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本位之法

① 简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又称为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它是对经济法干预经济生活范围的定位,或者说是对经济法基本出发点的规定。

每一个法律部门在确定自己调整范围时,都以维护哪方面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以什么为本位。行政法强调国家本位,注重保护国家利益; 民法则强调个人本位，注重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缺陷已经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因此，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即强调社会本位。它要求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个人必须作出利益上的让步,只要这种让步合乎社会的正义。

(1)为什么说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本位之法扩展阅读

社会本位的概述

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社会公共利益满足程度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个体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和社会分配行为紧密联系的。

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调整原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产品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社会本位的好处

它不仅反映了经济法调整范围的根本要求，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还统率着经济法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经济法的行为方向和模式，弥补立法疏漏,使之具有规范性、实限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所特有的本质性原则。

② 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的主要内容

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主要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平、效率等。之所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有这些内容，是从经济法的外在价值来看的。“经济法的外在价值，即社会公众或研究者所认同或所期望的经济法具有或者应当具有的价值，它是主体对经济法本身应有功用或实际功用的一种评价和判断。”这些价值正反映了社会本位的实质，经济法的价值以及社会本位都是统一的。
经济法秩序价值核心体现在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稳定状态。经济法调整下的经济秩序就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一种平衡和谐有序的经济关系。这种平衡和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为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尽可能地实现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平衡和谐的经济秩序反映了经济法治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一种相互“妥协”，为了满足每种经济主体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在整体上达成一致，即可以放弃现有的经济利益而换取未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的舍弃与获得，上升到整个社会，就是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秩序具体表现为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市场环境，在这个有着国家适度干预协调的市场机制下，可以有效地防止垄断行为、倾销行为和其他不正当经济行为。按照可持续发展
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
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 具体为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采用普遍对待与区别对待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社会公平。
首先, 经济法为每个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 将进入市场和竞争的机会给每一个市场主体, 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的高低, 同时保护每一个市场主体拥有基本的人权与自由, 在此基础上参与公平竞争。其次, 经济法对部分能力超强的市场主体施以合理的经济负担, 防止其独占市场机会; 对部分先天条件不足的主体给予一定扶持, 提高其竞争能力, 使其不至于还未参与竞争就被淘汰出局。”经济法通过维护社会公平，来实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法益的目的，这正是社会本位理念的体现。

③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本位性（急求答案）

楼主学什么专业的。呵呵。
我晕倒，楼主学音乐专业的竟然要选修经济法，这两样八秆子打不着啊。辛苦辛苦了。

④ 为什么说宏观调控法是一种社会本位法

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特点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构成之一。现代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基本方式有三种，宏观调控是其中一种。对宏观调控予以规范的法律，便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是个新型的部门法，具有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更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立法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变动性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涉及面广，体系庞大，调控措施和活动种类繁多。宏观调控立法从内容上看，必然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宏观调控及其立法体系的轴线，首先，现代国家的计划涵盖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全面涉及社会经济领域，还要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经济计划如今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次，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国民经济各产业、行业和部门的政策，及国民经济各职能方面（如财政、税收、货币、信贷、外汇、外贸、价格等）的政策。此外，各种经济杠杆、政策工具和手段的运用也各有特点。可以说，宏观调控立法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不仅较之其他部门法（如刑法、民法等）显著不同，即在经济法体系内部，其他如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也远为逊色。

宏观调控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立法带来难度，即立法难以覆盖其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活动和措施密切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关系，它应当由立法加以规范。宏观调控是国家权力的行使，权力应当受到法律规制。在法治条件下，国家的全部公共权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有法律授权，不应当存在“法外权力”。否则，就会如我国有的学者所说是一种“权力缺席”和“权力失约”（注：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有鉴于此，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第一，宏观调控中的各种国家权力及其基本行使方式，都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法律加以明确规定。有些内容在法律中可以采取概括加列举方式，尽可能明确、具体和扩大覆盖面，避免大的遗漏。第二，政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和范围内，对宏观调控的具体做法可作出详细规定，但不得同国家法律相抵触，更不得超出法律范围设置新的权力。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是各种经济总量。宏观经济结构和运行及各种经济总量，是由全社会各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微观领域的众多经济个量组成的。它们都在不停地运动和变化着。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变化而调整、改变。宏观调控立法应当将这作为一条原则性要求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和宏观调控措施的多变性也给立法的稳定性带来困难。应当承认，一般说来，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较之其他法律稍差。这也是它在立法上的一个明显特点。但法律都应当具有一定稳定性，宏观调控立法也不例外，不能只强调它的变动性便否认它的稳定性。宏观调控不能朝令夕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具有确定性的，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也是确定的，这些决定着宏观调控立法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关于宏观调控总的或各个基本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其稳定性更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动性，在法律之外还需要颁布许多行政法规和规章，或者制定一些暂行或试行办法。这些法律文件的稳定性稍差，便于适时修改、调整，但制定和颁布时也应考虑到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不能过于频繁地变动。

（二）关于立法体制和法律表现形式

宏观调控立法内容的多样性和时间上的变动性，决定它在立法体制和法律表现形式上相应地也有着明显特点。

一般说，国家的立法权需要集中统一，它只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日益多样化和发展变革频率加快，立法需要及时适应变化，所以各国先后实行授权立法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在首开以宪法确立“社会化”原则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原则的先例的同时，还规定政府可以采取对经济干预的法律措施。以后，1949年的联邦宪法即《基本法》承袭了《魏玛宪法》的作法，虽然它放弃“社会宪法”的提法，却在许多条款中明确地体现了“社会国家”思想。（注：德国学者多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国家原则就是社会宪法的代名词。”“《基本法》第一次把社会国家思想提高到宪法原则的地位上。”[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又如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政府为执行其施政纲领，可以要求议会授权自己在一定期限内以法令方式采取通常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措施”（第38条）。我国学者对“授权立法”一般都作狭义理解。按照现代各国所实行的立法体制，政府（行政机关）一般都有权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如中国宪法第89条之第1项规定）。学者们认为，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时，如果是依据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的明确规定，属于行政机关正常权限范围，不算为“授权立法”。只是认为，最高国家权力（立法）机关对于应由自己制定而尚未制定为法律的某些事项，根据需要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暂行规定和条例），这才称作授权立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与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注：我国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第9—11条。）

授权立法是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他部门法立法也有授权立法情形，但总的来说并不太多。只是随着高科技迅速发展，如电子网络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使得即使如民法、商法等部门法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授权立法。（注：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经济法的时代精神》，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4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同多级立法体制和授权立法相适应，在法律表现形式上，宏观调控立法除包含一些综合性、较稳定的法律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各种规章，以及一些暂行或试行规定。而在法律中，也多为关于各个经济部门、各基本领域的规定，许多国家并未制定统一的关于宏观调控的总的法律，即所谓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或“宏观调控法”。

（三）宏观调控立法的法律要素

法律要素是指构成法律系统的各种基本元素。国内外法学家大致都认为法律规则（规范、律令）是法最主要的要素，但并非唯一的要素。当前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法要素主要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等。这种情况当然适用于各种部门法。只是对经济法，尤其是宏观调控法而言，由于它所规制的对象具有较大变动性和多样性，许多问题难以用明确、具体的规则加以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原则显得特别重要。法律原则包括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宏观调控法中的政策性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法律原则虽也是法的要素之一，但它不同于规则。规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它规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原则却只是某个领域、范围诸多法律规则精神实质的概括和抽象，不是具体、个别的行为范式。原则虽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它能够指示人们某类行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模式，毕竟有一定可操作性。在一个法律系统中，当规则不能涵盖全体时，原则弥补了不足。即使规则体系较完备，也需要原则对各种具体、个别规则进行指导和协调。

在法律规则方面，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同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比较，也有其自身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大量的规则属于指导性的，是一种“提倡性规范”（注：漆多俊：《论经济法调整方法》，《法律科学》1991年第5期。）。这种规则不同于强行性或任意性规范，它不是禁止、命令或一般允许，而是提倡、鼓励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宏观调控法和整个经济法都采取强行性规则、任意性规则和提倡性规则相结合的法律规范方式和法律调整方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0—189页。）

此外，由于宏观调控法的规则体系不可能十分明确和周全，法律需要赋予宏观调控主体乃至司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各国的宏观调控主体一直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中国，过去由于法治观念、传统和制度上的原因，这种权力更大，并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控制，常常导致权力滥用、扩张，并为各种腐败提供温床和借口。而要控制这种权力的滥用，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重要的是严格地依法调控。当有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则可依时，依规则；当无明确、具体法律规则时，依法律原则，有时还需要深入领会和贯彻立法的目的和法的精神。

现代社会，无论属于哪种法系的国家，司法和行政执法中一定的裁量权都是必需和不可缺少的，但自由裁量权必须严格控制。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权将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以期修正权力的不良运作。鉴于通过司法审查权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进行法律控制还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人们发现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可以起到事先控制的作用，可以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结果趋向于合理性。因此，我们在制定宏观调控法时，应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控方的自由裁量权不至被滥用，使其符合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和精神。

（四）宏观调控法的实施保障和法律责任

凡法均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其实施的后盾。经济法及宏观调控法也如此。由于经济法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国家应当代表社会实施调节，因而一般地说，这些法律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和要求，民众都能自觉遵守。另一方面，要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也必须依靠企业和民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法采用了大量提倡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提倡性和任意性规范的实施一般不需要直接的国家强制。特别是提倡性规范，如果人们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法律，还往往规定给予奖励。在法律后果上，经济法采取了制裁与奖励相结合的作法。

经济法和宏观调控法在责任制度上也有自身特点。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当付出的代价。经济法义务是各种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在国家调节中应当依法正确实施调节管理，以服从和执行调节管理。违反这些义务，即给国家、社会或具体的组织与个人的利益造成危害。经济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便是弥补对这些主体的损害，消除不良影响。其责任形式，对企事业等被调节主体而言，包括：经济（财产）制裁、经济行为制裁（如强制整顿、停业、吊销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强制解散等）、经济信誉制裁（如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业资格等）；对国家调节主体而言，应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制裁，如责令调整原所下达的经济任务或指标，责令减免被调节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须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从事经济管理的资格或职权等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公众或具体的组织和个人造成损害的，需要给予经济（财产）制裁。这里主要是指国家赔偿。应由国家机关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个人负责的，该个人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这些个人的财产和经济能力有限，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往往不足以抵偿所造成的损害，所以应当主要是使他们承担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包括撤销其从事管理的资格（撤销职务）或给予其他相应的行政制裁。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性直接作用对象多为一些经济总量指标，适用对象具有普遍性，被调控方往往涉及某些行业、地区的群体或集体。当由于调控方的责任造成这些群体或集体受到损害时，这些群体或集体中的成员都应得到相应补偿。在责任追究方式上，法律应当允许该群体或集体中的成员代表或任何成员有权提起诉讼。在国家经济调节，特别是实施宏观调控活动中，建立和健全法律责任制度，特别是国家调节管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十分重要。在法治传统和法治意识较差的国家，在宏观调控不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同时，法律责任制度尤其是个薄弱环节。相对地说，对于宏观调控对象的责任尚较重视和严格，而对调控方的责任往往无规定或很少规定，或规定得非常原则性，无法操作。实际上，一个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和实施的失误，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往往远远大于盗窃案或纵火案。对某些调控主体的责任如不依法追究，使其依旧呆在原来负责岗位发号施令，或甚至继续升迁，这是极不公平合理的，也不利于警戒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慎用其手中权力。

⑤ 为什么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因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特定的范围，它只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且其调整对象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
（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概念在中国出现得较晚。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的官方文件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制定各种经济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经济法确立为中国法律体系中七大法律部门之一，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与非诉讼法（程序法）并列。中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⑥ 【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请举例说明，如劳动法/反垄断法/税法/环保法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 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 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 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 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 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 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 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 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 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 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为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

⑦ 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社会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亦即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调整原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产品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
1、平衡协调原则
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这是经济法反映社会经济之内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项核心的、基础的原则。
3、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个主管主体和公有制主题所承受的权利、利益、义务和职责 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

⑧ 如何理解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 社会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亦即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国家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但在具体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中，它是以具体国家机关或者某种经过授权的组织，作为特定的物质利益实体和社会组织的身份、地位出现的。在具体经济关系中，国家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权利，对社会负责，不得以不当或过度的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妨碍或损害市场主体及非国有主体依法行使权利，不能非法损害和侵吞其他主体的物质利益。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不得片面强调自身局部利益，置社会利益于不顾，借口对抗行政干预而损害他人或社会整体利益。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不是不讲权利，只讲责任。相反，它强调并全面贯彻权利（力）、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它主张要正确把握权利（力）、义务设置的出发点和基础，理解权利（力）的来源和获取、行使的条件。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业、个人等，都要首先对社会负责，在对社会尽责的基础上享有权利（力）、获得利益。因此，社会本位不是义务本位，更不是企业或个体义务本位。社会本位的思想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的。

⑨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

法律分析：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又称为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它是对经济法干预经济生活范围的定位,或者说是对经济法基本出发点的规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缺陷已经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因此，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即强调社会本位。它要求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个人必须作出利益上的让步,只要这种让步合乎社会的正义。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社会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亦即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调整原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产品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第一条 为了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⑩ 经济法中社会本位原则的理解

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法，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和公共福利。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要求上至国家机关，下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经济法正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来达到发展社会的目的。
所以，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在效率问题上同时注意个体、团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长远乃至子孙后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问题上同时兼顾个体自由、权利与他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