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社会的关系的方法是

㈠ 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且是唯一的方法

调解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不仅仅是法律一种，还有道德，纪律等，故此话不准确。

㈡ 法的我阶级性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性的关系

调查法---对事物进行系统周密的考察和了解的方法。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也是教育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

㈢ 请问法与社会总的关系是什么

法律是社会行为规范。

社会的所有行为都必须依照法律来进行。

㈣ 法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专的起源和经济根源属。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的出现，也是法的起源的根本原因。社会的性质决定法的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最终决定法的本质 。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

㈤ 法学的法与社会的关系

近代德国人把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对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学以来的现代大学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法学被理解为科学与这一背景有关。
法学以价值论为主要核心内容，实质上，法学的核心仅仅是思维上的中心，而不是说法学的本体是价值的，法学最大的特点是要论证实践中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怎么证实价值已经实现），这一论证形成了所有的法学部门分支。法学价值是否实现或者怎么实现的论证，是经验性的，可验证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价值推导方面，法律也要公理理论。
在诉讼研究方面，法学需要认知心理学这样最微观的支持，譬如，对抗制为什么在认识论上是合理的 ，认知心理学会揭示所有的人都有可怕的人类弱点
法学是不是科学，最容易提出疑问的是法理学，法理学是处在价值核心部位，但这也只是某种法理学。法理学的形而上，可以藐视科学，但是法理学的形而下（解答部门法）必须诉诸综合分析，价值只是要素之一。
科学的传统意义，是指经验科学。什么是科学，在传统意义上，并不难确定。其基本特征是，诉诸实验，可观察和可验证，卡尔·波普尔则说是可证伪。按照波普的观点，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是科学。
法学在本体上是科学，在核心问题上，不是科学。或者说，法学的本源精神论证，不是严格的科学，但是法学的应用性论证是科学。
在法学被理解为科学的那些领域，经验可以证伪理论。譬如，对抗制必然是现代流行的诉讼制度，不这样做，司法独裁就是随处可见。
在现代社会中，法在调整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极为广泛。法学和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在历史上，法学和政治学曾长期结合在一起。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和法学都从属于教会的神学。17～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学和政治学都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但还是一些哲学家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的两个环节，而且，两个学科也很难分开。直到19世纪，法学和政治学才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各自成为独立学科。
法和国家、政府、政党以及政治家的活动等现象是密切联系的。法学要研究政治，政治学也要研究法律，而且两者都要研究国家，只不过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不同而已。 法学划分学科的标准
1.1 对象和方法的结合
1.2 类别和层级的结合
1.3 现实和理想的结合 一、理论法学
即从总的方面探求法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理论法学主要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划分出来的结果，而是依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划分出来的。那些研究对象比较抽象、研究方法偏重于理论分析的分支学科基本都可列为理论法学，其主要代表是法理学。如果一国法学体系中不设综合法学这个大的部类，那诸如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等也可视为理论法学。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理论研究的也可列为理论法学。
二、应用法学
即旨在直接服务法律实际生活、帮助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材料，其比之理论法学更具有实践性，它是理论法学的具体化，也是理论法学的资料渊源。但应用法学并非没有理论，其产生的理论不是用来起跨学科的普遍指导作用，而是为解决本应用学科的实际问题服务的。应用法学的代表性学科是各种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程序法学等等，有关法律实务的分支学科，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解决实践问题的分支学科也可列入应用法学。
三、历史法学
即专门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中的历史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历史法学之所以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个专门的类别，主要因为它既包括理论内容（即论从史出），也包括应用内容（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历史法学主要研究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研究这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实质、内容、形式、特点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等。它主要包括中外法律制度史学、中外法律思想史学、法学史学。
四、综合法学
即具有相当大的跨越性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综合法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的研究对象跨越多种甚至各种法学分支学科；其二，理论、应用和历史不是各有侧重，而是三者兼容并包。法学总论或概论之类是典型的综合法学。同时也包括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国际法学等。 法学可以分为很多分支学科，主要有：
①理论法学，又称基础法学。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中国法律院系为这个学科开设的课程称为法学基础理论（简称法理学）。
②法律史学。可分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③国内法学。指一国各部门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以及军事法学等。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因此，在国内法学体系中，宪法学占有主导地位。
④国际法学。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等。
⑤立法学。研究立法原则、规划、立法体制、立法风格、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以及法律汇编、立法评价等问题。
⑥法律解释学。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和文字进行阐释，相当于中外历史上所称的注释法学。
⑦法社会学。通常指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法律的社会功能、实行和效果等问题。
⑧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比较法学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律（包括该国法和外国法之间，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密切联系。
⑨法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些边缘学科。如科技法学 、 法医学、司法鉴定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律统计学等。
在每一独立的分科中，又可再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较低的分科。而在各分科中，每个国家的法学都总是以研究该国现行法为重点的。

㈥ 法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却是远不够深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关于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他把系统/环境的区分应用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之独立功能系统的位置,也阐发了法律与其他社会功能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一洞见揭示了法律与社会之间共同演化的关系,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立法的原则是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所以，法律条文不是孤立的，应反映立法的原则，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法律不应与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相对抗。

因此，需要正视法律条文的后面的良心，以及法律条文公平性、正义性和群众性这个性质。法律应该是用来维护正义的，法律不能违背社会道德、社会正义。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利益，那么，法律工作者就会站到群众的对立面。许多法律工作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受到群众的反对后，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没有社会正义性。

㈦ 社会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与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社会学诞生于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其研究方法也多受科学理性的影响,主要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的二十多年里,社会学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也多为实证主义方法。然而,后现代社会学思潮的崛起对其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冲击,相对于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追求科学、理性、客观、普遍的和二元对立的方法,后现代社会学研究则致力于解构科学、理性的神话,追求多元的、价值关联和主体间性的方法,对更好的认识生活世界、获取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半根基主义①的视角来讨论后现代思潮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带来的方法论和研究方式的冲击。主要观点是: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也带来了研究方式上的差别,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必须把两者恰当地融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 为了既能突显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冲击和挑战,又有利于两者的对比,本文先对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分别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中受到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批判的方法论进行深入讨论,从崇尚科学主义、崇尚理性、对普遍主义、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执着追求和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倾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其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并简略地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同时,为了能更好的理解社会学研究方法转向的社会基础,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分别论述了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现象的变化。再由此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转向,即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常人方法学。 其次,在对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基础上,具体从反科学主义、反理性至上、反本质主义、反普遍论、反中心论与对差异性、片断化的强调、超越个体主义,强调主体间关系和否定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强调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等方面来深入分析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倡导的方法论。 再次,通过分析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对社会学研究方式和研究技术的影响,具体的总结了一些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具体研究方式与研究技术,如布迪厄的关系研究方法、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方法以及其定性研究方法的倾向,强调“语言”的作用和谈话技术、对现象的历史生成和“解构”视角的强调等。 最后,文章基于半根基主义的立场,对有关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浅略的讨论,得出必须把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两者结合起来,共同应用于社会学研究,走一条新的研究方法的道路。具体表现为:必须把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结合起来,同时并存、互为补充;必须取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方法,而不能用单一视角去观察社会、研究社会;必须认识到社会学研究不能拒绝意义追求,但也要避免意义的碎片化;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要同时注重方法的特殊性和融合,在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上要相互补充。

㈧ 法的阶级性与社会生活条件制约性的关系是什么

对事物进行系统周密的考察和了解的方法。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也是教育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

法的本意并不指法律，比如“方法”、“办法”词汇中的“法”。国家法律只是社会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引申意义。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但人们对于法的概念的理解，古今中外并不一致。

法的概念因为学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法实证主义者认为法是权威性制定（authoritative issuance）和社会实效（social efficacy）。

而在法实证主义者中，区分法的概念有两大类：以社会实效为首要定义要素的法的概念，以权威性制定为首要定义要素的法的概念。非实证主义者的法的概念中不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定义要素，而且可以包括社会实效性要素和权威性制定要素。

㈨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

㈩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法律和社会之间有着密切而且复杂的关系。归纳来说,法律来源于社会,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反过来法律又维护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对于不同的时期或是对比不同的社会环境,法律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形态,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先说法律的起源,法律不是原来就有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前,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产品实行平均分配,个人与集体浑然一体,利益基本一致,这使他们只需依靠传统习惯就可以把经济关系调整好了。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和氏族习惯就逐渐被国家和法律所代替。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律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为了调整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应运而生的,法律不能脱离社会。

(10)法和社会的关系的方法是扩展阅读：

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法治社会建设的配合、支撑。只有在加强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才能获得适宜的环境。法治国家不可能在虚无缥缈的空间建设，而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建设。

现实社会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无可选择的空间。很显然，只有不断打造整个社会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社会环境，才可能不断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试想，如果我们的整个社会都不尊奉法律，不信仰法律，我们的大多数国民都不懂法、不信法、不守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还能建设法治国家，建成法治国家么？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建设、建成法治国家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然，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赖于，而且更有赖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其二，法治国家建设有赖于法治社会建设为之提供一定的协助治理机制。现代国家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

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而在多元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主体就是社会公权力主体。

另外，像社会公权力需要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样，国家公权力同样需要，而且更需要社会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为此，必须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促进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生长、发展，提高其参与国家法制监督的能力。

其三，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他们同时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

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的素质就是人民的素质。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民，高素质的人民只能源于各种社会共同体的供给，源于法治社会的供给。

没有法治社会培养、锻造高素质的各种社会共同体成员，高素质的人民就没有来源。而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可能，或至少是难于建设法治国家的。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的关系