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法面临的问题
㈠ 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主题的行为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有很多种的
㈡ 关于经济法的一些问题
.2016年2月，长期向B公司提供各种产品的A公司生产的产品被有关部门认定为不合格产品，B公司要求停止进货，A公司认为B公司停止进货是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问，A公司观点正确吗？为什么？
㈢ 我国主要经济法律有哪些
我国主要的经济法律有以下几类，
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消费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银行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财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土地和房地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监管与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局限性、盲目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监管与协调的经济关系的法律。经济法律关系，是指经济法所确认的，在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协调经济运行而对市场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和调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原则是经济法在其调整特定社会关系时在特定范围内所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我国经济法原则主要有：一是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同时，这种干预必须适度，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来进行，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定千预的内容和手段。二是效率公平原则。经济法坚持提高效率与维护公平相统一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使公平和效率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以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三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能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㈣ 中国经济法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我国经济法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在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和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深入，广泛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索，我国经济法划清了自己与传统法律部门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间的界限，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法立法正处于中度发展状态，有必要对经济法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构想.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今后十几年里经济法立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效率并重”是社会发展对经济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经济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随之形成并有扩大形势，统计数据也明确反映了这个现实.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法立法不得不关注经济公平问题，在立法保护对象的倾向性应偏向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
我国的经济法立法已经完成了法律部门的分化，对经济法进行清理，汇编，编纂，并制定某种形式的法典是经济法立法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法立法技术的最高体现.
在市场经济初步成长的中国，法律移植仍然是未来十几年经济法立法的一种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鉴的西方经济法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体本身较强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法能够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㈤ 我国当代经济法律的特点是什么
【摘要】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有一定制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关键词】经济法;公法;私法;市场
【正文】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1]归纳起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是国家干预,二是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三是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2]从我国的改革看,我们是在认识和实践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使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变动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假如没有共同的规律和性质,经济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部门就很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如有合理的地方,这些合理的地方应该是共通的。
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相一致,是属于市场本位的一种认识。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于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法律干预方法就是这种性质,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利益集团的社会经济力量得以极大发展,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与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来取代市场自发机制——经济计划化。亚当·斯密所颂扬的处于完全竞争中的大量小单位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汇合的“无形之手”,让位于“有形之手”——即“国家之手”。这样的计划化意味着配备充分的法律手段,并使法律规则在计划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3]从而产生了崭新的第三类法律——经济法。[4]它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
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总体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作为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控制自由竞争。所以有学者说“经济法就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5]这不无道理。
对经济法实施统制,在本世纪后半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个人和企业方面以及在整个经济生活方面都有表现,经济政策的手段逐渐讲究起来,从“凯恩斯革命”起,经济学家就致力于对预算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收入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尤其明确提出了利用这些手段实现国家总目标的条件,充分利用资源、稳定物价,提高国民产值增长率。[6]
国家对经济的非系统化干预存在已久,但对经济的系统干预,则是在垄断产生之后,经济法是国家系统干预经济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与国家紧密相关。所以,作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纪至15世纪出现的商法。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本世纪以来,经济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7]法律秩序要发挥整个社会价值准则体系的作用,因为与单独的经济效率相比,社会价值准则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8]可以说,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谐一致的要求。[9]正是由于对社会法的需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法与法律之间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
二
第二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协调性质。国家在总体经济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如在总量控制、各方利益协调上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种认识。
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国家对经济的协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国改革初期,也就是我们提出计划为主、商品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这种对经济法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政府与市场在运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这种国家本位的对经济法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问题的。
按照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处于国家的计划的管理之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是整个社会“大工厂”的生产单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是处于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关经济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规。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是不需要经济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模式由于其僵化性而不断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经济的缺陷。由此,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在计划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场的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法都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经济法的产生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的产生是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后者是在完整的市场中加入国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计划中不断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场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都导致了经济法的出现和对经济法的强调。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一些本质上的特点。首先,经济法并不是以市场或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对经济的调整,经济法并不存在国家或是市场本位的问题。其次,经济法可以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国家垄断为主要内容,在原先是公法调整的领域逐渐加入或是加强私法的内容和力量。经济法的作用可以是扩大公法,也可以是扩大私法的功能。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特点。第三,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谓的国家协调的性质。是在形式上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市场经济有完整的私法体系和竞争市场,以及有深远的私法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逐渐加深和扩大。因此,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国家逐渐进入和加强其作用,由此表现在经济法上就是国家的作用、公法逐渐侵蚀私法,也就是所谓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在GATT和WTO的努力下,国际市场急剧扩大,垄断在某一国家的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甚至是消除。国家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消极作用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些国家逐渐从市场中有条件或是无条件退出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内容,但若再将这些法律看成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合理了。而我国在现阶段,大量的经济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为了消减或是消除过分的政府力量在经济中的阻碍作用,经济法的性质或是理论却不能体现经济法的这一功能,这种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
第三种理论中经济法的调节性质是为了克服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过分强调。这种观点在国家的强调上低于第二种观点,但对国家的本位的观点仍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之所在。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当然是经济法的一个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经济法的性质,在我国的经济改革条件下,经济法的本位仍放在国家这一方面是不足的。认为经济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的权利主体,以国家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而这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全能政府作用的转换不相一致,并没能达到政府职能转换的作用,因而,与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10]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法律性质的划分的意义是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内容,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对法律体系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而它的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它的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TO”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FROM”,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所要达到的是使二者关系是一种“FOR”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我们的经济法理论应该反映这种状况。
经济法是处于公法和私法交界处的一个部门,它是集中和综合的产物,它的统一性在于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经济活动。[11]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有具体特点的部门出现的,[12]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与全部传统法律规则并存的一项新法律,[13]是从其经济后果来看问题的法律。[14]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四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实现体制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我国法院系统规定1999年为执行年,这说明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大量的执行难问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职能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否则,政府职能的转换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一部分宪法的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宪政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而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那么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由于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则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WTO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大量的内容,WTO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何况一个体系不完整的东西。WTO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国际经济谈判的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否则,无法在经济领域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WTO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WTO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被排除在WTO之外,不仅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将长期被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WTO设立了争端的解决机构,但是,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WTO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强,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15]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二个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美中WTO谈判之后,双方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WTO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WTO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法律环境,以及能获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这种环境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个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于外国人的标准。
WTO的文件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完整的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经济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文件,是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法,也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次机会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WTO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许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不可能在WTO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来进行规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法来完善和发展,应该讲,对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而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长期的工作,而且在我们的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是我们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是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会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停滞。
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在一个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的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构成一个含有WTO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一方面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是有困难的。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是艰巨的。二是如何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WTO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WTO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WTO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加入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注释】
[1]参见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以下。
[2]另外,还有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而仅仅是一种思考法律的方法。由于它否定了经济法作为一种独立规则存在,这种观点在国外比较流行。(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国内倒无这种论点,而且限于主题的关系,在此暂不作讨论。
[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5]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6]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7]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8]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9]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10] 参见沈敏荣:“政府、市场与经济法的定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1]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12]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页。
[13]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14] 参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等,《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15]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㈥ 透过食品添加剂安全问题说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日益改善，人们对食品的营养及色香味的要求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食品添加剂基于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各方面品质的要求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其中有好的产品出现，也有不好的替代品出现，例如使用工业原料染色防腐等非法添加物等。主要源于人们过分盲目追求感官色香味的原因所致。
即使是安全范围内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长期积累对人体健康也是有害的，所以还是希望通过媒体教会人们正确的心态看待食品，天然的才是最好的。
㈦ 我国经济法制定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合同法是最大的法了，所谓的经济法，恐怕就只能是专门的领域制定了，符合国际规则，符合国情，符合党的利益为注意事项。哈哈哈
㈧ 凡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法律问题都是经济法的范畴。是对的还是错的
也有也有些是刑法的 也有些违背的心法 所以我觉得是错的
㈨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应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
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