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纷争

① 法律与道德冲突怎么办

法律和道德是不冲突的，法律是更好层次的道德，道德能上升到法律。你说的这种情况，驾车人不载步行人，是符合法律的，符合法律就是符合道德的。如果步行人认为你道德不好，说明他是没有道德的。

② 如何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

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

法治社会从来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过去传统社会那种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义必须升华为经由理性熏陶才能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与法治相辅相成，去弥合那些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去润滑法律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会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一个社会良好运行所耗费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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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互合作的。我国古代儒学家就特别注重德的作用，强调礼法并治。孔子主张德治，“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思想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采纳，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视“治政以法”，焚书坑儒，虽大统于一时，但终归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历史已经很明了地向主政者发出警示：在强调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德也同样不能忽视。

法律与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相互排斥，却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过程中的磨合和借鉴。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如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和珅再怎么强势有时候也需要纪晓岚的不温不火式微调和，纪晓岚再怎么足智多谋有时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强硬适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描绘出社会治理的绝佳蓝图。

③ 什么是法律冲突及其产生原因什么是法律

您好，法律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法律同时调整一个相同的法律关系而在这些法律之间产生矛盾的社会现象。
产生原因：
1、在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各国立法权彼此独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制定的法律在本质上必然不同，内容上的差异和相互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2、法律除了受阶级本质的约束以外，还受到一国经济、文化、历史、宗教、习惯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法律之间也会存在差异。
3、在一个国家内部，其立法权也有多个部门行使，因此，不同部门制定的法律也会发生冲突。
4、法律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加上立法者对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有限预测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在一定地区施行的法律也会随之变化，这样，新法与旧法也会存在差异，产生冲突。

④ 法律范畴内的“纠纷”与社会学中的“冲突”，怎么理解

两者是两个学科中的专有术语。其实，两者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在很大层面上）。法律中的纠纷是行为主体之间权利义务方面出现了一定差别。而社会学中的冲突，则是两主体之间在利益及其他方面产生了矛盾。个人之见

⑤ 社会规范相互冲突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浪潮，我国正式确认了“法治”的目标，高速完成了多层次法律体系的立法建设。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水平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并不是一种和谐的正比例关系。相反，随着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开展，法律条文越来越多，社会秩序却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面临着一个“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间，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面对不同等级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人们对法律效力产生前所未有的质疑，对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种越轨行为大量发生。因此，本文对当代中国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展开分析，进而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控制进行一种法社会学探究。
一、社会规范的多元化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③这里，卢梭所说的束缚人们社会行为的“枷锁”与荀子所言的指引人们欲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会规范。“规范”一词，古希腊文为nomos，包含法律、伦理习惯、宗教礼仪等意义；拉丁文为norma，英文为norm，包含准则，标准、模范、模型、典型等意义。在古罗马，“规范”还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称。在汉语里，“规范”最初是指作为测量仪器的规矩，后引申为法、法度。④美国法学家罗斯科�9�9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⑤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调整社会秩序、规制社会行为的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
在学界，关于法与法律的界分始终存在于法学家尤其是法哲学家的话题论争之中，法律结构也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划分为“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观点：一元论认为，法即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在国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类型的法；二元论认为，法是调整社会的一切规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国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以一种隐性的形式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关系置身于不同的场域之中，具备固有属性的各种社会规范从不同层面分配着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决定了人们所认可或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程序选择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结构的“二元论”在学理和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会学家们发现，即使在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国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谓的正式法律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无论是社会秩序的多元互动还是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法律多元理论（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于法律人类学，是指“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在同一社会中共存的一种状况”⑦。“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与群体多样性相适应的法律结构的多样性，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依赖的、相互渗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论实际上是对“法律中心主义”“国家实证主义”的一种颠覆，它对法律的论述抛弃了法与阶级性、国家强制力、统治者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多元文化载体下社会规范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国内学者对法律多元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在“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法”与“民间法”⑨的二元结构划分展开研究。
波斯皮舍尔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具有单个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发挥作用的从属集团，便有多少种法律制度。反过来讲，社会中每个发挥作用的从属集团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调整其成员的关系，在不同的从属集团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着必要的差异的”⑩。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成员高度同质性、社会空间高度封闭性等现实条件使得基于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产生的初级群体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儒家伦理教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结构划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现实。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不但瓦解了旧有的礼法秩序和等级体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大型的、专业化的、非个人的次级组织（如单位、公司、学校、机关等），这些摆脱血缘、地缘因素限制的职业群体成为现代社会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中间环节。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的：“事实上，法人团体却是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众组织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种行业制度，那么剩下的便只能是一个真空，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从这个角度讲，在现代社会，职业日趋成为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社会属性，独立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范载体已经形成。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角度将“非国家法”单纯定义为“民间法”而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不仅抹杀了我国现阶段规范载体的多元现实，也有悖于“体系化”的理论预设，从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论解释。 因此，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理论偏颇，我们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和效力范围两个角度扩展法的概念范围，将基于法人职业团体内部章程而建立的行业规范定义为“团体法”，进而将我国的多元社会规范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
二、多元社会规范的位阶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中，多元社会规范因效力等级和适用顺序上的差异呈现阶梯状，也即规范位阶。从法理上讲，规范位阶首先表现为社会权力的等级性，各种社会权力因规制社会关系、调控社会秩序的差异呈现一种权力架构上的层级结构，不同等级的社会规范居于其权限相称的位置上；其次，规范位阶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包容性，处于高位阶的社会规范对社会事实的容纳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阶则相反；最后，规范位阶表现为多元规范实效的交叉性，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等级的社会规范同时调控一个社会事实，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中，规范位阶与规范实效之间并不呈现实然的对应关系。基于此，我们对“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进行位阶界定，进而对当前我国多元社会规范的内涵予以阐释。
1.国家法
所谓国家法，一般可以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国家法是一种被称作国家的政治体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国家公权力的政治产品。在昂格尔的话语体系里，国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这种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实在性，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从而专属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专业助手的活动领域。因此，严格地说，国家法是由一个国家中央机关制定和认可、由国家权威作为强制力后盾推行、由具体机构负责普遍实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现为对一系列社会事实的明确表达和成文规范，更多地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并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
从历史典章来看，国家法与其说是对万民的律令，不如说是对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巩固政权、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会管理上。从法律实效性上讲，在我国传统社会，“国家律例”的直接统治止于州县，用马克斯�9�9韦伯的话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国家法“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国家法更多地来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当性最强、法律位阶最高，也在总体上满足了社会一般正义的要求。但是，国家法作为公权力外部强加的、程序严密的社会规范对人们来说缺少一种亲情上的联系，从而影响了其效力实施的范围，也直接造成了民众对国家法的质疑与抗拒。
2.团体法
法律社会学家指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组成该社会的次群体，如宗教、社区和政治联盟等这样一些社会单元。每一次群体都有其类法律秩序，尽管许多类法律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它们却常常模仿国家法律的机构和符号形式，还有些法律形式的规范式惯例。”较之于国家法，团体法的出现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初级群体解体、社会组织高度发育、社会成员高度分化的条件下，团体法衍生于社会次级群体内部，并作为“非国家法”的一种规范类型丰富着我国的法律多元理论。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初级关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为缘由，从而衍生出一些基于业缘（基于成员之职业联系而形成）和趣缘（基于成员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次级关系，初级群体及相应的次级群体就成为这种社会规范的载体与合成。基于此，我国传统社会也产生了一些类似“团体法”的社会规范，如“行会法”“帮会法”“会社法”等等。然而，我国的传统社会远未能形成独立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范载体，这些具有“团体法”雏形的社会规范只是民间法、习惯法的一种成文类型而缺乏独立施效的空间。
当代中国，多元的社会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职业分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出于良性运行的需要对组织内部成员进行约束、调解和指导。“实际上，经济体制总是在不断运行，各种人员都会通过相互协作来促进这种运作。对每一个职业来说，都要制定一系列规范，来确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对各种人员所付的适当报酬，他对共同体应负的责任，以及彼此应负的责任等等。”因此，针对某个职业、某个群体、某个次级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现代社会多元的团体法类型。其中，既包括与国家法关系密切、血统接近的国企内部的“单位规章”，也包括与民间法更为接近的“团体法令”，更涵盖了私营、外资等各种企业内部的“职业规范”。从性质上讲，团体法作为介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一种独立的、特殊的规范分类，其正当性基础、法律位阶也处于两者之间，在具体的行业领域内，团体法的实效性往往最为直接，但效力范围却最小。
3.民间法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与“官府”相对的就是“民间”，“民间法”也就成为“国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从广义上讲，民间法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相分离，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经过国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权”而广泛存在的一切社会规则的统称。从狭义上讲，民间法是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经由风俗习惯、价值信念、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演变而来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民间法”等同于“习惯法”，对“民间法”的研究也更多地从“实践性规范来源”“自发性权威基础”“模糊性规范形式”“地方性知识体系”等角度进行。我们认为，民间法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社会需要，它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规，无完整明确的条文体系。民间法产生后，主要通过口头、行为、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不像国家法那样有严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现形式。
在传统社会中，面对“无讼”“抑讼”“和为贵”“皇权不下县”等法律现实，民间法作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性规范，扮演着最重要的社会控制角色。正如埃尔曼所说：“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渊源：它规定了因为经常的遵守而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并宣布对背离行为的制裁。”同时，民间法的产生往往基于地缘、血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同一种民间法规可能限于一村一地，也可能及于一省数省，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其中尤以少数民族习惯法最为典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分化的加剧，民间法保留了其核心构成但却被视为一种过时、落后的规范，它的正当性最弱、法律位阶最低。与此同时，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更多地将民间法作为一种最常用的生活实践规范，“对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的规定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仍延续了大传统，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这也赋予了民间法最广泛的实效性与稳定性。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时代，一个迫使我们不断地转变和渗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网络时代。我们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间（interlegarity）而建构的，法制间是法律多元主义的现象对应物。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多地呈现出相互交叉的特点。同时，基于以上三种法律规范在效力范围上的差异，我们以图形将它们区别，如图1所示。
图1多元社会规范的交叉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应然的“规定性命题”，其核心意义在于，作为行为的指针和判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引作用，并在行动符合/未符合其设定的标准时发生相应的积极/消极效果。但是，社会规范并不会对一个社会中全部的社会事实进行调节，在社会规范之外，总会有一些“真空区域”，这些“真空区域”中的行为已不再属于社会行为而完全成为个体行为（如个人的家庭陈设、睡觉姿势、饮食习惯、阅读爱好，等等）。如果将图1的圆形空间理解为社会全部的行为空间A的话，那么图中“国家法”B、“团体法”C、“民间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围，三者之外的空间就属于“规范之外”的“自由”领域。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类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在不断扩张，“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各自的效力范围也在不断外延，因此，图1只是一个静态的宏观表达。
三、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与互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指出：“法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人类理想所谓伟大崇高，在于它能够很好地认识到法律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该支配人类的原则。”国家法作为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强制性的法律形式，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内涵，也满足了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诉求；团体法作为并列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则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缔结国家与个人、公共权威与个人权利的重要纽带；民间法作为一种传承、积淀、整合了数千年法律文化的规范类型，它代表和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关系网络中社会成员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论架构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分属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各自的规范领域中承载不同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而在调整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存在“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时，它们之间表现出规范的冲突与对立；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时，它们之间则呈现出规范的互动与融合。从宏观的角度讲，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与互动，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互动，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因此，我们将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
我国传统的民间法主要集中在“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务，按照现代法律的归类，这些都属于民法的范畴。在现代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也集中表现在民事范围内。例如，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以罚物、肉刑、当众游街等方式执行规范程序，从而表现出损害名誉、人身伤害、累及无辜等特点，与国家制定法的处罚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直接表现为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冲突。
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法不屑、同时事实上又无力规范的范围里，民间法不仅对封闭的乡土社会起到定纷止争、权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国家法的规范理念，这种“援礼入法，融法于俗，浑然无外，包罗万有”的礼法结构同样延续到现代社会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完成修订，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并强调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随即引发了关于亲情回归的民间讨论。此间，国家法与弘扬伦理道德、维护礼仪纲常的民间法之间实现了契合。
2.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
社会规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征，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权力关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规范类型与规范实施效果。迈克尔�9�9曼（Michael Mann）曾将权力划分为“权威型权力”与“弥散型权力”两种类型，以此来对应封闭固化的集权社会和自由多元的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团体法，也正是在“弥散型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权力关系的情况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规范体系。同时，团体法作为一种成文规范，其与国家法的冲突也是基于规范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存在。比如，国家制定的《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加班待遇乃至产假都给予了严格规定，但面临市场化的日益发展，现代性的竞争关系使得团体法与国家法在具体的规范要求上产生严重的冲突。
同时，团体法作为职业法团内部的社会规范，在涉及国家基本政策、社会根本秩序的问题上，团体法趋近于国家法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更加体现出两者之间的互动。比如，在国家新近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以及关乎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上，团体法与国家法表现出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最能体现国家法与团体法契合的莫过于既充分体现国家主义、又彰显现代法团概念的“单位规章”了，它甚至被视为一种“实施细则”在单位内部推行，完善着国家法。
3.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
从规范来源上讲，团体法在现代社会趋近于国家法，但在传统社会却寄生于民间法，同时，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多元的团体类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间组织的法团表征。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也就更为自然。
就两者的冲突而言，在具体的社会规范场域中，民间法捍卫着传统的法则，而团体法则推行现代伦理，两者之间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实践与观念之间的矛盾。比如，在资源丰富的林地、矿山、牧场的开发中，团体法基于自身利益往往强势地将人们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规制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民间法视为陋习甚至流弊。特别是在文化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团体法坚持商业化的运营机制，却遭到民间法的强烈抵制，以致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又如，一些职业法团内部关于休假的规定往往与我国清明、端午乃至春节等传统节日相冲突，甚至刻意回避民间法对传统文化的规定，从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就两者的互动而言，在多元的社团类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团体实际上就是基于血缘、业缘、趣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现代意义的“行会”“会社”“帮会”，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团体。在这种组织类型上产生的团体法，往往与民间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国著名的晋商、徽商、闽商通过公众募捐、各省公立起来的行帮组织仍旧沿用流传上百年的内部约法，以保证自身团体的稳定与发展。再如，为了传承经典文艺资源而流行于各地的票友俱乐部，其内部规范仍旧以民间方式推行。在这些社团组织内部，团体法与民间法之间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传递与交融。
4.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的冲突与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形态下的规范制定都旨在稳定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规范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法律稳定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以上列举出来的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两两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存在交互类型偏颇的话，那么，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上体现位阶差异的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图1中体现为B、C、D三个区域的交集），即同一个社会事实、同一类社会关系被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种规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衬的情形，才真正体现出多元规范在社会变迁中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均不能独立、有效地完成社会秩序的维持与社会行为的规制，这种现象就是“规范真空”。实际上，“真空”状态并不是没有规范，而是社会没有为其成员提供清晰的规范，多种规范杂然并存，而且互相冲突。人们在“真空”状态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规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规范，还可以遵循自己创造的规范，而无论遵循哪一种规范，其结果都会受到其他规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规范盲区往往以社会规范之间隐性冲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国民间借贷为例，国家法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超出则视为高利贷，且对借贷时间、书面合同等都有严格规定；然而，从事借贷的团体往往以超额的回报利率进行融资与放贷，交易多数发生在基于血缘、地缘、业缘构成的熟人关系网络中；同时，民间法对债权关系的界定建立在传统互助的基础之上，且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规定了事后保护的细则。在这种规范冲突的环境中，民间借贷乱象频频发生，人们在面对纠纷时无法真正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诉求。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使得游离于三种规范之外的“潜规则”大行其道，人们以社会未认可的规范来实现自身认可的利益，从而出现“越轨泛化”的乱象。
其次，就三者之间的契合而言，诸如杀人、抢劫、吸毒、性关系混乱等违背社会根本正义原则的社会行为会同时受到国家法、民间法和团体法的制约。并且，由于它们的规范空间和施效领域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面临来自国家强制制裁、民间舆论惩罚及单位规章的三重压力。所以，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上方向一致的时候，往往是社会控制效果最佳的规范环境，也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四、小结与讨论
从我国转型期多元规范的研究视野出发，我们运用“法律多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与效力范围两个维度拓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传统概念划分，将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其中，“团体法”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表现为现代社会介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规范类型。
在借鉴“位阶”与“效力”的法学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依据社会规范的效力等级和适用顺序，确定“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概念内涵与规范位阶：作为公权力政治产品的国家法位阶最高，形成于现代职业法团内部的团体法位阶次之，彰显“小传统”精神内核的民间法位阶最低。同时，按照“法制间”（interlegarity）的观点，我们用图1显示了多元社会规范的交叉关系。
从规制社会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方向与方式的角度，我们结合具体案例，系统探讨和分析了三种社会规范的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⑥ 法律和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

法治从人类的理想成为实体的制度，道德是功不可没的。法治，源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假设，源自对法律的“善”、人性和权力的“恶”的思索，源自“去恶求善”这一原始诉求构成的法治的正当依据。法治的价值告诉我们，法治追求“善治”，而这正是人类追求了千年的梦想。法治以道德为基础。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过程，实质上也是推进人和社会的道德意识，对人和社会进行具体、生动的道德教育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主体道德与法律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对这所谓的内部一致性和协调性削弱和破坏，已不言自明。“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中国法律的矛盾冲突不断凸现出来，这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优良顺序。因此，毫无疑问，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矛盾冲突，以及如何协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分析和探讨就有其必要性了。

一、“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

任何社会的变革，往往在思想领域会有深刻的反应。旧体制的瓦解，新体制的建立，不能不使得人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于是很自然，一系列的矛盾就出现了，尤其是“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之间的矛盾，且日益突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实行，树立了平等竞争的法律观念。然而道德观念的转变却比较迟缓，计划经济的“铁饭碗”和平均观念仍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法、理、情的观念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观中，历来是重义轻利的，片面地强调精神而轻视物质利益。并且把义与利的选择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于是大量的歌颂“舍生取义”，痛斥“见利忘义”的论调出现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宗旨。法治国家的法律保护的正是（合义）求利的原则。因此（合义）求利的法律观与“重义轻利”道德观之间的矛盾也就显现了，在法治国家的法制环境下，本来赢利的观念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道德领域它却遭到了排斥。传统的道德观在处理经济利益纠纷中显得无力，于是人们开始认为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了，进而，面对所谓义与利的选择，人们陷入了种种矛盾当中。

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公的观念，在人们的道德观中，公的利益是绝对地高于私的利益。私的利益要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公的利益。这种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挑战。市场经济中，法律以调整经济利益关系为根本，不仅保护“公”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这必然就动摇了人们道德观念中公的利益的绝对性，从而造成了重公益而轻私利的道德观与公私并重的法律观之间的矛盾。特别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私有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到底要不要优先保护公有制资产，要不要实现对民营和公有企业的平等保护，焦点很突出，争论也很激烈。道德的“重公轻私观”与法律的“公、私并重观”之间的矛盾并不缓和。

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权利与义务早已密不可分，但是“传统”的道德观中人们常常把义务与责任的履行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道德的内容侧重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的义务，即应当做或不应当做什么，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意味着他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以义务的履行者取得一定权利为条件。而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则是在不抛开义务的前提下大力弘扬权利精神，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市场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利的交换，交换的主体平等、交换自由。 所以“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基础和客观要求。离开了权利本位，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义务本位”的道德观与“权利本位”的法律观相碰撞的现象发生。因此，面对传统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一些人的人生观、伦理观、法律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开始推崇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有的人则是焦虑不安，对改革缺乏承受力、应变力，甚至滋生了逆反心理，最终导致部分社会主体追求的物欲化倾向、个体行为的无责任化倾向、社会风气的虚假化倾向、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倾向现象的出现。

面对这种种的矛盾，我们应当有何作为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呢？我们知道，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第二类包括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入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我们可以：

二、树立新型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念协调发展

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缘由的发生，一定有其原因，“传统”的道德观与当代法律观的矛盾冲突自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般来说，社会道德转型相对法律而言较为滞后，法律规范的转型可以更直接地依赖社会现实，由国家通过立、废、改的形式确立。而道德规范的转型则需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重新创建、逐渐积累、认可新的道德规范而完成，所需时间较长。同时道德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导向不明、价值取向混乱、缺乏国家强制力 推动等，盲点较多，也就容易出现道德过渡性失衡。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产生与巩固都离不开道德与法律两个因素的优化组合和协调发展，因此，促进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对我国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立新的道德观念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性的。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无非是传入人们头脑并在人们头脑中改造物质的东西而已。”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传统”的道德观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必须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传统优秀的道德观念基础上，以当代法律观为参照，融合时代精神，树立新的道德观念。

第一，重塑平等、竞争观。利益是竞争的根源，市场经济通过竞争的手段来划分利益的数量和确定利益的归属。优胜劣汰决定了市场的主体必须打破平均主义的道德观，树立平等竞争的道德观。

第二，重塑公正、效率观。传统的道德观把社会公正放在首位，轻视效率，片面追求一种不讲效率的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重效率兼顾公平的观念，以追求高效率为目标，以公正、公平原则为社会平衡的杠杆。

第三，重塑“公私观”。传统的“公私观”是重公轻私，把二者对立起来，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树立公私兼顾的观念，要同等对待。

第四，重塑“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历来是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标尺之一，中国古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义利观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我们必须赋予它新的内容，要义利并举，义利有机地统一。一方面以利扶义，使义有物质依托，不至于成为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是以义取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正当的利。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融合过渡过程中，所谓传统的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失效，新的道德规范却尚未确立，这些会致使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空白和失范现象，这就急需我们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第一，吸收各方面精华，体现开放的时代精神。鲁迅先生说“拿来主义”正适合于我们此时的法制和道德建设。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对古今中外的道德元素，吸收其精华，革除其糟粕。倡导符合时代的正义公平的社会精神。第二，注重道德标准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结合。传统的道德观标准多以道德纯朴、民风淳厚、君子人格、仁义精神、利他主义等理性主义为核心，追求的是一种务虚而不务实的浪漫主义道德境界，结果往往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导致道德标准理想化，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人们丧失了追求崇高道德境界的信心而产生了怀疑主义。因此，构建新的道德体系时一定要注重国情，创建一些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第三，法制和道德体系应体现多元化和层次性的特点。所谓道德规范的多元化和层次性是指，根据社会和行为特征的不同、道德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建立不同的道德规范，从而改变过去道德规范的笼统、抽象的状况。法治社会是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目标性社会，法治社会又是富有创造和效率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仅仅以法律作为其控制和调节自身的唯一方法，那么就必然会丧失自我协调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的活力就会减退，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一个缺陷，弥补这一缺陷，有赖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欲治愈道德与法制之间的矛盾，则法律和道德的建设必须要同步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而使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和和谐发展，才能使合理、合情、合法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⑦ 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出现合法不合道德或合道

法律是道理该变而来，道是道德，理是情理，法律条文要符合道德情理，一个人尽管没有学法，但只要遵循道德情理，就不会做违法的事。道德与法律相冲突是常见的事.情，看是合法的事情其实与道德相违背，比如自卫时把别人打成了残疾，就要负法律责任，从道德上来讲，你打我，我还击是应当的，把你打残是自找的。但是这确超越了法律的界线。法律和道德有联系但不是同一个概念。

⑧ 急求几个关于法律和道德冲突的案例 最好有结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讲述了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举世闻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

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

作者编出这个案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

这两个案件都是极端环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难之后发生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楼区某小学被一名不符合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之家长以返还原物为由告上法庭。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规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适龄入学新生按照所划片区学校入学时必须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且户口本与房产证所记载的住址必须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长持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到鼓楼区一小学为其女儿报名上一年级，学校开具了一张收条给该家长。经过学校工作人员审查，发现该学生家长提交的证件中缺少报名必备的房屋产权证，于是当面告知该家长因证件不齐全不符合入学条件。

该家长当即表示要回去开具证明，并于当天上午持两张小区物业证明到学校要求让其女儿报名，并称其家庭住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学校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该学生家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并当场将两张证明退给家长。

8月20日当天晚上，学校工作人员按照该家长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门家访核实，发现该家长并不住在其向学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实上其实际家庭住址是在晋安区，其女儿小学划片也应在晋安区）。

学校于8月22日通知该学生家长到学校领回证件，并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受其女儿的入学报名。该学生家长22日到学校领取证件，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其交回收条，该学生家长称来时匆忙忘记把收条带来，答应过一两天带来。

学校老师考虑到学生报名在即需要证件，就答应了家长先把证件退还给家长，收条没有当场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该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返还原物即返还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

其证据是学校的为其开具的证件收条一张。作为被告的学校进行了答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了证据。

本案件经过法院三度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3、高楼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着火，1401的某先生及时发现了火势，并且作为一个素质公民，某先生报火警并且去找物业，由于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员暂时赶不过来，物业先派人来灭火，但是无法正面进入1301，于是决定从14楼灭火。

但是14楼的住户都不愿意让物业进入他们家里作为灭火通道，这个时候某先生主动要求物业通过他们家来灭火，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楼，过了半个小时火势被控制，物业得知消防员快到了，于是陆续从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发现楼道内水漫金山，往上看发现都是从他家里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拦住，说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这时某先生抓住一个物业人员询问他是否关闭了消防龙头，那人说忘记了。10分钟后消防员来了，成功扑灭火势，又10分钟后消防员撤出。

这时某先生回家发现自己的木质地板已经完全湿透，室内有20cm的积水，半年之后完全腐烂，家里电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节满屋子的虫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条虫子，无法住人，于是将物业告上法庭，但是物业以住户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所为，也可能是消防员所为，最终一审判决原告某先生败诉。

4、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

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辱母杀人案”一经曝光，就引发热议，一是被刺杀者杜志浩的极端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引起公愤，二是对当地警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引起质疑，三是当事人于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引起公众不满。

“辱母案”从一开始可能就注定了悲剧，首先于欢为周转资金而借款高利贷，后因欠款未能即使还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过市长热线110却无人帮助，就在实发当天，警察还介入过此事，但只是说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后于欢看到母亲被羞辱后，情绪崩溃，拿刀捅伤了三个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克死亡，其他两位一重伤一轻伤。

法院予以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的判决，一部分人认为法律即是法律无关于同情，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人而定，应该符合人性。归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于法，法院认为，于欢拿刀捅伤他人不在正当防卫范畴，属于故意伤人，并造成一死两伤，又鉴于暴力催款行为恶劣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德，人性上，如果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无助的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处于崩溃状态，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后，出于防止母亲再受到非人的侮辱，当事人只能动起杀人的念头，也可以说是预防性杀人。

(8)社会与法纷争扩展阅读：

法与道德的联系

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

⑨ 如何解决乡土社会和现代法治的冲突

首先，乡土社会的秩序往往基于儒家所指出的(而非其主张的)人类普遍存在的"爱有差等"的自然情感，"爱有差等"是主张"兼爱"的墨家对其对手儒家观点的一种既确当又不确当的概括。确当，是因为儒家看到了并承认人的自然情感是爱有差等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而墨家主张的"爱无差等"是违背人情的，是一种必定落入空想的理想(墨家为历史所湮灭因此是个必然)。不确当，是因为儒家仅仅是承认现实，而不是要将之作为一种理想。儒家的理想，如孟子所言，是在承认爱有差等的现实的基础之上"推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梁惠王上》);正是人在感情上有这种差别推恩才可能。关于"爱有差等"的自然情感的分析，又请看休谟的分析，《人性论》，下卷，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卷3，章2和章3，页645.
这种秩序发生在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关系紧密的小型熟人社会，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狭隘性，说好听的就是"爱你的邻人" (《圣经》)
，而另一说法就是"胳膊肘向里拐". 参见，埃里克森,
前注7，特别是第10章的分析。它优先关注和满足内部人的利益(这其实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因为这里的关系有更多的互惠)，一旦内部人与外来的陌生人发生冲突和纠纷，往往会以牺牲外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社区的利益。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盗亦有道",
在其群体内有道，但对于群体之外的人则无道。而由于这一特点，又往往加剧这种社会的封闭性。

其次，由于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由于这种封闭性，乡土社会的秩序必然无法形成一种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的秩序"，无法以此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组织构架，参看休谟的分析论证，人的自然道德不足以构成"广大的社会"的秩序，甚至会与这种秩序相抵触，广大社会的秩序是人们在必要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既是"人为"的也是自然的措施和协议。同前注19.
尽管可以成为一个大国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西方的所谓"国家"的形式(帝国除外，帝国是以军事力量强制联结为"一个"国家的)往往一直是邦国，并且常常围绕商贸中心出现。即使近代早期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地域管辖扩展了，而各地的法律秩序仍然是不一致的，以至于启蒙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曾嘲笑当时法国的法律，说，他旅行时所经过的不同法域比他更替旅行用的乘马还频繁。

⑩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为什么

1、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硬度的部分，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有助于保持法律的安定性和权威性，避免司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保证法治的最起码要求得到实现。2、除非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否则不得舍弃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