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振豪经济法

① 我国早期革命的某一位领导人的英勇事迹（越快越好)急用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年表

② 一个文学问题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才对。的确，《孟子》原来说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
天下”。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尚不失孟子
原义。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与“济天下”，那还是
改成本文题目所云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
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
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不过，“文本史”的角度讲，这
个说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如上所述，整个这句话原出于《孟子》，本与道家无
关。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没有说过“善（无论独善兼善）其身”之类的话
。相反，本来意义上的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解构道德而追求无是非无善恶
的“逍遥”境界的，它并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说前半句是儒后半句是道，似
难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
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不仅是后半句）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
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
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
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
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
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
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
”，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
欲无惫，奚可得邪？”

众所周知，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
”，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
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
”则意味着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谭嗣同称赞庄学对君权的解构）
是从前一种意义上论无为的。但在传统中，从后一种意义上实践“无为”的则
无疑是主流。问题在于：道家所谓的无为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
学说，而弱者对强者的“无为”，不正是苟且吗？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
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
不可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
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这段话历来被论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
确，我国传统时代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
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
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兼容“；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
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法家指
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儒矣。而庄子曰：马亦鹿
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
，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
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庄周
的逻辑适足以论证如此“高尚的无耻”！

要之，用“达则有为、穷则无为”的道家观点去解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其身”，实际上就是说得势了就称王称霸，失势了就奴颜婢膝。这自然是
大违孟子本意的。《孟子·尽心上》的原话是：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
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
下。’”

这显然是表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
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在这
里就是“穷不失义”，而决不是去作“逍遥游”；是“修身见于世”，而决不
是“出世”。这后半句并没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种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
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不谴是非，以与世
俗处”，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的玄谈中，这与“独善其身”绝不是一回事。

总之，这句话如果按其原义，它整句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如果抽掉
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犬儒主义。但无论哪种情况，说它前半句
是理想主义后半句是犬儒主义（褒义的说法叫“现实主义”），都似难成立。

然而，在专制时代的现实中，这两种意思虽然不是前后两半句之别，却可
能成为表里之别：口头上表白的“得志则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则洁身自好拒
腐败”。实际上却往往变成“得势则称王称霸，失势则奴颜婢膝”。口头上的
理想主义，行为上的强权主义与犬儒主义。以至于两千多年下来，“独善其身
”这个成语的所指已从孟子那里颇有些悲剧色彩的“穷不失义”者，变成了朱
自清先生笔下喜剧色彩的“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可怜据
说被“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学，在“儒的吏化”与“儒的痞化”两边挤压下
，不是“儒表法里”就是“儒表道里”，哪儿还有什幺真儒家？

二

那幺，就其本义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知识分子
的理想人格有什幺缺陷呢？它的被扭曲、被“道家化”能够避免吗？

无疑，“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与“善其身”的个人修养都是非常值得追求
的。然而“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确实有问题，其被扭曲亦非偶然。

关键在于“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很有点“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体
现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却没有考虑权力有限、权力自律与受律的原则。在这方
面，倒是孔夫子早就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说的是“克己”而
不是克人，诚哉斯言！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
则假恶丑之尤也。效尤而能达，达则“王长其间”，假兼济之名以祸天下，“
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
下之大公”。“绝仁弃义”，法道互补，莫此为甚。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
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语而匹夫某敢补言之也。

因此对于“能克人之人”来说，他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达则独善其身”。
“善其身”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但对“能克人之人”来说“善其身”则是他
必须做的。不仅他本人必须做，更重要的是他人与公众也应该以监督权力、制
衡权力、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
掌权的“达”者在内的公众人物，其私生活隐秘权是小于一般公民的。像媒体
大炒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若是对一般平民那就构成侵犯隐私权，但
对于总统，即使传媒夸大其词，你又能怎幺样？为了维护公民权，现代司法制
度必须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司法当局必须承担有罪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
你有罪，那你就被视为无罪。而为了约束权力，对“达”者的舆论监督实际上
实行的是“有错推定”原则，“达”者必须承担无错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
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这不就是“达则独善其身”吗？

至于“兼济天下”，孟子的原话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
身”与“善他人”两个方面。但这里还是孔夫子讲的好：他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而没有说“己所欲，必施于人”。当然孔夫子也说过：“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把“己所欲
”的理想和治国方案“施于人”以实现“济天下”的抱负，是很自然的。但是
立人、达人、施于人乃至济天下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达”
者的同意，获得“天下”公民的授权。己所欲而人亦欲，固当施之。若己所欲
人不欲而强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强施于我，岂我所愿哉？我不愿而施之于
人，则置圣道于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于人而不能必也，立人达人而不能
强也，济天下而必先请于天下也。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绝对的
，而“己所欲施于人”是相对的；“兼济天下”是有条件的，“独善其身”是
无条件的。因此应当提倡“达则独善其身”。

“达则独善其身”就是说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权力的自律，而不能凭借
权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诚的理想去无限制地律人。在这里应当讲究一点强者对弱
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讲究一点宽容与自由，绝不能借“兼
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要记住：再高尚的人，其权力也要有制约；再
平庸的人，其权利也应受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意义上的“无为
而无不为”，真正为“天下”百姓带来幸福。

三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其缺陷在于只强调无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考
虑需要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利”。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权利只关乎个人
。在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里这样认为或许也无大碍，因为在公民权已经受到保
障的条件下，他们有权利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社会并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
须“兼济天下”。

但是权利如果尚待争取，那情况就与保住已有权利不至丧失有所不同了。
本来，“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
，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
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总之，“自由”
原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
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
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
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
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
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
“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
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一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
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幺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
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
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应当说，在绝大
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幺“文化困境”
。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争取他自己的人权时，他也是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换句
话说，他这是在“兼济天下”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但这样做的代价，却
是要他自己负的。反过来说，假如别人这幺做了，他就可能无须代价而获得权
利。于是面对强权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
自由。因此，“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
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
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
神。而这，要比学理上的自由主义体系建构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如果无权者
即“穷”者中没有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兼济天下”，则所有的人都将难以“
独善其身”。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幺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
。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贡献，甚至他们本人的思想还未必说
得上是“自由主义的”。然而他们对自由的贡献无与伦比，其原因不在其言而
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压迫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仅仅“独善其身
”，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
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
极自由”的陷阱。应当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
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
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
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因此“穷则兼济天下”应当成为理想人格的又一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
自由时代也许并不重要－－那时人们更需要的是制约“达则兼济天下”的圣君
。但在争取自由的时代，却不能没有“穷则兼济天下”的圣雄。当他们作为无
权者即“穷”者时，自然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假如他们日后成了“达”者
，那就是“达则独善其身”的问题了。能同时实践“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
其身”的人，就具备了圣雄的人格。圣雄而达，则高于圣君，因为后者如果“
己所欲必施于人”是会异化成暴君的。圣雄而穷，则高于圣隐，因为后者如果
只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则不过犬儒而已。而圣雄者，穷则兼济天下，知其
不可而为之，人所不欲之牺牲而施诸己，岂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哉！达则
独善其身，己所欲而必请于人然后施之天下，真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矣
。是圣雄人格乃圣贤之最，我中华崇圣礼贤之邦，儒风夙被，人怀仁义道德之
心，必不让其专美于印度、西洋与南非也。

四

总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想，无论是“济天下”还是“善其身”，是可以
与现代人权、自由、民主的原则相结合的。也只有与这些原则相结合，“济天
下”与“善其身”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一结合的基础就是“穷则兼济天下，达
则独善其身”。如果“穷”者中多一些“兼济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
我之大公争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圣贤之道。如
果对“达”者多一点约束圣君之制使其“独善其身”，那就会消除“以我之大
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真正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此我们
应该让“穷”者多一点权利意识，而“达”者少一点权力迷信。“穷”者要能
够“有为而有不为”，“达”者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只有这样，我们这
个文明古国才能跳出因“达则有为穷则无为”而陷入“法道互补”的怪圈，儒
学本身才能摆脱“儒表法里”与“儒表道里”的双重异化、抵抗强权哲学与犬
儒哲学的两面夹击，才有可能实“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才有了一条共同的底线：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追求儒家圣贤的个人
道德完善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人权法治理念，追求本
来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公平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当然，也只有在这样的
底线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来讨论中、西“文化”之异和左、右“主义”之
别，并进行能够体现我们个性的“文化”选择与“主义”选择。而不至于在“
野蛮”的环境下妄言A“文明”与B“文明”的优劣；在“有主无义”的状态
下空谈甲“主义”与乙“主义”之高低。一句话，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
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在“中西”与“左右”之上
，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我们中国人，应该
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③ 为什么说法制严明方能安邦定国

曾国藩指出，自古以来带兵的人，没有不坚持己见杀掉违法者以建立自己威严的。譬如魏绛杀仆人，司马穰苴斩庄贾，孙武在美人身上用军法，彭入诛杀迟到的人，这些例子都是如此。

严格的法纪是镇压大小贪官，维护统治者集权的重要保证。法制愈严明愈能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给为恶者以下马威，在相当程度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曾国藩身处乱世之中，他深知光靠儒教的礼义教化民众是不行的，更需要严刑峻法来处理惩罚那些犯上作乱、乱政谋私、危害百姓的人。为了稳固大清统治，曾国藩毫不犹豫选择了法来维护社会秩序，来安邦定国。

咸丰年间，清廷命曾国藩襄办团练，曾遂国家主建湘军。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由于地方官的掩饰弥缝，乃至到处布满了反抗清政府的团会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坏到极点。小至白昼抢劫，大互攻破城池、焚掠官署，变故层出不穷。他们占据山岭险阻，构筑工事，官兵简直是莫可奈何。如征义堂、哥老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天地会等，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团体，至于其他秘密会社，则多至不可数计。太平军初到湖南时，便有成千上万的会党徒众，加入合流，使太平军声势更盛。

于是，曾国藩在长沙城内鱼塘口设立了一所行辕，专办全省团练，肃清地方事宜。又创设了一所“审案局”，专门审办各地缉解来的不良分子。

曾国藩是个老翰林，给人的印象是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可是他在惩办“盗匪”、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另一副作风。

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曾国藩鉴于此情，便提出了“治乱世，用重典”的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痛惩不法分子。

第一，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

第二，曾国藩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就是招揽权绅，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日“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旁”。当时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现办理团练的，多是为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武断乡里，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对公党群众的残忍嗜杀有过于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曾国藩还是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争斗。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藩嫌其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营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第三，曾国藩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统治势力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惟土豪权绅们的言词的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

曾国藩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佞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也滥杀了无数百姓，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曾国藩不仅自己实施峻法，而且还要求皇上实施峻法。为了实行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之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行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

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不少人因此产生抱怨情绪。法正对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函谷关。与人民约法三章，秦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现在您借助权势力量，占据一州地方，刚刚建立国家，还没有施加恩惠，恩惠进行安抚，更何况从客和主人的方面讲，也应该尊重主人，希望您能放宽刑法和禁令，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为不施德政，政令苛刻，万民怨恨，所以一介草民振臂一呼，秦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高祖在这种情况下，约法三章，才取得很大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时起，刘家对蜀地的人不止有一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去威严。蜀地人因此骄横独断，君臣之间，渐渐失去规矩。给予高官表示恩宠，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而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满足要求时，臣下就会轻狂怠慢。蜀地的疲敝破败，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时，人们便会感激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制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光荣。荣誉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治制度也是由法律规范，国家的性质定于宪法，一切活动都离不了法。法律的健全程度和执法效果成了治国的关键。

有法令制度就须立即执行，有禁令就须立即停止，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这样的话，治理国家，只要正确进行奖励和惩罚就可以了。奖赏不能靠丰厚，真正的弊端在于不论功行赏；惩罚也不只是在于严酷，之所以没有效果，往往在于不恰当。

④ 有哪些著名的政治，法律，经济类的电视剧或电影

1、《死囚小时》 Dead Man Walking (1995) ：苏珊·萨兰登奥斯卡奖作品。西恩·潘演一个死囚，死前获得了宁静。而凶杀事实是渐渐呈现出来的，也并非重要，重要的是死囚的心理变化。

2、《刺杀肯尼迪 》JFK (1991)：检察官调查肯尼迪案。奥利弗·斯通导演，美国有人说他在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而另有一个我国网友曾说那个凯文·科斯特纳最后陈词的长镜头让他激动流泪。很好的法庭演讲啊，被很多人赞为经典。

3、《伸张正义》 And Justice for All (1979) ：又名义勇急先锋，阿尔·帕西诺主演。北大一老师作文举例称此片主角是一个三流律师。是三流吗？不是，只不过确实是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律师，为公正与恶法官作鱼死网破式的斗争。说他是三流，太市井味了。本片对律师在公正与职业义务之间的挣扎也有很好的表现。

4、《甘地传》 Gandhi (1982) ：甘地学法律的，也做律师。本片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5、《丑闻》 (1950)：日本法律电影，黑泽明重要作品。“故事以一个无能而又品质恶劣的辩护律师和一位委托他对损坏名誉案件做辩护的年轻画家为中心展开”，“压轴一场法庭戏差不多长达15分钟，镜头沉实，剧力迫人”。

6、《民事诉讼》 A Civil Action (1998) ：又名“禁止的真相”“公民行动”，获得当年奥斯卡提名，著名律师电影，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是由畅销作家强纳森哈尔的名作《民事诉讼》改编，为一真实故事。本片也常为国内法学老师提起，比如其中的睡醒后第一句是“我反对”情节。一部对美国现实法律的有很集中很细腻表现的优秀电影。
《民事诉讼》故事叙述一当红律师，因接手一水污染案件而失去了一切；但与此同时，他才有机会认清法律真义及生命价值。他在一无所有的窘境下，继续研究该案，上诉时间长达八年，最后终于胜诉。本故事的构想始于十年前。着名作家哈尔受邀见证许立建律师承办的这件伍本案。许立建期待哈尔能将他叱吒法院蠃得胜诉的精彩过程写成畅销书。当时他是炙手可热、身价不凡的律师；手上已握有足够证据，非常笃定能打蠃官司。然而情况愈来愈糟，他追寻真相的同时，金钱、友谊皆被耗尽，不但一文不名，并负债累累。“我眼睁地睁看见一个人濒临崩溃。”作者哈尔回忆许立建本人说：“那是个无底洞，所有接近它的人都必须接受它的考验，它考验你的认知、信念、选择，迫使你检验自我的价值，真理的必要性，这是此案最迷人之处。”


7、《审判》 Procès, Le (1962)：法国电影，奥逊·威尔斯导演。警察询问嫌疑犯的过程。本片好象有美国翻拍版。

8、《芝加哥》 Chicago (2002) ：歌舞片，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里查·基尔演一个擅长于操作的律师。

9、《死囚之舞》 Monster's Ball (2001)：哈里·贝瑞获得当年奥斯卡影后。死囚妻子与狱警的故事，算是法律与心理电影。and,作为一个男人，不得不提到其中贝瑞非常性感的演出。

10、《兄弟的监护人》 Brother's Keeper (1992)：美国纪录片。法理争论。

11、《惊爆内幕》 The Insider (1999) ：烟草诉讼之证人。阿尔·帕西诺、拉塞尔·克罗主演。

12、《永不妥协》 Erin Brockovich (2000)：茱莉亚·罗伯茨凭此片获得当年奥斯卡影后。法律工作者（无牌律师）的故事，中年妇女文化不高，只本着公平信念，在律师的配合下，打下一个巨大的官司。真人真事。

13、《立体谎言》 City Hall (1996) ：阿尔·帕西诺和约翰·库萨克主演。市长助理调查一起法官受贿案。在感情与仕途之前，选择说真话。

14、《大审判 》 The Verdict (1982) ：保罗·纽曼演一个穷困于酒的律师办一个重振雄风的案子。本片能反映出在美国“小律师”与“大律师”法庭如何搏弈，富有信息，很能给人各种启发。好片啊。

15、《杀戒》：年青律师与一个年青凶手的故事，主要可能是探讨死刑价值的问题（时间长记不清）。东欧电影，也能当成一部心理文艺片。

16、《丑闻》：政治犯实录：韩国电影，并非那古装片。政治犯故事。

17、《最后时刻》 Reversible Errors (2004)：电视电影。即将伏法杀人犯竟让辩护律师对司法制度的正义性、人性的贪婪及为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产生疑问。检视所有在他人生中无法回头的决定，律师雷夫决心好好照顾住在市郊心理不稳定的妹妹，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他找回了自己。

18、《盲井》：提到了我国民工的劳动保险及人身保障的问题。

19、《伊芙琳》 Evelyn (2002)：爱尔兰影片，布鲁斯南演一个诉争子女抚养权的工人的电影。很好的法律电影。

20、《午夜风暴》 Guilty by Suspicion (1991)：又名“嫌疑犯”。罗伯特·德尼罗演一个在美国文革（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时期）中坚持说真话而被排拆的真人真事电影。政治越法律界的历史纪录，在有伟大法律传统的美国。

21、《费城故事》 Philadelphia (1993)：汤姆·汉克斯主演，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丹泽尔·华盛顿也是主演，那时他没现在这么有名。被经常提起的法律电影，一个同性恋律师控告其事务所的“劳动争议”案件。信息丰富。好电影啊，犹记被告方女律师在一次短陈述中连用八个“fact”的排比句，生动非常，尽现律师功力。

22、《代言人》：又名“猪的末日”，法国中世纪法律电影，还没有看。

23、《铁律柔情》 Suspect (1987)：美国法律援助律师的故事。女导演彼得·耶茨执导的又一部反映美国司法体制的电影。导演在处理这部影片的功力方面十分老到，无论惊吓气氛的酝酿和法庭辩论的波涛起伏都掌握得准确而有效，整个戏剧高潮一气喝成，令人看后非常过瘾。

24、《美国梦》：美国工人大罢工的纪录片，算是一个宪法电影罢。

25、《女魔头》 Monster (2003) ：主演查理兹·塞隆凭此片获得当年奥斯卡影后，一个女连环杀手的电影，真人真事，其纪录片下面会提到。

26、《柏林大审判》 Judgment in Berlin (1988) ：东德人劫机去西柏林，在西柏林受审，美国法官前往开庭，不同法系的处理，有临时培训陪审员的情节，算是一部国际法电影罢。

27、《一级恐惧》 Primal Fear (1996) ：里查·基尔又演律师（上见“芝加哥”），爱德华·诺顿的处女作已经尽显高度，本片可以联想到前几年我国著名的“邱兴华案”。

28、《双周情人》：估计是和《律政俏佳人》一样的粉红色的轻喜剧。桑德拉·布洛克演一律师，休·格兰特演其雇主。

29、《法网终结者》True Believer (1989)：一个贬毒罪律师越业务范围辩护一个杀人案（瞧人家这分工，已细到这个程度），常有很幽默的对话与场景。

30、《童子也是基》Scout's Honor (2001) ：美国同性恋者争取公民权利的真人真事纪录片。

31、《变线人生》 Changing Lanes (2002)：两个人因小事升级成大事，互相斗气。其中一人是年青律师。

32、《热泪伤痕》 Dolores Claiborne (1995)：史蒂芬·金小说改编的作品，多年前的一场凶杀案的审理。这是史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最被忽视的一部。

33、《史蒂夫》：美国青少年管教的纪录片。

34、《刑法第三十九条》 Keiho (1999) ：日本法律电影，1997年，神户一13岁中学生砍掉9岁男童头颅，因刑法39条而免刑，引起争议，真相浮现。

35、《重回清白》：关于贩卖淫秽物品罪的电影，主要是讲一个冤罪的纠正。

36、《完美丈夫》 The Perfect Husband: The Laci Peterson Story (2004)：又名“与杀手共枕”，婚内杀人案。

37、《失控的陪审团》 Runaway Jury (2003)：讲美国陪审团的故事，改编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有达斯汀·霍夫曼和吉恩·哈克曼两大老戏骨的精彩对手戏。

38、《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 (1962)：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经典法律电影。

39、《细细的蓝线 》 the thin blue line (1988)：这宗案件发生在1976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名公路警察被车子撞死，警方苦无破案线索。16岁少年惯犯大卫指证并无犯罪前科的路人蓝道为嫌疑犯，以至蓝道被判有罪而终身监禁。导演埃罗尔·莫里斯采用一种重现事实的半纪录片手法来追踪一件杀警冤案，结果成功地发掘出事件真相。让被冤枉的疑凶坐牢十一年之后讨回清白。

40、《被告》 The Accused (1988)：朱迪·福斯特凭此片第一次获得奥斯卡影后，在影片中她饰演的被强奸的妇女入木三分。

41、《黑暗中的哭泣》 A Cry in The Dark (1988)：改编自《邪恶天使》一书，系真实事件。影片采用纪录片风格，冷静客观，梅丽尔·斯特里普塑造的人物形象极具层次感。

42、《我要活》I Want to live (1958)：影片讲述了早年丧偶的中年律师艾杰曼娶了年轻的女孩安妮为妻，虽然艾杰曼深爱着妻子，但婚后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安妮其实是和艾杰曼的儿子相爱的。而成为名演员的艾杰曼的旧情人迪塞利则一爵。为了清理这些复杂的情感关系，重新夺回心上人，迪塞利利用一次宴会，进行设计了一个方案，想令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却令她自己进了监狱。

43、《风的传人》 Inherit the wind (1960)：本片改编自真人真事。一名乡下老师在1925年遭警方拘捕，因为他违反了当时的法律禁令，在课堂上公开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此事在平静的南方小镇此起轰动，两位顶尖的律师各据一方代表正反两面互相抗辩，等于人类直接向上帝的权威挑战。

44、《纽伦堡审判》 Judgement at Nuremberg (1961)：这部电影是社会派制作人斯坦利·克雷默根据赫鲁特审判长的回忆录拍摄的，先前有一个相同题材的电视剧。影片的主题：当整个社会实施暴行时，个人负有什么责任。影片除了题材突出，演技也无可挑剔，两位女星更是精彩绝伦。

45、《英伦小霸王》 let him have it (1991)：50年代的英伦，头脑不好的德瑞克和一群小流氓混上了。领着他们的是一个名叫克里斯并迷恋美国黑帮电影的青年。克里斯和德瑞克的友情使得他们卷入了一件将永远地动摇英国死刑信念的真实案件……

46、《良相佐国》 A man for all seasons (1966)：本片改编自罗伯特·鲍特的舞台剧本，获得第3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六个奖项。影片跟《桂河大桥》一样，赞颂了英国式的信念，或称表现了英国式的偏执。男主角斯科菲尔德的表演光彩照人，其他演员也相当精彩。1988年的重拍版阵容更强，由查尔顿·海斯顿主演。对英国历史或英国国民性感兴趣者，本片很有价值。

47、《洋葱田》 the onion feild (1979)：又名“田园劫”，美国电影。

48、《豪门孽债》 reversal of fortune (1990)：本片讲述一位富豪被控谋杀妻子，一切证据都对他十分不利，陪审团认为罪名成立，将被判刑。他不服上诉，并延请一位法律教授出庭辨护，法律教授通过严密的调查分折，将一审有罪的判决推翻。尽管谋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再无指控的法律根据。

49、《雷灵顿10号》 10 rillington place (1971)：主人翁约翰·克利斯提是一名外貌和善的秃头中年汉，谁也想不到他是冷酷无情的连续杀人犯。伊凡因谋杀妻子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而遭起诉，最后被处以极刑，但真正的凶手却是在法庭上担任头号证人的克利斯提。十年后，警方在克利斯提的住处赫然发现多具女性尸体，才揭发了他的滔天罪行。

50、《天使的愤怒》 Rage of Angels (1983) ：美国电视电影。

51、《以父之名》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1993)：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影片的故事来源于格里·康伦感人至深的回忆录《证明无罪》，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一位北爱尔兰青年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英国警察当局的逮捕。警方利用逼供的方式逼迫他写下了认罪书，于一年后被判处终身监禁。格里的父亲更是受到无端牵连，最后含冤屈死在狱中。直到八十年代，在女律师皮尔斯的帮助下，格里才重获自由……导演：吉姆·谢里登，主演：艾利森·克劳斯比、菲利普·金、埃玛·汤普森、丹尼尔·戴-刘易斯，获奖：199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93年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男主角，1995年英国晚间标准电影奖最佳电影。

52、《一个连环女杀手的生与死》Aileen: Life and Death of a Serial Killer (2003) ：即上面提到的《女魔头》一片故事的原型的纪录片。

53、《大话王》Liar Liar (1997)：吉姆·凯利拍的嘲笑律师的喜剧电影。

54、《黑罪风云》The Hurricane (1999)：又名“飓风”。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真人真事改编，拳王冤狱入罪，不断上诉、申诉的故事。

55、《马丁·格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1982) ：法国电影，杰拉尔·德帕迪约主演。美国翻拍版本叫《似是故人来》，由朱迪·福斯特和理查·基尔主演，其中有中世纪法庭开庭情形。

56、《法外情》：香港电影，刘德华主演。与那个印度电影《人世间》相似。

57、《终极证人》The Client (1994)：苏珊·萨兰登主演。改编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说，故事讲了一个女律师义务帮助小孩子逃避黑帮追杀。

58、《杀戮时刻》A Time to Kill (1996)：导演同为《终极证人》的导演乔·舒马赫。影片描述了律师为一名因愤怒而在法院杀人的父亲辩护的故事。改编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说。

59、《塘鹅暗杀令》The Pelican Brief (1993)：改编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说，茱莉亚·罗伯兹与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环保诉讼后面的大阴谋。

60、《辛普森的梦之队》：纪录片，里面纪录了辛案被告律师团的律师背景与履历，其中包括《最好的辩护》的作者哈佛教授德肖维茨。观众能从中看到真实生活中的美国顶尖律师的风采。

61、《律师事务所》 the firm (1993)：又名“黑色豪门企业”。改编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说，汤姆·克鲁斯主演，讲了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律师进入一家黑色豪门企业，发现高层的阴谋与之搏斗的故事。

62、《华尔街》 wall street (1987)：奥利弗·斯通执导，迈克尔·道格拉斯凭借此片获得当年奥斯卡影帝。讲了华尔街一个大资本家奉行“贪婪是美德”直到没落的故事。从当下来看，也具有相当强烈的现实意义。

63、《造雨人》 the rainmaker (1997)：改编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说，大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马特·达蒙主演，又是一部描述法学院毕业的学生闯荡律师界的故事。

64、《肖申克的救赎》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史蒂芬·金同名小说改编，太过出名，不予介绍。

65、《迷色布局》The Gingerbread Man (1998)：根据约翰·格里森姆又一部律师小说改编。律师认识神秘女子，陷入麻烦之中。“群戏”大师罗伯特·奥尔特曼执导。

66、《角色》Karakter (1997)：奥斯卡外语片奖，荷兰电影。节奏如同一部歌剧，酣畅淋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法院执行法官的父亲，仿佛是法律冷酷一面的人格化身，对法律执行工作忠实到烈士的级别，虽千万人而往矣，佩服啊。本片故事精彩、结构恢宏，好电影啊。

67、《一级谋杀》Murder in the First (1995)：刚入行的年青律师坚持信念，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勇且有谋，维护人权。建议我国律协不如免去如皇帝新衣似的新律师入行宣誓活动，多搞些这样的电影放放，学学人家的法律信仰精神啊。

68、《义海雄风》 A Few Good Men (1992)：又名好人廖廖，据约翰·格里森姆又一部律师小说改编，美国军事法庭故事。汤姆·克鲁斯，黛米·摩尔，杰克·尼克尔森主演。

69、《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 (1997)：阿尔·帕西诺和基诺·里维斯主演，探讨律师的原罪，有相当的深度。

70、《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1939) ：确实挺好看，如果要讲议会的制度、民主与新闻等等比较“大”的法律问题，真是一部很可示例的片子。

71、《律政俏佳人》 Legally Blonde (2001)：和《大话王》类似，以法律为包装的喜剧电影，是法律电影的一个分支。

72、《马背上的法庭》 (2006)：中国主旋律法律电影。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种很朴素的拍摄手法，“又像纪录片，又像故事片。”征服了威尼斯电影节也征服了国内电影局，全凭真心。

73、《东京审判》 (2006)：中国法律影片，高群书导演。

74、《十二怒汉》(1957):西德尼·鲁迈特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个人认为在法律电影中排名第一，在imdb的排名也相当靠前。2007年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翻拍了这部经典，重拍版亦获得很多的好评。

⑤ 旧中国所受的耻辱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详细内容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⑥ 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与法学的关系是：
经济学与法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缺一不可。认真学习经济学和法学，才能实现全面发展。

英国文豪肖伯纳说过一句经典的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通俗的说，经济学更是一门帮助你思考的学问，它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个人决策，因为，从你每天早上醒来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满了选 择。……例如对于准备上学得学生，利用机会成本你知道高中毕业时应该选择读大学还是读中专，成本收益分析会告诉你该出国还是在国内读大学，边际效用理论能 帮你分析出该读几年，比较优势理论则能帮你决定读什么专业并如何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工作。
最直观的也是最密切的就是与钱有关的各种经济决策，经济学能帮助你成为一个最好的消费者，可以让你在商场、超市中清醒的根据自己的意愿消费。宏观经济和金融学知识则能帮助你在股票、基金投资中提高获胜的概率。即使这些你都不关心，作为合格的公民，在你掌握了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你就能够对政府赤字、税收、自由贸易、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等问题作出判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在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和实践，我们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地生成，也不会自然地实现。和谐 社会的构建必须借助于法律制度的推动与保障。如果法律制度完善而且合理，社会成员就可能和睦相处，社会关系就可能和谐顺畅。反之，如果法律制度欠缺失当， 社会成员之间则可能冲突频发，社会关系必然扭曲动荡。因此，法律是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中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原理，其作用日益突出，为经济的发展指引方向，提供充足动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法律维权意识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增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强有力保障，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经济学与法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对立的，有人认为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从大的趋势来讲，总的说来，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进效率。政策、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生产效率的促进。政策的公平合理促进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则导致低效率。
人类的任何活动也都有效率问题。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各个方面。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因此,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
总之，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
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即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综上所述，经济学与法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缺一不可。认真学习经济学和法学，才能实现全面发展。

⑦ 关于巴尔扎克《高老头》的问题

你好。以下是巴尔扎克代表作《高老头》的相关资料：
《高老头》发表于1834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

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走上堕落之路。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1、思想意义与人物分析

首先，《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大革命时期依靠大饥荒成为暴发户的高里奥老头，在妻子死后，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两个女儿身上，让她们从小就过着奢侈、挥霍的生活，满足她们的一切欲望。后来，他把财产平分成两份，给了每人80万法郎的嫁资。金钱换来了如意的婚事。大女儿阿娜斯塔齐嫁给雷斯多伯爵，进入了贵族社会，小女儿但斐那找了银行家纽沁根作丈夫，成了阔太太。结婚之初，高老头还是两个女儿家的座上客，他一周可以在女儿家吃一两次饭，后来改为一个月两次，最后竟永远被拒之于大门之外。这种感情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复辟时期，爵位重新成为地位的标志，高老头的面条商身份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钱越来越少了。他想见女儿时或者偷偷从厨房溜进去，或者站在她们马车经过的道路旁。两个女儿偶尔也光顾父亲居住的伏盖公寓，目的是为了不断榨取父亲仅有的赖以活命的钱财。两姐妹用尽心机，各不相让，几乎反目成仇。在她们的轮番搜刮下，高老头当尽卖绝，一文不值，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贫病交加、濒临死亡。

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临死前想见女儿一面，尽管他哭天喊地，可是谁也没来，死前的高老头才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当拉斯蒂涅为筹款治丧在“纽沁根夫妇与雷斯多夫妇两处奔走”时，他们以“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而拒绝会客。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巴尔扎克的揭露与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整个巴黎在金钱的魔力感召下，极端利己主义淹没了一切道德原则，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公寓，围绕金钱演出的丑剧层出不穷。阿瞿达侯爵为了20万法郎的陪嫁抛弃了交往多年的情妇；雷斯多伯爵抓住妻子的弱点侵吞了她的财产；银行家纽沁根则下流到答应妻子“自由”，但要以控制她的财产作为交换。由于觊觎高老头的财产，伏盖太太巧装打扮，故作媚态；为了3000法郎的收入，米旭诺和波阿莱成为官方的密探，对伏脱冷暗下毒手；伏脱冷为了20万法郎，巧设陷阱，杀害了泰伊番的独子；拉斯蒂涅在巴黎这个大染缸中，放弃了靠读书求功名的念头，决心要在这个“地狱”中去“拼一拼”。

其次，《高老头》对封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王政复辟时期，爵位重新成为地位的标志，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其府邸是贵族住区“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拉斯蒂涅初到巴黎就凭着“鲍赛昂太太表弟”这一称呼在社交界通行无阻。圣日尔曼的沙龙是暴发的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圣地”，为了能够踏进“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一个银行家的太太作什么牺牲都肯”。资产阶级拼命想挤进贵族行列，但贵族社会却十分鄙薄满身铜臭的资产者，已经得到封爵的许多新贵族仍旧被拒于他们的大门之外。

但是贵族社会的表面繁华后面却潜藏着危机，隐伏着灾难。傲慢的贵族领袖最终却惨败在她所鄙夷不屑的资产阶级小姐面前。鲍赛昂夫人的情夫“葡萄牙一个最有名最有钱的贵族”竟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抛弃了她而娶了资产阶级小姐洛希斐特。这沉重的打击，迫使鲍赛昂夫人流着眼泪，焚毁情书，退出社交界，隐居乡下。在告别舞会上，鲍赛昂夫人的强颜欢笑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怆，而先前被她奚落的但斐那却得意非凡。

如果说，鲍赛昂夫人是在资产阶级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的典型，那么，拉斯蒂涅则是暴发户所腐化的贵族子弟的典型。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贵族子弟，初到巴黎时是一个穷苦窘迫的大学生，只希望通过苦读去取得他渴求的功名利禄与美好前程。可是花花世界的巴黎与家道中落的故乡相比，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伏盖公寓的恶俗丑陋与贵族沙龙 华丽高雅的鲜明对比更加刺激了他的野心。他遍寻家谱，找到了远亲鲍赛昂夫人作为他高攀上流社会的引进人。然而，世道变了，高贵的门第只能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却不能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扎根。痛心于自己失败的鲍赛昂夫人教给他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教诲：“你越没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驿马骑，把它们骑得精疲力竭，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她让拉斯蒂涅去追求她一贯蔑视的银行家太太但斐那。她从个人遭遇中看透了：真正统治这个社会的是金钱。她给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上了启蒙的第一课。

拉斯蒂涅的另一个启蒙“教师”是伏脱冷。这个在逃苦役犯对社会本质看得入木三分。他用赤裸裸的语言道破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要弄大钱，就该大刀阔斧地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他唆使拉斯蒂涅去追求被银行家泰伊番赶出家门的女儿，他再派人杀死她的哥哥，这样拉斯蒂涅就能得到泰伊番小姐100万法郎的陪嫁，而伏脱冷从中抽取20万法郎的报酬。虽然拉斯蒂涅拒绝了这个计划，但使他深为震惊的是，伏脱冷赤裸裸说出的话竟然同鲍赛昂夫人文文雅雅说出的话是一个意思。拉斯蒂涅的经历和见闻，不断印证了他们的说教，特别是他们一个遭遗弃、一个被暗算的结局更证实了“有财便是德”这一资本主义法则。

高老头之死，给拉斯蒂涅上了最为关键的一课。他亲眼见到高老头是怎样被两个女儿榨干了财产后遭遗弃。高老头含恨而死之日，正是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蹁跹起舞之时。为了筹措医药费与丧葬费，拉斯蒂涅奔走于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府邸间。阿娜斯塔齐夫妇正为钱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但斐那干脆以父死悲痛对他闭门不纳。从这里，拉斯蒂涅看到了上流社会的冷酷、自私、忘恩负义，父女、夫妻以及人与人间的金钱关系竟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毫不遮掩地展示出来。高老头的惨死印证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教诲，终于完成了拉斯蒂涅的社会教育。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欲火，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决心踏进巴黎上流社会的罪恶深渊中去拼搏一番。

拉斯蒂涅是《人间喜剧》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很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典型。整部《人间喜剧》写了他从善良到邪恶、从正直到无耻的变化经历。《高老头》通过他的思想发展，揭露了金钱对人的灵魂的巨大腐蚀力量，鞭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

伏脱冷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现，但却起着同样的引诱青年堕落的作用。在《高老头》里，他是一个被通缉的再逃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与资产者、银行家没有什么不同。他自愿充当拉斯蒂涅的导师，把人间罪恶向他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这个社会“遍地风行的腐化堕落”，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你吞我，我吞你。因此，他教导拉斯蒂涅：“要追求百万家财，得用陷阱”，在巴黎社会的人堆里打天下，“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他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与掠夺者。他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他设计的发财途径是用20万法郎买200个黑奴，“有了这笔黑资本，十年之内我可以挣到三四百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引诱拉斯蒂涅去追求泰伊番的女儿，同时设计使泰伊番的独子在决斗中被杀死，企图猎取银行家泰伊番的财产。老于世故又深知黑暗社会底蕴的伏脱冷，用最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拉斯蒂涅面前全盘托出，开始使涉世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惊讶、可怕，继而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拉斯蒂涅受多方面影响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脱冷的“道德教育”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

但伏脱冷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他的形象凝聚着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长期的观察、体验与思考。他常常通过伏脱冷的口，对社会丑恶进行无情的剖析与鞭挞，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充当了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罪恶的代言人。作家赋予他以充沛的精力、雄健的体魄、犀利的目光与深刻的分析力。他信奉极端利己主义原则，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谋利，同时，他对这个原则又喜笑怒骂，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弊端观察得入木三分。他头脑冷静，城府极深，一眼能看穿别人的心思，令人望而生畏；同时他又殷勤周到，坦白直率，和善亲热，让人捉摸不透。他集冷酷、凶残、刚毅、深沉、狡猾于一身；他决不低头屈服，却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巴尔扎克却把他的人格精神提到诗意的高度，使之成为一个色彩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艺术形象，成为“一首恶魔的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是巴尔扎克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艺术典型。

2、艺术成就

《高老头》集中表现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主要特色。

（1）精细而富有特征的典型环境。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伏盖公寓，形似牢狱的黄色屋子，到处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塞满了肮脏油腻、残破丑陋的器皿和家具，这是下层人物的寄居之地。唐打区内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毫无气派的回廊”，挂满意大利油画的客厅却“装饰得像咖啡馆”，这显示了作为新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圣日尔曼区古老的鲍赛昂府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两边供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客室，这些精雅绝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布置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领袖”的风雅超群。这些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其对人间性格形成的影响。当拉斯蒂涅从雷斯多夫人和鲍赛昂夫人两处访问后回到栖身的伏盖公寓时，作品写道：“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经享受过上流社会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贫贱，最后，他决心弄脏双手，抹黑良心，不顾一切地向上扑。拉斯蒂涅的堕落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环境所决定的。

（2）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里奥、拉斯蒂涅、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雷斯多伯爵夫妇和纽沁根男爵夫妇虽然有贵族的头衔，实际上都是资产者。他们既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独具个性的典型。银行家纽沁根心目中只有金钱，他对待妻子寻求外遇的态度很明朗：“我允许你胡搅，你也得让我犯罪，教那些可怜虫倾家荡产。”雷斯多伯爵对妻子的美着了迷，虽听凭她和玛克勾搭，却有一定限度，这和他的贵族门第观念有关。他知道妻子偷卖祖传钻石后，想方设法赎回，让她戴着参加舞会，以维护门第的尊严。

阿娜斯塔齐和但斐那都是高老头的女儿，但两姊妹各有自己的个性。前者身材高大、结实、黑发，眼睛炯炯有神，进宫谒见过皇上，不把妹妹放在眼里。后者娇小、金发，极有风韵，自知社会地位不高，陪嫁被丈夫侵占，又遭情夫遗弃，性格忧郁善感，经常怀念童年时代的幸福生活。但她们俩都是虚荣心极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欲望，不惜榨干父亲的积蓄。阿娜斯塔齐向父亲要钱，往往用勒索的方法，但斐那则用撒娇哄骗的办法。

（3）精致的结构。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客厅连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4）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伏盖公寓与鲍赛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鲍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鲍赛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情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⑧ 张居正改革是怎样的典故

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员。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磷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但为了砥砺张居正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磷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重（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铛，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请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嗍笑之微，敝祷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山东布政使据实秉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治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股（juān、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施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⑨ 禹作敏的落马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
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3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
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
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7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 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
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
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
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螺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
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
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
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
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
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 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1700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
早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从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
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两案依法分别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10日和11日及8月23日和24日分别对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于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
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在讲到他的犯罪根源时，他说：“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⑩ 关于此次经济危机

不知道你现在读几年级，不过等你走入社会以后，应该就可以感觉到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了。

不过，你目前感觉不到的理由，大概如下:

1.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和社会还是脱轨的，如果你的家庭本身没有受到冲击，比如父母被裁员，投资失败等等，那么你当然感觉不倒有太大的不同，毕竟你的经济来源(学费生活费）大部分或者全部都是你家人承担的，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自然不受到影响。

2.楼上说错了，中国就是外向型经济，所以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或加工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不光是因为经济危机，也是以前人民币升值的后果。这一点，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城市最严重，很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如果你在那边读书，就算你本身在学校里面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可以有所耳闻，亲身体会到。

3.中国之所以没有像美国英国甚至香港那样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制度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很多领域都受到国家的控制，也就是国有化还是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相对而言，防御性就更强，毕竟有国家罩着。你看现在美国国会总是在审批各种各样的救市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收购很多银行的坏账和股份，实际上就是在国有化。这也说明，到了这个地步，还指望自由市场那个看不见的手去控制根本不现实，还是要靠国家的财力和宏观调控。。

4.你自己没有自力以前，对于金钱和消费的概念肯定是很淡薄的，这一点国内的学生更是如此。你还没有到关心房租，水电煤气，柴米油盐的时候，自然不会感觉到有变化。而这一次的经济危机，起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就是虚拟经济的市场，而真的冲击到实体经济，也就是国计民生这一领域，可能要等上1-2年，现在来说受到冲击最大或者说最关注经济危机的是下面三种人，第一，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老板，经济危机下，资金链受到影响，各行各业都可能受到危机，比如物流业，上面说的，很多出口为主的厂商倒闭，也会影响到过去做这些出口生意的物流行业，经济危机不一定影响到所有行业，但肯定都会关注。 第二，受冲击影响较大领域的员工和高管，比如地产行业，国内裁掉的人已经很多了，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本身就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第三，过去参与过投资的以及准备投资的人群。这一类人当然不包括学生，因为学生不会有资本去投资。比如你父母说的，股票赔了，如果你爸妈真的把钱都投入到股票中，那你现在肯定能体会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毕竟股市缩水超过一半以上，投资人特别是散户多数都受到了损失，至少目前都被套牢了。。而另外一些有资本的人，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投资市场低迷，所以多数人都是有钱却不敢拿出来投资，都是持观望态度，这一类人也会时刻关注着全球经济走势。

现阶段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除非自己被裁员了，否则多数都不会受到影响。经济危机目前影响的群体在中国更多是中产或以上的阶级。
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