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1

Ⅰ 《合同法》110条解读。

1.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内容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容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
2.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解释本条规定了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这种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继续履行;二为赔偿损失。非金钱债务,是指除了金钱作为标的的债务以外的债务,这类债务的标的包括金钱以外的物、行为和智力成果.

Ⅱ 试论合同的保全

一、合同保全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民法对债权人保护周密细致化的趋势
合同保全制度，是指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致使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受到危害，而设置的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其中，债权人的代位权着眼于债务人的消极行为，当债务人有权利行使而不行使，以致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时，法律允许债权人代债务人之位，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而债权人的撤销权则着眼于债务人的积极行为，当债务人在不履行其债务的情况下，实施减少其财产而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时，法律赋予债权人有诉请法院撤销债务人所为的行为的权利。债权人有了代位权和撤销权这两项权利，就可以用来保全债务人的总财产，增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力，以达到实现其合同债权的目的。我国《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分别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虽然规定的内容比较简略，但填补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空白，意义重大。
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Privity of Contract），合同效力仅及于合同关系当事人，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为一定给付，债务人也仅对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其他第三人在合同关系上既不承担义务也不享有权力。而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须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进行主张或者请求，其效力已涉及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被称为债权的对外效力。
立法者何以突破传统民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赋予债权人以代位权和撤销权？其立法的基础在于确保债权的实现。对于保障合同债权实现的法律措施，传统民法拥有合同责任制度可资运用。一般认为，合同责任属于由债的效力引申出来的一般担保，即债务人必须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履行其债务的总担保，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构成了履行债务担保的“责任财产”。因此，责任财产的状况对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是休戚相关的，而且该责任财产不仅仅是某一债权的一般担保，还是全体债权的共同担保，所以当债务人责任财产状况恶化，不足以清偿数个并存债权，即使责令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债权人的债权也不能全部清偿、甚至全部不能得到清偿。由此可见，合同责任在担保债权的实现上有其明显不足之处，要受到责任财产多寡的限制，而且会同责任只能制裁债务人于其不履行之后，过于消极。于是，民法上又引进了特别担保制度，即人的担保（如保证、并存的债务承担、连带债务人等）、物的担保（如抵押、质押、留置等）、金钱的担保（定金、押金等）以及所有权保留制度。特别担保制度由于其不受或者少受债务人财产状况的影响，对于债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特别担保亦有其弱点，例如，抵押权等的设立需当事人办理登记手续，留置权则限于特定的债权债务，保证等既需要保证人等第三人的同意，又难逃责任财产减少而害及债权实现的命运，定金对于交付定金者的保护不够。有鉴于此，法律在合同责任和特别担保之外，设置合同保全制度，其中的代位权系为保持债务人的财产而设，撤销权系为恢复债务人的财产而立。合同保全制度与合同责任制度、合同担保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担负起保障合同债权实现的作用。
合同保全制度的价值在于，它为合同责任的实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保全了作为承担合同责任基础的责任财产，为将来的强制执行做好了准备，否则如果债务人任意处分责任财产而无限制，那么合同责任也将无用武之地。同样，特别担保中人的担保，不过是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之外增加了保证人、并存的债务承担人或者连带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已，同样存在“责任财产”的保全问题，同物的担保相比，合同保全制度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只要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存在，当条件具备时，债权人便当然地拥有保全的权利。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保全如同债权所具有的请求权、执行权、保有权、处分权等权能一样，应为债权固有的权能。债权保全制度与一般担保、特别担保相互为用，共同担保债权的实现，体现了现代民法对债权人保护制度的周密细致化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客体的扩张与限制
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以致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时，债权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之权利。债务人是否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应依债务人的自由意思，债权人不得随意干预，但是债务人的财产既然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保障债权实现的责任财产，对债务人处分自己财产权利的行为，就不能不加以约束。债权人代位权即是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以及债务人的意思自由与交易安全后所设立的制度。
债的关系成立后，债务人对于第三人的权利，也应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中，作为履行债务的一般担保。因此，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应当及时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增加自己对债权人的清偿能力，如果债务人客观上能够行使对于第三人的权利而怠于行使，使自己本应增加的财产没有增加，从而危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时，法律即应允许债权人代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使其财产得以增加，使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4]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从而确立了我国民法上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但该条规定比较狭窄，将债权人可代位行使的权利局限于债权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且须为到期债权，这使得债权人代位权的适用范围过于狭小，难以发挥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法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债权人得行使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和诉权。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理论，可代位行使的权利也很广泛，除了债权之外，还包括物权及物上请求权，除了请求权之外，还包括形成权，甚至债权人代位权、撤销权本身又可以成为代位权的标的，并且不仅限于私权的代位，对于一些公权利也可以代位行使，内容非常广泛。
对于上述内容，我国《合同法》应予调整而未做规定，构成法律漏洞。对此一漏洞可以围绕着债权人代位机制度的立法宗旨，采取目的性扩张的方法予以填补。结合我国民法的权利类型，我们认为以下权利可以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标的：
（1）债权 合同债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基于无因管理而产生的偿还请求权、由于侵害财产权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
（2）物权及物上请求权 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土地妨害除去请求权、债务人对第三人财产上存在的担保物权等；
（3）形成权 合同解除权、选择之债的选择权、买回权、抵销权以及对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而成立的民事行为的撤销权和变更权；
（4）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 如果债务人本人作为第三人的债权人享有代位权或撤销权，但怠于行使该权利，从而危及其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同样该代位权或撤销权也可以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标的，债权人可以代债务人之位向第三人及其相对人行使代位权或撤销权。
（5）诉讼法上的权利或公法上的权利 如中断诉讼时效的权利、代位提起诉讼的权利、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和各种登记请求权等。
可以代位行使的权利必须是债务人现有的权利，非现实存在的权利不得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标的，所以法律上的可能或者能力不得成为代位权的标的。例如对有利合同（赠与）的承诺能力或者有利商业机会的利用等；权利中的一部分权能也不能成为代位权的标的，如债务人对其所有的财产（如房屋、土地等）怠于使用、收益（房屋的出租、土地的耕作等），债权人不可代其位而行使，否则构成对债务人权利的侵犯。
可代位行使的权利必须是非专属于债务人本身的权利，以下四项权利为专属于债务人本身的权利，不得由债权人代位行使：
（1）非财产性权利 主要是指身份法上的权利，例如，监督权、婚姻撤销权、离婚请求权、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权及否认权、婚生子女的否认权等。这些权利的行使虽然间接地会对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产生影响，然而此等权利的行使与否全凭权利人本人的意志，他人不得代位行使。
（2）主要为保护权利人无形利益的财产权例如，继承或遗赠的承认或抛弃的权利。抚养请求权、因生命、健康、名誉、自由等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这些权利虽为财产利益而产生的权利，但其行使与否以及行使的范围，即如何使之具体化，应依权利人本人的主观判断而定，他人自不得代位行使。
（3）不得让与的权利 主要是指那些基于个人信任关系而发生的债权或者以特定身份关系为基础的债权、不作为债权等，这些权利的成立与存续，与权利人人身具有密切联系，因而不得由他人代位行使。
（4）不得扣押的权利 例如，养老金、救济金、抚恤金等。
此外，可代位行使的权利必须是合法有效的权利，基于非法原因而成立的权利，如赌债等，不可代位行使。但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仍可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标的。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有害债权的行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当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使其作为债权担保的责任财产不当减少，害及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法律行为，恢复债务人的财产，保障债权的实现。
与同为债权保全制度的债权人代位权相比，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更为强大，因为债权人代位系代位行使债务人现有的权利，这无论对于债务人抑或第三人而言，均为本来应有事态的重申而且，其影响甚小；而债权人撤销权乃是撤销债务人所为的行为，由第三人处取回责任财产，是对已成立的法律关系加以破坏，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本不应有的事态，其影响极大。所以，对于债权人撤销权之行使应严格限制其条件，以免对债务人及第三人造成不测之损害，破坏交易安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此次制定的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此一规定的适用范围过于狭小，甚至与《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5条的规定相比适用范围都要小。谨慎有余，而效力不足，难以发挥该制度对于债的保全的效用，应扩张其适用范围，放宽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1.何种债权可以行使撤销权？
首先，有效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和基础。主张撤销权的人对债务人必须享有有效债权，如果并不享有债权，或者虽有债权，但该债权无效或者已经消灭，自然不能行使撤销权，其次，该债权一般须为以财产的给付为目的的债权，虽不限于金钱债权，但须是以财产权为标的的债权，所以对不作为债权或者以劳务为标的的债权，不可行使撤销权，但若该债权因债务人不履行而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时，则可以主张行使撤销权；再次，该债权须为债务人为法律行为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因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在债务人所为法律行为之后才成立的债权，很难说受到了其前债务人行为的损害；最后，可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不必已届清偿期，这是法国和日本的通说，而德国法明文规定须有履行期届至，从我国合同立法的过程看，从学者的《建议草案》，到《试拟稿》、《征求意见稿》和《草案》，直至现行《合同法》都没有要求履行期届满才可行使撤销权。因为撤销权不同于代位权，代位极针对的是债务人消极损害债权的行为，除保存行为外，债权人应在履行期届满方可行使代位权，而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积极损害债权的行为，若不及时行使撤销权，等到债权期限届满时，将无法补救。一般而言，以下债权原则上不发生撤销权：
（1）租赁权 由于租赁权的物极化，所以在租赁物交付以后，出租人将其所有权让与第三人或者设定担保，那么租赁权对于受让人仍然存在，并不影响承租人租赁权的实现，所以租赁权不发生撤销权。
（2）附有特别担保的债权 债权人的债权附有完全的特别担保，足以保障其债权的实现时，例如抵押物、质物、留置物，足以抵偿债权，或者保证人有足够的资力担保债权的实现，债权人无须行使撤销权。只有在相反情况下，特别担保不完全时，才发生债权人撤销权。
（3）附停止条件债权这类债权的效力是否发生取决于条件是否成就，其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原则上此类债权人不享有撤销权，但对于那些债权发生可能性甚大的，特别是附法定条件的债权，可以有撤销权。例如，连带保证人中之一人，对于其他连带保证人的求偿权，虽应在自己清偿了主债后才可行使，但是在自己尚未清偿期间，对于其他连带保证人以损害求偿权为目的所为的行为，也可以行使撤销权，以免该连带保证人在将来清偿了主债务后，其求偿权难以实现。
2.债务人的何种行为可以成为撤销权的标的？
债务人所实施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对象，但并非债务人所实施的处分财产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一般而言，处分财产可以是通过事实行为的处分，即事实上的处分，例如对财产进行加工、改造或者毁损等，也可以是通过法律行为的处分，即法律上的处分，例如，让与财产所有权、放弃财产权利或者在财产上设定负担。而能够成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一般只能是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应该是有效的法律行为，相反，对于债务人所为之事实行为或者无效的民事行为，则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因为前者无从撤销，而后者无须撤销。
作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法律行为，可以是双方法律行为，例如赠与、买卖、互易、借贷、保证、租赁等，也可以是单方法律行为，例如遗赠、捐助、债务免除（放弃债权）等；可以是无偿法律行为，如赠与、遗赠、捐助、债务免除等，也可以是有偿法律行为，如买卖，互易等。同时，作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法律行为，并不限于上述债权行为，对于物权行为也可撤销，例如，债务人在无资力状态下，仍在其财产上为个别债权人或者他人设立抵押权，以致影响债权的平等受偿或者实现，债权人可以对此抵押权设定行为行使撤销权。
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可以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主要包括债务人放弃债权的行为和债务人无偿或者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与前述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类型相比，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过于狭小，而且对债务人所放弃的债权要求是到期债权，范围更加狭小，很不利于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作用的发挥，为此对该条法律的适用应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即凡是债务人所实施的有害于债权并且适于撤销的行为，不论是放弃到期债权，还是放弃未到期的债权，也不论是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债权人均得予以撤销。
此外，可以成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行为不限于法律行为，能够发生法律上效果的适法行为，也包括在内。例如，债务承担的承认行为，可生时效中断效力的承认行为等。不仅如此，诉讼上的行为如兼有私法上行为性质者，如诉讼上和解、抵销、诉之撤回等，亦得撤销。
无论何种行为，作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必须是以财产为标的的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的行为不得予以撤销。所以，身份行为，例如结婚、离婚、子女收养、终止收养关系、继承的抛弃或承认等，即使这些行为会间接地影响债务人的履行能力，也不能撤销；以不作为债务的发生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使因此而致使债务人可得利益减少，也不得撤销，因为“行为不得强制”为罗马法之古谚，所以对于债权人除可就其原来债权请求给付外，不可强制债务人的行为。此外，财产上利益的拒绝行为，例如对赠与要约的拒绝、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拒绝。继承或者遗赠的抛弃，债权人亦不得撤销；以不得扣押的财产权为标的的行为，也不得作为撤销权的标的。
三、特定物债权与合同保全制度的适用
对于债权人代位权判断是否有保全的必要，一般是以债务人有无资力为标准，如果债务人资力雄厚，即使逾期不履行债务，并且怠于行使权利致使其财产总额减少，但其财产仍足以充分清偿其债务，并未危及债权人债权实现，则不得行使代位权，而只能诉诸法院予以强制执行。
但判断保全债权之必要与否，并不以债务人有无资力为唯一标准，如果其债权之实现与债务人之资力并无直接关系，则即使债务人非无资力，债权人也可以为保全其债权，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例如，富有资产之乙，向甲买入某物，未受交付，以之卖于丙，如乙怠于向甲行使交付请求权，则丙的债权无法实现，为此，丙可以代位行使交付请求权。为此，有学者主张，在不特定债权及金钱债权场合，应以债务人是否陷于无资力为判断标准；而在特定债权以及其他与债务人资力无关的债权情况下，则以有必要保全债权为全部条件，即以是否能够按照债的内容实现债权为标准判断有无必要保全债权。
对特定债权适用代位权，会在理论上产生冲突，因为债的保全制度，其功能在保全责任财产，是所有债权人的共同担保，非为某一特定债权的利益而设，所以承认对特定债权的保全会发生动摇债权保全制度的立法基础的副作用。然而，代位权不同于撤销权，代位权仅是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无论对于债务人或者对于第三人而言，都是本来应有事态的重申，并不损害交易安全。而且，确立特定债权的代位权制度，对于促进法律进步，发展公平正义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应拘泥于理论自身的逻辑推演，而应重视现实生活的立法需求，以促进理论的完善和法律的进步。
前述关于债权人代位权构成要件的讨论中，我们赞成如下意见：对于特定物债权适用债权人代位权时，判断其有无保全债权必要，不应同金钱债权一样以债务人是否陷于无资力为标准，而应以债务人的行为是否会导致特定物债权不能按约定内容实现为标准。那么对于特定物债权适用债权人撤销权，是否也可以以债务人移转特定物所有权于第三人致使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而行使撤销权呢？
对此，我们特否定态度。主要理由在于：第一，按照债的效力，债权人对债务人仅得请求给付，而对其财产无直接支配权，债务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可以自由处分或者为他人设定担保，但如果允许债务人随意处分其财产，势必影响债务人的清偿能力，甚至导致债权人的权利无法实现。为此，法律特设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以资救济，来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以备全体债权的清偿，体现了现代民法强化契约信赖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价值。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显属对债的相对性的突破，其效力涉及到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是对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破坏，构成了对交易安全的威胁，也构成了对债务人活动自由和私法自治精神的威胁，所以法律必须在强化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加强对债务人的保护，二者不可偏废。第二，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虽同为债之保全的两种方式，但二者效力不同，相对而言，债权人撤销权的对外效力较强，而债权人代位权较弱，所以者在特定物债权的适用上效果截然不同。当特定物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可以不问债务人的资力如何，而专为保全其债权按约定内容的实现而行使，因为代位仅仅是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这无论对于债务人还是第三人而言，都不过是本来应有事态的重申而已，无害于交易安全。而特定物债权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其后果对交易安全的影响极大，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将会对已成立的法律关系造成破坏，使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发生本不应有的事态，如果允许特定物债权人以债务人移转特定物所有权于第三人致使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而对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行使撤销权，致使第三人已经取得所有权的财产返还债务人，这无异于使债权的效力扩张至可以对抗物权的程度，同时也使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和登记制度受到影响，破坏了物权的公示与公信效力，从而动摇了整个物权与债权结构体系的基础。
我们否定特定物债权可以以债务人移转特定物所有权于第三人致使其特定物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而行使撤销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特定物债权能否适用债权人撤销权问题上持否定的观点。相反，我们主张特定物债权应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只是不能以债权人自己债权能否实现为判断标准，而应以全体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实现进行判断，当债务人处分特定物债权所约定的特定物，而致使其陷于无清偿能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同其他债权人一样可以行使撤销权，以保全全体债权。这样既使特定物债权得到适度的扩张以保全债权，又不致使其效力无限制扩张而破坏交易安全。

Ⅲ 论合同的效力（1000字左右）

合同的效力是合同对当事人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所谓合同效力，指的是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生效至失效的全过程。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Ⅳ 论述合同法中的风险防控机制。

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风险主要由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书面合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重要凭据。但是，有许多的企业对于合同的签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企业仅仅凭借对方的电话或是发货清单就进行交易，这给合同的履行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二是合同文本存在大量缺陷。一些企业由于合同管理整体水平不高，对合同内容的重视不够，自身没有统一的合同范本，因此在合同文本的选择上多比较被动，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习惯使用对方提供的合同文本，在合同关键条款上处于弱势一方，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很容易陷入被动的局面。有些企业虽有合同文本，但其内容没有经过专业人员审核，关键条款缺失，或表述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内容甚至存在重大误解，容易导致将来发生履行困难，责任难以界定的尴尬局面。有的大型项目合同，缺少招投标过程，导致合同存在重大缺陷。
三是对于合同履行情况的监控不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合同已成为企业管理的必要手段。但是许多企业却并没有合同的监管意识，未建立相关的合同管理机构和制度，无法很好地规范企业的签约行为，也不能在企业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四是缺少可行性分析。订立合同前没有对另一方的背景资料进行尽职调查或可行性分析。有的企业在签订合同前，不注意了解合作他方的资格、技术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有履约能力等等，由于相关信息收集不够，最终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五是没有统一的合同管理制度。企业合同管理制度是合同管理的关键。构建合同管理体系，建立适合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是科学化合同管理的关键。有些企业合同管理制度不完备，缺乏合同风险控制能力，不具备应对合同纠纷和维权处理的能力；有些企业虽然有合同管理制度，但仅限于制度层面，不能灵活应用于实际的合同管理工作中。
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机制，明确合同管理的任务
要想做好合同的管理工作，有效地防范风险，在合同的管理过程中，就必须要明确划分各部门的责任，督促各相关的业务部门落实自身工作，通力合作，共同防范合同风险的发生。一方面，企业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并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使之承担起合同管理的任务，同时还要明确部门的具体职责。另一方面，将企业的合同管理工作根据需要划分到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在合同的签订、履行的过程中，要组织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积极参与，建立企业各部门参与的合同风险防范机制。
制定合同格式文本，掌握文本选择的主动权
企业自己制定格式文本，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减少交易风险，避免日后可能会出现的争议，即使出现争议，也可以掌握主动权。此外，争取合同的起草权，也能够在合同中充分考虑己方利益，认真甄选对己方有利的措词，更好地保护企业利益。对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常用合同，企业应制定标准的合同格式文本。对于其他合同，一般应由合同业务部门起草，企业法律部门再配合修改；重大合同最好由企业法律部门牵头，会同合同业务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起草。
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体系，使企业的合同管理做到有规可依
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造成业务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使得合同管理的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企业相关制度的建立。各个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依照国家的《合同法》以及上级颁布制定的相关的合同管理制度，制定合适的企业合同管理机制，明确相关的人员配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等。其次，企业要加强对于合同用章的管理。合同用章作为签订合同时的重要凭证，要加强保管，做到专人保管、专章专用，以有效避免合同用章的滥用所造成的合同风险。最后，要有企业对外签订合同的授权、审批制度。对于企业对外签订合同的授权、审批工作，要进行严格的规范授权审批行为，防范可能发生的合同风险。
重视重大合同的可行性研究
对于重大合同，在对合同文本审查的同时，也要对合同背景进行调查。由企业法律部门牵头，组织由企业高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法律人员、财务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对合作方的主体资格、资信、履约能力等方面进行实地的调查，做出风险的总体评估。这种审查不是形式上的审查，而是要确认对方是一个合法的法律主体，具备相关从业资格、完整的履约能力、技术条件是否过关等等。如果是特别重大合同，可以考虑聘请专业的机构进行尽职调查，由其出具尽职调查报告。对于工程项目和重大采购合同，在必要的条件和要求下，要运用“招投标”过程，明确项目的核心内容和要求，来避免合同中出现重大缺陷，否则一旦合同签订，后期的合同管理无法纠正合同文本的关键性缺陷和问题。
严把合同审核关，重视合同订立和履行的监督和管理
合同签订前，首先要争取合同文本的起草权，合同文本起草完成后，须由合同归口管理部门提交给企业法律顾问或专业律师，法律顾问或律师对合同草案进行审查后，提出修改意见并反馈给合同管理人员。合同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法律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格式文本合同，不能接受合同内容中有明显倾向对方的条款。对依法签订生效的合同，合同执行部门要严格根据合同条款履行合同，不得单方面擅自变更或修改，凡经双方同意的改动内容，必须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作为合同附件进行管理。合同管理部门应做好合同履行的检查工作，监督合同履行情况，对不能够按时完成的合同，及时反馈给责任领导，并要求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合同违约。

Ⅳ 高手回答：合同履行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论文怎么写

关键字： 附随义务 合同法

我国《合同法》颁布后，其中有这样几个条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2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43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60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92条）。这些条款的共同特点是：1、强调条款中所涉及的义务是依诚实信用原则或交易习惯而产生；2、这些条款所涉及的义务范围主要是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理论上分析，这些条款所涉及的义务即为民法学理论中的附随义务。�

（一）

附随义务（Nebenpflicht)是大陆法系有关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义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附随义务理论是德国学者在探讨合同给付义务及其履行时首先提出的[1]。德国学者认为，在合同中包含着一组旨在保护合同当事人权益的“义务网络”，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而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合同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义务[2]。那么，何为附随义务？日本学者从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实现的关系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对于合同目的的达成并非不可或缺的给付义务[3]。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王泽鉴从附随义务产生之源的角度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信原则于契约及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外所附有的义务[4]。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考察视角是必要的，但是，还应当从制度价值的角度去考察附随义务，因此，对附随义务的解释应当是，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它体现了如下特征：第一，附随义务不是合同约定中必然存在的义务，相反，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具有或然性的义务；第二，附随义务的产生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其产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法律理念和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第三，附随义务产生的目的旨在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第四，附随义务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可以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关系结束后的阶段存在，例如缔约人在缔约过程中尽力促成合同缔结的协助义务、出卖人在标的物交付时阐明注意事项的告知义务、医生手术时不得在体内遗留微型手术器械之保护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不向他人泄漏相对方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等。附随义务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趋势。附随义务理论的实行，使合同的效力从依附于既定的合同之内容，扩及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事先不确定的权利义务的范围[5]。

在附随义务中，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可以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二是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况：辅助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的附随义务和避免侵害债权人人身或财产利益的附随义务。

履行附随义务行为的性质是否为法律行为？附随义务的产生不是依合同当事人在合意中直接表达的内容，而是依法律的有关直接规定而产生，因此，尽管附随义务在当事人的合意中随未直接体现出来，如债权让与的通知义务、相对方在买卖行为中的保护义务等，但是法律却通过直接的规定而赋予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以一定的结果。该情形告诉我们：法律行为的根本本观念定位于私法上的自治，因此凡法律行为的主体欲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法律即赋予其一定效果。鉴于此，法律行为所生的效果，实质上是行为人通过合意所直接表达的希望发生的效果。但是，这一结果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履行附随义务行为就是双方法律行为，相反，履行附随义务行为“虽亦由法律与以一定之效果，然与行为人之意思无关行为”[6]，所以，履行合同中的附随义务，如履行告知义务、协助义务、保护义务等的行为是准法律行为。尽管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均有法律上的效果，但是，作为准法律行为的附随义务履行行为是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往往缺乏履行附随义务行为人的效果意思，故日本学者将产生附随义务的意思表示称为“法律行为之附随的、补充的效果无须当事人之有意思表示也。”[7]。

附随义务理论的制度价值是什么？首先，众所周知，法律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公平、正义，具体到私法，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管附随义务是否存在均对于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的存在没有影响，但是却不能漠视它对合同当事人的权益能否获得完美实现的影响；其次，附随义务的存在将有助于判断在给付义务不履行时的效力。当附随义务没有履行时，并不当然导致合同的解除，而是产生强制履行的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效力；再次，附随义务的存在有助于判断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履行后当事人相关行为的法律效力；最后，附随义务的强调将有助于实现法律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

（二）

附随义务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产生。附随义务在缔约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先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在缔约成立至履行完毕之前的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不完全给付责任；附随义务在履约后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后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合同终了后的过失责任。由上可知，鉴于附随义务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相对方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故而合同是否存在并不影响附随义务的存在，即附随义务的存在不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下面我们仔细地探讨一下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附随义务：

第一，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所载内容即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主要体现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提供协助、告知的义务；在合同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对缔约过程中获知的相对方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负有的保密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逐渐强化的信赖关系是缔约的重要基础，但是如果一方或故意或过失地没有履行自己的告知、协助等义务，导致相对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法律应当提供救济。例如缔约一方没有履行自己的如实告知情况义务，导致他方为一个肯定没有结果的合同之缔结付出了本不应当付出的费用，再如一方未尽通知、协助义务，增加了相对方的缔约成本而造成财产损失。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之效力，表现为违反附随义务者表现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对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的违反，一不考虑合同是否成立，二不强调义务人违反义务时均必须在主观上有故意，也就是说，法律要求有主观故意的，则依法律规定而构成责任，法律没有要求主观故意的，只要有过失即构成责任。该责任就是民法理论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法律上设立缔约过失责任，旨在有利于交易的促成，维护交易的安全。它一方面弥补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存在的法律救济的“空白地带”，因为过去在没有合同关系没有成立或合同没有生效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就自己遭受到的损害追究当事人的合同责任，同时亦难以运用侵权行为责任理论来寻求救济，因为侵权行为的成立条件较为严格。缔约过失责任的建立则能够使处于该“空白地带”的当事人之利益得到保护。

第二，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的内容即为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

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义务基于有效合同而产生约束力，该义务即为合同义务，通常表现为给付义务。通过一方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而满足另一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根据给付义务设定的目的，分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8]。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三个义务的涵义，以便为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状态奠定基础。在理论上，主给付义务是指构成某种合同类型所必须具备的固有义务。从给付义务是非合同所必备但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利益且能够独立成为诉权标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的功能在于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对从给付义务，当事人依其债权而享有请求力与执行力。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必须指出的是，在区分某项义务究竟是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时，难免会有争议，但是，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详细考察该义务与合同目的关系、合同内容的约定、合同义务不履行的法律效果等方面，是可以作出判断的。

笔者认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关系表现为：

首先，附随义务完全不同于主给付义务。其表现为：1，从义务的确定性上分析，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着合同关系的类型；附随义务则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因维护合同依法当事人的利益需要而产生要求相对方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故附随义务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关系类型的限制。2，从履行抗辩权上分析，一方未履行主给付义务，相对方有权拒绝履行自己的附随义务。但是，如果一方既有主给付义务，又有附随义务，在其履行主给付义务而未履行附随义务，且该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的实现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下，相对方没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过，如果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则相对方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9]。3，从解除权上分析，凡一方不履行主给付义务，相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而附随义务不履行，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对所受损害可根据不完全给付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区分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的要点是：考察该义务在合同目的实现上，是属于不可或缺的义务，还是随合同关系发展在特定情形下产生的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义务。例如在运输合同中，完成运送行为和支付运费肯定是合同当事人的主给付义务，而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10]则无疑应是附随义务。

�

其次，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有着交叉相容的关系。可以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就是从给付义务。此外，还存在着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它不同于从给付义务。例如在空调机买卖合同中，交付空调机和支付价款是主给付义务，上门安装是从给付义务，告知使用方法是附随义务。在这里，附随义务发挥着辅助实现债权人利益获得较为完美实现的功能，同时该告知义务的履行，亦可以使购买人免遭因不甚了解使用方法而发生人身或财产利益损害的危险。

再如，在社会生活中适用范围极广的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通常体现为：出卖人的告知义务（将有关买卖标的物上所存在的各种法律关系告知于买受人。在各种行为中，包括将涉及有关法律关系如权利状态和权利来源的文书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的费用偿还义务（买受人对交付前的标的物 的风险承担所支付的费用）、买受人对标的物的检查义务、标的物瑕疵通知义务、瑕疵物保管义务[11]。

第三，履约后阶段的附随义务。

通常认为，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终止。但是，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为了维护给付效果抑或为了协助相对方终了善后事务所负的作为或不作为[12]，依然依诚实信用原则、交易惯例而负有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这些义务即为履行后阶段的附随义务。该义务存至于义务履行完毕。履约后阶段的义务既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

结论：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不以当事人的约定义务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其功能在于使当事人的权益获得完美的实现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之终极目的。附随义务之附随并不意味着附属，而是要弥补当事人约定义务乃至法律明确规定义务之不足，因此，附随义务具有法律义务的性质。

Ⅵ 合同法第108条如何理解

合同法108条是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预期违约是违约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Ⅶ 谈谈合同法中维护交易安全规范的认识。求答案

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资金流转因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量纠纷，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请求，如何妥善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成为当前商事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合同法的立法者考虑到不可抗力基本涵盖了情势变更，而且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难以区分，加之防止法官滥用，故未在合同法中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合同法也未明文禁止适用该原则，因此，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指导意见》对当前形势下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对无法预见主张的审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关键要件之一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出现了当事人缔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重大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主要是一个日益发展、逐步演变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在审判实务中对于当事人提出“无法预见”主张的，法院应慎重审查。在确定是否可预见时，应审查三个因素。其一，预见的时间。预见的时间应当是合同缔结之时。其二，预见的标准。该标准应为主观标准，即以遭受损失一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为准。其三，风险的承担。如果根据合同的性质可以确定当事人在缔约时能够预见情势变更或者自愿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则自无运用情势变更之余地。例如，合同标的物是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或者是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通常不宜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第二，关于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虽不易区分，但两者在风险的固有性、风险可预见性、风险的可归责性等方面并不相同。法院在衡量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注意考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预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第三，关于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如果当事人经过诚信地再交涉后仍然无法改订合同而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在利益衡量方面应当认识到，司法解释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并非单向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单方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格局。在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原则。
请采纳，谢谢

Ⅷ 我国《合同法》哪些方面体现了保障交易安全的理念

合同法严格限定了违约解除的条件。合同解除实质上是消灭一次交易，在许多情况下，非违约专方在对属方违约后愿意接受合同继续履行，或者合同能够履行，且继续履行对非违约方并无不利，则以大违约即宣告合同解除，既不利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也不能体现合同交易的目的。合同法规定，只有在一方根本违约时才能宣告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必须是享有解除权的合同一方或双方，且必须有解除行为。将法定解除限定在履行困难且显失公平是由法院裁决。

Ⅸ 试论合同法的重要意义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改变了企业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宽松的劳动用工管理环境，给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带来很大的冲击，使企业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变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劳动合同法》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企业在劳动用工管理方面必须改消极、被动的管理为积极、主动的管理。如何架构其积极、主动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是关键。因此，在《劳动合同法》时代，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被强调也不过分。具体而言，企业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的规章制度，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劳动用工的规范化管理
1、正面引导与教育作用
规章制度作为企业内部规范员工行为的一种准则，具有为员工在生产过程中指引方向的作用。规章制度公布后，员工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怎样获得这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如何履行义务。比如规章制度中规定上下班时间，员工就知道了什么时候是工作时间，什么时候是休息时间，就可以指引员工按时上下班，以防止因迟到或早退而违反劳动纪律。再如，规章制度中规定工作中的行为规范，可以引导、教育员工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出现不良行为。由此可见，优秀的规章制度通过合理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设置，可以使职工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和努力的后果，激励其工作积极性。
2、反面警戒与威慑作用
反面的警戒和威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对员工违反规章制度的后果做出规定来威慑员工，使员工能够事先估计到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如果作为以及作为的后果，自觉抑制不法行为的发生。其次，通过对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予以惩处，让违反规章制度的员工从中受到教育的同时也使其他员工看到违反规章制度的后果，达到警戒和威慑全体员工的效果。
3、防患未然与预防争议发生的作用
企业生产劳动的过程，也是劳资双方履行义务、享受权利的过程。劳资双方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多种措施来保证，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国家法规政策是其中的重要保证之一，而企业规章制度也是重要的保证之一。规章制度不仅可以明确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可以更为具体的明确劳资双方实现权利和义务的措施、途径和方法等。因此，当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权利和义务实现的措施、途径和方法通过规章制度加以明确、具体后，就可以大幅度防止纠纷的发生，从而可以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比如，休息休假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是劳动合同中可能仅仅涉及假期的种类，至于各类假期的请假条件、请假手续、假期期间的待遇等等一般不会在劳动合同中进行详细约定，这就需要企业在规章制度中对休假进行详细规定，否则，会引起很多纠纷。
4、事后支持与提供处理劳动争议证据的作用
由于劳动关系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因此，企业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劳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缓和劳资矛盾，无法消除、杜绝劳资矛盾。当劳资矛盾爆发无法通过协调解决时，诉诸法律就是唯一的选择。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需要依据国家法规政策、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由于规章制度也涉及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裁判机关也会依据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裁判案件。特别是在国家法规、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对纠纷的有关事项规定不明确、不具体时，规章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权益的内容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同时，又把制定规章制度，并以此对员工进行实际管理的权利留给了企业。比如《劳动合同法》第39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什么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需要企业事先作出规定，即首先用人单位必须要有明确的、合法的规章制度存在，其次用人单位的规章制中必须对何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绝大多数企业在面临劳动争议纠纷中解除劳动关系这一难题时，都输在了“规章制度”上。规范的企业则正是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就充分考虑所有的情形，将可能成为争议焦点的内容加以细化，并用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旦发生争议，这样的规章制度便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可以说，规章制度的重要性贯穿于企业管理和纠纷解决的全过程。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到您

Ⅹ 试论合同法的作用

一、合同法反映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实现了交易规则的统一和完善

★旧合同法在此方面的缺陷：

（一）原来三部合同法内容上不统一

1、三个合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不一样

1） 经济合同法是规定国内的合同，还不是国内全部的合同，是国内所谓的经济合同。

2） 技术合同法是专门规定国内的技术合同。是以技术关系，诸如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这类特殊的合同关系规范对象的；

3） 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关系。

2、法律主体不统一

1） 经济合同法中的合同主体只限于法人、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不包括自然人；

2） 技术合同法的合同主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

3） 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合同主体包括中国的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与外国的企业、其它经济组织和外国的个人，在这部合同法中，外国的个人是可以的，中国的个人不可以，并且涉外经济合同法中的主体叫企业，不叫法人。

3、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不统一。

1） 经济合同法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因过错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条件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强调的是过错。

2） 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法律条文说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条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本不提过错的问题，也就是无过错责任。

4、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上不一致。

1) 经济合同法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平等互利、协商一致；

2) 技术合同法则表述为自愿平等互利有偿。

5、合同形式不一致。

1） 经济合同法承认口头合同，即时清结的合同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不是即时清结的采取书面形式；

2） 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严格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6、结构风格不一致。

1） 经济合同法是总则加分则，规定了十种典型合同；

2） 技术合同法也是总则加分则，规定了合同分则；

3） 涉外经济合同法全是总则，根本没有规定分则。（英美法系风格）

（二）现时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合同关系三部合同法都未作规定经济秩序的维持造成困难。

1、中介合同关系

2、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3、储蓄合同、结算合同关系

★新合同法的在此方面的优点：

（一）将三部合同统一到一部合同法当中，统一了合同法内容和交易规则

（二）对新合同法仍然没有规定的合同类型适用合同法总则以及比照类似合同类推适用，将各种合同纳入了合同法调整范围。

如

二、合同法剔除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尽可能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

（一）原来的合同法将合同称之为"经济合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映。

（二）原经济合同法，强调主体的特殊性，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组织，已经不符合

社会实际生活了。

*合同主体已经多元化：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个人等

（三）合同的监督管理机关工商行政部门的监管限制了合同自由

（四）技术合同的管理过于广泛

新合同法将技术合同法纳入了统一合同法当中。

三、新合同法中创设了许多新的制度(与旧法相比)

（一）合同法第42条规定了前合同义务；第60条规定了附随义务；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

1、合同义务 向前面扩张了，合同没有成立就有义务，即前合同义务；

2、向后扩张了，合同关系已经消灭还有义务，即后合同义务；

3、在合同关系存在期间还有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义务，即附随义务。

（二）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1、规定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在决定合同内容的时候应该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遵

循公平的原则。

2、规定了格式条款使用人的提示义务。

3、直接规定某些条款无效

4 、最后还有一个管制的办法，就是对格式合同某个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通常

采纳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那样一个含义为标准裁判案件。

（三）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的确立

四、合同法的创造性（我国独创）

代位权制度、撤销权制度、表见代理制度等是我们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合同法设立的。我们的创制：

（一）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认定。

（二）后合同义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