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法是的继续和发展

A.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社会法律发展的职业化与大众化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的职业化一直蹒跚前进，其进程始终决定于政府权力的松紧，近年来，法治状况恶化，最典型的是重庆发生的事情。

B. 中国社会主义法是什么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应该是可以继续和发展的，但是必须是人民能够拥护他们，这样才能够继续发展

C. 论述：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转变及基础（详细答案 谢谢了）

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及特殊动因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法律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表述的，法律“是没有自己历史的”，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必然会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对于法律的发展只有通过了解这一进程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深刻的和准确的解释。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只有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时，才是可能的。

就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类社会法制发展所经历的一般规律性，同时又有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动因。

（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法制文明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不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而且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坚实的人文底蕴，它滋润着古老的中华帝国和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但是，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吸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法律交流，实际是法律的单向输出。在这方面，统治者严格遵循“夷夏之防”和“以夏变夷”的传统，尤其是清朝坚持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结构，继续占统治地位；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高压仍在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统治集团中傲慢自大的心理和顽固保守的政治态势，依然很少改动。

如果说维持与外界的隔绝状态是保存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必要条件，那么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火轰开闭关锁国的国门以后，在已经无法按传统方式统治下去的形势下，变法改制、启动和推进法制近代化进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因而可以说，中国法制近代化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批判与吸收传统法文化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它不是某个权威的设计，也不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强制，而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历史性运动。

首先，各种政治体制的设计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探索。

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封建统治者并不甘心改变传统的统治方式，力图继续维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状态。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先后出现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和民主派的民主共和，可以说以超浓缩的形式再现了西方近代政治体制发展史几百年来所经历的历程。政治体制上激烈变革，构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前提。

在民主制不断战胜专制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为了摆脱危机、重振国威，以及规范社会、稳定秩序，在设计政治体制方案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法制改革的设想，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虽然基于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制文明中的精华部分，以建立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性、又符合中国特定的民风国情的法律制度，则是其共同的。
其次，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法律是社会关系与需要的真实反馈，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中，由于重公权、轻私权，以致在契约、职业、商业法制领域缺乏创建。这是和中国传统法律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土地为根基、“重农抑商”的农业生产模式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法律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或者运用国家制定法中零散的民事法律条款，或者采取刑事手段，或则以礼俗、宗族法为依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私权观念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在中世纪就已经兴起了独立的工商城市。当工业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现代社会逼进之时，西方资产阶级顺应时代的需求，在法律中规定了大量契约、物权、债权、信贷、破产、海商等方面的民商规则。可见，西方近代的法制文明一开始就与城市工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必然带来对于新的法律的广泛需求，以及法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样，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这一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巨任务，有识之士提出了“实业救国”、“商业富民”的方略。在洋务运动中还产生了官府独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民商独办等不同方式的实业救国方式。商业活动的发展，向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确立民商事主体的平等身份、保护商业行为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清末变法修律是以商事法律的制定为起点的。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才有可能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观念、法律思想、法律模式和法律体系。可以说，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经济动力是不可以忽视的。

第三，传统法文化所处的不变亦变的境地支持着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传统法制与西方近代法制有着明显的时代落差。在落差中抛弃落后，吸收先进是一种文明进化的规律或本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产阶级法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到中国。震撼着维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制。西方法文化中的正义、自由、权利、平等、法治、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注重人格、罪刑法定等等，逐渐成为中国人寻求的价值目标和中国法文化急于充实和修正的部分。面对强大的西方法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传统的法文化处于一种不变亦变的境地，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正是被一种异己的法文化所推动的。

（二）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特殊动因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除了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基本结构变迁所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以外，还有其特定国情所形成的特殊动因。

首先，从中国社会内部来看，鸦片战争前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传统法制无法满足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

中国传统法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乡土社会。人口的数量不大，而且很少流动性，法律基本上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历史发展到清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4亿左右。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化，与“户婚田土钱债”相关的民事纠纷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这就要求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法律作出回应。

其中之二就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离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与各国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多，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 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诉讼频仍和积案剧增。而在积案中，民事案件逐渐上升，占据了大多数。

可见人口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要求法律作出回应，这成为中国法律向近代转型的内部动因。

其次，从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来看，收回列强攫取的领事裁判权成为中国启动法制近代化的外部动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威胁当中。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史上一切重大的变革、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法制近代化同样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

在长期封闭环境下生活的中国人，他们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反思，止是器物不如人而已。随着视野的开阔，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主要不在于器物层面，而在于制度层面。所以要富国强兵，不但要学西方之用，还要学西方之体，即采用西方的政体与法律制度，才能自救、自存、自强。但是西方国家法制的近代化，无论途径、方式、方法与价值取向与中国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学说的指导下，通过国家立法形式确认已有的制度和规范，在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始终是围绕如何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民主与法治。这种价值取向显然与争取救亡图存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国情决定的。

以领事裁判权为例，中国政府自古以来便严格维护司法主权，《唐律疏议》所规定的“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处理涉外案件原则，影响极为深远。但至鸦片战争后，英美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由领事裁判权又派生出列强在租界地区“会审公廨”的审判权，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受外人之裁判”的怪现象。西方列强之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领事裁判权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法律制度落后、野蛮，与西方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制度相悖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法律“不仅是极为专断的和极为腐败的实施的，而且它的体系在许多方面与欧洲人公平或正义的观念不相容”； 以此为借口，他们决定“不再服从这个的刑事管辖”。

司法主权的丧失是主权沦丧的表现之一，因此爱国的官僚、士大夫为收回领事裁判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而奔走呼号。1902年中英签订了《马凯条约》，该条约第12条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其后美国、日本、葡萄牙也做出类似的表示。由此而激发了朝野上下修律与改革司法的热潮，可见收回领事裁判权是中国近代法制近代化的最重要的诱因。

D.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国的法律符合中国社会，它是维护社会平安的重要基石。

E. 如何概述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阶段：
（1）、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和奠基阶段 ；
（2）、社会主义法制曲折发展和挫折阶段 ；
（3）、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蓬勃发展阶段。

F. 法律在推进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维护经济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发展中个体和单位的正规合法化的行为！甚至在某些方面，指导社会发展！

G. 中国社会怎样继续进步

我在前一篇文章谈经济学家能否作准确的预测。总的来说，对于遵循经济规律的事件，可以用定量的计量模型预测；对于一些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可以用定性的分析去作预测。今天我尝试作一个第二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
关于人群的幸福和安居乐业有以下两点：民众要守法，不做伤害别人的事。这与经济环境也有关，衣食不足时，违法的人会增加。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各地违法的人就增加了。腐败行为在政府、学术与商业机构等也都会发生。
民众要有公德，不但不做坏事，还要做好事，愿意为别人效劳。而且，如果民众一同合作改良社会，总效果可能会比个人行动更好。
中国社会又如何会进步呢? 我相信，中国社会是会继续进步的。原因是，政府与民众都向上面的几个方向努力。有事实可以证明，先从中国经济进步谈起。政府从1978年开始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一面改善基本建设，一面让民营企业兴起和发展。中国的国民收入，多半是由非国有企业生产的，其中包括几乎全部的农业、多半的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同样，政府与民众合作改良了中国的社会。
政府改良社会的工作，过去二十年，已经有了不少成绩。这是大众公认的。政府的工作像推进经济发展一样，先从教育入手，提高人们的素质，对大、中、小学以及职业学校等进行大量投资，使受教育公民人数大量增加。此外，还建立了一个公平合理、适当的环境。
中国有十分优秀的人才。只要有机会，优秀分子会努力改良社会。有人可能觉得我太乐观。他们可以说，能干的人，不一定会做好事，而且有些会做坏事。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算优秀分子。优秀分子之中也有很多不愿意改良社会的。但只要有少数优秀分子肯做就会成功。因为社会的进步，一般是靠少数优秀分子推动和民众的努力。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的经验。当然，事情的成功要靠多数人的努力。在社会建设、产品发明与推广以及在科学研究方面，都是如此。
中国有足够多的优秀分子，愿意努力，也有机会，同时也有社会机构，如企业、学校、新闻媒体等与他们合作。所以，中国社会自然会进步。进步的条件与经济进步一样，是在政府创造的环境下，由社会优秀分子和民众努力完成的。
当然，中国社会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例如，前文说的腐败行为，在政府与学术机构中都有。而且，有些腐败相当严重。但是我们发现，当中国经济进步的时候，经济制度和环境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腐败，有些人觉得十分严重。但是，中国的学术研究，近二十年进步很快，而且还会继续进步。
总之，中国有不少能干和有公德的人，他们有能力也愿意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意识到这个机会。他们的力量比破坏分子的大，所以，我相信中国社会的继续进步是必然的。

H.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的学说：

（1）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在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形态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它们与阶级社会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产生的根源有以下三个：

（1）经济根源：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2）阶级根源：阶级的产生。

（3）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导致原始社会既有的社会规范无法适应社会冲突，为了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国家产生了，法也产生了。

(8)中国社会法是的继续和发展扩展阅读：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连。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

西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份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

旧约圣经大概是仍然和现今法律系统有关的最古老的法律体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采取道德责任的模式，作为对良好社会的建议。古雅典（古希腊的小城）是第一个由除了妇人和奴隶之外的广大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

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法律科学，且古希腊也没有和“法律”有关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腊法包含了对雅典式民主发展政制上的革新。

罗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腊学说的影响。它形成了当代法律世界的桥梁，在罗马帝国的盛衰之间的时代里。罗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进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编成了《民法大全》。这部法典在黑暗时代时遗失了，直到11世纪才被重新地发现。

中世纪的法律学者自此开始研究罗马法规，并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纪时的英国，国王权威的判决开始发展成了先例的体系，这成为了英美法系。同一时间，在全欧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规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来交易。

作为当代商业法先趋的《商人法》强调著合同的自由和财产的可让与性。当18世纪、19世纪，国家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法》即并入了国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国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的德国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民法典。

相对于英国的一般法之中充满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写在小本书籍中的法典较易于输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会同的趋向。欧盟法即以条约作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欧洲法院发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且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学派和实务。《政事论》（约编于公元100年左右，虽然也包含一些较早的资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条约，被认为是可信赖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学为容忍和多元，并流传在整个南亚之中。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法在印度变为大英帝国的一部份时被一般法取代掉。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时接受了一般法。东亚的法律传统则反应了对世俗与宗教影响的一种独特的混血。

日本是这之间第一个开始将其法律系统依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国家，引进了少许的法国及大量德国民法典的概念。这也部份反映了德国民法典在19世纪末期逐渐兴起的实力。相似地，传统中国法律也在清朝末数年开始转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参考日本民法典，引进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国当代第一部民法典。

该法典仍然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时期所制定的六法全书，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架构很大程度地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所影响，其型式主要在于牺牲私法而扩大了行政法的领域。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进行，中国的法律架构已经开始出现变革，至少在经济上（若非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话）的权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显示出其对行政优先的立场转向。更甚者，在历经了十五年的协商，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随着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将指日可待。

I. 辩论:中国社会发展是德治还是法治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 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法律愿望，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从我国来说，立法主体只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法律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 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过程，法治是靠人来实现的。见物不见人，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不可能设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会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现象就不攻自破或荡然无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道德上保证切实遵纪守法，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 法律在实践中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提升和发展。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互相制约的，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可能束手无策，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人们可以依据道德来评判、谴责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