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的法社会学和社会的法学

① 怎么区分自然法理论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法社会学和法现实主义

实证主义抄法学：主张法与道德是分离的。即：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有怎样的法律条文，就应怎样去遵循，没有特例。法实证主义是以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来定义法的概念的。

分析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法学中以权威性制定为首的法的概念。

法社会学和法现实主义：是实证主义法学中以社会实效为首的法的概念。

自然法学：主张法律是人的理性的体现。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除了权威性制定要素和社会时效性要素，必须要以内容正确性为定义要素。

司法考试中应该不会考到法社会学和法现实主义的区别，在大纲中没有具体表明。

② 德国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作品

《社会的科学》
《社会的经济》
《社会的艺术》
《社会的法律》
《社会的政治》
《社会的宗教》
《社会的教育系统》
《社会的道德》以及《大众传媒的真相》

③ 法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却是远不够深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关于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他把系统/环境的区分应用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之独立功能系统的位置,也阐发了法律与其他社会功能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一洞见揭示了法律与社会之间共同演化的关系,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立法的原则是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所以，法律条文不是孤立的，应反映立法的原则，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法律不应与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相对抗。 因此，需要正视法律条文的后面的良心，以及法律条文公平性、正义性和群众性这个性质。法律应该是用来维护正义的，法律不能违背社会道德、社会正义。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利益，那么，法律工作者就会站到群众的对立面。许多法律工作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受到群众的反对后，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没有社会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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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法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异同

一，法社会学是以社会法的方法研究法律现象，代表人物有涂尔干、埃利希、韦伯、霍姆斯、庞德等。
涂尔干、韦伯等人强调法律的社会化，反对将法视为国家的唯一产物，认为应当从组织化社会，或社会本身，或人们社会行为中去探寻法的真谛。
庞德的法哲学的核心的社会利益说，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明确反对纯粹逻辑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义或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哲学要从单纯历史的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彻底解放出来。庞德的社会法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理论，他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社会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实际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庞德认为，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运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是协调利益冲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
法社会学的结构没有统一的安排，因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大框架，几乎所有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放在其中，究竟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比较合适，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注意中心。
二，社会法学现代大陆法系的国家首先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社会法是什么呢？比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计划和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这些现代法律主要是解决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性的问题。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会法”的提法。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一国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与经济相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需要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门加以保护，社会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天生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法治途径即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环境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
[编辑本段]我国现行的社会法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未成年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矿山安全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

⑤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

⑥ 卢曼的生平介绍

尼克拉斯· 卢曼于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国的吕讷堡，成为一个啤酒厂主的儿子。他的母亲带有瑞士血统，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家庭使得他们远离开政治。1944年，年仅17岁的尼克拉斯·卢曼不得已从军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军所俘，这段战虏的经历使他决心后来（1946-1949）在弗赖堡致力于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并没有捷迳可走。战后德国的物资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学习并返回到吕讷堡。最初在吕讷堡行政法院（1954），然后在汉诺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从事着公共行政法律事务方面的实际工作，然而，却并没有放弃个人学术上的兴趣。在那时，虽然他的观点已经直接针对着法律和哲学的理论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这一时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并于不久之后就拥有了一个诞生了三个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益清晰地显示：他在学校所学课程以及他的兴趣不适合于一种常规性的行政职业，并且他不愿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个党派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尽管他喜爱他的工作，但这种工作日渐变成例行。由于意识到他职业发展中的困难，尼克拉斯·卢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机会到哈佛大学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师从塔尔科特·帕森斯，并为将来的一个出版物收集资料。
当他返回德国后不久，使其可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而又不放弃作为州政府官员身份的另一个机会向尼克拉斯·卢曼敞开。他设法转到斯派尔（Speyer）公共行政学院的一个研究所（1962-1965）。在那里，他享有工作上的极大独立性并能顺从他自己的学术兴趣。在斯派尔，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1964）。卢曼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涯开始于1966年，当时他已经39岁。在那时期，赫尔蒙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参与一所新的“改革大学”的创建，其校址最终选在比勒菲尔德。他确定卢曼于1965年到多特蒙德与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卢曼通过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学的教职，在那里卢曼追随赫尔蒙特·谢尔斯基和迪特尔·克莱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卢曼发表了题为“社会学启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职演说，提出了一项深受启蒙时代启迪同时满怀远大社会学抱负的社会学研究计划。1968年起，尼克拉斯·卢曼在新建的比勒菲尔德改革大学成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并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卢曼与世长辞。

⑦ 欧洲法社会学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经典的理论贡献

欧根·艾利来希，奥地利人，自由法学源派重要人物，法社会学史上一座高峰；马克斯·韦伯，德国人，法学家、社会学家，一战后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谈判，提出过统治类型、科层制等理论主张；尼可拉斯·卢曼，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会学家。具体理论贡献三言两语难尽，LZ自行网搜可也。

⑧ 法学和社会学，哪个专业稍微好一点

两个专业，好坏是无法区分的，只能说不一样。从功利角度讲，现在法学院的毕业生内，远多于社会容学的毕业生，当然，需求量也会大一点。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从务虚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社会学更能培养人开阔的思维，而法学的形式逻辑相对更严密，也相对僵硬一点。因此，法学与社会学，没有好坏之分，只能说两者有区别。至于硬要说好坏，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⑨ 法律社会学与法学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学与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重要的具有综合意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结版构、社会活动及其进权程的宏观问题。法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交错的关系。一方面法学是要研究社会中的法，把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要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因此两者有着极其广泛的共同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