿景和终极目标得以实现。
随着国际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发展和联系，国际私法趋同化的趋势大大加深，各国不可避免的参与国际社会各方面，进行经济交往与合作，跨国人员流动和国际合作，要求各国要用不断发展的法律保障不同国籍的当事人权利和利益，综合考虑和解决各方面矛盾。因此各国发展国际私法、国际私法趋同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入世以后，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以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所以必须在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大环境中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理念和经验技术发展我国国际私法，致力于使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更加先进和完善。

6. 美国法律制度的优点

一、法律移植

对于国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经验，法律移植不失为一种简捷而有效的借鉴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点会消失殆尽，而且可能破坏已有的程序，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国际比较法法学会主席克雷波教授关于法律移植论述道：“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领域，法律规则是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价值观念的，在财产法或劳动关系法领域的某些价值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的法律移植，即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这种价值的其他法律管辖区中，必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商务活动领域，并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别。以至于不同国家的观念就不能交错繁殖。”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商法是直接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经济生活的需求，符合经济主体的利益。《美国统一商法典》虽为美国法律的产物，更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事交易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联合国的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在对《统一商法典》进行后指出：《统一商法典》作为一个基础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第九篇（即担保篇）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中最为现代化、最为合理和最为完整的担保制度。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亦不明确，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选择以商法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立法模式，则在立法技术上不必拘泥于民法中基于家庭人身和财产关系形成的各种伦理性原则，而是更直观地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使之受之于商法基本原则及调整手段的约束，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需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正如施米托夫所论述：“从实质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有理智的商人们的共识。这个法律部门相对来说不受和其他感情方面压力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商法能够比其他法律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惊涛骇浪，在瞬息万变的风浪中始终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

《美国统一商法典》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贯穿着立法者的思想。现实主义注重法律的实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强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以此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理想主义则强调法律自身体系的完备与严谨，制度的周密与无懈可击，以此作为立法的最高要求。《统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现实主义的法学的代表，针对美国普通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的最新发展，对商事交易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创新，实现了简化交易手续、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时，法典的起草人运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则性条款、弹性条款的规定，力求实现法律的严谨与周密。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的现实色彩比较突出，立法的动机往往来自于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细”，“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导思想都是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具体体现。这一立法思想对于迅速制定大量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过分偏重于现实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响立法质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呈现出的体系不协调、法律之间存在诸多冲突等现象大多与此有关。因此，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应当重塑法律思想，应当具有全局立法观念，以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便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

三、法律经济

对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手段是从美国开始兴起的，并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充分运用，即强调用交易费用等概念来对法律制度的效益价值进行分析。正如美国法学家所指出的：“法律，尤其是私法，是为尽可能地增加经济价值和财富而设计的。法律强制的主旨或标准在于为将来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创造动因。”

现代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进行。正是这种商法与经济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决定了对商法进行经济分析的必要性。在法律与经济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今天，应研究交换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对商法的内在需求，以及商法应如何对商事交易效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从中找出它的性，并使之意志化、法律化，从而使商事法更具理性。

这种分析手段虽然难以兼顾法律的社会价值，但对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商事活动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做为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应以效益为其主要价值。商事法中出现的一些与经济效益相悖的法律规定，是与立法目标不相符的，是制约法律功能发挥的。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法律来创造和维护，这就决定了在法律制度的设计时，运用经济性分析手段的必要性。从而要求立法者树立效益观念，在具体制度制定上，尽可能合乎商事交易的营利性要求，对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分析，突出经济价值，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益增长。

四、商事惯例地位和性质

《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世纪商人法在美国的复苏，这表现为：

（1）法典的主要渊源是商事习惯和惯例。

（2）法典规则是在对商事习惯和惯例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不是凭空制定的。

（3）在实用主义法律观念的推动下，美国法官在审查商事案件的事实时，开始对“僵硬”的法律规则进行改造并逐渐承认商事交易中的习惯性规范，进而确认贸易习惯和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

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国际惯例在我国被区分为：

（1）作为的国际惯例即上升为国际法的惯例，如条约。

（2）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工具性质及地位的国际惯例———即商法的渊源和表现形式的“国际惯例”。

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功能的国际惯例适用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服从于法律或者整个法律秩序的目的，而不具备独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与普通规范力。

国际惯例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已经得到国际的普遍承认。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协调和统一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开始逐渐抛弃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对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控中，已开始放弃单纯的国内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商法规则来支配他们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想象，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法律调控将进一步摆脱国内法律的桎梏，逐渐趋向统一。而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的关于国际商事惯例的规定，无论是在含义、性质、适用范围和条件等方面，还是在与实施中，均存有缺陷。为促进国际商事关系的进一步，有必要在今后立法中对国际商事惯例做出更、更具国际性的规定。

五、制定和完善商事法律体系

长期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中，没有机会参加有关国际经济贸易法律规则的制定，处于被动的执行、被动遵守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地位，以致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发挥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投资等有关的商事法律极为薄弱，有相当部分领域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制度方面也存有许多弊端。加入WTO，中国法律将面临调整。因此，应借鉴美国商事法典中开放性、能动性和具有保护功能的立法特性，依据WTO法律体系和国际商事惯例，制定和完善现代化的能与国际商事交易接轨的商事法律体系。

六、商法典与司法公正

商法典的制定对于保障司法审判人员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1）从根本上解决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的规则匮乏状态，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

（2）商法典的制定，是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证法官公正执法的重要步骤。

庞德指出：“法律是科学的，意在尽量消除司法过程中的人为误差，排除贪污腐化和尽量减少法官无知或肤浅所产生危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完全适应严格执法的要求情况下，不能强调法官在创造所谓的“活的法律”方面的作用，而应该严格要求法官依循成文法，尤其是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需要尽快制定颁行商法典。

七、商事立法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民商分立较之民商合一，不仅在传统和现实中占有支配地位，而且亦有深刻的理论根据。首先商法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现代贸易理论也表明，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应单独制定商法典；其次是商业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便捷和效益，与民事活动所寻求的公平，在关注角度上存有较大的差异；最后是商法所调整的商业经济关系变化较快、较多，为便于修改也应保持独立。

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愈趋兴旺并愈加复杂。因此，坚持“民商法”和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概念和理念，就是混淆了家庭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性质，其实质就是在新形势下仍然坚持简单生产商品完善法，这种落后、陈旧的法律理念，是违背潮流的，它既不利于民法的现代化，更不利于商法的发展。并且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民法的调整愈加力不从心，从而出现了许多法律调整的空白点。因此，建立独立的现代商法典势在必行。

7. 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采取专门立法模式的国家是

【反不当竞争】世界不正当竞争立法的几种不同模式
竞争法包括两大部分，一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为反垄断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各国的竞争立法模式已基本定型，但是由于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立法传统，竞争法在立法模式上可分为三种，即：分立式、统一式和混合式
(1)分立式：即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分别立法。这种立法模式比较典型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其中又以德国的竞争立法最具典型意义，日本、韩国等国的竞争立法都仿照德国的立法体例。德国现行的竞争立法制度，主要规定在1909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1957年的《反限制竞争法》中，而日本则分别规定在1934年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和1947年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
(2)统一式：即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两部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合并在一起，制定一部市场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不正当垄断和限制竞争进行统一的调整。如匈牙利1996年颁布的《禁止不正当市场行为和限制竞争法》和我国台湾1991年颁布的《公平交易法》。这些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合并立法的模式，首先是因为这两个法律制度都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都是出于推动和保护竞争目的，而且有着相同的经济政策，即禁止企业以不合理的手段谋取经济利益，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尽管一个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个是反对限制竞争行为，但这两种法律制度是相互需要，有时候是交叉存在。
(3)混合式：这种立法模式没有确定那些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那些行为属于限制竞争，那些行为属垄断。对于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既没有分别专门立法规范，也没有集中统一立法加以规范，而是分别针对各种妨害市场秩序的行为，制定若干法律加以规范，这种立法模式的代表是美国。美国最早颁布的有关公平竞争的法规《谢尔曼法》，主要是针对当时托拉斯④这种垄断组织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制定的，1914年美国又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构成了美国竞争法的基础，后来鉴于市场竞争形式的多样化，美国随后又对上述法律进行了相关的补充修订及相关立法，如《鲁宾逊-帕特曼法》、《惠勒-李法》以及《威尔逊关税法》等。此外，法院关于各类反限制竞争案的大量判例也是美国竞争法的表现形式。
在欧洲，也有些国家采取混合立法的形式，但不同于美国，这些国家一般将妨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分门别类，由专门的法律调整特定的违反竞争秩序的行为，如以民法来调整有关部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商标法来调整有关部门侵犯商标专用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专利法来调整侵犯专利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等。

8. 我国《旅游法》采取综合立法模式。对还是错

我国旅游立法来的宗旨是促进旅源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基本原则： 
⑴采取综合立法的原则       
⑵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⑶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市场调节相统一的原则
⑷旅游资源合理保护的原则      
⑸旅游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 
⑹坚持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⑺坚持与我国现行法律和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原则
故：我国《旅游法》采取综合立法模式是对的

9.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文章摘要: 无论从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历史发展来看，还是从我国目前国际私法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都应该选择法典形式。对其体系结构的选择应该采取总分结构，总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分则不仅包括法律适用规则，也应包括国际民事程序方面的规则。
文章关键词: 国际私法 立法模式 立法结构
文章快照: 要术语的解释、引用和涉及具体的法律条文附录、因生效而被废除的相同或相似立法的具体条文、国际条约的保留、时效的适用等内容。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设计我国未来国际私法法典可采取总分的结构形式。但是，我们对于总则部分必须区别统领整个国际私法制度的总则和统领法律适用的总则，分别进行规定；对于分则采用两个部分并行规定的方式，即先规定法律适用的内容，然后再规定国际民事诉讼的内容，不采取我国《示范法》将管辖权和司法协助分开规定的结构。应该说，《示范法》的结构在我国没有理论的支撑。在我国国际私法的学理上，从来就没有将管辖权的内容置于法律适用的前面，况且将诉讼部分分为两处规定，即前面规定管辖权，后面规定司法协助，这样规定会将诉讼中的例如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期间和诉讼保全等内容遗漏。我们将管辖权和司法协助等程序内容合并规定在法律适用之后，不仅可以解决立法的遗漏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具有理论上的支撑，从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经典教科书来看，也都是将它们放在一起论述的。例如，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编规定了国际民事诉讼法，包括概述、管辖权、送达、取证、期间、保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际司法协助等内容，第5编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29李双元等著的《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5编规定了国际民事程序法，包括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两个部分的内容，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又包括概述、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国家豁免、外交豁免和国际组织豁免、国际民事管辖权、平行诉讼与不方便法院原则、期间与诉讼时效、财产保全、海事强制令与证据、国际司法协助、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内容；黄进主编的《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却将所有解决争议方法放在一编中，即第4编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肖永平在其《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中将程序问题放在全书的最后几章，即第18章国际民事管辖权、第19章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第20章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第21章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第22章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第23章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最后，增加国际商事关系和国际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内容，其中，国际商事关系包括国际代理关系、国际投资关系、国际金融关系、国际票据关系、国际破产关系、国际运输关系、国际保理关系、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国际信托关系等内容；海事关系包括船舶国籍的确定、船舶所有权、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海事责任赔偿限制、海事契约、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等内容。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对我国未来国际私法法典的结构作出了如下设计：④序言(主要规定国际私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等内容)。第1编，法律适用。包括第1章，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第2章，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包括第1节，民事主体；第2节，物权；第3节，知识产权；第4节，债权(包括第1分节，合同，第2分节，侵权，第3分节，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5节，婚姻家庭；第6节，继承。第3章，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包括第1节，国际代理；第2节，国际保理；第3节，国际破产；第4节，国际信托；第5节，国际服务贸易；第6节，国际运输；第7节，国际投资；第8节，国际票据；第9节，国际金融。第4章，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2编，国际民商事程序。包括第l章，一般规定；第2章，管辖权；第3章，司法协助；第4章，国际仲裁。附则。④这只是笔者对我国国际私法未来的法典结构作的粗线条设计，对每一部分条文的具体安排以及所涉及的内容，另撰文进行具体说明。参见徐伟功：《中国国际私法典体系结构初探》，《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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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弱者权益保护之冲突法视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6期
[2] 论当代国际关系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与作用 《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04期
[3] 柔性宪法下国际私法的重大变革——英国国际私法之宪法解读及启示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02期
[4] 欧洲公共秩序的独立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01期
[5] 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欧洲法律选择方法的新发展 《江淮法治》2009年04期
[6] 试论我国国际私法的健全与完善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7] 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私法渊源——兼论一般国际惯例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时代法学》2009年02期
[8] 传统国际私法与现代国际私法论略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9] 论“直接适用的法”——以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10] 我国国际私法领域采用判例制度可行性探究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